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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一词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如价格定位、职业定位、功能定位、目标定位、城市定位、国家定位等。关于定位，主要有以下三层意思：①确定事物的名望、地位。如《韩非子·扬权》：“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辩类。”②一定的规矩或范围。如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③用仪器等对物体所在位置进行确定。如有源相控阵雷达定位目标系统。
对于战略学来讲，目标定位是指确定一个合理可达的战略目标。战略目标是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是战略的核心。美国前海军作战部部长阿莱·伯克曾说过类似的话：一种没有目标的战略绝不是什么真正的战略，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战术、一种牵制行动而已。战略目标是指战略主体在社会或某一领域内所追求的一种长远性、全局性结果，不一定是最终结果。基于定位，战略目标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往往可以再细分，比如按照层次可以分为总目标、重点目标、阶段目标、子目标、基本目标，按照领域可以分为军事目标、社会发展目标、政治目标、文化目标、经济目标等。目标在战略筹划阶段通常以定性或定量的形式呈现出来。目标定性是说明目标的性质特征、基本方向、价值取向，目标量化是指达到目标的时间进度和指标体系。相比较而言，对于多个单独战略之间的比较，定量表达多于定性表达；对于整体性战略，定性表达多于定量表达；但对于某一具体的战略目标，也存在两者兼而有之的情况。
随着战略学的广泛运用和发展，在企业战略管理领域产生了两个比较有影响力的目标定位理论，这两个理论均在美国产生：①营销目标定位理论。该理论认为，产品营销定位最基本的目标是实现产品在顾客心目中的差异化目标（有特色的产品或服务），更深层次的目标是产品营销定位应该成为企业战略的核心，成为分配和使用人力、设备、物料、管理方法、环境改善的依据；定位以打造品牌为核心和获得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独特位置（差异化定位）为基本点；企业运营的本质就是打造品牌。②产业目标定位理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迈克尔·波特。对于目标定位理论，波特从企业战略目标和国家产业战略目标两个层次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对于企业而言，战略目标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使企业在产业内部占据最有影响力的地位，这一地位需要通过相对更强的市场竞争力量来巩固。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也有类似表述：国家产业战略目标的主要任务就是使一国产业在全球产业中占据最有影响力的地位，这一地位需要通过各产业的相对更强的竞争力量来巩固。1996年，波特在原有基础上又巩固了企业战略定位理论，他明确指出，战略目标定位的最关键目标在于创造性地建立一个享有消费者群体公认价值的、拥有自身特色的、具有多种系列经营的位置。
以上两个目标定位理论是基于目标定性的表达，下面将站在战略哲学的角度，分别从合目的性、合规律性、合实际性三个方面进行定性表述。
战略思维是一种特殊的目的性思维。纵观战略概念的起源可以看到，凡是战略思维，均包含着目标与手段的效用性结构，这种结构是通过特化了的目标和手段来建构的，具有较强的目的性。“战略”一词在古代主要指军事和政治斗争中的谋略和方法，它帮助使用方克敌制胜，达至设定的目标。也就是说，战略、谋略或韬略立足点都包含了对目标的考量，也包含了对目标和手段效用关系的平衡。从战略概念的真正确立过程来看，这一点就更清晰了。例如，克劳塞维茨说“战略是为了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艺术”，利德·哈特说“战略是一种分配和运用军事手段来实现政策目标的艺术”。
合目的性，要求目标定位时对目标相关的价值体系进行分析、定位，确立价值依据，也可以说是确定目标的价值取向。所定目标是否合乎战略主体的基本意图？价值取向的关键点在于它是否是考虑民众的利益，凝聚人心、汇集力量的，这关系到战略的成败。如果在价值依据或战略取向上出了偏差或问题，那就很难在战略上取得预期的长远性、全局性结果，甚至最后导致战略部分失败或彻底失败。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此处“民心”就是指最广大民众的基本价值需求和利益诉求。满足了这种要求，广大民众将唯这一目标马首是瞻、勠力同心，则这一目标就能获得巨大的民意基础和社会支持，最终必将实现。不满足这种要求，广大百姓就视这一目标与己无关、漠不关心，则这一目标就没有民意基础和社会支持，所确定的目标最终将难以实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基本价值依据在战略选择的关键时刻往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992年，当面临是否选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时，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就包含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甚至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看成执政党和国家的“最大的事情”，是执政党和人民的“最大的政治”，这是基本价值取向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的成功体现。2003年，中央对全体党员提出“三个为民”的要求，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也体现了把最广大民众的基本价值需求作为执政党和国家的目标定位的价值依据的这一要求。2015年，在遇到转型升级发展难题时，习近平同志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的“共享发展”，从价值定位上看，是对人民主体地位思想和为民谋利思想的继承发展。与前四个发展理念相比，“共享发展”理念更能体现人民的基本价值需求和利益诉求，更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价值取向自然离不开价值评估。实际上，目标体系的确立过程，不同目标和不同手段的协调过程，就是价值评估过程。我国春秋时期的著名战略家孙子关于用兵的价值有过一段精彩描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这句话体现了孙子对这一大目标体系有一阶梯式的价值评价，也显现了其对战略目标之价值理性的思考。这一大目标体系的主体自上而下，由“国”至“伍”，共五个层次，对于每个层次又从“全”和“破”两个方面进行了“上”和“次”的价值评价，因而可以拓展为十个目标。以上是对大目标体系的纵向分析，不同目标主体之间的协调，“下”服从“上”，“全国”为最“上”，其他目标均服从于“全国”。同样，大目标体系的横向分析，不同目标主体之间的协调，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目标均应服从“全国”这个大目标。另外，“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可以理解为：百战百胜并不是军事目标之中最高明的，因为赢得了战争，可能输掉了未来，此所谓“胜而不美”。所以，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战略目标必须在大战略目标体系中进行价值评估。
对于无障碍战略而言，合目的性意味着坚持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对于人的发展来说，温饱和生存是较低层次的需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满足温饱之后，人们希望能够平等、顺畅地融入社会生活。
合规律性，就是在目标定位时必须恰当地运用规律，使之符合所处领域的规律。确定战略目标时，尊重客观规律不一定就能成功，但尊重规律是前提和基础。战略能否成功，还要靠我们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但违反客观规律必定失败。
战略的规律性研究，不光要知道有哪些规律，更重要的是知道如何运用这些规律。这些规律性的东西，一方面可以指导战略目标定位，另一方面也可以指导战略运筹实施。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道家的老子对于军事战略规律也有所研究，他在《道德经》第六十八章指出：“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善于带兵迎战的将帅，不逞其武功；善于打仗的人，不会轻易被对方激怒；善于战胜敌人的人，不在于动辄跟别人发生正面冲突；善于用人的人，对自己赏识的人通常表示谦恭。这叫作不与庸人争的品德，这叫作贤人为我用的能力，这些都叫作符合自然的规律，是古老的准则。
具体到目标定位，合规律性是一个基本要求，尤其要注重研究和探索与战略目标相关的规律性。一般而言，合理可达的目标的确定需要符合战略哲学和战略学所揭示的一般规律，如价值目标与效用手段的一致（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某种统一）、知己知彼等。除此以外，它还应当符合所处领域的规律。
以《隆中对》为例，高明的战略家诸葛亮既有非凡的成功之处，也有最终没能实现最高层次的战略目标“汉室可兴”的一面，如后人诗歌所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从规律的角度看，诸葛亮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存在。《隆中对》的目标定位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通过分析中国北方曹操、江东孙权、荆州刘表、益州刘璋的形势，提出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战略目标。第二个层次，通过分析“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的有利条件，外加内政、外交、军事等策略，确立了“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战略目标。应该说，第一层次的目标实现了，但第二层次的目标没有实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战略目标最终没有实现，其中的主客观因素很多。从执政的规律来看，汉家王朝到东汉末年的时候气数将尽，执政资源屈指可数，执政的合法性基本丧失。在这种背景下把目标定位为“汉室可兴”是不可行的。
再看《邺城对》。杰出的战略家张宾实现了自己所定立的“统一北方”的战略目标。西晋末年，诸王为了争夺中央政权，酿成了“八王之乱”，随后出现了五胡乱华的局面。公元312年春，羯族大将军石勒屯军葛陂（今河南新蔡县北），准备饮马长江，攻占江南晋军盘踞之地建业（今南京市）。然而阴雨连绵，建业有城可守，城外江河纵横，石勒所部骑兵强、水军弱，困于葛陂。于是石勒召开军事研讨会，经过一番争论，最后听取张宾的战略主张，改南下为北上。正如张宾所料，石勒大军从葛陂安然北上，过黄河，击向冰，获军资，长驱直入，直抵邺城。此时石勒所部欲攻打邺城，石勒专门找张宾进行战略咨询，于是有了张宾在邺城外与石勒的对话。这次对话和葛陂之困时关于邺城的对话一起被后人称为《邺城对》，为石勒制定了“王业可图”的战略目标。从战略的较高层次来看，《邺城对》的目标定位也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通过分析邺城有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三台之固，邯郸、襄国是赵之旧都，依山凭险，乃形胜之国，提出了建都的战略目标；第二个层次，以都城为根据地，命将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确立了“除群雄，图王业”的战略目标。应该说，这两个层次的战略目标都实现了，后来石勒建都襄国，灭前赵，统一北方，建后赵，形成了赵强晋弱的南北格局。尤其是第一个层次建都的目标定位，充分体现了对规律性的运用。石勒在即将饮马长江、剑指建业之时屯兵葛陂，拟在当地建都。张宾进言，“不宜于此营建”，而应该建都邺城。但是待到石勒率部直抵邺城之时，张宾说道，刘演虽然只有几千精兵，但是盘踞三台，借其险固，防守严密，暂时难以攻下，建议撤离邺城，从邯郸、襄国之中择一为都。张宾先是建言建都邺城，后来又建议不要在邺城建都，而是建都襄国，这是他的战略目标定位失误吗？非也。建都邺城，因其三台险固；不建都邺城，也因其三台险固。三台险固这个事实背后规律性的东西没用变，即易守难攻，变的是攻守易位；三台险固，于守方有利，于攻方不利。这正好充分反映了张宾对规律性的灵活运用。
人类社会发展内涵的层次由低到高，内容逐渐丰富，首先是“集中于经济增长”，然后是“扩展为经济发展”，第三阶段是“拓宽为综合发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我国发展的战略安排，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现代化，必须考虑人的现代化，必须解决无障碍环境问题，必须追求全面发展，增强无障碍发展。
合实际性，要求制定战略目标时必须切合实际情况。我们平时所说的“要定一个够得着的目标”，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目标定位的合实际性必然涉及战略环境分析和目标与手段的协调。
战略环境分析。目标定位必然要分析战略主体所处的实际战略环境，包括主体能力及自身可用资源、不足，另外还必须考虑外部的支持与威胁。以下表2将运用SWOT分析法建立战略环境分析的架构。
战略环境SWOT分析只是一种分析框架，列出了可能考虑的方面，不一定全面，具体到特定战略主体时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分析，例如优势项下出现“自身能力很强”，在劣势项下就不会同时出现“自身能力很弱”。外部环境因素，从开放系统的观点看，有正负反馈机制作用，相当于同时有机遇和威胁，它们是外部环境直接支持战略主体的积极因素和反对、破坏战略主体的消极因素，属于客观因素；自身优劣因素包括优势和劣势，它们是战略主体发展中自身存在的积极和消极因素，这些因素实际存在，但需主观判断，属于主观因素。分析这些因素时，不仅要考虑到历史与现状，更要考虑未来的战略发展方向，尤其应当注意尽量让主观判断切合实际。战略环境SWOT分析法可以得到四种环境：SO环境（最好环境）、WO环境（稍差环境）、ST环境（稍差环境）、WT环境（最差环境）。战略主体处于SO环境下宜确立最大发展性战略目标，处在WO环境下宜确立谨慎性发展战略目标，处在ST环境下宜确立谨慎性发展战略目标，处在WT环境下宜确立保守性或收缩性发展战略目标。
表2 战略环境SWOT分析
目标与手段的协调性，涉及目标定位的合实际性。目标定位阶段一定会考虑目标与手段的协调性，因为如果没有切合实际的手段，再好的目标也实现不了。例如《孙子兵法》中关于目标与手段的合实际性，有如下描述：真正会用兵的战略家，降服别人的军队不是通过战争，夺得别人的城池不是通过进攻，攻陷整个国家不是经过持久的战争，必须以全局的利益来获得天下，这样军队没有大的损伤而又获得全局的利益，这就是战略的真谛。原文连续用了两个“全”字，指出了战略协调的总原则，即首先从全局角度考虑总体战略，拟定战略计划时应充分考虑各种战略手段、战略目标，考虑伐谋、伐交、攻城、屈兵、毁人之国之间的目标与手段的协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孙子在谈完战略协调的总原则之后，给出了一个十分具体的例子：“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孙子·谋攻》）此句之中，孙子从六个层次，根据资源、手段的多寡，确定了目标的大小。资源、手段的基本情况为“十、五、倍、敌、少、不若”，目标的基本情况为“围、攻、分、战、逃、避”。这六个层次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假如不若则围之，那是羊入虎口；十倍则避之，那是浪费国力。此句通过目标与手段的协调，很形象地展示了目标定位的合实际性。
无障碍设施建设、无障碍环境建设、无障碍发展要切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一步步推进，统筹兼顾地推进无障碍发展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协调好无障碍发展与其他方面发展的关系。
经过以上目标定位的三要素分析，可以把无障碍战略的目标定位为：把以人为本与无障碍发展统一起来，统筹兼顾地推进无障碍发展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协调好无障碍发展与其他方面发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