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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字仲沄，号芸台，于1893年11月15日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旧式书香家庭。先辈世代读书，父亲范寿钟，继承祖业有地三十亩，本人科场落第，居家治学，相当博学，亲自教育子弟。叔父范寿铭，自清末至民国初年，先后在河南任辉县知县、河北道尹，喜研究金石学，著有《循园金石文跋尾》等书。范寿铭对范文澜青少年时代影响不小，范文澜在自传体文章中称他是“和蔼可亲的叔父”，与“严肃可怕的父亲”正相对应，范文澜以后来到北京求学，再后来又在河南汲县教中学、在开封教大学，都和叔父有直接的关系。
范文澜自幼在私塾读《四书》，又由父亲自教五经、古文和《泰西新史揽要》等，并教写策论文章，准备将来应举。1905年，清朝废科举，兴学堂。1907年春，十四岁的范文澜进入县立高等小学堂，插入三年级。范文澜平常极少谈论自己的经历，他说过：“我不愿回忆过去，因为过去没有什么值得留恋。”1940年他初到延安不久，曾应《中国青年》杂志社的要求写了自传体文章《从烦恼到快乐》，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叙述他自童年至到达延安之前的经历。从这篇文章中我们读到，同范文澜历史著作的严谨、深沉，以及他处处留给人们谦虚、温和的印象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童年和少年时生性特别好玩和淘气，这实在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他这样叙述他好玩的童年：
我生在旧社会所谓“诗书门第”的家庭里。父亲性格极严肃，对儿子们很少表示喜笑的和蔼态度。母亲当然亲爱得多，但儿子们怕她，不比怕父亲差多少。这样，挨打挨骂的危机到处潜伏着，只有“小心翼翼”“循规蹈矩”避免一切可以招致打骂的行动，才能获得眼前的和平。
现在想来，不能埋怨父亲母亲对我的过度管束，因为我的过度好玩，实在使爱我者为之惊惧不安。我那时候觉得什么都是好玩的。池塘里摸虾蟹泥鳅，有一次几乎淹死。乱草堆捉蟋蟀，时常被蜈蚣黄蜂螫伤，有一次几乎被蝮蛇咬死。爬树探鸟巢，上屋顶乱走眺望，送子观音殿偷小菩萨，大雪天在雪地赤脚奔跑，制造戈矛（削尖的竹竿木棍）炮弹（鸡旦壳装石灰）等武器和邻舍儿童打架。诸如此类的玩闹，害得父母担忧生气，花钱请医生，向受害者道歉，等等麻烦苦恼，怎能不使他们讨厌头痛呢。
在父母面前，装得十分恭顺，“无懈可击”，一出监视范围，就雀跃鼠窜，畅所欲为。玩的时候，决没有想到闯祸的后果，挨打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的不再玩。客观方面，打骂与玩是联系着的，主观方面，打骂与玩是两件不相干的事。所以我相信，打骂制度，毫无用处。
童年时代的玩耍嬉戏，决不妨碍日后能成长为大学问家，而严厉的打骂，也无法改变儿童好玩的天性，这是我们读了这段自述自然留下的强烈印象。自七岁入私塾后，在老师的严厉管教之下，活泼的儿童变成了终日背书和受罚的机器人，老师冷酷无情的体罚，给幼小的范文澜造成肉体上和精神上无尽的痛苦，少儿的乐趣被残酷地剥夺了：
我七岁进书房，老师姓赵，据说他的“坐功”在蒙师群中很著名。的确，他从不生病，从不告假回家去，除了年底放一个月假，其余三百多天，总是像机器人一样，依规律教书。我开始读司空图《诗品》，接着读《大学》《中庸》等所谓“四书”“五经”。我记忆力很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似乎还好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那一套，真觉得唠唠叨叨，纠缠不清，背书挨打，总是为了注文欠烂熟。心里怒骂“朱熹是什么东西，造出这许多狗屁，让我吃苦，非烧掉你不可”。
书房学生共三个人——我，我的哥哥，还有一位堂阿哥——在赵老师严格“管教”之下，三个活泼儿童，也都成了机器人。赵老师夏天爱睡午觉，我们三人约定午睡时间，提高嗓子，拼命朗诵。如此日久，赵老师自动放午假，让我们暂时休息。春秋冬三季读夜书，瞌睡得要死，赵老师放轻脚步，从后面轮流猛击瞌睡者头部。这在书房术语，叫做“吃栗子块”。老师紧握着右拳，中指节凸出成三角形，三角尖击头，照例起块像栗子大。每天夜里，老师的拳忙着送栗子块，学生的头忙着吃栗子块。油灯暗淡，书声高低断续，栗子卜卜作响，这就是书房里大小四个机器人的工作。
在科举制度下，世世代代训练出一批又一批不会独立思考，只会死记硬背、生吞活剥古老经书和拼凑八股文章的“机器人”，根本不考虑儿童的接受能力和兴趣爱好，更无丝毫尊重儿童人格和改进教育方法的意识，而认为无情的体罚就是训练死记硬背的惟一手段，严重摧残儿童的身心健康，这种情景拿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实在感到残忍！
范文澜十四岁进县立高等小学堂，虽然新式学堂有音乐、图画等功课，但是也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因为他被校长“优待”插入三年级，英语和数学课以前全没学过，入学以后听不懂，跟不上，虽然得到一位热心的同学帮助补课，但拼命追赶使他苦不堪言：
第一次上英文课，就读《皇家读本》第二册《乌龟和兔子赛跑》那一课。连字母都没有认过的我，一进课堂，即刻变成“傻瓜蛋”，瞠目结舌，不知如何是好。我立誓学乌龟，无奈使不上劲，想慢慢爬也不行。后来坚决要求校长设法“救济”，校长准我课外学一个月的Primer，总算学得些字母，拼音，最简单造句法。我拼命赶上去，白天有一位令人难忘的同学陶治安先生帮助我学习，晚上“非法”偷开夜车，大概一年后，我追上同学们。算学非伏案演草不可，而我的“夜车”只能躺在床上偷开，因此正式自习时间全部费在算学上。我连阿拉伯数字都没有见过，凭空学起“命分”来，也幸得陶先生的帮助，使我逐渐克服困难。英算两大负担以外，还要背诵《易经》《书经》（前清学校必须读经，而且很认真）。至于唱歌、图画、手工之类，只好敷衍塞责，骗取及格分数就满意了。
尽管功课对他压力很大，他要拼命追赶，可是也制止不住童年范文澜的好玩天性。第一天进学校，同宿舍八个幼童，姓名还没有记清，就玩了一套“耍老虎”的把戏，他当老虎头，其余当虎脚虎尾，上面蒙着老虎毯子（范文澜的卧具），大声吆喝，撞进别人宿舍去。结果老虎毯子被没收，他被扭着去告校长。校长将他训斥一通，第二天早晨挂出“校长示”的木牌来，说他“性非驯良”之类的许多缺点，结尾是“姑念该生未习校规，从宽免予记过，特此训诫，以策后效”，并按惯例把他搬到校长室贴邻一间宿舍去住，以便校长严加管束。如此受罚，但也改变不了他贪玩的性格，读了两年书，记大过两次。“学校讨厌我，又似乎不想斥退我，几次都‘从宽免予记过’，我糊里糊涂毕业了。”
范文澜在小学堂虽因拼命追赶功课和游戏受罚而很感苦恼，但实际上这段时间中他有两项主要收获。一是他在原来背诵“四书”的基础上，进一步读了《易经》《书经》，对他后来在国学领域深造有用处。二是当时正好反清革命家秋瑾和徐锡麟在绍兴紧张地从事准备起义的活动，少年范文澜目睹了革命志士的英勇形象，使他从小就受到爱国思想的感染，这对范文澜以后的人生道路更有深远影响。
秋瑾和徐锡麟都是范文澜的绍兴同乡。秋瑾（1875—1907），号鉴湖女侠，她的丈夫是湘潭富绅子弟王廷钧，王因纳资捐得户部主事之职，秋瑾随之入京，生活条件优裕。但她目睹民族危机深重，清政府腐败无能，决心献身于救国事业。1904年冲破家庭压力，自己筹资留学日本。她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发起组织“共爱会”“十人会”，并创办《白话报》，鼓吹推翻清朝反动统治，提倡男女平权。1905年回国，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7月再度赴日，加入同盟会。次年回国，先后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及《中国女报》。随又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起义，未果。为了培养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她和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被推为学堂督办。大通学堂离范文澜家很近，其兄范文济即为学堂学生。这段时间，秋瑾的革命活动达到最高潮，她往来于沪、杭间，联络沪、浙军队与会党，组织光复军。计划7月在金华起义，不料，6月绍兴会党暴露目标，清政府得奸人密报，派兵包围大通学堂。她与少数学生持枪抵抗，失败被捕，牺牲在绍兴轩亭口。徐锡麟（1873—1907）原先是绍兴府学堂算学教师、副监督。1903年游历日本，积极参加浙江留日学生营救章炳麟因苏报案入狱的活动，并受拒俄运动的影响，产生反满革命思想。回国后从事革命排满的活动，加入光复会。陶成章（绍兴人）授以浙东会党机密，遂于1905年到诸暨、嵊县、东阳、义乌等地，联络会党。办大通学堂，设体育专修科，招金华、处州、绍兴三府所属各县会党头目来校受兵操训练，规定凡入校学生均为光复会员，毕业后仍受学校领导人统辖与指挥，借此积累革命力量。次年冬再赴日本，欲入陆军联队学习军事，因眼患近视被拒。次年回国，北游京师及辽、吉，察看形势，旋捐资为道员，分发安徽，得到巡抚恩铭重用，任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1907年与秋瑾准备于浙、皖两省同时起义，7月6日枪杀恩铭于安庆，率巡警学堂学生攻占军械所，与清军激战四小时，失败被捕，英勇就义。范文澜十四岁上高小学堂时，常常见到大通学堂学生操练和秋瑾骑马外出，并目睹了清朝官兵包围大通学堂，和当时秋瑾不幸被捕、严肃镇定的情景。半个世纪以后，他撰有《女革命家秋瑾》一文，对此作了真切的回忆：
秋瑾是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即现在的浙江绍兴县）人。她主持的大通学堂，离我家不到半里路。大通学堂实际是一个军事学校，操场就在我家对面，中间仅隔丈把宽的小河。我和一群小孩很喜欢看他们背着洋枪上操，听到洋号响，就不约而同地跑到河岸上去看。有几次看到一位矮小的戴眼镜的人在操场里看操，有些人指点说，这是徐锡麟。
我所看到的秋瑾总是男子装束，穿长衫、皮鞋，常常骑着马在街上走。她骑着马来了，我们跑到马左马右瞪着眼看她。她也看我们。现在想来，她这双慈善的眼睛，可能是在看马是否会伤害我们，也可能是在看我们这些无知小孩，长大了是否也会跟着她去革命。我们这些小孩的心是单纯的，我们没有像顽固派那样用腐朽的观点去反对她，也没有意会到她是反对腐朽社会的女豪杰，我们只是为好奇所驱使，她来了我们就要看她。
我哥哥范文济是大通学堂的学生，他上操上得好，被提升为一个学生队长。1907年暑假，大通学堂放学了，我哥哥还住在学堂里。有一天午饭后（阴历六月初四），我母亲煮熟了两只螃蟹，叫我去找他回家吃蟹。我走到学校大门口，正好，不需要请门房进去通知，他摇着芭蕉扇已经走出大门来。他说蚊子咬得慌，睡不着午觉，想回家来休息。我们到家不过几分钟，听到外面有枪声，他把螃蟹放下，叫我出去看看有什么事。
我出去一看，满操场都是兵，也有一些衙门里人打扮的，簇拥着一个披袍褂的人立在操场的河岸上。那边又响了几枪，操场上的人都显得非常紧张，披袍褂的人慌忙钻进一只小乌篷船里，看的人都笑了，说这是会稽县知县。一忽儿，看见秋瑾穿着白汗衫，双手反缚，被一个兵推着走，前面有几个兵开路，又有几个兵紧跟在后面，他们都端着上刺刀的枪，冲锋似地奔过我家门旁的锦鳞桥，向绍兴知府衙门的路上奔去。秋瑾严肃镇静的神情和那群狗子们疯狂凶恶的可憎相，我虽然是个小孩，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但是看得很分明，自然要同情秋瑾，厌恶那群狗子们。
同乡前辈秋瑾这位女杰英勇反抗腐朽的旧社会、无所畏惧的精神，和清朝官兵的凶恶，永远烙记在范文澜这位绍兴少年的心中，加上他的哥哥在大通学堂受过教育，因此范文澜自然从小深受反清革命思想的影响。“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所”，古人所总结的这一令绍兴人振作奋起的光荣传统，在20世纪初年由于秋瑾、徐锡麟、陶成章，以及蔡元培、章太炎这些爱国志士的革命行动，而得到极大发扬和空前提升。无疑地，当年在范文澜心中所播下的进步思想种子，是后来他走上“集学者与革命者于一身”的人生道路的深层原因之一。《女革命家秋瑾》一文的结尾，表达的正是他少年时代直接由于秋瑾被捕和遇害事件而引起的对清朝反动统治当局的仇恨：
清政府杀害秋瑾，引起社会舆论的不满。当时我能接触到的人当然很少，这些人又都是守旧派不同情革命的，可是他们也不同情清政府的凶暴行为。他们纷纷议论，我从旁听取，大致是：秋瑾没有口供，按律例不应该杀没有口供的人；轩亭口是杀强盗的地方，秋瑾不是强盗，不应该到那里去杀；妇女只有剐刑和绞刑，秋瑾不应该用斩刑。不管他们议论的是什么，反正并不同情清政府。不多久浙江巡抚、绍兴知府都调走了，显然是由于社会上各种舆论的压力，清政府不得不调走这些“有功”的走狗。
范文澜作为浙东人，从学术思想的渊源说，他不能不受到历史上有名的“浙东学派”的影响。清代浙东学派，又远绍两宋浙东学者之遗绪，可谓源远流长，蕴蓄深厚，沾溉后代浙东学子。
早在东汉初，浙东大地已哺育出进步思想家王充这样杰出的学者，南北朝至唐代，有撰著《晋书》的史学家虞预，撰著《晋书》《后汉书》的史学家谢沈，撰著《易注》的经学家虞翻，编纂类书《北堂书钞》的学者兼书法家虞世南。这些人物的产生，说明中原文化早已在浙东有力地传播，并显现出越来越多的成果。但浙东地区之形成既渊源于中原文化而又具有本地区文化的特色，是在两宋时期。此时由于经济、文化发展，书院林立，讲学风气大盛。南宋时，浙江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堪称“人文荟萃之邦”。浙东地区产生了以吕祖谦为首的“金华学派”，陈傅良、叶适为首的“永嘉学派”，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陈亮提倡事业功利、有补于“国计民生”的“事功之学”，他以“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许，指摘理学家只讲主观动机而空谈性理，“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
。他力主抗金，虽遭当权者嫉恨，屡次被捕入狱，却毫不气馁，出狱后志气益励，表现出为国家民族利益而无畏抗争的精神。叶适是与陈亮并称的“事功学派”。他曾任权兵部侍郎、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在对金和战问题上，主张积极图谋雪耻和恢复失地，曾成功地组织对金兵的抗击，并制定出一套防御计划，加强了两淮、江北的边防。被罢职后，以十六年的岁月究心学术，“根柢六经，折衷诸子，剖析秦汉，迄于五季”，在多方面作出建树。他在理学盛行的情况下，明确持批判态度，有力地针砭“专以心性为宗主”，主张“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
。叶适提倡治学要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务实而不务虚”，故申言“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
。他重视历史的鉴戒作用，《四库提要》作者有见于此，称叶适《习学纪言》中“论唐史诸条，往往为宋史而发，于治乱通变之原，言之最悉”
。叶适研治史学还特别重视当代史的编撰，推崇孔子作《春秋》具有“用于当世以为援据折衷者”
的了不起的价值，又称赞司马迁著《史记》“序次高祖至《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示当世得失之林，正应史职”
。
南宋末，浙东有著名学者王应麟、黄震，对后世浙东学术影响尤大。王应麟，浙东鄞县人，主要著作有《困学纪闻》《诗地理考》《汉艺文志考证》，编纂有《玉海》《玉堂类稿》，及文集《深宁集》。全祖望称其治学特点为“综罗文献，实师法东莱（吕祖谦）”
。尤其在考史和辑佚方面对清代学者有很大影响。《困学纪闻》中之“考史”部分内容颇广，有对历代史籍的作者、取材、体例、版本等的考证、评论，有对史实和地理的考订，也有对事件和人物的评论。王氏辑有《三家诗考》《周易郑注》，奠定了后世辑佚法的基本路数，故被梁启超称为中国辑佚学史上的第一人，他对搜集三家诗说的重视上绍朱熹，下启清代学者。黄震，浙东慈溪人，著有《黄氏日抄》九十五卷，大部分是他读经、史及“本朝诸儒之书”的劄记。全祖望称“《日抄》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黄百家也称“《日抄》之作，折衷诸儒，即于考亭也不苟同，其所自得者深也”。
《四库提要》称他治学“反复发明，务求其是”
。总之，宋代浙东学者根据国家社会情势的要求和学术发展的需要，创立了各具特色的学说，且互相讨论、砥砺和辩难，实在从诸多方面为后代学者提供了思想营养和启迪。
无论是从陈亮、叶适的抗金精神、民族气节和重视事功、“经世致用”的思想，还是王应麟、黄震博综文献、躬行自得、务求其是的学术旨趣和治学方法，我们都可以从清代浙东学者黄宗羲等人身上看到其影响。
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创者是黄宗羲。他在青年时代与阉党英勇斗争，嫉恶如仇，赴京用铁锥刺伤陷害他父亲的阉党奸人。清兵南下时，他组织家乡子弟为“黄氏世忠营”以抗清。复从鲁王政权，先后授监察御史、左副都御史，曾会合其他义军渡钱塘江西进，直抵乍浦。后退入四明山结寨自守，坚持斗争至南明灭亡，晚年从事著述，在经学、史学、天文历算、地理学等方面均有很高造诣。他学识极其渊博，而首先重视学术经世，所著《明夷待访录》，便是总结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要求实行变革的充满战斗精神的政论。他又强调治学贵求得真知灼见，而且要重视别人的独立见解，故在《明儒学案·凡例》中申明：“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黄宗羲特别究心于史学，著成《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此书系由全祖望续成），且重视当代史的撰述，著有记载南明史实的《行朝录》等九种。对于黄宗羲继续了宋代以来的学术，特别是发扬了宋代浙东学者的成就，而融会贯通，达到新的高峰，全祖望有中肯的概括：“以濂（指周敦颐的濂学）洛（指程颢、程颐的洛学）之统，综合诸家，横渠（张载）之礼教，康节（邵雍）之数学，东莱（吕祖谦）之文献，艮斋（薛季宣）、止斋（陈傅良）之经制，水心（叶适）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
全祖望所总结的黄氏继承和博采的，几乎包括宋代理学系统的所有重要学者（“濂洛之统”当然也包括朱熹和陆九渊），而特别一一道及南宋浙东五位学术名家，这对认识黄宗羲（当然也是整个清代浙东学派）学术渊源之深而广，是很有意义的。
宋代浙东学者思想营养的浇灌，清初时代环境的刺激，加上后继学者本人的创造、拓展，形成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清代“浙东学派”。继黄宗羲之后，有万斯同、全祖望、邵廷采、章学诚、邵晋涵等学者，他们的故里都在浙东，或学风相似，或有师承关系、朋友关系，故历来有“浙东学派”之称。梁启超、何炳松、钱穆等人都持这种见解。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则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从黄宗羲至章学诚这些学者，他们的学术，前后有一种旨趣联系着，因而显示出学派的特点。学派，不应只限于直接的师承关系，有相同的学术旨趣，并且加以发扬，就可认为是“学派”。章学诚的名著《文史通义》中，专门写了《浙东学术》一篇，对黄宗羲以下清代浙东学派的传统作了精彩的论述：“浙东之学，虽出婺源（指朱熹），然自三袁（指南宋袁燮、袁肃、袁甫）之流，多宗江西陆氏（陆九渊），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梨洲黄氏（黄宗羲），出蕺山刘氏（刘宗周）之门，而开万氏弟兄（万斯大、万斯同）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
章学诚又极称许邵廷采（余姚人，字念鲁，邵晋涵之叔祖），邵廷采曾受业于黄宗羲，为学主于经世，重民族气节，虽穷居里巷，而其志常在天下。所著《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及《东南纪事》《西南纪事》，或寄托故国兴亡之隐痛，或保存南明史迹，用心良苦。其《思复堂文集》，尤显著地标出“思复明朝”的志向，且多明人传记。故综合章学诚对清代浙东学术之传统的阐释，及黄宗羲以下学者的精神和著述，我们对于清代浙东学派的旨趣，可大致归纳为三项：一是强调经世致用，主张学术要切于人事，反对空言“义理”；二是怀有强烈的民族意识，重视表彰民族气节，并重视记载当代史；三是贯通经史、博综文献。
至晚清，浙东学派仍有明显的影响。同治年间，平步青极注意整理乡邦文献，张岱《陶庵杂识》《三不朽图赞》，黄宗羲《南雷文定》，全祖望《鲒埼亭集》，章学诚《实斋劄记抄》，及张煌言、祁彪佳的论著，他都曾批校、整理、刊刻过。平步青所著《樵隐昔寱》卷四《答章筱同书》，是答章学诚曾孙的信，述其本人志愿为：少时，“妄以习闻先正自期”，弃官归里后，“亦思稍理旧业”。信中论浙东学术源流，云：
浙东学术，自东发（黄震）、深宁（王应麟）以来，远有代绪。国初黄南雷（宗羲）、万石园（斯同）兄弟及邵念鲁、全谢山（祖望）氏而下，惟令曾祖（实斋）先生，远绍独肩。先生殁，而浙东学术不绝如线。道咸间，宗涤甫观察颇以起衰自任，而接受无闻。
他对浙东学术的渊源有深刻的理解，对于章学诚所曾起过的“远绍独肩”的作用评价尤为恰当，因而希望有人对乡邦学术的传统继承和振兴，发出深沉的感慨。他还曾为全祖望《鲒埼亭集》写了一篇跋，同样充满感情地历述浙东学派的源流传统：“环顾宇内，深宁、东发之学，绍述者谁？而浙东南雷、石园、思复（邵廷采）、南江（邵晋涵）、实斋诸家，渊源具在。”
至20世纪初年及“五四”前后，浙东地区产生了一批在近现代史上有巨大影响、彪炳史册的人物，对于思想学术界影响尤大者，即有章炳麟、蔡元培、鲁迅、范文澜等人。我们从章炳麟、蔡元培的反清革命活动和民族气节（章炳麟在《訄书》等论著中对于清代政治、制度、学术又作了许多研究、论述），从鲁迅对“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一古语的称扬
，都可看到清代浙东学派的深层影响。关于蔡元培深受浙东学派思想的影响，在蔡氏为反清革命奔走活动期间与之有过密切接触的黄炎培曾说过：“当满清季年，国政不纲，外侮洊至，先生生长浙东，凡明清之际，黄梨洲、张苍水、全谢山诸大儒‘民族思想’，亦既潜接而默识之。至是感于环境之日益恶化，卓然立此为思想中心。当炎培等受学时，所以昕夕昭示，一以国家民族主义为基点。乃有‘孑民’二字之更名。”
（蔡元培早年自号“民友”，至1904年主编《警钟日报》时，取《诗经》中“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两句中各一字，改号为孑民）而范文澜日后之所以成长为令人景仰的新史学大师，究其原因，中华传统文化丰富深厚的营养对他的培育，和时代精神对他的洗礼、引导，这两项当然是最重要的，但其中也应包含清代浙东学派的优秀精神对他的启迪。我们从范文澜称扬秋瑾等反清英雄，他对近代人民革命运动的高度评价和对残酷屠杀革命民众并以此竭力向满清主子表示效忠的大奸曾国藩的严正讨伐，他对晚清《国粹学报·史篇》呼唤民族意识和研究近代史的重视，以及他经由先是博综文献的国学家到走上将著史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的道路，都可以找到明显的证据。对于浙东人民来说，范文澜无疑同样是值得他们骄傲的杰出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