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我，此生最幸福的是哪一年——我只能回答：

“1935。”

如果一名战士由于刚强和坚毅，受到国人的喜爱，如果他的胸前，在心脏搏动之处，佩戴上了列宁勋章，那么他的幸福就无边无际了。

就我而言，1935年是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创作，在学习，在成长，在迈进。

1936年，我满怀希望，满怀创作的心愿和工作的渴求。为这样的憧憬所驱动，来到莫斯科，以便接近我国的资料宝库。这些资料是我创作新的长篇小说《暴风雨中诞生的》所必需的。

1月2日将是我在莫斯科着手工作的头一天。到时候，我的面前将摆放着有关国内战争时期的各种材料。

我所敬重的医生们，费了大力气，说服我抵达莫斯科后稍事休息——原先我是急于立即工作的。我读到了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先进的英雄们热情洋溢的演讲。他们是各项建设事业的突击队员，他们的演讲充盈着劳动的喜悦和满足感。我打心眼儿里理解他们，因为每当我经过一天紧张的劳动，身子疲乏了，却甜美地睡着了——每当这种时候，我体察到的也恰恰是这种感觉。

客观情况 使我只得中止新的长篇小说的创作，暂停数月。现在我又和书中的人物形影不离。我返回到1919年的冬季。大雪覆盖了乌克兰……士气颓靡的德国部队，避开红军游击队的追逐，往回溃逃……在我的面前，栩栩如生地出现了安德里·普达哈。这个年轻的锅炉工，长着波浪式的额发，他那灰色的双眸炯炯发光，逼视着我，责难般地说：

“兄弟，你抛下我们了。整个土地在马蹄下震响。我们要战斗，怎么……”

安德里身旁站着黑眼睛的美女奥列霞·寇瓦洛。我喜欢这个女孩。我知道，她将成为优秀的共青团员，成为她父亲的助手。寇瓦洛·格里高利·米海洛维奇是一位老工人，一位杰出的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我紧紧握住年轻朋友的手，承诺再也不和他们分开…… ntxxPTApFCq+tk8KspPlfHoK9YgLH+D4MoL0sXxRQ0xqK3C1on0PcTUIE9OqfN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