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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作为总结人类社会发展演进过程的一门学科，它的重大社会功能之一，就是通过反思人类自身的历史经验，帮助确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的对策，以有力地推动社会前进。近年来史学界在讨论包括史学社会功能在内的许多理论问题时，注意引进国外的理论，这无疑有益于推进我们的认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重视发扬本民族优良的史学遗产，重视发挥我国当代史学家独创性的特点，这对于活跃学术空气和丰富史学理论同样意义重大。在中华民族进化史上，各个时代的有识之士在观察处理现实问题的关键时刻，都曾自觉地把反思历史作为行动决策的参照物，“以史为鉴”，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经验。这是人类智慧和向上力的一种显示。自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提出这一理论问题，并辟出专章论述先秦时期“历史知识的运用”以来，学术界对此已予注意，并发现我国史学传统中确实蕴藏着许多思想财富。继先秦之后，两汉时代对历史知识的运用是更加前进了。西汉初贾谊著有史论名篇《过秦论》，东汉初王充的名著《论衡》中有《宣汉篇》，他们提出的“过秦”和“宣汉”，乃是一代史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共同关心的课题，是两汉社会时代精神之体现。这两个命题的提出和解决，推动了汉代社会走向强盛，也推动了史学自身取得巨大进步，对于今天我们加深认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有启迪意义，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
“过秦”的思想是政治家陆贾在西汉政权刚刚建立时首先提出来的，它反映出汉初人物深刻的历史感和敏锐的时代感。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到公元前202年刘邦登上帝位，中间只隔十九个年头，诚所谓漫长历史的一瞬，然而社会的变化却如同地覆天翻。司马迁对其中八年（从陈涉起义到高祖称帝）作了这样的概括：“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事繁变众。”
刘邦富于谋略，豁达大度，经过殊死的战争打败项羽，不愧为一代开国君主。但是他由布衣而登帝位，不免意满自得，而对于这个在战争废墟中建立的国家要采取何种治国策略则未认真考虑。陆贾正是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表现出自己的卓越见识，他及时提出了总结秦亡教训以制定治国策略。他向刘邦发问：“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这才引起刘邦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要求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
因此陆贾《新语》一书，实为高祖君臣共同认识到必须以“过秦”作为鉴戒的产物。现存《新语》各篇都以“过秦”为立论依据。陆贾的中心主张，一是“仁政”和“德治”，二是实行“无为”方针。他强调：“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周公与尧舜合符瑞，二世与桀纣同祸殃。”“秦以刑罚为巢，故为覆巢破卵之患。”“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
这些论述都直接地以暴秦失败的教训作为制定汉朝治国方针的依据，论证中肯有力。陆贾的主张深刻地反映了汉初社会休息民力、恢复生产的紧迫要求，所以被高祖及群臣所激赏，奠定了汉初几十年间“无为”政治的理论基础。至东汉初年王充仍对陆贾作了高度评论，称他：“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
生活在文帝时代的贾谊对秦亡教训作了更有系统的总结。他以“过秦”为题写了三篇史论，分析秦国由崛起—统一六国—最后灭亡的历史，从中剖析它成败兴亡之“理”。贾谊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强大的、天下无敌的秦国，为什么竟会骤亡呢？他明确回答，秦的灭亡是实行暴政的结果，“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故其亡可立待”。“（陈涉）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他进而指出，政治成败、人心向背是比什么权位、兵器都要强大得多的东西。统一了天下的秦国比起它以前僻处雍州时岂不更强，而拿陈涉的地位、武器来说又根本无法与秦以前的对手山东六国相比，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为什么呢？结论只能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政治搞坏了，再锐利的武器也抵挡不住为生存而战的千万起义群众。司马迁记述秦汉历史明显地受到贾谊的影响，称赞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
并破例将《过秦论》几千字的原文全部引在《秦始皇本纪》论赞之中。
贾谊“过秦”更突出了“戒汉”的用意。总结秦亡教训使他深刻懂得人心向背直接决定国家兴亡，所以他对人民的处境极为关切，同情下层民众的苦难，对于当时的社会矛盾体察特别敏锐。他批评粉饰太平之谈是“非愚即谀”，用“抱火处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来形容国家的形势，自己则因忧国忧民而“痛哭”“流涕”“长太息”。他把剥削阶级的奢侈挥霍，视为“天下之大贼”，大声疾呼“残贼公行，莫之或止”，以引起人们注意。他预见到社会矛盾的尖锐将导致反抗事件，危及封建国家：“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
像贾谊这样由总结历史教训、观察社会矛盾而显示的政治远见，对于后人是宝贵的启迪，直到鸦片战争前的龚自珍，发出“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的预言，仍可视为贾谊论断的发展。
与贾谊同时代的另一政治家贾山，对“过秦”也有重要的论述。他写有《至言》，揭露秦政暴虐造成“赭衣半道，群盗满山”，使民众“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被迫起义反抗。更有特色者，他分析秦亡的又一重要原因，是君主肆其淫威，堵塞言路，“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由此总结出“人主不闻其失，则社稷危”的规律，到了朝廷上听不到一句不同意见的时候，离垮台就不远了。所以他对文帝放弃早先的节俭，开始与近臣接连外出射猎提出切直的批评，指出这样下去必将造成政令废弛，“绝天下之望”。
陆贾、贾谊等人言论的深刻意义，在于它们反映了时代的智慧。记取秦亡教训，实行治国政策的转变，是汉初君臣普遍的共同认识。高祖以下，自萧何、曹参两位贤相，到文帝、景帝两位帝王，他们的治国方针一脉相承，都是执行由总结“过秦”而制定的宽省政治的路线。司马迁把汉初政策转变提高到符合时代前进规律的高度来肯定，认为：萧何“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曹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班固继承了司马迁的看法，并加以发挥，认为：“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可以认识到：正因为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一再被尖锐地提出来，而且成为决策集团相当一致的认识，所以产生了巨大的威力，成效卓著地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推动了历史前进。西汉立国之时，社会残破，经济凋敝，“民无藏盖”，“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经过六七十年间实行宽省政治，休息民力，到武帝初年，社会财富大大增加，百姓号称丰足，社会状况极为改观：“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
司马迁所载当与事实相去不远。“过秦”的思想转变为如同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巨量财富，奠定了武帝时期鼎盛局面的基础。中国的历史上第一个强盛的朝代，实在是跟重视反思历史、总结教训的智慧直接相联系的。
汉朝强盛了，总结秦亡教训却未因此而过时，在武帝时期，一些眼光敏锐的人物给“过秦”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最突出者是主父偃、徐乐、严安向武帝上书。
他们针对武帝奉行的“外事四夷，内兴功业”的政策，再度反思秦亡的教训，预见到其中潜伏的危机，警告汉武不要重蹈亡秦的覆辙。
着眼于当时现实，把总结秦亡教训跟探索保持社会的稳定联系起来，深化了反思历史的认识，这是武帝时期“过秦”的显著特点。主父偃针对武帝连年进行对匈奴的战争，论述长期征战是导致秦末大起义的原因：“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之不足，兵革之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盖天下始叛也。”
徐乐的议论更深一层，他提出独到的论点：“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这是论述政权基础如何稳固的问题，所以引起武帝的关心。徐乐分析说：“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天下从风”。其原因，就在秦末社会已面临“土崩”的形势：“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他又对比吴、楚七国之乱，虽然其势汹汹，结果却兵败身擒。这是因为国家政治未败坏，“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此即属于“瓦解”。徐乐总结出“民困”“下怨”“俗已乱”三条作为封建国家行将崩坏的标志，是对贾谊《过秦论》中民心向背的论点作了更具体的发挥，也为后人观察社会动向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料。而他认为，当时正在进行的对匈奴的战争，给百姓造成了难以忍受的负担，形势的发展隐伏着巨大的危险。他正告汉武帝：“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机，修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也。”
处此关键时刻，必须改弦更张，才能把握前途。严安向武帝上书，也论述治理国家的规律是应该及时调整和改变政策，他引用了《邹子》书上所说：“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他分析秦的灭亡正好违背了这条规律。经过战国长期攻伐，民众早已陷于困苦，当时需要的是做到“缓刑罚，薄赋敛，省徭役，贵仁义”，秦却反其道而行之，法令严苛、征战连年，造成“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的社会惨状，
终因民怨沸腾而最后灭亡。严安以这种历史教训来对比当时的政治情况，强调已经面临严重局面，武帝若不改变治策，后果将不堪设想。
武帝时代“过秦”的言论对施政的弊病、现实的矛盾揭露得很尖锐，而最终的结果，议政者的智慧却影响了决策的过程。
主父偃直言不讳，批评武帝连年征伐是忘记吸取“近世之失”的教训。徐乐则认为当时的情势是人民郁积着不满，难保不爆发严重的不测事件，“关东五谷数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民宜有不安其处者矣”。
严安具体列举当时埋伏着危机的各种因素：“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今中国无狗吠之警，而外累于远方之备，靡敝国家，非所以子民也。行无穷之欲，甘心快意，结怨于匈奴，非所以安边也。祸挐而不解，兵休而复起，近者愁苦，远者惊骇，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锻甲摩剑，矫箭控弦，转输军粮，未见休时，此天下所共忧也！”
这已将危机的前景令人心惊地描绘出来了。
意味深长的是，主父等三人重新反思秦亡教训的这些尖锐言论，非但没有使武帝反感，反而得到他的激赏！史载：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是时赵人徐乐、齐人严安俱上书言世务。”“书奏天子，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
这里还需简要说明主父等三人上书的年代，它不属枝节的考证，而涉及三人上书的背景和所产生的影响这些实质性问题。关于三人上书言事的时间，《汉书》作“元光元年”。对此，司马光曾有重要的辨正，他认为应是“元朔元年”，理由是严安上书讲“徇西南夷，朝夜郎”等事，均在元光三年。这一辨正确有根据。按《汉书·武帝纪》，武帝即位之后，曾接二连三大规模征求人才，即：建元元年，诏举贤良；元光元年十一月，令郡国举孝廉，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元朔元年，诏举孝廉。故《通鉴考异》讲盖将“元朔”误为“元光”，实属合理之推论。再作进一步考定，则尚有重要的事实为《考异》所未列举。主父等三人上书，重点讽谏的是武帝对匈奴的战争，而武帝大规模征伐，乃始于元光二年。严安上书所讲“深入匈奴，燔其龙城”之役，则在元光六年。
弄清三人上书是在武帝连续进行对匈奴大规模战争之后这一史实，我们更能明白主父偃等联系历史教训抨击时政的尖锐性和深刻性。面对如此尖锐的批评，武帝对三人上书却予以高度赞赏，三人皆拜为郎中，主父偃还一年四迁，严安被拜为骑马令（主天子骑马），官阶虽低却是武帝近臣。与此同时，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的既定政策却又依然实行，不为所动。这种表面上似乎互相矛盾的现象，实则寓意深刻。它说明了：
第一，历史上杰出人物的行动方向往往即是当时交互作用的社会诸因素的合力的体现。“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
汉武帝向往建造赫赫功业的雄心宏愿，是当时全民族创造活力的体现，这个民族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已经蓄积着深厚的力量，不再满足于“无为”，而要有所作为。武帝时期的内外设施即代表了这种大有作为的愿望，元光元年、元朔元年几次诏书中讲“夙兴以求，夜寐以思”，“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
所表达的是他真实的心情。当时汉武帝头脑中的兴奋点，集中在干一番超越前古的丰功伟业，三人上书未能改变他业已作出的决策。当然他连年征伐，则是把民族创造力引错了方向，造成了严重后果。
第二，尽管武帝在当时没有改变征伐匈奴等项决定，却决不等于对三人的谏议不予重视。武帝对三人议论的赞赏和礼遇，也是由衷而发，那种相见恨晚、幸得贤者的欢欣心情表达得很真切。作为文、景事业的继承者，武帝不能不被三人陈述的求长治久安之策所动心，不能不被他们分析连年征伐将引起的民困、民怨所警醒。所以三人反思历史所作的深刻论述，已深深印在武帝的脑际。武帝晚年与大将军卫青曾有这样的对话：“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史籍又载：“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这些对话透露出，汉武秉政过程中，深知连年征伐、大兴功业必然引起“劳民”，再发展一步，便要“袭亡秦之迹”，那是汉代人人明白的大崩溃、大灾祸，本人也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我们不妨设想，武帝在几十年中还记住三位贤者的告诫，警惕着步亡秦后尘，掌握着一个“临界点”，控制其所为不要超出这个限度，以免引起大乱。至武帝晚年，国库空虚，民生凋敝，流民众多，农民暴动不时发生，使他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是继续兴师劳民；或者是罢兵息民，挽救危机。至征和四年，他终于当机立断选择了后者，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当时，桑弘羊等人上奏，称：可在西域轮台实行屯田，募民前赴，置校尉管辖，以威镇西域。汉武帝特地为此下诏，“深陈既往之悔”，对长年兴师征伐，造成“军士死略离散”，“重困老弱孤独”，引以自责，断然否定桑弘羊请求远戍轮台之议，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
从此不复出军。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发展农业生产。历史证明：汉武在晚年所作的政策选择是明智之举，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灾祸。我认为，把青年汉武帝对主父等人的“过秦”言论心折赞叹，跟他晚年的幡然改悔联系起来，解释这一重大政策转变似可多提供一层内在的根据。
从元朔元年上书，至征和四年罢兵力农才起作用，历史就是这样通过曲折的道路前进。但这毕竟是武帝君臣再度运用秦亡这份历史教材，使汉朝延续了近百年的统治。司马光对武帝的评语中有两点是很中肯的，一是称他“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二是称他“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好贤不倦”。
这是知人论世的公允评价。汉武作为一个专制时代的君主，当时他热切地要干一番事业，主父等人却向他当头泼去一盆冷水，武帝非但不怪罪，反而大为赞赏，这种雅量是难得的，“好贤不倦”的评语可以当之无愧。轮台诏标志着汉武晚年政策的转折点，昭、宣时期即继续沿着这一罢兵力农的路线走下去，因而出现了所谓“中兴”局面。追根求源，主父等人上书之功诚不可没。
明确提出“宣汉”这一论题的是东汉思想家王充。但实际上司马迁著《史记》对此已有显著的体现，与王充同时代的班固，则以其史学实践回答了王充所反映的时代要求。所以“宣汉”的思想对两汉史学发展关系极大。
“过秦”是对前代失败教训的深刻反思，“宣汉”是对当代社会进步的大力肯定。二者之间的联系在于从变动、发展中观察历史，公正地评判历史的功过。
司马迁著史要宣扬汉代社会的进步，这在《史记》中是有明确的表述的。首先，这是他所庄严继承的父亲的遗愿。司马谈临终拉着他的手哭泣着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郑重地接受父亲的嘱托，把宣扬汉代的功业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因此，当上大夫壶遂询问《史记》“欲以何明”时，他诚恳地回答：“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显然，作为一个忠实的史家，他把记述国家的统一兴旺、社会的进步、君臣建树的功业，视为不可推诿的责任。
其次，司马迁的“宣汉”，不是出于宣扬“皇权神授”，争什么“正统”与“闰位”，而是有力地摆出汉代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进步的史实。概括地说，在政治上，司马迁歌颂汉代把人民从秦的暴政下解救出来，获得民心，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他说：“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指出汉代政策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作了很高的评价。又说：“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
《太史公自序》论及文、景两篇本纪的撰写义旨说：“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作《孝文本纪》”；“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
废除肉刑，拆毁关卡，天下安定，社会财富大大增加，都是就汉代政治给人民带来重大的好处而言。钱大昕所说，“何谓尊汉？史公以汉继三代，不以汉继秦”。
将《史记》“尊汉”归结到“正统”“闰统”之争，实在不符合司马迁原意。在经济问题上，司马迁赞颂汉兴六七十年间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丰足景象，而且概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讴歌国家空前统一为经济和交通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在文化上，他谴责秦“焚《诗》《书》，坑术士”，赞扬“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而武帝兴儒学，“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
“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
《史记》百科全书式的宏伟结构，和“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大规模整理文献、熔铸成书的功绩，本身更是汉代空前统一的产物。
据此，《史记》体现了“宣汉”的思想，本来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以往却有两个问题妨碍人们认识这一特点。一是司马迁与董仲舒思想上的关系。以往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比较自由，董仲舒是武帝时官方思想的代表，二者根本对立。意即司马迁也必定站在汉家政权的对立面。这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等，适应了武帝时代专制政治的需要。但是他作为一个大思想家，也曾提出限名田、抑兼并、宽民力等积极主张。即其“大一统”思想而论，也具有既为专制主义服务，又巩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的两重性。司马迁历史观中大量的进步思想和唯物观点，跟董仲舒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大不相同。但司马迁对于汉的统一局面和历史进步确是真心拥护的，他对孔子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充分肯定的。“在维护汉家统治利益上，两人是一致的，而在如何维护这一具体问题上，两人有很不相同的看法。董仲舒和司马迁的思想分歧，决定了二人在史学发展上的不同地位。但从汉武帝控制思想的效果说，在这两人身上都取得一定的成功。”
二是曾有过所谓“谤书”的讥评。《后汉书·蔡邕传》云：“（王）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
有的论者即由“谤书”二字，联系到《史记》对武帝的一些批评，因而误认司马迁对武帝时期事事揭露讥贬。其实这种看法也无法成立。王允是个擅权的大官僚，内心极其邪恶，所言极蛮横无理，却虚张声势，托用冠冕堂皇的词句，实在可恶！他这段话极其典型，系站在实录精神的对立面，害怕“秉笔直书”，故一则对司马迁歪曲诬枉，一则害怕今天再有正直史官直书其篡政罪恶。他所需要的是奴才式的“史官”随意指使，他对司马迁那种“直笔”“实录”精神自然极其不满以至害怕，这就是他惧怕被“讪议”的阴险心理。他所讲的“谤书”“佞臣”都应理解为反语。故王允的话毋宁是从反面证明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所具有的力量。诚然，司马迁对于武帝政治的阴暗面，如连年征伐造成人民困苦疲惫，财政空虚，奢侈浪费，耽于迷信，“与民争利”等，都据事直书，予以批评，体现了他关心民众的进步思想。而同时，司马迁对武帝的雄才大略、建树功业又是明确赞扬的。如说：“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
都是对武帝功业作高度评价。今本《孝武本纪》并非司马迁原文，历代学者均认为属后人割裂《封禅书》以充篇幅，
不能为据。
总之，司马迁对武帝时期这段当代历史，既有根据自己观察所作的深刻批评，又有对武帝功业的真心赞扬。这同他宣扬汉兴以来所取得的历史进步的态度是一致的。
考察这个问题再次证明：伟大的史学家决不能离开他的时代。像司马迁生活在汉朝鼎盛、民族创造力蓬勃的时代，他决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对立面，专门讥贬之说纯属曲解。他是把真实记载这一伟大时代作为史家的应尽职责的。他揭露武帝政治的阴暗面，也是出于他同情人民的思想和秉笔直书的勇气，这并不能否定他全书“宣汉”的基本立场。
汉代社会的进步本来是客观的事实。但是俗儒中盛行的“尚古”“嗜古”的偏见却严重地阻碍人们对于历史真相的认识。东汉初年高举“疾虚妄”旗帜的进步思想家王充，从理论上对复古倒退的历史观作了有力的驳斥，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宣汉”“恢国”的论题。他对汉代社会思想和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王充指出俗儒“好褒古而贬今”“尊古卑今”已成了一种痼疾，他们迷信古代达到了是非颠倒的地步：“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并具体列举倒退历史观认为古人品质高尚今人低劣、古人相貌姣好今人丑陋、上古功德优奇今世功德劣薄等具体表现。王充分析产生这种迷误的原因，主要是文人贵古贱今的气习影响所致：“辨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近有奇而辨不称，今有异而笔不记。”
王充认为，历史的真相正相反，从历史进程看，所谓“上世朴质，下世文薄”，实际上是由原始状态进入开化时代：“上世之民饮血茹毛，无五谷之食，后世穿地为井，耕土种谷，饮井食粟，有水火之调”；“上古岩居穴处，衣禽兽之皮，后世易以宫室，有布帛之饰”。
尤其是汉代，政治功业更超过前古，“恢论汉国在百代之上，审矣”。他用雄辩的事实批评复古倒退的论调。从立国说，两汉开国均自平民而登帝位，兴起更优：“五代之起，皆有因缘，力易为也。高祖从亭长提三尺剑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奋威武，帝海内，无尺土所因，一位所乘。”从国力说，汉代更强盛，版图更开拓：“黄帝有涿鹿之战，尧有丹水之师，舜时有苗不服，夏启有扈叛逆，……前代皆然，汉不闻此。”“周时戎狄攻王，至汉内属，献其宝地。西王母国在绝极之外，而汉属之。德孰大？壤孰广？”
王充对边疆落后民族由于接受中原文化而进入文明之境尤为重视，他这样作了对比：“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罽衣关头，今皆夏服、褒衣、履舄。巴、蜀、越巂、郁林、日南、辽东、乐浪，周时被发椎髻，今戴皮弁；周时重译，今吟《诗》《书》。”
王充还用诗一样的语言，歌颂汉代民族融合、四海一家的局面：“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高舄。以盘石为沃田，以桀暴为良民，夷坎坷为平均，化不宾为齐民，非太平而何？”
王充的论述发挥了前人朴素的进化观点和以文明程度（而不以血缘关系）区分华夷的观点，有力地论证了“大汉之德不劣于唐、虞也”的中心主张。他赞美汉德之盛，如阳光普照天下：“夜举灯烛，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远近广狭，难得量也。”
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强盛的朝代，当时正处于封建关系上升的时期，王充的结论自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见解。
通过剖析俗儒“尊古卑今”历史观的谬误，王充总结出撰写当代史著作的急迫需要，热切地呼唤一部“汉书”的产生。他精辟地指出：之所以形成这种颠倒历史的看法，是由于汉的功业没有得到宣扬，“汉德明著，莫立邦表之言，故浩广之德未光于世也”。“国德溢炽，莫有宣褒，使圣国大汉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实论也。”
而儒生们自幼诵习的却是记述和颂扬三代的书，“朝夕讲习，不见汉书，谓汉德不若”，所以识古而不识今。当代学者对此负有责任，由于汉代历史没有得到及时总结记载，仍处于官府文书档案阶段，一般读书人对于当世的进步不得而知，“世见五帝、三王事在经传之上，而汉之记故尚为文书，则谓古圣优而功大，后世劣而化薄矣！”
面对汉德超过前代而世俗眼光却加以鄙视这种巨大的反差，王充痛感到记载汉代历史的急切需要，因而大声疾呼学者们要尽到“宣汉”“恢国”的责任，认为：“汉德不休，乱在百代之间，强笔之儒不著载也。”“如千世之后，读经书不见汉美，后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经之臣，纪主令功，记于竹帛，颂上令德，刻于鼎铭。文人涉世，以此自勉。汉德不及六代，论者不德之故也。”他本人当仁不让，一再申明《论衡》的著述不同于别人，即是为了“宣汉”：“《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评说。”“汉家著书，多上及殷、周，诸子并作，皆论他事，无褒颂之言，《论衡》有之。”
《论衡》书中直接涉及颂汉的篇目，就有《须颂》《恢国》《超奇》《宣汉》《齐世》《验符》等篇。王充明确提出“宣汉”的论题，并作了出色的实践，这在史学思想上是一个发展，很值得我们重视。他启示人们：史学家、思想家对于当代创建的业绩，应该如实地宣扬，热情地写出反映历史进步的著作，让它在社会上产生有力的教育作用，驳倒各种消极倒退的论调，以增强斗志，激励人们继续前进。
王充和班固是同时代人，《论衡》书中列举的东汉初倒退历史观的种种论调，又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社会思潮斗争的确凿背景材料，这对近一步认识《汉书》的时代意义极为重要。班固撰史的一项根本宗旨是“宣扬汉德”。以往的研究认为这是班固正宗思想的体现，确是有道理的。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撰写一部“汉书”是时代的召唤，班固本人也恰恰意识到这一需要。他之所以不满意“以汉代继百王之末”，重要的原因是他认识到“大汉当可独立一史”。班固这样做，客观上同样具有破除当时浓厚的复古倒退思想的积极意义。他以成功的史学实践满足社会思想前进的要求，在当时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联系王充之所述，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把对《汉书》的评论提高到一个新的层级。而且，由此也能深化对马班史学关系的认识。司马迁有比较自由的思想，班固则深受东汉初儒学国教化的影响，保守倾向浓厚。在“宣汉”和“实录”的著述宗旨上，马班是相通的。这就是《汉书》对武帝以前的史实基本上全录《史记》的理由，明显表示尊重司马迁的成就，而不是什么恶劣的抄袭。班固同样据实赞扬汉代的功业，其中突出者，如：总论武帝“雄材大略”，“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号令文章，焕焉可述”。称赞昭帝任用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又论宣帝大有作为，“纂修洪业”，“招选茂异”，“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故号称“中兴”。
这些称扬都符合历史的实际，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汉书》因“断汉为史”，创立了断代史新体例，摆脱了司马迁之后百余年间历代学者只能“续作”、修修补补的困境，使史学前进了一大步。《史》《汉》的“宣汉”，又都是从历史事实出发，从治国成效、民众生活的角度记述和评价的。这种人文主义的史学传统成为两汉之际迷信谶纬的思想浊流泛滥猖獗的直接对立物。被公认为信史的《史》《汉》，即为后人认识我们民族历程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依据，这对于中国中古文化走上一条跟欧洲中世纪神学体系截然不同的途径，起着不容低估的保证作用。这一层，又是马班史学巨著对于民族文化的巨大贡献。
以两汉“过秦”“宣汉”的历史思想为实例，可以进一步说明：历史学对于社会生活不是无用或只有小用，而是大有用处，它能够有效地帮助实现社会振兴，有力地抵制思想文化的浊流，成为民族精神的坚强脊梁。这显然是史学理论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由此我们想到恩格斯的名言：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经典作家这段论述，概括了丰富的历史事实，总结了反思历史教训获得巨大成就的经验，它深刻揭示出历史运动的一个规律，具有普遍的意义。汉初“过秦”带来了西汉盛世，使秦末的巨大灾难由历史进步得到补偿。无独有偶，隋的顷刻灭亡，使唐初人物记忆犹新，君臣动色相诫，时时以隋的暴虐儆己儆人，而深深认识统治腐败之可怕，民心民力之可畏。因此开直言之路，形成封建社会中少有的敢于诤谏、重视纳谏的政治局面。向李世民直谏的不止魏徵一人，敢于诤言之臣成批出现，是重视总结历史教训的风气使然。特别是李世民当政的前期，处事谨慎，力戒奢侈，不敢劳民。他敕修《隋书》，即要以史为镜，认真总结隋亡教训，意在教育后代。唐初人物也常联系到“过秦”，因为秦朝和隋朝的历史教训十分相像。由于唐初总结亡隋之失，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出现一个更加强盛的朝代。封建社会中汉、唐两个“盛世”的出现，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都跟决策集团认真吸取历史教训直接相联系，这是运用历史知识取得伟大成效的有力例证，值得人们反复地思索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