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弁言

程志敏

历史上的廊下派之诞生或许出于偶然，比如据说其创始人芝诺因为一场海难而来到雅典并就地求学和讲学，却对西方思想产生了非常重要乃至于宿命的影响。这个后来变得愈发松散的“学派”与我们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以至于现代思想现在差不多已经变成了一个廊下主义的世界。廊下派起于衰世，成长于各种不可思议的艰难困苦中，并随着古典世界的覆亡而终结。

廊下派反对主流哲学的心物二元对立，实际上已着20世纪西方哲学的先声，而他们对“宇宙城邦”或“世界大同”的追求，亦不由得让人想起现在轰轰烈烈的“全球化”诉求以及各式各样的普世论调。如此多惊人的相似性莫非表明廊下精神已经以某种更为全面和彻底的方式再次显灵？如此说来，我们岂不也处在与廊下派同样性质的思想世界之中，面临着几乎同样的问题，而且也在同样徒劳地向往着某种美好的却归根结底子虚乌有的乌托邦，并且为此还在进行着同样无谓的现实反抗？

显然，这样吓人的比较不仅不合时宜，而且也没有道理。所以，为了打破简单比附所带来的拙劣甚至有害的表面结果，我们有必要认真地借古鉴今，在反思之中找到自己的恰当定位。无论如何，廊下派是一个可能的坐标，因为它对后世的影响毋庸置疑：廊下派甚至就是连接古希腊和古罗马不说唯一至少也是至关重要的桥梁。如果说古希腊文明对古罗马的文教没有产生过令人信服的影响，比如不考虑荷马史诗对《埃涅阿斯纪》的范导——因为后者对古罗马人的精神气质并没有产生像荷马史诗对希腊人那样大的模铸作用，更没有让古罗马后期的骄奢淫逸有丝毫收敛，更不用说没有在一开始就以古希腊所崇尚的审慎和正义杜绝铁血中的疯狂——那么，廊下派在政治、法律和哲学层面上对古罗马则可谓影响深远。

且不说古罗马（尤其早中期）并不发达的哲学（已经非常发达的政治法律体制似乎已经不需要哲学或者其他什么形式的教化）实际上主要是经由廊下派而向古希腊借得一些零散而生硬的哲学概念，就说其傲视千古的法律思想，尤其是自然法理论，撇开制度层面不谈，也与廊下派牵连甚深。当然，具体的依赖程度需要进一步仔细的研究才能知晓，但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哲学和广义的“思想”方面，古罗马人在任何意义上都未曾摆脱过被他们彻底征服了的古希腊人。

鉴于廊下派的历史跨度很大，早中后期的着重点大异，其内部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甚至同一时期的领军者都互相攻讦，在一本书中要整体而全面地研究廊下派，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此我们只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廊下派与苏格拉底。这个问题必须放到政治哲学的语境去考察，因为苏格拉底据说是政治哲学的创始人。

廊下派间接地来自苏格拉底，并且在德性问题等方面也接受苏格拉底的观点，这是否就意味着廊下派忠实地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本身就是现代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五百年的廊下派并非始终如一，我们很难拿这些驳杂的学说与苏格拉底的思想进行什么有价值的对比——即便师从苏格拉底再传弟子的廊下派开山祖师也毕竟离苏格拉底的说教相去甚遥，更何况苏格拉底本来就是一个见首不见尾的神龙式人物。

正因为苏格拉底一生复杂的思想历程，更由于柏拉图诡谲的笔法，“苏格拉底”这一形象一直是学术史不衰的话题：苏格拉底既是继承者如西塞罗这位被错误划归中期廊下派实则远远高于同侪的思想家的灵感之源，也是如尼采等整体上批判西方思想的“造反派”的主要攻击对象。由此可见，如何看待苏格拉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如何反思西方历史的一个缩影或至少一个重要的侧面。所以，不管廊下派如何对待苏格拉底，他们的结论对我们理解苏格拉底乃至整个西方思想来说，肯定都不只有点滴的借鉴意义。当然，在考察廊下派与苏格拉底关系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时时想到，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幽灵在西方任何时代都没有沉寂或散去过。

^* 本文集的第一、三篇由徐健（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翻译，第二篇由朱雯琤（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和徐健合译，第四篇由时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翻译，第五、八篇由郝晓霞（瑞士洛桑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翻译，第六、七、九篇由吴茜（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翻译，第十篇由李中良（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讲师）和方旭（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合译。徐健全书逐句校对并统稿。

^* 原书中有些过长的注释移到了正文，用小号字体区别于正文，以方便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