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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一词的原义，是指历史上经由世世代代所形成，具有特点，而且至今仍在起作用的社会因素，如习俗、道德、思想、作风等。这里借用来称“传统史学”，大体上，是指鸦片战争以前在中国自身文化环境中演进的、原有的史学。鸦片战争以后，由于社会的剧变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史学有了明显变化，20世纪的“新史学”思潮和新的通史著作的撰成，可以作为近代史学正式产生的标志。由传统史学到近代史学之间存在一个转变的过程，它的上限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起于清初启蒙思想出现，下限则至20世纪初年。本书论述的重点，即是这两个时期史学的演进与有关的文化问题，加以比较研究。
我国传统史学从产生到确立经历了三个阶段。
我国历史记载萌芽甚早。根据现在可以考见的文字资料，始于殷代的甲骨卜辞。在为数不少的卜辞上已记有年、月、日、地点、事件和人物等，虽很简略，但已属于历史记载的萌生状态。周初的记载还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更说明殷商时代对历史记载的重视。《尚书》是一部商代和周初历史文献的汇集，
其中《金縢》《顾命》两篇，记载事件首尾相当完整，表明历史记载又前进了一大步。《诗经》中《公刘》《生民》等篇是史诗式作品，记载了周族祖先的活动。
春秋时期社会激烈动荡，封建制开始孕育，王室衰落，各国政权下移，各国之间的战争和往还频繁。在这些历史条件下，历史记载不再是官文书和诗篇的形式，而逐渐发展为按年代先后连续记载的编年的国史形式。春秋晚年，孔子依鲁国史修成了《春秋》，记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间二百四十二年史事。《春秋》的产生是中国史学史的一件大事。以前，从卜辞到《尚书》《诗经》，都只属于历史记载的萌芽或历史文献的范围，尚未达到史学的层次。“史学”不仅应有史事、史文，还应该有“史义”，即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以此对历史记载起指导和统率作用。《春秋》虽然记载简略，但是它按年、时、月、日，系统地记载史事，尤其是，孔子运用一定的文词表达自己的褒贬意旨，至此，真正具备“史事、史文、史义”三者的史书第一次出现，所以孔子修《春秋》，标志着中国史学的创始。孟子对此有很重要的评论：“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他十分强调孔子在《春秋》中灌输了自己的“史义”，认为这是同以往历史记载最大的不同。
《春秋》在史学史上的意义还在于，它标志着私人著述的出现。从原来的鲁国史到孔子作《春秋》，是把秘藏于王宫府库中的档案公开出来，整理成为当时士庶阶层所能见到并且可以流传后代的史书，如章炳麟所说“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然后东周之事，灿然若明”。这同孔子打破学在官府局面，开创私学之风同样应该充分肯定。由于孔子在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中国第一部史书《春秋》就出于这样一位“圣人”之手，再加上从孟子以下，人们都公认孔子在《春秋》里面贯串着一套“微而显”，“志而晦”，极其精深微妙，极其重要的“义”，即孔子的思想观点。这一切，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后代史家的志趣，注重在史书中表明自己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看法，而且对于后代士人以至统治集团中一些人物重视史学的风气也有深远的影响。所以，从比较确切的意义说，孔子修《春秋》即是中国史学的正式产生。这是传统史学确立的第一阶段。
《春秋》有亟待克服的缺陷，它记载过于简略，记一事，最少一字，最长的也只有四十余字，文词又比较隐晦，每每离不了后人对它作解释。史学的发展期待着成熟的著作出现。西汉司马迁撰的《史记》，正是这样的成熟巨著，它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史记》的产生意味着传统史学确立期达到新的阶段。
司马迁著史正当西汉皇朝全盛的汉武帝时期。政治上的空前大统一，经济上代替汉初凋敝局面而出现的社会生产水平的新发展，为司马迁开阔眼光和从事著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范围和物质条件。由于司马迁重视历史的变化，重视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变革，把“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作为撰写历史的中心任务。因此，《史记》做到从纵的方面贯通古今，总结了以往的全部历史，直至当代；在横的方面，把当时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置于历史考察的范围之内。这样做，冲破了先秦史书的狭隘界限，大大丰富了史书的内容。这不但在中国，乃至在世界史学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在历史编纂上，司马迁把过去粗糙的、不成熟的史书形式加以综合利用改造，创造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互相配合的成熟的史学巨著，容量广阔，规模宏大，以后被历代奉为修史的楷模。《史记》在历史文学上也是典范作品，对后代史坛以至文坛都有深远的影响，它的许多篇章都有“永久的魅力”。总之，《史记》为传统史学创立了体例和规模，从多方面开辟了途径，奠定了基础。
继《史记》之后，班固在东汉初撰成《汉书》，对传统史学地位的确立进一步做出了贡献。以往一个时期，对《汉书》的研究甚为冷落，以至每每把班固的史学作为司马迁的对立面加以贬责。其实这样做很不恰当。从传统史学的脉络看，班固从多方面继承了司马迁的成就并加以发展。首先，《汉书》记载了秦朝的崩溃，刘邦立国的功业，汉朝经由前期的上升、发展，至武帝盛世和“昭宣中兴”，以后西汉衰亡，王莽代汉至灭亡，都贯串着从政治成败、人心向背，以及经济状况、用人得失来观察和解释历史，这正是对司马迁“原始察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汉书》宣扬汉朝功德，同时又对西汉政治的阴暗面不加隐讳，对于统治阶级人物的荒淫、残忍，多所揭露，班固推崇儒家，又处在西汉武帝以来尊儒的环境中，却能痛切地指责以儒学进身获得高位者的虚伪庸俗，以及章句之儒搞烦琐主义的有害倾向。这些又是对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发扬。以上说明班固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所形成的史学传统，历史上《史》《汉》并举，是有道理的。其次，班固解决了司马迁以后历史编纂的难题，并创造了与中国封建社会政权更迭相适应的史书形式。《史记》的辉煌成就对许多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但由于《史记》是通史体裁，记载“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后人于是相继补作。自褚少孙至班彪，先后有十余人之众，然则这些续作绝大多数流传不下来，证明若只限于修修补补，史学便无法前进。班固以过人的见识和创造的才能实现了重大突破，他“断汉为史”，起自高祖，终于王莽灭亡。于是，原先司马迁书中有关的部分成为他可资利用的基础，后人的续作也成为他的资料，经过他的创造性劳动，撰成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巨著，从此为历史编撰开了一条新路，以后自《三国志》《后汉书》至《明史》一直沿用，说明断代为史与中国封建皇朝更迭的周期性特点相适应，所以章学诚称誉《汉书》为历史编撰上“不祧之宗”。
纪传体史书在传统史学上占据首要的地位，由此进一步确立，故被历代尊为“正史”。《汉书》在编撰体例上严密整齐的特点也被后人所效法。司马迁才华盖世，《史记》笔法灵活，但在体例处理上比较粗糙，如《伯夷列传》通篇议论多于记事，《匈奴列传》内容记载少数民族活动，却放在两篇记载人物的列传《李将军列传》和《卫将军骠骑列传》之间，这类地方有可能是司马迁有意为之，但从编撰体例讲却不够严密。班固却能将这类问题处理得比较妥帖，规矩法度严整可循，这也使后代修史者大受其益。再次，《汉书》十志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更加发展，遂使纪传体史书中的典制体臻于完善。后代所修“正史”凡有典志者，内容大致仍不出《汉书》十志的范围。又从《史》《汉》书志的基础上，后代发展成为《通典》《文献通考》等重要的典制体著作，构成传统史学中又一发达的门类。由于班固处在儒学独尊、文化专制主义逐渐加剧的时代，使《汉书》打上了正宗思想的时代印记，这是班固的局限。但是这一点不能抹杀《汉书》的巨大成就。从史学发展长河看，由于班固在史学思想、史书内容、历史编撰上取得一系列很有意义的成功经验，自孔子创始、司马迁奠基的传统史学，至此才全面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此后，传统史学在其演进的一千五百年中，在史书数量增多、著作门类和史学范围扩大等方面继续取得进展，并且出现了《三国志》《后汉书》《史通》《通典》《资治通鉴》《通志》《文献通考》等名著，分别在纪传体断代史、编年体通史、史学评论和典章制度等领域取得了成就。至元、明两代，传统史学明显地失去这种发展势头，未再出现有突出成就的名著。相反，史书编撰上的因袭倾向越来越严重，尤以纪传体“正史”表现得最为明显，章学诚曾有这样的总结：
后世袭用纪传成法不知变通，而史才、史识、史学，转为史例拘牵，愈袭愈舛，以致圆不可神，方不可智。如宋、元二史之溃败决裂，不可救挽，实为史学之河、淮、洪泽，逆河入海之会，于此而不为回狂障隳之功，则滔滔者何所底止！
这段评论反映出：学术界中见识敏锐的学者已经预示到历史学到了非变革不可的地步。
入清以后史学的演进证明了这种必要性和必然性。自明清之际史坛产生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样的杰出人物，便开始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过程，故可简称为“转变期”。转变期的阶段性是比较明显的：
第一阶段，自清初至鸦片战争前。在此阶段，传统史学中孕育着具有近代意义的积极因素。清初早期启蒙主义思潮产生，出现了强烈的反封建专制思想，乾嘉时期，朴学家中形成了严密考证的方法，章学诚则倡导学风的转变和历史编纂的变革。
第二阶段，自鸦片战争至20世纪初，近代史学由逐步酝酿到正式产生。开始是要求了解外国，学习外国，其后在史书中介绍西方政体，再后是运用进化论哲学思想，提出了新的史学理论，并在历史编撰上实现了革新。
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途径，应从两方面考察。一方面，社会条件急剧变化产生的影响，以鸦片战争为起点，西方文化输入，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刺激和推动作用。鸦片战争时期，史坛产生了明显的变化，资本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促使史学与挽救民族危亡、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形成了近代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又因中西文化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和国家学说、竞争观念、进化论等等先后输入，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最后导致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产生，并且运用进化观点、因果规律指导历史研究。
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史学自身学术思想的逻辑发展，构成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内在基础。中国传统史学内部有近代因素的孕育，有继续前进的内在基础和内在动力，使得西方文化影响这一外因能够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从鸦片战争时期史坛的代表人物魏源身上看得很清楚。魏源在其名著《海国图志》中倡导了解外国，并且对西方民主制表示向往，这是在根本点上实现对封建思想体系的突破。魏源能够及时地实现这一转变，其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有古代民主思想这一基础。自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光辉思想，就成为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历代志士仁人不顾专制统治者的高压，敢于坚持和发扬这一思想。西汉宣帝时，盖宽饶曾上书批评宣帝宠信宦官，只凭借法令条例治国，又敢于对“家天下”表示怀疑，引用《韩氏易传》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
这等于公开提出“传贤”的制度比“家天下”优越得多，如果国家治理不好，就不应该保持一家一姓的天下。盖宽饶虽然最后被迫自杀，但他敢于批评专制政治的话却明白记载在《汉书》上。至宋元之际，邓牧因经历了宋亡的大事变，刺激他反思历史教训，在其所著《伯牙琴》中，揭露专制统治者“竭天下之财以自奉，而君益贵”，“凡所以固位而养尊者无所不至”，“为分而严，为位而尊”，并予以严厉斥责：“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欲长治久安，得乎！”
清初黄宗羲把这一思想发扬光大，顾炎武也对专制统治痛加抨击，至鸦片战争时期，清朝的腐败彻底暴露，因而激发了魏源尖锐地批判专制、向往民主的思想，他态度鲜明地赞扬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是“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
他又在《海国图志后叙》中赞扬说：“墨利加北洲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
中国近代史学从开始酝酿之时，就是以批判专制、赞扬民主为其思想特色，这就证明：传统文化中的朴素民主思想是近代接受西方民主学说的基础。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封建专制的革命意识如怒潮澎湃，成为时代最强音，当然也是近代史学的思想灵魂。
在哲学思想上，魏源同龚自珍一样是嘉道之际今文学派的健将，他阐发公羊“三世说”，而且结合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思考，提出“气运说”来概括历史的大变局。这就大大帮助他去体察鸦片战争所预示的新的历史剧变。他从哲理高度写下一段重要议论：“天地之气，其至明而一变乎！沧海之运随地圜体，其自西而东乎！……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亦随世而变。”
公羊学的变易观点帮助他认识到，东西方先进与落后的局势，已经产生了巨变，不但观察时局的眼光要改变，历史著作的写法也应随着改变。继龚、魏对公羊三世说实行革命性改造之后，晚清公羊学更加盛行，成为进步人士接受西方进化论的中介。
总之，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循由途径有二：一是时代剧变的刺激，西方进步文化的输入；一是中国文化内部学术思想自身的逻辑发展，提供了接受西方进步文化的内在基础，不仅在朴素民主思想和变易历史观方面，在严密考证和历史编撰方面也存在这种内在的动力。唯其如此，当鸦片战争发生、东西方文化发生剧烈碰撞之时，中国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才会在整个东方世界中居于前列，并且到20世纪初即有完整意义的近代史著问世。
比较研究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比较研究能够推进我们的认识能力，开阔视野，使我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更加准确、更加深刻。事物的特点和意义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而且由于适当的比较而相得益彰。“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
这是马克思的名言。所以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流通的特点，就不仅研究它们本身，还以之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比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作比较。比较研究方法的又一意义，是通过认识事物的客观联系去发现规律性现象，经由对具体事物的认识达到抽象的概括，达到认识过程的更高层次。传统史学从孔子修《春秋》算起，至鸦片战争时期，走过约二千五百年的漫长历程。其中，自东汉中期至明末以前这一千五百余年，从史书数量讲是大量的，也相继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名家名作，但从史学思想看，中间这一长阶段发展比较平缓；而传统史学演进的两头，史学思想的起伏变化则要剧烈得多。将确立期和转变期贯串起来作比较研究，将大大有助于了解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规律，即：中国史学到清代以后，为何走的是这条道路，而不是别的道路？贯串研究还可让我们了解传统史学向后演变的“流”，了解近代史学早先存在的“源”。本书上、下两篇，即以比较研究为总的思路，就前后两个时期中的重要史著或重要问题，两相对照作个案的研究。这里，只能总括性地论及前后两个时期在史学思想、治史风格诸方面的异和同。
传统史学确立期和转变期，由于所处历史时代不同，它们之间的“异”是很明显的。首先是史书形式大有不同。确立期的史书体裁仅限于编年体（《春秋》《左传》）和纪传体（《史记》《汉书》）。到转变期，除这两种体裁（编年体如毕沅《续资治通鉴》、夏燮《明通鉴》，纪传体如《明史》）外，还有学案体（《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纪事本末体（《左传纪事本末》《绎史》），史学评论（《文史通义》），20世纪初则有长篇学术论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和近代章节体的开山之作（《中国古代史》）。其次是时代内涵大不相同。同是通史著作，司马迁当时能做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自是杰出不凡，而《中国古代史》则把视野扩大到地球五大洲和世界的人种，上古时代文明进化经历的游牧社会—农业社会的不同阶段，又对几千年中国历史提出系统的分期看法。同是典制体，到《海国图志》《日本国志》撰成，已经发展到记载外国史地和外国社会制度的历史性巨变。再次，史学理论上，转变期已先后提出改革史书编撰和对旧史学进行激烈批判。
然而，这两个时期又有其相似之处，而且这些地方对于我们研究史学和文化更有意义。史学思想活跃，前后变化剧烈，这是传统史学确立期和转变期明显相似之处。
孔子修《春秋》，是要借对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史事作是非褒贬，表达自己维护“周礼”的政治思想。到司马迁著《史记》，虽以“继《春秋》”自任，却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对自己著史的要求，探索历史的盛衰变化，探索超人间力量与人类有目的的努力之间的关系。至《汉书》出，则以记载西汉一代的进步，批评当时盛行的“尊古卑今”倒退历史观和鬼神迷信观念。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二百五十年间，史学思想更呈跳跃性发展。清初史学大师们在自己的史著中反思明亡的教训，提倡学术经世致用，揭露封建专制的腐朽。到乾嘉时期，考证之风盛极一时，但其间卓越的学者却能在考史中表现其“通识”，关心国计民生、盛衰治乱之故，同时，又有章学诚对烦琐考据的流弊提出尖锐的批评，提倡“史学经世”。鸦片战争后，则由“考史”转向著史，由传统学术范围的经世致用转向了解外国、学习外国，使史学成为救亡图强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学术思想上既重视继承，又勇于创新，是传统史学确立期与转变期的另一明显相似之处。公羊“三世说”历史哲学的演变，即是最明显的例子。它由《公羊传》发端，传中再三强调“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其中包含着对待历史的一个很宝贵的观点：不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视为铁板一块、凝固不变，而看作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这种历史变易的观点，能给后人以宝贵的启迪。至西汉董仲舒加以发挥，提出“张三世”的论点，说：“《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
“张三世”的提出，把《公羊传》的说法大大推进了。董仲舒又提出“通三统”，二者结合，形成一套改制的政治—历史哲学。至东汉何休，又归纳出“三科九旨”，而且把“三世说”演绎成系统的发展史观，把“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与据乱—升平—太平的社会发展阶段论相结合，构成了体系。此后，公羊学消沉一千多年，至近代史开端时期，重新焕发其活力。首先被龚自珍、魏源加以改造，灌输进批判封建统治的新精神。这种具有新的时代意义的历史变易观，还指导魏源开始认识中国对外关系面临的巨大变化，中国处于落后地位，必须抵抗外侮，警醒自强，同时应改变傲慢排外的态度，学习外国长处。这是魏源撰著《海国图志》的根本出发点。至戊戌时期，康有为将公羊学说与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作为他大力倡导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于是公羊学说再次风靡于世，并且成为中国智识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基础。
公羊学说在传统史学确立期和转变期的演变过程，再一次使我们得到启示：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在近代史时期有一定的应变力，这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成果，经过近代先进人物改造、阐发之后，可以并且能够与西方传入的进步学说相沟通。近代文化的演进过程离我们很近，关系甚为密切。总结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我们今天确定文化战略应当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