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探索：《文史通义》 重要立意所在

章学诚（乾隆三年—嘉庆六年，1738—1801）所著《文史通义》，一向被视为史学评论名著，而它作为18世纪中国学者哲学探索的重要著作的价值则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无论是从《文史通义》篇目所反映的探讨范围，还是从《文史通义》一书命名的寓意，或从章氏对本书著述宗旨的“夫子自道”，都说明哲理探索是其撰著的重要立意之所在。

从《文史通义》的篇目内容看，列于全书“内篇”之首者，即是《易教》上、中、下篇，继之为《书教》上、中、下，《诗教》上、下，《礼教》，《经解》上、中、下。再其后，是《原道》上、中、下，《原学》上、中、下，《博约》上、中、下，以及《浙东学术》、《朱陆》诸篇。从这些篇目内容，即已清楚地显示出：阐释儒家六经中蕴涵的哲学内容，专题论述传统思想中“道”这一哲学范畴，以及评论总结宋代理学盛行以来到清代学术中的义理问题，在《文史通义》全书中不但在位置上最为重要，而且论述方面甚广，内容分量甚重。此外，其他篇目中相关的论述也多有出现。

章学诚作为一位思想深刻的学者，对其《文史通义》的命名和其本人的学术宗旨，曾经一再予以揭示。

《上晓徵学士书》云：

学诚自幼读书无他长，惟于古今著述渊源、文章流别殚心者，盖有日矣。尝谓古人之学，各有师法，法具于官，官守其书，因以世传其业。访道者不于其子孙则其弟子，非是即无由得其传。……盖向、歆所为《七略》《别录》者，其叙六艺百家，悉惟本于古人官守，不尽为艺林述文墨也。其书虽佚，而班史《艺文》独存。《艺文》又非班固之旧，特其叙例犹可推寻。……然赖其书，而官师学术之源流，犹可得其仿佛。故比者校雠其书，申明微旨，又取古今载籍，自六艺以降讫于近代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拟为《文史通义》一书。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

钱大昕是章氏最敬佩的学者，当时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学诚处于坎坷侘傺、无人理解的情况下，写信向他讲出肺腑之言。最值得注意者，是学诚揭示出本人学术宗旨是殚心于“古今学术渊源，文章流别”，“自六艺以降讫于近代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他所确定的目标，是要分析古今学术的渊源，评判著作之林的利病。这就大大超出了史学评论的范围，证明他要探讨的是自六艺以来讫于当代学术的指导思想及其演变，探讨二千多年来不同著作家学术根本观念的得失。他之所以一再强调古人之学“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且认为自刘向、歆至班固《汉书·艺文志》的主要价值是“悉惟本于古人官守”，即强调古代学术的本原在于国家施政部门治理政事的职能，学术的发生、儒家经典中记载的精深义理，都是与国家治理、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

正由于此，章氏更直接说出《文史通义》所要探究的是“古人之大体”。此见《上朱中堂世叔》中言：“近刻数篇呈诲，题似说经，而文实论史，议者颇讥小子攻史而强说经，以为有意争衡，此不足辩也。……《通义》所争，但求古人大体，初不知有经史门户之见也。” 何谓“古人大体”？即指影响两千年来学术发展、世道人心的根本原理和指导思想，也就是哲学问题。当时没有“哲学”一词，章氏论著中所言“古今学术渊源”“校雠心法”“著述义理”“别识心裁”“学术经世”等，即指哲学思想，或是对与哲学思想密切相关问题的探索。处于乾嘉当日，学者无不奔竞于文字训诂、史实考订、校勘辑佚等项，且以为此即学问的最高境界、学问的全部，章学诚却倾其全力探究有关古今学术演变、有关世道人心的哲学问题，其立意何等高远，思想何等深刻。但又不被理解，甚至被诧为“怪物”“异类”，他的心境又是何等凄苦！故章氏晚年致信向知己朱少白吐露心曲，告知《文史通义》一书乃发愤之作：

鄙著《通义》之书，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不知中多有为之言，不尽为文史计者，关于身世有所枨触，发愤而笔于书，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

由此可以明瞭，章氏在书中所发的议论，不只超过史学评论范围，且不限于一般分析学术源流或评价高下得失，而是针对与社会历史和学术指导思想的深层次问题而发，所以才称“中多有为之言”，并且将深沉地忧国忧民、向以沉郁顿挫著名的杜甫诗歌引为同调，自信百年之后能有人真正理解其“学术经世”的深刻意义。章氏考察的范围极为广阔而深刻，既总结千年史学的演变、讨论“史学义例”，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又要论述有关社会历史和学术变迁的哲学问题，发挥学术经世、挽救时代风气流弊的作用。章氏命名其书为《文史通义》，正是自标界说，表明他在训诂考证之风盛行情况下，独树一帜，打通文史，以“义理”即哲学思想为指导，对深层次问题进行探讨、总结。 P11agKVjoDUxpvnzKkj7goOPMQkLYBamQIu0biAQj3SfCrR9l00ER4g/c/+BMzL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