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曾大声疾呼，曾以决不妥协的姿态，提出我们文学创作方面的语言问题。此事我们早该关注，早该提出警示，预告危险。肆意歪曲现今的文字，或者“发明”新字，来污染我们美好的俄语，而这些新字又大多是怪异的、毫无意义的、粗鄙的，简直就是不通的。此种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

比如，臭名远扬的“斯苦考日尔霞”（скукожился）。这个词的意思，只有它的发明者晓得。读者见到这一类的词语，产生的反应如何，会因文化修养的不同而各异。不过，倾听他们的议论，作者却会有所裨益。在苏联作家协会组委会举办的“青年近卫军”晚会上，卡拉瓦耶娃 同志发表过演说。她提及：出书一年更比一年难了。这倒并非由于大家对文学青年有所忽视，相反，对他们的关怀比早先增加了许多倍，而是因为千百万读者的政治和文化水平，都随着各行各业的成就一起提高了。这些读者对文学的要求也和他们自身的进步相一致，也在不断地增加。

我认为，和任何领域的成果相比，文学作品更应该注重质量。花几年时间写出一部著作，这书能够“活”数十年。而有些作者，一年赶出三四部，可这种书，在出版的次日就被人遗忘了。比较起来，前者该好得多吧。文学语言是作家重要的生产工具，这个问题需要谈谈。就我们这些昨天才进入文学界的年轻人而言，语言、主题、结构等，是重要的基本问题。这方面需要有广泛的自我批评，需要反复研习。

我们的青年读物中，出现了诸如此类的单词：“沙马奇”（шамать）、“陶帕奇”（топать）、“木拉”（мура）、“布扎”（буза）、“丝帕列尔”（шпалер）、“包赫勒亚尔”（похрял）、“丝棒其尔”（сбондиил）等——它们全都来自何处？原来并非作家凭空生造，而是从江湖盗贼的切口黑话中借用的，这些犯罪的团伙，为了进行某些秘密活动，数十年来，制造出独特的行话，不熟悉的人听了一头雾水。正是这种非无产阶级的话语，起初是个别的单词，后来便成群结伙地闯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直至进入文学。看来，语言也成了藏污纳垢的所在。由于我们疏忽大意，各种文字的寄生虫爬了进来。

为什么在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年代，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举个例子，1921到1922年那会儿，我和同伴——青年工人们，便使用过这类畸形的词语，而且是不知不觉的，根本不知道是跟谁学来的。记得有一回，在省委员会里，我们几个铁路工人和宣传鼓动部主任交谈，她是个共产党员，也是个知识分子。她打断了我们的话头，说道：“同志们！听我讲一下吧！你们在说的是什么语言？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简直听不懂。别存心捣乱，请讲俄语。”我们都恼火了。我的一个朋友代表大家说：“真对不起，我们没有学过别的什么语言，没有进中学念过书。”

时隔六年，我再次遇到了那位朋友。那时，他已经毕业于哈尔科夫共产主义大学。我跟他提起这段往事，他仅仅谦和地付之一笑。我跟他一块儿玩了整整一天，却没听见他说出一个当初经常脱口而出的词语。他已经从日常谈话中剔除了这类话。正如同历史悠久的俄罗斯留给我们的遗产中的许多糟粕一样，它们被抛弃了。

有人会说，作家必须让书中的人物使用他自己的语言。如果他所塑造的主人公出口就是江湖盗贼的行话，那么这并非作者的过错——不这样写，就是不真实。然而我以为，文学创作不等同于照搬。

真正的大作家能够搜寻到无数真实的、鲜明的、令人过目难忘的形象和场景，多角度地反映我国往昔和现今的实际生活，而同时不损害我们清亮的、优美的、丰富的俄罗斯语言。那些煞费苦心琢磨出来的毒骂，最让人厌恶了。我们听见骂“娘的”这一沙皇俄国的“国粹”，谁会不觉得像挨了一鞭似的呢？然而这类“娘的”，有时候还会被某些文字发明家挖空心思地炮制出来，然后又被渴求知识的年轻人生吞下去。

列夫·托尔斯泰在小说《复活》里，描绘了沙皇俄国的监狱及其中的暗无天日与丑态恶行，描绘了妓女、窃贼，却没有恶骂。然而，这些人物被刻画得何等清晰，何等准确！如此看来，问题不在于用哪些字眼，而在于创作的技能。我无法设想谢夫林娜或者格拉德考夫等许多作者，会气壮如牛地，比方说，跑到党代会的讲台上去，把自己笔下的某些人物所说的话语重新讲一遍。他们没有这么大的胆量。舌头会结结巴巴，但纸张会忍辱含垢。年轻的读者看到这些话，会替作者羞愧而脸红。

天才作家的、充满艺术真实性的劳动成果，往往比作者本人具有更坚韧的生命力。这也是每一位作家梦寐以求的。我们作为世间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参与者和目击者，能把这些庸俗的文字渣滓，和优秀的艺术珍宝混在一起，作为遗产，留给未来的一代吗？他们可是诞生于社会主义社会，并清除着旧世界的污泥浊水的未来一代。我们这些青年作家，正在向老师们学习，他们曾经的错误也时常出现在我们身上。

批评是正常的血液循环。批评缺失，就难免停滞，难免患病。我想起了自己怎样激动地阅读第一篇批评我的小说的文章。那是刊登于苏联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青年书刊》杂志（1932年第十二期）上的。在这篇文章里，以《共青团文学积极分子》为标题，作者批评了我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一部）。此刻，我打算批评一下他的这篇批评文章。或许他不至于生我的气吧。这对双方都有益。我从他那儿学到了一些东西，而在事情的进程中，他自己也可以做出一些应有的论断。评论文章的作者，对长篇小说中的缺点做了宝贵的论断，而且对构思的不妥之处进行具体分析。但他接着说道：“如果指出小说的最初几章写得脉络非常清楚，那么然后，在艺术方面，与有力地、明晰地表达的同时，却出现了一些缺漏和啰唆的字句，即枯燥无味的、按年代讲述的、互不衔接的段落。”如果评论家不使用这样笼统的词句，而是具体地指出这种啰唆的写法在哪里，缺点的根源又在哪里，那样就好得多了。一般的词句其实没什么用处。继续往下看：“书中有不少肤浅的、毫无内涵的表述，还有一些是仅仅简单地讲一下事件……”在什么地方呢？具体地指明了缺失在哪里吗？原因又在何处呢？最后我们来看看有关语言的批评。作者这样说，在书中还存在着文字粗疏和语句啰唆的缺点，也有一些陈词滥调。

然而，啰唆的语句究竟在哪里，作者并未指明，但对我而言，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不管怎么讲，一篇挺好的书评总是对作者大有裨益的，不过有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却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对于书里面的词句，只讲了两个字：啰唆。我以此为例，是要向在评论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们阐明：应该剔除文章中的一般词语，向这种状况宣战，就如同对曲解语言的一切状况宣战。每一句话都要具体，不要含混。你们必须带头，向一切文字上的戏法进攻。在作者和评论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能够获得预期的效果，能够涤净文学作品中的一切渣滓。这类渣滓会降低文学工作者作品的价值与质量。

捍卫文学语言的纯洁，可不仅仅是反对歪曲文字——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主要的是必须善于锤炼词句，勾勒出鲜明的人物形象。这可以避免成为似乎头头是道，实际上却空空如也的话语。

建筑家要造一座惊世骇俗的漂亮房屋，除了必须热爱艺术和具有天赋之外，还先得用多年的时间，掌握建筑技术。一开始，还得学建筑学的基础知识。我想，如果说我们许多年轻的作家还缺乏文学的初步功底，这或许是不错的吧。我们的国家，就其制度而言，是特殊的。它也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在我国出版的书籍中，有数十种甚或数百种，应该说尚系“习作”。这是学徒的作品，是文艺学徒的作品。此种情况，只有在我国才能出现。然而，青年作家既然尚在学徒阶段，便获得了出书的机遇，那恐怕也难免把粗糙的半成品带进文学天地。因此，他不应该忘记，国家是由于他具备潜质而给了预支，他那天赋的小火星，正在脆弱的、稚嫩的、硬生生凑拢的作品堆中幽幽发亮。这种预支，他得偿还。要还清这笔账，唯一的办法是在勤学的基础上健壮起来，把创作的技艺掌握好。这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在我们这个惊人的幸福时代，在获胜了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每个年轻人的面前，通向生活的大门始终敞开着。

昔日的锅炉工、运输工、车工、电工，甚至牧童，现在已经成千上万地登上了知识的巅峰，他们掌握了科技、文学、经济，学会了如何治国理政。曾经的运输工成了教授、作家、工程师和政府委员——他们达到如此的高度，并非经过了机械式的逐级提拔，而是由于他们为了改造自身，为了成长为新人，成长为无产阶级学者，而付出了最大的努力。这是愉快的劳动，也就是斯大林同志所说的，那种荣耀的、气派的、自豪的、英勇的劳动。

我们只能这样纠正自身的错误：写了一本还过得去的书而不自满，时刻牢记作家已被推举到战线的最前沿，我们的党要求作家们写的每一个字都击中目标，要求他们塑造的人物形象能够点亮读者心中的火炬。为此，他们就必须熟悉并善于使用手中的武器。

我掀开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重读，准确地说，是听一听那些熟稔的字句。这种时候，巨匠的文章使我顿然领悟，明白了自己的书哪儿写得不行。于是，一些多余的、刺眼的词句就被毫不可惜地涂抹掉了。如果小说有幸再版，那么书中便没有了这类赘言。

既然谈语言，是不是可以不提及我们的青年读物呢？不，应该提及。青年读物面世后，我们共青团的杂志不能不予以评介。也不能只登一篇短文，做做样子。那样的话，就只能泛泛而论。批评应当讲深讲透，才有价值。

有关创作的讨论刚展开，我们已经发现了许多错误的观点。高尔基的文章仿佛清冽的潺潺水流。他号召我们付出诚实的、负责的劳动。巨匠在说到那些“坐享荣誉的”人们时，不大留情面。但，敲打越重，转变才越快哦。

高尔基的批评具有深刻的原则性。他并不置人于死地，而仅仅是让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回归到现实生活中来。 gzI3lJdbfWRKLWKp55eDdLlbEqz4qMjIn3TXY+LLwT8CkKWK0mapw/YUD1nv9d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