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以上所论《易教》《诗教》《书教》《礼教》诸篇，都是章氏对儒家经典的新解，从而提出“六经皆史”，要“断以今之所宜”，“开发前蕴”等重要的理论主张。古代的哲学原理大量的都是包含在儒家经典之中，章氏借诠释经典来讨论哲学问题，是很自然的事，而且有其方便之处。然而，托庇于经典，本身又受到很大的局限。只有把哲学问题独立出来进行探讨，才能大大推进一步，提出真正能成“一家之言”的理论体系。章学诚正是按照这一思路前进的。对儒家经典的新诠释为第一层次，是他探索历史哲学的基础；围绕哲学的最高范畴“道”提出重要的新命题为第二层次，是他探索历史哲学的深化和升华。
《文史通义》中《原道》上、中、下三篇，阐述了极具深刻性的三项命题，构建了历史哲学的初步体系。这三篇作于章氏五十二岁时（乾隆五十五年，1790），是代表其晚年学术思想的成熟之作，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极其珍贵的理论成果。
第一个命题：论“道出自然”，“渐形渐著”，存在“不得不然”的客观演进趋势。这是明确阐述“道”的客观性和历史渐进性。
《原道上》的开篇，章学诚即提出本篇主要论点：“道”并不是玄妙、神秘的，作为根本原理和社会法则的“道”，是随着社会生活逐步发展的，有其客观的演进过程，国家制度等等都是后起的。其论云：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固谆谆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
“道”的根本源头出于天。这个“天”，可有两种理解：一是自然的天；一是有意志的天。章学诚发问：“天难道真的是不知疲倦地指挥号令着吗？”通过回答，逐层递进，强调“道”是客观趋势推演形成的，否定了是由有意志的“天”安排的神秘观念。首先，当混沌之初，刚刚有了人类时，天地阴阳变化，四时运行的“道”就存在了，但作为社会生活的“道”却未出现。这是鲜明地亮出其唯物的、发展的观点：未有圣人之前，“道”就存在了，可见“道”不是圣人头脑里创造出来的，而是由社会一步步演变而产生和发展的。其次，在远古人类数量很少，即群居生活（原始社会）的最初阶段，规定社会生活法则的“道”的最早形态已经出现。再次，群居的人类数量越来越多，社会越来越复杂，不同的部落、部族，不同的阶层、等级出现了，作为社会生活法则性的“道”便越来越复杂、显著。最后归结说：仁、义、忠、孝这些观念，刑、政、礼、乐各种制度，都是由于客观趋势的推动而在后来逐步形成的。
以上章氏所作的论述是前人从未有过的新观点，因此必须进一步展开论证，尤其是要强调“道”在不同阶段如何“渐形渐著”，道是客观法则，事势自然不断演进，不是圣人智力所为。章氏极具说服力地论证了：群居的人类为了解决日常生活需要问题、居住安全问题，就逐步产生分工、管理制度，由简单到复杂逐步形成，反映在观念上，“均平秩序之义”也逐步产生、发展；又由于公共事务越来越复杂，逐步产生管理小部落的首领，再到产生管理国家的杰出人物。名目越来越多，制度越来越复杂，君臣制度，各种行政部门，行政区划，封建诸侯，设立学校，都随之形成、发展起来。章氏强调，不论是最初阶段的“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于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或是其后“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至于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积至于千百”；或者国家形成之后，“作君、作师、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等等制度或观念的确立：都是按照人类生活和生产的演进而逐步产生和发展的，都显示出“不得不然之势”。因此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章学诚探讨“道”的本原和演变的理论价值在于，他继承了传统思想中关于礼制和国家制度的论述，并向前大大地推进了。章氏从前人吸收的思想营养，我们可以举出《周易》和《荀子》的论述。《易·系辞下》云：“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取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庖犧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荀子·礼论》云：“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这些论述，可以视为章氏所继承的思想资料。但明显的是，《易·系辞下》虽讲了社会的演进趋势，但主要讲生产和制作，而且都是圣人发明创造出来以教民使用。《荀子·礼论》讲礼的起源，包含有唯物的观点，但主要限于讲礼的产生是为了防止人相争而物穷。这些都能使章氏受到启发，但章氏的论述更加深邃，达到更高境界，是讲作为理论核心和社会生活法则的“道”，如何从原始混沌、草昧初开时代，逐步演进，由低级阶段达到高级阶段，讲到刑政礼乐制度的产生，负责管理和统治国家的人物的出现，以至行政区划、井田、学校的出现，特别强调这是由于“事理自然，渐形渐著”，“不得不然”，逐步演进的。所以侯外庐评价说：他好像洞察到一些由原始公社、氏族公社到形成国家的演变。
尽管章氏远未达到系统、详尽、科学，也比不上摩尔根对易洛魁部落的充分调查、达尔文的科学考察，其中还有不少推论的成分。但其重要理论价值，在于他探讨了历史哲学中具有核心意义的各种社会国家制度形成的客观性和渐进性课题，而且所作的描画，毕竟与人类社会演进和社会生活法则的实际进程大体相符合，坚持了正确的认识路线，具有很高的唯物主义思想价值。
那么，“道”与各种治国制度、“圣人制作”是什么关系呢？章学诚进一步论述：“道”是万事万物形成之“所以然”的客观法则，万事万物、“圣人制作”都是在理和势条件下产生的结果，是道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和形式。道好比是不停前进的车轮，六经、“圣人制作”等则是车轮留下的辙印。总之，应当区分推动形成万事万物客观法则的“道”本身，和万事万物的具体形式（包括六经中记载的具体道理和“圣人制作”）。故言：“《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于人，而理附于气。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天著于人而理附于气”，就是强调社会历史演进和国家制度产生背后的法则性是客观的（“天”和“理”），其表现则是人事活动和各种具体的事物、制度（“人”和“气”）。故此，凡有具体的事物，凡是起了具体名称的，都是“道”的生成物（“道之故”）而不是“道”本身。“道”是推动万事万物形成的客观法则，而不是万事万物的具体形式。人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它的具体形式。至此，章氏乃以酣畅的气势论述历代制度的创设，是由于事物的“不得不然”：
人之初生，至于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师，分州画野，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羲、农、轩、颛之制作，初意不过如是尔。法积美备，至唐、虞而尽善焉；殷因夏监，至成周而无憾焉。譬如滥觞积而渐为江河，培
积而至于山岳，亦其理势之自然，而非尧、舜之圣过乎羲、轩，文、武之神胜于禹、汤也。后圣法前圣，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三皇无为而自化，五帝开物而成务，三王立制而垂法，后人见为治化不同有如是尔。当日圣人创制，只觉事势出于不得不然，一似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谓吾必如是而后可以异于圣人，吾必如是而后可以齐名前圣也。
以如此透彻的语言论述由草昧初开，到各种国家制度的建立，都是有了需要以后促成创造，有了郁积因而需要宣泄，有了弊病而后需要革除；伏羲、神农、黄帝、炎帝、颛顼这些古帝先王所有的制作发明，其动因莫不如此；这好比小泉汇成江河，小土丘积成高山，是道理和事势决定的必然趋势，并不是后代帝王的个人才能一定超过前代帝王——论述对于历史哲学具有根本性原理意义的这样一篇道理，章学诚无疑是第一人！
由此也就应当理解：后圣效法前圣，并不是效法前圣的具体做法，而是效法前圣依据客观的理、势所推动，把制度创制得更加显著、更加完善的道理，所以，客观趋势（或言“事物法则性”）的道，好比是车轮永远转动、向前发展，而具体的制度、事物，则好比车轮留下的一段一段的轨迹。“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犹车轮也；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犹轨辙也。”章学诚就是这样以极其形象、极其简洁明了的语言，解答了“道”与各种国家制度、“圣人制作”二者的关系。
第二个命题：“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
在上述透彻地论证了“道”是事物的内在法则，历代制度、“圣人制作”是因理和势客观推动形成这一根本命题以后，章学诚已经掌握了充分的立论根据，因而能够有的放矢地澄清一些长期被混淆的观点。
首先是，能不能把圣人的制作、经典，等同于“道”？道有自然，与圣人不得不然，二者能等同吗？
千百年来儒生对经书极度崇奉，认为圣人和儒家经典就是“道”的化身，圣人——六经——“道”三位一体，成为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观点。章氏却振聋发聩，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道”与圣人不能等同。所论极为有力：
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故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圣人有所见，故不得不然；众人无所见，则不知其然而然。孰为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非无所见也，不可见也。不得不然者，圣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即以为道也。
“道”是客观法则，圣人是体认客观法则所显示出来的客观趋势，认识到客观的需要。“道”是客观进程的演进，仿佛是无意志、无知觉的，圣人是对理与势的需要有所认识而创设。言“圣人体道”符合实际，言“圣人与道同体”则大错特错，表面上只是字句稍有不同，实质上是非正相反。圣人不是“道”的化身，圣人只是对当时理势的需要有正确的认识，历代儒者却因为错误地把圣人以及六经当作“道”的化身，所以忘记了认识新事物、总结理势的新变化、创设新制度的责任，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个根本性的是非不可不辨！章氏对“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这一重要命题的论证，是针对千百年来流行的谬见的有力辩驳，表明了对认识新的理势、担当起把“道”向前推进的历史责任的一种初步觉醒。因此两种提法是保守痼弊与革新进取两种精神状态的对立，是保持中世纪的蒙昧迷信意识与追求理性觉醒的近代意识的对立，是唯心与唯物两种思想路线的对立。这一见解在当时讲出来，确是惊世骇俗，以至大梁本的整理者心有顾虑而把这一重要命题在《原道》篇中删去了！
章氏进而论述：
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阴一阳之迹也。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
这是为了澄清千百年来视圣人为“天纵之才”，神秘莫测，众人是芸芸众生，只能盲目服从的糊涂观念，提出了“圣人学于众人”的新观点。因为圣人的作为只是体现了客观理势的需要，圣人如果不从众人的行为、欲望中得到正确认识，就不能成其为“圣人”。这一观点在将圣人视为万世师表、众庶视为愚昧无知的时代，更不愧为石破天惊的伟论。
著名学者钱穆、叶瑛均曾论述章氏观点与戴震之相通处和不同处，对章氏论点的意义提出了颇有价值的见解。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章实斋论“道”，与戴东原的见解所同之处是，二人都主张“道”不能离开人伦日用；不同之处则为，戴东原认为“道在六经”，而章实斋认为六经合乎道而并非等同于道，自然变则圣人之不得不然者亦将随而变。故其论云：
实斋谓道不外人伦日用，此在东原《绪言》《疏证》两书中，主之甚力，即《原善》亦本此旨，惟发之未畅耳。实斋所谓“道之自然”与“不得不然”者，亦即《原善》“自然”与“必然”之辨。故主求道于人伦日用，乃两氏之所同。惟东原谓归于必然，适全其自然，必然乃自然之极致，而尽此必然者为圣人，圣人之遗言存于经，故六经乃道之所寄。实斋则圣人之不得不然乃所以合乎道，而非可即为道。自然变，则圣人之不得不然者亦将随而变，故时会不同，则所以为圣人者亦不同。故曰圣人学于众人，又曰“六经皆史”，则六经固不足以尽夫道也。
叶瑛在《文史通义校注》中则强调《原道》上、中、下三篇是《文史通义》全书总纲，指出：
盖清儒自顾亭林以来，以为道在六经，通经即所以明道。实斋则谓道在事物，初不出乎人伦日用之间。学者明道，应即事物而求其所以然，六经固不足以尽之。《文史通义》本为救当时经学之流弊而作，此三篇实为全书总汇。
叶瑛又谓：“清儒以为由训诂章句以通经，即经以求道，此自顾炎武以至戴震皆然。章学诚以道在穷变通久，非六经所能尽。”
此外，他又对《原道上》“不得不然者，圣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即以为道也”一句加了精彩的评论：“此语甚吃紧。实斋论学之旨，与戴东原迥异，而论道之意，则有采诸东原而略变者。”
钱穆、叶瑛二位先生于《文史通义》，真可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他们关于章氏“道”的探索之精义所作的评价，也堪称近代学术史上的精到见解，值得我们仔细玩味。
第三个命题：“道”与事功密切相连，六经不能尽“道”，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立言之士的责任是总结出新的“道”。
对此，章氏分三层进行论证。第一层是：孔子未尝离开三代之政教，而以空言存其私说。欲学孔子而离开事功，是不知孔子。“夫子尽周公之道而明其教于万世，夫子未尝自为说也。”“虞廷之教，则有专官矣。……然既列于有司，则肄业存于掌故，其所习者修齐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他尖锐地批评世儒欲学孔子而摒弃事功，抱着经书而不作为，这恰恰违背了孔子的学说。第二层是：六经是明道之器，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三代以前，典章制度、人伦日用和六经中治国之“道”，是统一的，治教合一、官师合一；后代儒者却视六经为圣人专门言“道”的书，把“道”与社会生活相割裂，将“道”与“器”相割裂，这是完全错误的。故言：“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非如后世尊奉六经，
别为儒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盖以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于人伦日用之常，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为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
第三层是：事物不断发展，“道”也要发展，当代学者应担负“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的时代责任，对后世事变予以总结，以推进对社会生活演进法则性之认识。这是《原道下》篇的核心观点，也是章学诚在哲学探讨上远远高于同时代学者之处！章氏强调当时考证学者以训诂章句专攻一经为学问的极致，实则只得一隅，未能认识古人学问的全体：“但既竭其耳目心思之智力，则必于中独见天地之高深，因谓天地之大，人莫我尚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特为一经之隅曲，未足窥古人之全体也。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则以萃聚之力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他又认为，孔子所言“予欲无言”，孟子所言“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恰恰证明古代圣贤是由于总结出客观社会生活的规则性而后不得不发之为言，那么，当今学者也应当具有高度的使命感，担负阐明穷变通久、总结六经之后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推进和究明大道的时代责任：
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与功德相准。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而非徒夸声音采色，以为一己之名也。
因此，当今对待六经、对待学术的正确态度是，抛弃六经是孔子因其“天纵之圣”，从头脑中演绎出来的旧观念，抛弃“道”是固定不变、六经已经穷尽的旧观念，改变以为凭训诂章句即能获得古人学术真谛的错误态度，树立“道”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因事物发展“道”也向前发展的正确态度，明确学者的责任是针对现实社会中“有所需”“有所郁”“有所弊”的问题，着力探究、总结哲理性的认识，勇于创造，回答时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