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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经》和三传历来在经学史上是重要角色，同时，它们在先秦史学中又是居于中坚地位的、富有活力的家族。《春秋经》是后人所能见到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融“史事、史文、史义”三者于一体的编年体史书，标志着由只有官书记载进入私人著述的新阶段；同时，孔子又以所修史书传授后学，为开创古代重视历史知识的传统做出了贡献。孔子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春秋经》的重要性，吸引着儒家学派的学者从多方面研究它，也吸引着其他学派的学者，如庄子、韩非等对它评论或称引。在儒家学派内部，既有着重从记载史事上加以补充、发展的一派，其成果是《左传》，把编年体史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又有着重从解释《春秋经》文辞和“史义”上加以发挥的一派，其成果是《公羊传》和《穀梁传》。这三部史书又各有发展了的历史思想，它们的成就长期为人称道，《公羊传》的历史哲学甚至对中国近代社会还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样，春秋经传便构成为先秦史苑中独特的史学家族，既互相联系又呈现多样性，从而大大丰富了先秦史学的内容。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省称，记事自隐公元年至哀公二十七年，较《春秋经》多十三年，共四十卷，十九万余字。《左传》在西汉时称为《左氏春秋》。它的内容是着重以史实解释《春秋经》的，这跟《公羊传》《穀梁传》着重以“微言大义”解释《春秋经》不同。譬如，鲁隐公元年《春秋经》：“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仅有简略的事目。《左传》隐公元年则原原本本记载了事件的起因（郑庄公与弟共叔段不和）、经过（段将袭郑，庄公伐之）、结果（段出奔共）及余波（庄公母子重归于好）。只有读了《左传》，才能明白《春秋经》所记的意思。所以桓谭《新论》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左传》有无经之传及经传相异的记载，则表明作者求实阙疑的谨慎态度。
所以西汉时称之为《左氏春秋》，可以认为是表明了当时人们对《左传》解释《春秋经》这一关系的看法。
《左传》相传是左丘明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但古籍上对左丘明生平的记载却极阙略。《论语》云：“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根据孔子这种敬重的语气，表明左丘明年辈应与孔子同时。然而对照《左传》内容，却有难以解释之处。《左传》记事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还附加一段，说明智伯被灭，且按谥号称赵无恤为襄子。智伯被灭在公元前453年，距孔子卒年（前479）已有二十六年。赵襄子之死在前425年，距孔子卒已有五十四年。这些史事，不可能是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所记载。又《左传》书中好载预言，有验的也有不验的，凡验中的预言，可以说都是事后比附之词。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预言，书中屡见，《左传》作者应是看到这些史实的。凡预言不应验的，则是作者所不及闻见的。文公六年传：“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说明作者未及见到公元前360年秦兵东围韩城。又，《左传》作者对于魏国抱很大期望，他在晋赐毕万时说：“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
说明作者只见到公元前351年赵、魏盟于漳水之上以前魏国的强盛，却没有看到此后魏国的削弱。
因此，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第一，《左传》一书非出一人之手。前代学者对此多有论及。顾炎武说：“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
最初传授者应为左丘明，尽管成书出自后人之学，但因古代学术最重传授系统，最初的传授者便是此书作者。这犹如《公羊传》写定于汉初而仍称为公羊高所作。
《左传》从传授到写定，经过反复锤炼，均应出于当时熟悉各国史事的第一流学者之手。第二，《左传》成书时代可初步判定为战国前期，大约应在公元前350年前后，但这并不排除后人之有所增益。
《左传》在战国后期即已流传。《战国策》《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都征引《左传》。
至公元279年（晋武帝咸宁五年）发现的汲冢竹简古书中，有《师春》一卷。据《新唐书·刘贶传》、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均云：《师春》全录《左氏传》卜筮事。
汲冢书出自魏襄王墓。则《师春》抄录《左传》卜筮事至迟在魏昭公元年（前295）以前。这是《左传》在当时已经流传的有力证据。《左传》在汉初有清楚的传授，《汉书·儒林传》载：“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长子为禹字），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由于《左传》在汉初已得流布，至司马迁著《史记》，则大量采用《左传》的记载。
《左传》通行的注本是：晋杜预的注，称《春秋经传集解》；唐孔颖达的疏，称《春秋左传正义》。清代学者治《左传》著名者，有马骕《左传事纬》、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未完成，止于襄公五年）等，亦可参考。
《左传》不论在历史观点、史事记载、编撰形式等方面，都已达到相当高度的成就。
在历史观上，《左传》对春秋时代的历史大变动明显地持肯定态度，对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表示同情，并且借所记人物之口，对于这种历史变动作出了具有理论意义的概括，突出地阐扬了民本思想。
《左传》所记载的春秋时代是历史大变动时期。先是周天子失去其天下共主的地位，大国争霸，以后是“公室卑下”，“政在大夫”。社会大变动的实质，是奴隶制统治秩序的动摇，旧的宗法等级关系破坏，而新兴的社会力量崛起。在历史观上，面对春秋时期的历史大变动，《左传》作者并没有感叹旧制度的崩坏，正相反，作者明显地赞成社会大变动，对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予以同情。首先，《左传》对大国争霸局面持赞许态度。书中具体记载了齐桓公联合华夏各国击退戎狄进攻、救邢存卫的功业，赞赏说：“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借小国人民摆脱戎狄劫掠，重获安定生活的真切感受，表彰齐桓公争霸为华夏族带来的好处。书中又载了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前651）的经过，评论说：“会于葵丘，寻盟，且修好，礼也。”
对于晋文公的争霸，书中更着力从重耳本人备尝“艰难险阻”的经历，大臣赵衰、狐偃的政治才干，君臣策略措施的成效等方面，表现其称霸的必然性。作者并加以评论：“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说明晋文公为建立霸业，作了教民利民（发展生产）等项准备，深得民众的支持。《左传》通过这些记载和评论，具体地证明大国争霸符合于当时历史的需要。
《左传》作者赞成社会大变动，更表现在对春秋后期“政权下移”的史实叙述上。《左传》昭公三年记载了齐国晏婴和晋国叔向评论两国政局的谈话。晏婴说：“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叔向说：“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这样记载显然表达了对新兴政治力量齐国陈氏的拥护，和对于残酷剥削民众的晋齐两国公室的谴责。《左传》还详细记载了鲁三桓势力的崛起，“失民”的鲁君终于被季氏驱逐出境，虽有齐、宋、卫、晋等国干预也不能回国，最后老死他乡。若以维护旧统治秩序为标准，季氏的做法是何等大逆不道。可是，《左传》却借史墨回答赵简子的话，肯定了季氏的做法得到民众的支持。
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
史墨的话，表明鲁君的垮台、季氏的兴起都是必然的，而且用“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这样富有辩证色彩的话，概括了春秋时代社会变动的规律。《左传》作者选择、整理了这些材料，也就显示出其思想倾向性。这些都突出地表明作者的进步观点和历史观察力。
《左传》记了多次战役，作者能将军事与政治结合起来，常常从政治的得失揭示出造成战场上成败的更为深刻的原因。如记鲁齐长勺之战（庄公十年）、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七、二十八年）、晋楚邲之战（宣公十二年），都能从“信”“忠”“教其民”“德立刑行”这些条件，说明战场上取胜的政治原因。把军事与政治联系起来，这同样体现了《左传》作者具有相当深刻的历史观察力。
在内容上，《左传》记载史事丰富详实，展现了复杂的社会矛盾，记录了出色的社会思想。
《左传》记载史事涉及了广大地区，它对北、南两大国晋、楚及鲁国记载甚详，对齐、郑、宋、曹、卫、秦和后起的吴、越也都有大体均衡的记载。这点很值得注意，说明春秋各主要国家对史料均有相当的保存，《左传》作者则有开阔的眼光，对史料有充分的掌握。
《左传》叙述的是真实的历史过程，书中所反映的社会矛盾表现出不断展开的形式。它记载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矛盾，包括公室与世卿的斗争、卿大夫之间的斗争、各国之间的斗争。又记载了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这里有对阶级矛盾的概括而具体的描述，例如上述叔向等人的议论，以及晏婴对齐国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横征暴敛的论述：“县鄙之人，入从其政；偪介之关，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贿。布常无艺，征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于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民人苦病，夫妇皆诅。”
书中也记载了人民大众在沉重压迫下爆发的反抗。这类反抗事件，有如：僖公十六年，城鄫役人反抗；僖公十九年，梁伯沟其宫而民溃；僖公二十八年，卫国人“出其君”（卫成公）；襄公二十三年，陈国筑城人起义；昭公十二年，周原伯绞虐，舆人逐之；昭公二十年，郑国多盗；昭公二十二年，周“百工之丧职秩者”随王子朝“作乱”，同年，“百工反”；哀公十七年，卫国匠人随石圃攻卫庄公，等等。
正是由于一方面旧的统治秩序日趋崩溃，另一方面下层人民的力量在政权变动、战争和多次反抗中日益显示出来，因此，春秋时期在社会观念上出现了“君”“民”关系的新变化。《左传》对此的突出反映，就是大量记述了各国政治家、思想家“重民”“民本”倾向的言论。他们从多方面论述“有民”或“失民”是“取国”“保国”的条件之一。书中所载季梁、叔向、史墨、逢滑、沈尹戌等人物，都深深懂得“民”关系着社稷的兴亡祸福。季梁认为“民馁而君逞欲”是危险的。
叔向说“有民”是“取国”的条件之一。
沈尹戌说：“民弃其上，不亡何待？”
逢滑警告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这些思想家进而认为，“君”的作用应是“抚民”而不应“陵民”，并依照国君对民的态度，将国君分为“养民”的“良君”和“困民之君”两类。襄公十四年传，记载了师旷对晋悼公谈论卫献公被国人驱逐一事，严责坏君，大胆地提出对“困民”的君主“弗去何为”的主张。“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师旷对于虐民的统治者有更严厉的谴责，指出“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纵）其淫”，是“弃天地之性！”
齐国晏婴也说：“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
认为君既然违背了“养民”的责任，老百姓自然就要将他抛弃。
《左传》记载的这些“重民”“民本”思想的丰富资料，是历史前进的产物，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重民”和“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古代的民主思想，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力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所以是先秦思想史上的新突破。战国时期孟子所阐述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与《左传》所载思想家的言论有一脉相承的联系。
在历史编撰上，《左传》已经达到相当熟练地运用编年体裁，因而对确立这一体裁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
从历史编撰说，《春秋经》只具备了编年体史书的雏形。《左传》则记载详实，血肉饱满，而且叙述有系统、有剪裁，在编撰技术上大大前进了。《左传》对于主要事件，必定叙述其前因后果，使人获得清晰的了解。在记述事件的同时，书中又重视记述人物的言论行动，因而能够反映出社会的各种情状。所以刘知幾评论说：“言事相兼，烦省合理。”
《左传》还为编年体史书如何做到连贯完整地记载史事创造了宝贵的新经验。编年体具有的优点是：按年记载，事件发生先后清楚，且能看出同一年代发生的不同事件的相互影响。但又有其缺点：如果事件所经历的年代长，则前后要分散到许多篇中记载，势必彼此间隔，首尾难以稽查，史事发展的线索不易显现。因此，熟练地运用编年体裁，就包括在必要时打破按年叙述的限制，以突出事件的主线。《左传》正是这样做了。例如，桓公十年记载郑、卫、齐三国对鲁作战，为明其起因，追叙了四年前郑公忽救齐有功，怨恨鲁人亏待他，这样事情的前因后果才得显豁。这类“追叙法”在书中运用甚多。最成功的例子，则是僖公二十四年，在记述秦伯帮助晋公子重耳回到晋国之前，追叙了重耳出亡十九年的经过。重耳因晋骊姬之难，于鲁僖公五年由晋出奔狄，又历卫、齐、曹、宋、郑、楚，最后到达秦国。若将这些事件分散到十九年中叙述，就会前后悬隔，零乱而无系统，使人不得要领。《左传》作者于是突破了按年记载的格式，集中放到这里叙述，这样，就成功地刻画了重耳从一个不谙世事、耽于逸乐的贵公子，由于经历了种种磨难，成长为一个有见识、有智慧的政治家，身边还有一些有作为的大臣辅佐。通过这段追叙，交代了晋文公争霸成功的政治条件，显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作者精心安排的这段文字，甚至使《左传》全书前半部生色不少——因为晋文公争霸是春秋前期的中心事件。《左传》这种编撰方法，实际上是在编年体中有机地糅合了纪事本末体的因素。这一创造对后人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影响深远。
《左传》既是史学名著，又是文学名著，它开创了中国史学上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好传统。《左传》长于记述战争，它着意写春秋时期争霸和关系大国地位变化的重要战役。如城濮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等，都写得有声有色。作者注意到战争的条件，双方指挥的得失，士气的作用，战争场面的变化，叙述曲折细致、生动逼真。这同作者有高度的军事修养和叙事才能是分不开的。像鞌之战一段（成公二年），写齐军骄傲轻敌致败，晋军以顽强和团结取胜，写得扣人心弦。郤克血流到脚跟还不肯停止鼓声，显出那么顽强。但他身受重伤，难以支持。当此千钧一发之际，张侯、郑丘缓以誓死战斗相鼓励，特别是张侯勇敢顽强，并辔助鼓，晋军终于冲入敌阵，打败齐军。像这样动人的叙述书中还有很多。
《左传》善于写辞令，写行人在彼强我弱情形下，如何以真情至理，委婉地折服对方。如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子产献捷（襄公二十五年）、子产坏晋馆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都是历代传诵的名篇。“吕相绝秦”一篇话，是吕相奉晋君之命，对秦晋关系表示了决绝的态度。他历述秦对晋的恩德，接着说晋已对秦报恩，对秦有大的帮助，最后就缕述秦片面破坏盟好及屡次危害晋国的活动，而晋国虽极力克制，希望保持和好而不可得。这是一篇谴责敌国的话，但肯定了对方的旧恩，列举了对方背信弃义的事实，雍容大雅，没有一点咒骂，没有一点火气，措词委婉有致，又有很强的说服力。春秋战国时期有一种重视语言的古老传统，《左传》辞令之美即是这一传统的反映。
《左传》还善于用极简洁的文字，形象而深刻地说明历史事件或场面。诸如“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
无不精炼生动，而又意味深长。刘知幾极赞这种修辞方法，称之为“用晦”：“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
因而也成为后代史家学习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