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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的内涵和古今哲学家对“道”如何阐释，一向诚为哲学史、思想史论著所关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道”的词条说“道”是道家（老庄）提出的，其解释基本上不涉及儒家，这似乎是明显的缺陷。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对“道”的讨论甚多，对意识形态的发展关系更大。词条对“道”下的定义为：“用以说明世界的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这一定义颇有学术参考价值。而结合章学诚《原道》上、中、下三篇所阐发的，觉得他所揭示的“道”的内容更为透彻、贴切，其所指包括三个方面：（1）根本原理、哲理的最高境界；（2）人类社会演进、治理国家经验的总结；（3）人伦日用、社会生活和其他事物演进的法则性、规律性。三个方面互相联系。
《原道》三篇撰成之时，颇受学者讥议，认为“题目太熟”，与前人所论势必雷同，难有新意。实际情况却大为不然。前人确实有过同名的三篇，但章学诚的立意很明确，他不仅不重复前人见解，而且是为了提高、辩证和探原。将这三篇与章氏所著作一比较，即可看到章氏理论之价值所在。
《淮南子·原道训》中，也讲到“大道”包括广大无边的自然界，广包四方八极，包括明阴阳、四时。而主要讲道家的无为、清静、寡欲为“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淡然无虑”。“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万物之变不可究也，秉其要归之趣”，国君“以其无争于万物也，故莫敢与之争”。圣人处事原则为：“不谋而当，不言而信，不虑而得，不为而成”，“善游者溺，善骑者堕，各以其所好，反自为祸”。消极避世，反对任何干预措施。
刘勰《文心雕龙》首篇为《原道》，是很有影响的名篇，它与居第二、第三篇的《徵圣》《宗经》同样阐发刘勰著述《文心雕龙》的宗旨。“原道”就是“本乎道”，主张文章和写作，应以“道”为依据，故其《序志》篇中言：“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这个“道”，有客观自然地演进的含意，又是指自包犧、尧、舜以下至孔子的儒家所尊崇的体系、统绪。故言：“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讲文章的发生、繁复，是与儒家圣人的统系同步发展的，而圣人的“道”，又是要靠文章来体现的。正因“道沿圣以垂文”，所以第二篇要讲《徵圣》，又因“圣因文而明道”，所以第三篇要讲《宗经》。故《文心雕龙·原道》篇是讲写作文章、衡量文章，要以儒家的“道”作为根本标准来指导，而非讲“道”的生成、发展。
韩愈《原道》也是一篇重要文献，是其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之代表作。所论的核心，是总结、确认儒家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至孟子一脉相传的“道统”，即儒家思想的正统，拿出来与当时盛行的佛老思想相对抗，认为唯有儒家之“道”是“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的治世良方；老子“去仁与义”，佛教“灭其天常”，都与纲常伦理相违背。韩愈维护儒家“正统”，辟除佛老，在当时有进步意义。但此篇中恰恰又宣扬道、理、纲常都是圣人头脑中先天所固有的，不需经过社会实践，“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这是唯心主义的说教。章学诚恰恰要批驳这种观点。
故前人之作，与章学诚撰写的《原道》，篇名相同，旨趣却殊异，论证的问题各不相同。《淮南子·原道训》讲清静、无为、寡欲，一切听其自然。《文心雕龙·原道》讲文章要以儒家的“道”来作指导，要体现“道”。韩愈是要捍卫儒家自尧、舜至孔、孟的道，来抵制佛老，宣扬维护儒家纲常名教的重要性。而章学诚的《原道》三篇围绕三个重要命题，深刻地论证作为哲学根本和理论核心的“道”，作为人类社会演进法则的“道”，是怎样产生？如何演变？“道”与学术应是什么关系？历代儒者把六经与“道”等同起来，当时许多考证学者以琐屑考证、擘绩补苴的态度对待儒家经典，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究竟能不能成立？是应当维护，还是应该革除？立言之士应不应该担负起时代责任，根据时势的新变化，总结和推进大道？——毫无疑义，章学诚所从事的是具有极高价值的真理性探索，他继承发扬了中国思想史的优良成果并摒弃了种种错误的羁绊，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结出了宝贵的硕果，为“道”的探索开辟了新境界。
章学诚对《原道》三篇的撰写极其重视并持有充分的自信，在《与陈鉴亭论学》中，他明言并不因“同志诸君”不理解其著述旨意而感到丝毫气馁，他相信自己坚持的方向的正确，强调此篇的撰著实为针对以名物训诂为尽治学的能事，或人为地划分畛域的错误倾向：
前在湖北，见史余村言及先后所著文字，则怪《原道》诸篇与《通义》他篇不类，其意亦谓宋人习气，不见鲜新，及儿子回家，则云同志诸君皆似不以为可；乃知都门知己俱有此论，足下谕编卷末，尚为姑恕之辞耳。道无不该，治方术者各以所见为至。古人著《原道》者三家：淮南托于空蒙，刘勰专言文指，韩昌黎氏特为佛老塞源，皆足以发明立言之本。鄙著宗旨，则与三家又殊。《文史通义》专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著作本乎学问，而近人所谓学问，则以《尔雅》名物，六书训故，谓足尽经世之大业，虽以周、程义理，韩、欧文辞，不难一吷置之。其稍通方者，则分考订、义理、文辞为三家，而谓各有其所长；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耳，著述纷纷，出奴入主，正坐此也。鄙著《原道》之作，盖为三家之分畛域设也。篇名为前人叠见之余，其所发明，实从古未凿之窦，诸君似见题袭前人，遂觉文如常习耳。
章学诚进而确信无疑地指出，篇中揭示的道形于三人居室，道体之存即在人伦日用、社会生活的必然性、法则性之中，由此体现穷变通久的原理等重要命题，乃具有巨大的价值：
以孔子之不得已而误谓孔子之本志，则虚尊道德文章别为一物，大而经纬世宙，细而日用伦常，视为粗迹矣。故知道器合一，方可言学；道器合一之故，必求端于周、孔之分，此实古今学术之要旨，而前人于此言议，或有未尽也。故篇中所举，如言道出于天，其说似廓，则切正之于三人居室。若夫穷变通久，则推道体之存即在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集大成者实周公而非孔子，孔子虽大如天，亦可一言而尽，孔子于学周公之外更无可言。六经未尝离器言道，道德之衰，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皆妄自诩谓开凿鸿蒙，前人从未言至此也。
此文对于了解章学诚著《原道》时学术界的思想背景，不啻为一篇珍贵的历史文献。当时，连与章氏志趣甚得的友人，尚且视为重蹈宋人习气，不见新鲜，由此更可认识章氏从事哲学探索之艰苦，也更可体味其超前性的思想成果之格外可贵！章学诚数十年究心他人所不理解之学，敢言他人之所不敢言，故而生前知己寥寥，诚未足为怪。
但是，是金子就要放射出光辉。章氏期望百年以后能获得知音，果不其然！20世纪学者中，钱穆、叶瑛、侯外庐均论评其具有特识，上文已加以称引。此外，梁启超、顾颉刚这两位处于20世纪初学术近代化转捩时刻的人物，也因当时亲历的环境而从《文史通义》书中受到巨大的触动和鼓舞，认为：《文史通义》“实为乾嘉以后思想解放之源泉”，“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非直史学之杰而已”。
“自从章实斋出，拿这种‘遮眼的鬼墙’（按，指学术上迷信古人的风气）一概打破，说学问在自己，不在他人”，“这实在是科学的方法”。
惜乎这些学者所作的评语尚太简略，对章氏哲学探索的成就进行深入、系统的论述，评价其思想解放的意义和科学方法的价值所在，正是今天必须补上的重要的一课。
章学诚明显的局限性，一是尊古太甚。尽管他天才般地提出了道“渐形渐著”，滥觞而为江河，事始简而终巨，道是永远向前的车轮，应当总结时势的新变化而推进大道等出色的命题，但他仍然不能完全摆脱世代儒生形成的三代是黄金时代、古圣王总结的“道”尽善尽美这类根深蒂固的观念，因而明显地存在尊古太甚的倾向。故言：“法积美备，至唐虞而尽善焉；殷因夏监，至成周而无憾焉。”又言：“周公成文武之德，适当帝全王备，殷因夏监，至于无可复加之际。”
与他如此对上古时代朴略的制度颂扬备至相联系的，是他对《尚书》中《金縢》《顾命》两篇所具有的纪事本末体最初的创意也推崇得无以复加，称“《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又谓“此《尚书》之所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上古神圣之制作”。
这种对上古制度、典籍推尊到无以复加的说法，与其以发展、辩证的眼光对待“道”的历史进程的基本态度显然是相矛盾的。章氏又一明显局限性在于，他所能接受、采择的思想资料太过有限，对于人类社会各个阶段制度演变的法则性缺乏多层面的生动概括，以致往往需重复“治教无二，官师合一”“道不离器”一类道理作为论据。在他所处的时代，无论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变化，还是学术思想领域的变化都未达到出现质的飞跃，都未能为他提供充分的条件和新的话语系统，以致出现这样的局面：其哲学探索提出的命题是具近代意义的、超前的，而他所作的论述却不得不大量采用“中古”式的概念、语言。这当然影响他阐发之深邃和严密，而且也影响其他人对他思想的理解和评价。只有少数好学深思、怀着巨大的兴趣执着地探究释读者，才能对其精义有所领悟。考察章学诚哲学探索的成就和价值，还应剖析他对以往学术思想遗产的继承与扬弃，他与所处时代学术的关联，以及他如何从哲学高度贯彻其学术“经世”的宗旨、有力地针砭时弊，这些内容都非本文篇幅所能容纳，只好俟后另文讨论。
（原刊《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