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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刚在4月5日的《文学报》上读到鲍利斯·戴列德日耶夫的文章《亲爱的同志》。虽然目前我病得很重，是肺炎，但不得不提笔回复此文。我将写得简短。
首先，坚决反对把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长篇小说的作者，等同于小说中的人物保尔·柯察金。
我写成了长篇小说，评论家的任务是指出其优缺点，确定此书是否有助于我们青年的布尔什维克教育事业。
评论家戴列德日耶夫偏离了依照上述标准分析作品的正道，而写了些东西，是我所无法三缄其口的。比方说：“然而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青年近卫军》编辑部的错误。问题在于保尔·柯察金就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他的经历，不久前米·柯里佐夫
在发表于《真理报》的特写《勇敢》中讲述过），而长篇小说就是他本人经历的记录。由于既瘫痪又失明，奥斯特洛夫斯基被一堵铁墙隔绝了与世界的联系。因此，在小说的最后部分，保尔·柯察金和他妻子市侩一般的娘家的纠纷，便占据了中心位置。奥斯特洛夫斯基被钉在床上，没有发觉他塑造的保尔在这场斗争中如何变得猥琐。柯察金的典型特色，变成了奥斯特洛夫斯基通过笔下的人物之口发出的怨艾。此书的编辑史蓬特同志，与杂志编辑部相比，政治嗅觉倒要灵敏些。”
戴列德日耶夫为什么需要这些令人惊愕的新闻，说保尔·柯察金就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并且指出，柯里佐夫在《真理报》上正是这样撰文写过他呢？
这一切，听起来多么刺耳！为什么戴列德日耶夫妄下雌黄（我极力自我克制，才没使用尖锐些的词语）？在何时何地，戴列德日耶夫目睹了作者对周围的现实发出抱怨呢？戴列德日耶夫提到最后一章的结尾，在书中并未出现。然而批评家掴了《青年近卫军》杂志编辑部一个耳光，恰恰落在了我的脸上。我必须予以反击。
或许您戴列德日耶夫同志不理解保尔·柯察金与渗入他家庭的小资方式和庸俗习气所进行的斗争，不理解这种斗争的深刻党性内容，因此把凡此种种都视作无谓的家庭纠纷，但保尔·柯察金也好，尼·奥斯特洛夫斯基也罢，都从未如同戴列德日耶夫所臆断的那样，抱怨过自身的命运，也没有发过牢骚。任何时候也不存在任何铁墙，把保尔·柯察金和实际生活隔离开来，而且党没有忘记他。他总是置身于党内朋友们、共青团员们中间。他从党、从党的代表人物那儿汲取能量。无论有意或无意，但戴列德日耶夫确实既侮辱了我这个布尔什维克，也侮辱了《青年近卫军》杂志编辑部。
接着，戴列德日耶夫同志公开招呼作家沃谢·伊万诺夫
，要他自告奋勇，为此书“选音定调”，“加工润色”。如此这般，“此书就能达到社会主义时代优秀著作的水平”。我尊敬作家沃谢·伊万诺夫。我坚信他得知戴列德日耶夫这样粉墨登场，表演一番，会觉得尴尬的。我们青年作家，刚刚踏入文学界，渴望向世界级的、苏维埃的文豪们学习。我们正在从他们的经验中吸取菁华。他们正在培育我们。
绥拉菲莫维奇
利用自己的休假期，把整日整日的时光交给了我。巨匠把自身的经验传授给年轻的学生。我每当想起和绥拉菲莫维奇的这些会面，总是享受到极大的满足感。安娜·卡拉瓦耶娃卧床期间，也曾阅读我的手稿，给予点拨并提出修改意见。马尔克·科洛索夫
把这份手稿带给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萨尔托诺夫同志，而萨尔托诺夫尽管公务繁忙，也利用一个通宵审读，因为白天实在抽不出时间。
根据他们的指导，我做出一些结论，并且亲手删掉一切多余的字句。亲手！布尔什维克正是这样帮助人，使作品“更顺畅”。书里面缺点多多，距离完美还远着呢。不过，如果让尊敬的伊万诺夫重写一次，那么这算谁的作品呢——是我的还是他的？我准备向伊万诺夫讨教。但要修改小说，那一定得好好思索文豪们的指点，加以归纳，然后亲手修改。对于我们青年作家而言，他们的点拨和建议，就跟空气一样，是需要的。在创作上，需要他们同志式的帮助和布尔什维克的批评。这一切在戴列德日耶夫那里却踪影全无。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1935年5月11日索契市胡桃大街47号
请《文学报》编辑部刊登此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