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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与儒家经典几乎成为同义语，章学诚的哲学探讨，自然必须依据儒家六经，以之为资料，据以提出问题展开讨论。章学诚是以与前人不同的时代眼光、不同的态度来研究问题的。历代儒者视经典词句为万古不变的教条，只能顶礼崇拜，甚至将其神秘化，缺乏独立思考和理性批判的精神，更不能引发和创立新的哲学原理。如《诗经》被定性为“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
。又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诗经》中的十六国风，本是采自各个地区的民歌，却被《毛传》解释为是宣扬封建政治规范、教化伦理的标本，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关雎》本是表达男女相悦的爱情诗，却被孔颖达解释为“由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内之化。是以《关雎》之篇，说后妃心之所乐，乐得此贤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心之所忧，忧在进举贤女，不自淫欲其色。又哀伤处窈窕幽闲之女未得升进，思得贤才之人与之共事君子，劳神苦思而无伤害善道之心。此是《关雎》诗篇之义也”
。而《尚书》这部上古时代政治文件的总汇，则被神化为：“夫《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得之则百度惟贞，失之则千里斯谬，枢机之发，荣辱之先，丝纶之动，不可不慎。”
又称孔子修《春秋》为“据周经以正褒贬，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所谓不怒而人威，不赏而人劝，实永世而作则，历百王而不朽也”
。而章学诚则迥异流俗，他要从经典中探求、阐释有关社会、世风和学术的真理性认识，他以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态度，既能揭示出经典中的真价值，又能评判其中得失，并进行创造性的发挥。《文史通义》书中，《易教》《书教》《诗教》《礼教》等篇都是针对各部经典作论说。他论述的问题颇为广泛和深刻，择其最具理论价值者，约有以下四项。
一是，倡“六经皆史”说，鲜明地提出“儒家经典是圣人头脑制造出来的，还是古代治国实践的产物”的问题，并给以发人深省的回答。
《文史通义》首篇《易教上》开宗明义提出：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章学诚提出的“六经皆史”命题，实具深刻的哲理性和明确的针对性。自从儒学确立独尊地位以来，千百年来，因封建帝王的提倡，世代儒生的鼓吹传播，儒家经典已被神圣化，“六经”是孔子“天纵之圣”头脑中固有的，具有纲举天下的意义，而且将万古不变，成为不可移易的定理。历代的所谓贤者加以神化、经师们大力推演，将六经和孔子之教涂上一层神圣的光环，如董仲舒言“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
，伪《古文尚书》孔安国序中称，孔子删《书》，“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所以恢弘正道，示人主以轨范也”
。整个社会实则弥漫在这种神秘化、凝固化的思想体系之下，造成严重的禁锢作用，压制、摧残活泼的创造和革新精神。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恰恰在“儒家经典是如何生成的”这一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上提出了挑战。他明确提出：“六经”是古代治理国家的制度和智慧的记载，“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儒家经典虽然地位很高，但不是古代圣贤周公、孔子有意专门写出一部包含极其高深的“道”的书，古人没有离开具体活动、闭门写书的事情。六经中的“道”和“理”，都是与古代社会生活、人伦日用密切联系的，六经乃先王治理国家的历史记载，所以，“六经皆史也”。章学诚又提出，六经是先王之政典，以《诗》《书》《礼》《乐》《春秋》等经典的内容言，应当容易理解，而《易》是讲阴阳变化的，为何也是“先王之政典”呢？答曰：“其道盖包括政教典章之所不及”，“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故《易》不但与五经同为政典、具有“与史同科”之义，而且，《易》之道是具体典章制度之本原。庖羲、神农、黄帝有“三《易》”，都是根据“天理之自然”，即对自然现象观察、总结而得的规律性知识来教民。章学诚又引孔子所说：“我观夏道，杞不足征，吾得夏时焉；我观殷道，宋不足征，吾得坤乾焉。”可证《易经》究明阴阳道理，是与观象授时、制定历法同为一代法宪，故也是有关治世之记录；此又足以说明《易经》并不是圣人“空言著述”，有意专门写一部讲抽象的“道”的书。章氏认为《左传》昭公二年所载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得见《易》象、《春秋》，以为周礼在鲁”这一史实很有意义。“夫《春秋》乃周公之旧典，谓周礼之在鲁可也。《易》象亦称周礼，其为政教典章，切于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旧制，则又明矣。”
章学诚将“六经皆史”作为《文史通义》全书开篇首先提出的命题，意义是很深刻的。以往研究者曾论述“六经皆史”的论点是扩大了史学的范围，提高了史学的地位，将儒家经典也作为史料看待。还有的论述章氏的论点有抹去儒家经典神圣光环的意义，将经书降至与史学平起平坐的地位。这些看法无疑都有道理，对于理解章氏观点有积极的意义。但若仅只限于这种认识则显然是很不够的。“六经皆史”这一理论创造的深刻意义在于：首次提出和辨析古代经典不是圣人头脑演绎、构建出来的，而是古代国家治理、社会生活的产物这一哲学根本性范畴的命题。处于乾嘉时期考证之风盛行、理论思维相对弱化的现实条件下，章氏的论点便具有别树一帜、引导学者向哲理探索的正确方向努力的重要意义。至于有的文章曾经争“六经皆史”是谁首创的问题，这显然并不重要。章氏以前，确有人讲过类似的话。王阳明回答学生徐爱说：“以事言之谓之史，以道言之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
此外，明代及清代讲类似的话者，有王世贞，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四四；李贽，见《焚书》卷五《经史相为表里篇》；何景明，见《大复集》卷三二《经史皆记事之书》；潘府，见《明儒学案》卷四六《诸儒学案》；顾炎武，见《日知录》卷三。有的论著还追溯到更早，提出可追溯至元代郝经甚至东汉。
即使能找到很早的出处，也不会降低章学诚这一命题的意义。因为前人都只是行文中涉及，并无专门论述。章学诚是作为重要理论主张提出来，深入地加以论证，并且是针对时弊而发，是与他强调学术必须“经世”的主张密切相联系的。
二是，论述学术史上的重要规律：战国之文多出于《诗》教，后世文章各种体裁，其发端在战国。由此也可证明古代未尝有著述之事，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
在《诗教上》篇中，章学诚认为，从文章体裁演变史考察，战国为一关键时期，“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战国诸子争鸣，他们都得六艺道体之一端，而后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如“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章氏进而提出，战国之文，其源“多出于《诗》教”。何以见得呢？他认为，从春秋、战国典籍的大量记载说明，春秋行人，深明《诗》之比兴、讽谕之义，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熟习诗篇而又灵活运用以达其旨；战国纵横之士，推衍而敷张扬厉，正是行人辞令运用之极致。“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是则比兴之旨，讽谕之义，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从学术史的演进言，战国是一大关键。战国以前，“未尝有著述之事”，官、守、史、册合一。故说，“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论语》记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训，至孟子而其文然后闳肆焉，著述至战国而始专之明验也”。
三是，认为《尚书》对后代的最大启示是，因事命篇，不拘一格，详略去取，体圆用神。特别对于解决史学演进出现的严重积弊具有开创新局的意义。
千百年来，对于《尚书》这部经典，人们确实将其视为古代圣君遗留的宝典，只能恪守、尊奉。甚至晚清皮锡瑞，虽然他已初步接受了近代进化论思想，但仍强调“圣人作经，以教万世”
。又云：“圣人作经，非可拘以史例”，且批评“史家不知《尚书》是经非史，其书不名一体，非后人所敢妄议”。
章学诚在《书教上》篇中，则明确地将《尚书》置于学术演变的长河中来评论。首先他批评前人据《礼记》所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而长期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的普遍说法，认为此说法至为不当：“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其次，他总结先秦至两汉史学的演变，概括其规律性现象，在《书教下》篇中指出：“《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因此，认为《史记》《汉书》分别代表历史编纂的两种不同风格：“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第三，他重点分析当前秉承《书》教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应该大力发扬《尚书》“疏通知远”的精神和“体圆用神”的遗规，破除历史编纂长期以来形成的墨守成规的严重积弊。对于历代“正史”纂修缺乏别识心裁，只能因袭旧轨，甚至视为天经地义的积弊，他予以激烈的指责：“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
那么，历史编纂如何变革现状，开辟一条新路呢？他认为，犹如迷路的人为找到正确方向必须回到原先的起点一样，这就必须探究和恢复《尚书》创立朴实记事所体现的原则：“夫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书》未入《春秋》之初意欤！”《尚书》的最大优点是，因事命篇，起讫自如，灵活变化，体圆用神。“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而纪事本末体之法实能体现这种编纂原则：“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因此，他提出“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
，作为历史编纂改革的方向，对于19世纪以来历史编纂的发展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四是，论述三代之礼的实质，皆折衷于时之所宜。指出当时学者从事礼学考证，固然重要；但更要紧的是以所治之《礼》，折衷后世之制度，以断今之所宜。
《礼教》篇针对当世研治《礼经》者，兀兀穷年，所致力的都在文献整理考证范围，即溯源流、明类例、综名数、考同异、搜遗逸等项的严重局限性，强调应以哲理为指导，提高研治礼学的层次。章学诚认为，三代之礼，皆折衷于时之所宜，可知典章制度与道，都因时而异，由社会生活需要而得。故云：“或曰：周公作官礼乎？答曰：周公何能作也！鉴于夏、殷而折衷于时之所宜，盖有不得不然者也。……故曰‘道之大源出于天’也。”对此，他进一步引申“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观点，论述《礼经》是当年治国制度之记录：“夫一朝制度，经纬天人，莫不具于载籍，守于官司。故建官制典，决非私意可以创造，历代必有沿革，厥初必有渊源。”明瞭《礼经》是古代治国成功经验的记载，是“折衷于时之所宜”，则可判定当今学者尽心竭力于古代文献的搜辑、考订固然也有其价值，但绝不能错误地视此为学问的最高境界，而应该追求学问更高的层次。故谓：“然以此为极则，而不求古人之大流以自广其心，此宋人所讥为玩物丧志。”章氏处在当日学者醉心考证工作的情况下，却难能可贵地告诫人们，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是学以致用，结合现实，指导现实：“推其所治之《礼》，而折衷后世之制度，断以今之所宜，则经济人伦，皆从此出。”他又借此精辟地阐释考证之学和创造发挥两个不同的层次：“夫名物制度，繁文缛节，考订精详，记诵博洽，此藏往之学也；好学敏求，心知其意，神明变化，开发前蕴，此知来之学也。”且又强调：“真能知来者，所操甚约，而所及者甚广。”跳出名物训诂考证的局限，掌握并运用哲学观点，勇于从事“开发前蕴”的创造，则礼学也成经世之学，且将拥有多么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