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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群对自我与他者的认识是近年来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古代希腊人较早形成了自我认同，并与地中海世界的其他人群有着长期而密切的联系。在此过程中，希腊人产生了异族意识，并逐渐以“蛮族”（βάρβαρος）一词称呼自身之外的所有人群。本书将此意识称为“蛮族观念”。“希腊人—蛮族”问题在古希腊，特别是古典时代长期占据重要地位。古希腊的重要史著，如希罗多德的《历史》等，都以其为记述对象，即便是主要描述希腊人内部事务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希腊史》等，也不可避免地论及希腊人对蛮族的认识，而在希腊人与异族交往密切且文化融合深刻的希腊化时代，希腊人的蛮族观念也未彻底消失。蛮族观念不仅在希腊历史上影响深远，也对当时及后世的周边其他人群之民族观念产生了影响，如罗马人在希腊人的影响下，也产生了“蛮族”的意识。与希腊类似，在中国先秦时期，华夏共同体也处于形成与发展之中，特别是在西周政权建立后，华夏认同感逐渐加深。而先秦时期的华夏与异族关系错综复杂，在春秋时期，双方的对立尤其尖锐，这在《左传》等文献中多有反映，在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中，华夏赋予自身之外的人群以“夷狄”等称号，认为他们与自身不同，并予以歧视；不过，冲突与对立并非华夏与夷狄关系的全部内容，双方的界限也并非始终泾渭分明，相反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对华夷之间复杂关系的认识，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华夷之辨”，它不仅在先秦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对后世中国的民族关系、民族观念乃至政治版图有深刻影响。
由于古代希腊的蛮族观念和先秦的夷狄观念在历史上受到重视，且有重要影响，学术界对两个问题均较为关注，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对二者的分别研究已有相当丰硕的成果。同时，我们注意到，古代希腊人和华夏在区别自身与异族，以及建构他者形象的过程中，有一定的类似之处，如他们均将自身之外的所有人群视为某种共同体，并赋予其一定的负面特征。此外，在二者区分自我与异族时，血缘、文化及政治等因素均发挥着影响。不过，希腊人和华夏在识别自我与异族，以及塑造异族形象之时，又表现出各自不同的阶段性扬弃特征。二者之间的同与异，使得两种异族观念具备了比较的可能性。而此比较有助于深入认识古代希腊与中国的民族关系、民族观念及民族政策之异同，也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古代中西文明发展的特点，特别是古代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独特地位。
对两类异族观念的分别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
古代希腊人已经注意到自身和异族的区别。而在近现代的研究中，早在20世纪早期，已有学者对希腊人的自我认同、他者观念等问题展开探讨， [1] 此时研究对象与方法尚较为传统。约翰·迈耶的《谁是希腊人》一书较为重要，该书认识到，古希腊历史上并未有过稳定的“希腊人”这一群体，“希腊人”处在不断形成与发展中。不过，该书仍主要从体质、地理等方面展开研究，此外，迈耶对有关希腊民族形成的神话深信不疑。 [2]
对希腊人自我认同和他者观念研究的突破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展尤为巨大。究其原因，除了其他学科的发展，尤其是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促进了族群（民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进步，为希腊民族史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手段之外，该问题趋热也与时代背景相关：一方面，近现代以来，在西方政治、经济优势下形成的“西方中心论”日益受到挑战，一些学者认为“西方中心论”以及对东方歧视观念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故有必要对希腊人与蛮族的关系及希腊人的蛮族观念做出梳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
Orientalism
，该书汉译本定名为《东方学》）就是代表之一。
另一方面，“冷战”后期至今，一些地区如非洲、东欧等地民族冲突始终未停息，乃至爆发大规模战争，这也引发了学界对民族研究的兴趣，在探讨当代民族关系的同时，一些学者将目光转向了古代民族问题研究，被视为西方文明源头——希腊的民族关系、民族观念自然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
在“二战”后的讨论中，摩米里亚诺的《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涉及了希腊人的蛮族观念。摩米里亚诺重视文化在希腊人和蛮族区分中的作用，他从希腊化时代希腊与蛮族文化的相互影响等出发，探讨古希腊人的蛮族观念，特别注意到希腊化时代希腊人思想的复杂性：一方面希腊人将外族人的思想理想化，但另一方面希腊人仍然轻视蛮族的语言，导致对蛮族了解不足。
20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的著作是法国学者阿尔托格的《希罗多德的镜子》与英国学者埃迪森·豪尔的《创造蛮族》。阿尔托格受到列维·斯特劳斯学派的影响，对《历史》中的西徐亚人等形象展开讨论。他并不认为希罗多德对蛮族文化真的有兴趣，蛮族对希腊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如同一面镜子以他者强化希腊人的认同。 [3] 埃迪森·豪尔的《创造蛮族——悲剧中的希腊人自我认同》一书则从希腊文学作品，特别是悲剧入手，探讨古希腊世界对蛮族形象建构过程的变化。豪尔关注文学作品与现实中希腊人蛮族观念的联系，她从“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等作品入手，进而分析了古风时代、古典时代包括传说、诗歌、戏剧等作品中蛮族形象的变化，结合时代特征分析变化的原因。 [4] 尽管两本专著反映出其作者不同的学术背景与研究思路，但均是古希腊蛮族观念研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并由此引发学术界对希腊人观念中蛮族形象建构之研究的重视。
在阿尔托格、埃迪森·豪尔等人的带动下，有关希腊民族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升温。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专著是美国学者乔纳森·豪尔的《古希腊的族群认同》以及《希腊性：民族性与文化之间》。乔纳森·豪尔受安东尼·史密斯的人类学研究启发，将“工具主义”（ Instrumentalism ）等概念引入研究之中，其关注点也与阿尔托格等人不同，乔纳森·豪尔更关注希腊人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其研究对本书的意义在于，他将希腊人认同的形成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认同被称为“内聚型”模式，主要通过内部凝聚以形成认同；而在第二阶段，即“对立型”认同模式中，希腊人通过与蛮族的对立强化自我认同意识，此阶段中，文化对凝聚希腊人、构成希腊人与蛮族的影响超过了血缘的作用。 [5] 这突出了蛮族观念在希腊历史中的作用，也体现了他对文化因素在希腊人自我认同与蛮族观念中地位的认识。
除乔纳森·豪尔之外，尚有一些学者围绕希腊人的自我认同与蛮族观念问题展开讨论，其中，仅以 Greek and Barbarians 命名的论文集与专著就有多部。 [6] 这些研究成果中既有宏观性的认识，也有细致的个案研究，学者们一方面继续对相关方法论和理论问题展开探讨；另一方面，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涉及古典时代之前、古典时代，乃至希腊化时代的较长时期，探讨的问题也较广泛，包括：古希腊人自我认同和蛮族观念的产生时期、蛮族形象的建构、希波战争与希腊人的蛮族观念之关系、希腊人与蛮族识别中的影响因素、希腊艺术作品中的蛮族形象等。这些研究展现出以下重要特征：首先，学者们继承摩米里亚诺等学者的传统，尤为重视文化在古希腊的蛮族观念中之影响，不少学者强调，文化在希腊人与蛮族对立中所起到的作用超过了血缘。第二，学者们希望在更大的视野中研究希腊人的自我认同与蛮族观念，特别是近十年来，更多学者开始关注地中海世界民族观念的整体性，尝试将希腊人的自我认同和蛮族观念研究放在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 [7] 第三，新材料得到更多运用。除利用传统的文献材料外，钱币、雕塑、陶画、出土遗迹等新材料也得到学者们的重视，这不仅仅丰富了研究渠道，也标志着对蛮族观念的研究对象有了新的认识。尽管这些材料在民族观念研究中的有效性还可以讨论，但不少学者已重视其价值，并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 [8]
除西方学者的研究之外，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也日益重视希腊人自我认同与蛮族观念问题，徐晓旭在研究希腊人自我认同的同时，也涉及希腊化时代、罗马时代的蛮族观念，并对国内外的研究情况做了较清晰的述评；黄洋则对古希腊人观念中的东方意识展开了探讨。此外，黄洋与晏绍祥所编著的《希腊史研究入门》一书中，有专节介绍中西学术界对古希腊民族（族群）问题的研究情况。
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与民族观念的研究中，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王桐龄、吕思勉、吕振羽、傅斯年、徐旭生等人对民族关系史做出详细描述和细致整理，这为后来的民族史研究奠定了基础，由于当时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已经在中国出现，并有重大进展，因此部分研究也借鉴了考古学、文字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
在先秦民族史的研究著作中，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以及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影响重大。《夷夏东西说》将中国的三代及三代之前的历史视为两大系统并存的格局，东系由商、夷组成，而西系则由夏、周构成，两大集团相互对峙，并在对峙中不断发展。该文提出的“夷夏东西说”在现代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则主要依据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提出在传说时代中国具有东夷、华夏、苗蛮三大集团，并对三大集团的代表人物做了研究，与古史辨派提出的疑古思潮有重大不同。
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关的研究著作仍不断问世，这其中既包括翁独健、王钟翰等先生主编的民族通史，如翁先生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王先生的《中国民族史》，也包括先秦民族关系、民族观念研究的专史，早期有田继周的《先秦民族史》，近年来又有曾文芳的《夏商周民族思想与政策研究》等。这些著作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先秦时期的民族分布、不同人群的历史沿革、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华夏统治者所采取的民族政策等。
它们对梳理先秦的民族关系，更深入地研究先秦时期的民族观念较有意义。但不可否认，个别研究中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在资料选择上，仍以对传统文献的运用为主，有些过于深信后世描述的传说时代的文献，而对考古报告等资料则重视不足，导致部分问题的研究未能将传说和历史做出有效区分；在问题的选择上，则侧重于民族发展史和民族关系史方面，且重视民族识别中的客观标准，这与当前民族研究的趋向也有所不同。
为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的研究中，学者们一方面更重视考古成果。一些学者通过考古材料，研究三代时期的人口流动与民族认同。有部分学者，如韩建业，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时间置于商代及其以前，并试图从考古资料中分析其形成过程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另一方面，对先秦民族研究的视野也在扩展，近十余年来，一些学者在西方理论和方法影响下，重新分析传统文献，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认同等问题予以思考，他们将民族（族群）看作是具有共同历史记忆和认同感的人群。台湾学者王明珂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分析了周、吴等国祖先之自我与他者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历程，特别注重历史记忆在民族（族群）形成中的意义。而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一书中，他使用了“英雄祖先历史心性”这一概念解释中华民族，尤其是炎黄祖先观念的形成过程。
除了上述研究之外，近年来发表的文章与出版的专著中，先秦时期各学派特别是儒家思想家的民族观念、“华夷之辨”之含义等同样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问题，有不少相关的研究论著问世，此处不再赘述。
除了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之外，对相关资料的整理作为基础性工作也受到重视。一方面，传统文献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史的资料。潘光旦先生所著的《中国民族史料汇编》对先秦文献中有关民族关系、民族观念的资料做了搜集整理。
另一方面，出土资料中，与夷狄相关的材料同样受到重视，陈秉新等人所编的《出土夷族史料辑考》，对卜辞、铭文等资料中与东夷等人群有关的资料做了汇编。
在古希腊人的蛮族观念以及先秦华夏的夷狄观念中，有一些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值得重视：
学者对希腊人自我认同形成时间的认识不一，分别将其定位于迈锡尼文明后期到古典时代的不同节点。米歇尔、徐晓旭等人认为，在“荷马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希腊人自我认同观念已经有所体现，其起源可能早至迈锡尼文明崩溃之后。 [9] 还有的学者认为，希腊人相对于非希腊人而具有的自我认同可能形成于公元前10至公元前9世纪。 [10] 尼普尔则将希腊人自我认同的形成定位于古风时代，他提到，在殖民时期，希腊人通过和外部世界的接触产生了一种共同感。 [11] 霍恩布洛尔提出，希腊人的民族认同产生较晚，是希波战争中希腊人和波斯的对立给了希腊民族认同的可能。 [12]
希腊人的自我认同观念与蛮族观念有一定联系，但蛮族观念的形成未必与自我认同的形成过程完全一致。有学者重视希波战争对希腊人蛮族观念的影响，认为是希腊人与波斯等人群的冲突刺激了希腊人蛮族观念的发展，因此，他们将公元前5世纪早期希波战争的胜利作为希腊人蛮族观念的形成时间。
[13]
但也有学者指出，蛮族观念的形成时间要早得多，可能出现在《伊利亚特》成书时期之前或公元前8至公元前6世纪。
[14]
徐晓旭将蛮族观念的发展看作是连续变化的过程，不过，他认为，在《伊利亚特》中希腊人对异族的歧视已经出现。
古希腊人已经注意到自身与蛮族的区别，其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主要集中在语言、宗教、血统等方面。早在上世纪初，琼斯就认为希腊民族形成是由于得到了共同的宗教、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语言的支持。
[15]
琼斯继承了古典时代希罗多德等人的看法，仍然是以“客观”标准为依据寻找希腊人和蛮族之间的界限。近年来，乔纳森·豪尔对希罗多德《历史》中提出的希腊人自我认同的四项标准提出一定质疑，他认为，在希罗多德的标准中，其顺序与重要性成反比，排在最后的文化标准的重要性高于血缘标准。
[16]
不过，血缘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视。例如，赛义德就认为，即使到公元前4世纪之后，血缘等因素仍然被希腊人用于判定自我与异族。事实上，伊索克拉底和德摩斯梯尼依然重视共同的血统、语言与宗教以及共同的政治价值观。
[17]
徐晓旭也认为希腊人重视血缘在民族识别中的地位。希腊人一向倾向于将自己看作是共同血统的群体，该传统一直延续到罗马时期。
除了文化和血统上的差异之外，希腊人与蛮族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上的差异也引起学者的重视。埃迪森·豪尔对《荷马史诗》以及希腊悲剧都做了分析，她提到，希波战争后的希腊悲剧中，一方面描述波斯人等级森严、过度奢侈、纵欲无度，与希腊人的简朴生活有异；另一方面突出波斯人实行君主制度，与希腊人的民主制度截然不同。
[18]
这都构成了民族间的界限。而哈里森则强调，僭主制度是古风时代不少希腊城邦的特征，而希腊的民主制和东方的暴政之间的对立在希波战争之前很少有人提及，因此政治上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希波战争之后的建构。
[19]
在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就标准本身的特征展开讨论。卡特里奇认为，当探讨希罗多德四种标准之时，应当注意其本人的出身和生活环境，可能他有敌视希腊的偏见。 [20] 托马斯则认为，希罗多德的民族观也并非恒定，在血统和文化标准之间存在着张力，而根据文化标准，其他民族是可以变成希腊人的。 [21]
对于华夏和夷狄对立的产生时间，不少学者认可在春秋时期民族矛盾尖锐的背景下，华夷对立的观念影响最广。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春秋之前华夏和异族区分的情形已经发生，已经产生了华夷之别。如陈致、沈长云提到西周时期华夏和夷狄的分别。
有学者将夏商周三代的夏人、商人、周人视为华夏，其他民族视为夷狄，并认为夏商也出现了华夷之分。
华夷观念除了包含华夏对夷狄的歧视，也应该包括华夏以何种标准来区分夷狄。有学者指出血缘在民族识别中具有重要意义，如吕思勉先生曾提到种族与民族有重大关系。
不过，受到西方人类学影响，很多学者已经不再将种族和民族做固定联系，对种族因素的重视也逐渐下降。尽管目前仍有一些学者强调血缘因素的影响，但关注点并非真实的血缘联系而是观念中的血缘意识。
此外，包括生活方式在内的文化因素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华夷之别的重要内容。钱穆先生较早提出经济生产方式是夷、夏区分的重要因素。他认为夷、夏的区别其实是游牧民族和城郭民族的区别。
宋杰从经济领域对华夷分别做过论述，提出在三代时期，中国可以划分为三个经济区域。其中存在四大族群，即中部的东西两大集团、北方的戎狄集团与南方的蛮夷集团，一般来说，中部农业集团由于文化先进，往往居于主导地位，而北部和南部的蛮夷戎狄则居于从属地位。
从目前来看，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区分华夏与夷狄的主要标准是文化，其中尤其重视先秦时期的“礼别华夷”。但是，也有部分学者注重华夏和夷狄政治区分的重要性，如张其贤就根本否认春秋时期，华夏和夷狄作为不同族群或民族存在的可能性，提出华夏和夷狄并非以文化区分，而只是不同政治集团。
有些学者还注意到，华夷之别在不同时期的含义可能有所变化。前述陈致认为，先秦时期的华夷之别，应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以地理划分（西周时期显著，春秋时期仍然沿用）、以民族划分、以文化礼俗划分（春秋时期）、以政治划分，即是否尊奉周天子的权威（在春秋经传中比较明显）
。沈长云先生则提出西周时期的华夷之分与春秋不同，当时夷是指“与华夏集团敌对的异姓诸侯或异姓邦方”，简言之，“华夷之别”主要在于是否遵从周王室的命令，这与春秋时期“礼别华夷”的情况有所不同。
此外，曾文芳等人，将华夏与夷狄的区别标准分为血统、地缘和文化标准三种类型，按照不同时代依次演进，他们提出，早在夏代，华夏和其他民族区分的主要标志是血统，同时暗示商朝与周边民族的区分主要是根据地缘关系。到了周代，民族的区分主要是经济文化的差异。
除了希腊、中国各自民族关系、民族观念的相关研究之外，鉴于古希腊人的蛮族观念与华夏的夷狄观念之间所具有的类似性，如何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深入认识古代希腊与中国之民族观念的特点及其异同也引发了中外学者的关注。中国的古典学研究，长期以来存在比较希腊和中国古史的传统，林志纯（日知）、刘家和等先生在比较研究领域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中西异族观念比较的问题上，近年来黄洋、徐晓旭等人对此做出了探索。
而西方学术界同样有学者对此工作做出努力，不过，某些西方学者在研究古代希腊的民族观念时，并非将与中国的比较研究作为重点，虽偶有提及中国情况，但并没有作更深入和系统的探讨，甚至有些理解还存在偏差；
[22]
此外，近年来出版的一部以《古代希腊与中国的族群与异族》为题的专著，主要以司马迁和希罗多德的作品为重点，比较两人在异族问题上的不同认识，
[23]
尚缺乏对中西的异族观念之全面系统的研究，而作者对中国古代历史了解有限，阻碍了对问题的更深入探讨。由于对古希腊蛮族观念与中国先秦夷狄观念的形成、发展之各自特征，特别是其中血缘、文化、政治等因素在人群识别中的作用作系统且全面比较的研究尚不多见，这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空间。
从前述介绍可以看出，学者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成果，对本书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学者们对希腊人、华夏之自我认同以及异族观念产生时代的不同认识，既由于他们对材料的分析和理解有异，也与他们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存在不同有关。以先秦华夏的异族观念为例，学者们对华夷对立产生时间的不同理解，来自他们对华夏和夷狄的不同理解。有人从后世观念中的华夏、夷狄概念出发，因此重视春秋时期的华夷之别，也有人认为西周时期金文等材料中出现了“夏”、“夷”等字，并认为这与后世的华夷观念有一定联系，因此，这代表当时应具有华夷观念，尽管这种观念与后世的华夷之别有所不同；还有些人则重视传统文献的记载，认为三代占统治地位的夏人、商人和周人与后世的华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故夏、商、周时代也存在华夷对立。正是由于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不同，导致了研究中可能存在一定争议。这种分歧也给本项研究带来一些启示：无论是希腊人还是先秦的华夏，其自我认同、异族观念均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其中有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其民族观念可能在此前后发生重大改变。因此，认识这些节点的意义，分析其前后民族观念的变化，就成为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本书也因此将中西古代的民族观念分为不同的阶段，并予以分别研究。这是其一。民族观念的自我认同和异族观念往往相互影响，在很多研究中它们被视为相互联系的两项内容，如研究异族观念的形成对自我认同意识的促进等；不过，二者的形成过程在存在联系的同时，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有时需对其做一定区分。这是其二。
其次，关于民族间区分因素的认识。上述研究提出了不少看法，不过影响人群区分的因素虽不少，但主要可分为血缘、政治、文化三类。其中，文化是区别人群的重要因素，不过，“文化”之内涵本身需做出讨论，按其古义为文字教化，《说苑·指武》载：“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而现代的文化则另有其意，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克洛依伯和克莱德·克拉克洪在其著作中列举文化定义多达一百余种，可谓众说纷纭。
而《韦氏大学辞典》将其定义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地点或时代的信念、习惯、艺术等”。
[24]
《汉语大词典》则将其定义描述为“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文化的定义纷繁复杂，而本书所提到的民族间的文化区分，主要是指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
是否具有共同的血缘，很长时间内被视为不同民族、不同人群最重要的识别标准之一。不过，历史中除了真实的血缘联系之外，由于各种原因，人们也在建构着血缘。两类血缘在历史上往往相互影响，相互交错。在历史记载中，建构的血缘占重要地位，我们目前所能了解的古代血缘可能多是建构的结果。也有人认为，建构的血缘在形成后，也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不过，在民族研究中，建构的血缘和真实的血缘有时并不容易做出明确的区分，同时，血缘建构一旦形成便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同样对民族间的识别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而古代希腊人、先秦的华夏，一般不会对血缘是否是建构的做出刻意区分，这也是民族史研究中重视建构的血缘的原因之一。因此，本书的研究中仍将建构的血缘纳入血缘之列，但对能够区分的材料略作说明。
本书中所谓的政治因素，主要指政治利益以及人们政治立场的差异，这往往会影响到人们对民族识别的认识，这在古代希腊人、先秦华夏的自我认同及识别自我与蛮族中均有所反映，同样，在异族对自我身份的判断中也不乏类似的例子，因此，这部分也成为本书讨论的重要内容。
从文献综述中可看到，多数学者已经注意到上述三种因素的重要性，他们对古代中西民族观念中各自民族区别的认识也主要围绕这几方面展开；特别是其中一些学者注意到各种因素可能在历史上发生交替变化。本书认为，三种因素无论在古代希腊抑或是中国历史上往往会同时存在，但在不同阶段，其影响则可能有所区别，故本书主要针对各个历史时期三种因素相互地位的变化、相互影响以及其对民族观念的影响展开比较研究。
作为民族观念史的研究，本书需对资料做出梳理和分析。它既包括传世的文献，也包括近现代以来的考古发现。在传世文献的使用中，固然应注意将传说与较为可信的历史做出区分。不过，传说也并非全无意义，它本身虽未必是真实历史的记载，但对传说形成过程的分析却有助于了解历史。这一点不仅体现在西方学者，如豪尔等人对古希腊民族认同形成的分析中，也在中国古史辨派的研究中有所展示。此外，由于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时期较为久远，故除了传世文献之外，也应注意考古材料的使用，但考古材料，特别是早期人类活动的考古资料，如果缺乏文字的佐证，在观念史的研究中又往往带有局限性，如何将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更好地结合，是本书研究中需要考虑的内容。
除文献的整理分析外，研究方法上，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进展同样值得吸收。受苏联影响，很长时间内，我们将民族视为均具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然而，现当代的人类学研究中，对人群的划分却存在其他认识，即较少强调民族划分中的“客观”标准，而日益重视主观认同在民族观念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不再将民族间的区分视为固定不变的，转而重视其变化过程及原因的分析。与“客观”的民族识别标准相比，主观认识更容易受到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以主观认同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则民族之间的界限更容易发生变化。在本书研究中，不能不考虑这些趋势。
民族研究中重视主观认同被不少人类学家所认可。如人类学家巴斯提出，族群最重要的划分在于其边界，即限定自我的边界以区别其他族群，而不在于其客观的因素。
本书则认为，民族识别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最容易识别的是不同人群间的外貌、语言等特征，这些特征较为明显，也不容易发生改变。其次，一些人群内会形成共有的名称，共有的祖先传说，共有的历史等等，在此基础上形成自我认同。第三，在各自认同形成的同时，也会形成自我意识，从而产生对自我之外其他人群的认识，进而在观念中塑造其他人群的形象。其中，第一个层次的识别标准相对“客观”，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具有相当强的主观性。
本书研究中，应当承认与重视民族识别中主观因素的存在及影响。如在古代希腊，希腊人和蛮族的对立，首先有赖于希腊人的认同，由于在历史上并未形成统一的国家，“希腊人”共同体依赖希腊人自我认同的维系，而希腊人认同中，除了语言、血缘等标准外，是否遵守共同的宗教、祭祀以及是否有共同的性格特征也是其中的判断因素，这些因素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其次，希腊人与蛮族的对立，还涉及蛮族的认定，所谓的蛮族并非单一的共同体。蛮族之间不存在共有的祖先和历史记忆，也不存在共同的语言，甚至不同的蛮族外形都存在较大区别，其内部并无认同可言，他们只能是希腊人在自我认同基础上对异族的认识，这也决定了希腊人与蛮族的对立中主观因素会施加影响。第三，希腊人对蛮族形象的塑造也会随着时间、地点乃至政治利益而改变，即使所谓的“客观标准”，如血缘、语言等，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希腊历史上曾出现过对人群的语言、血缘等特征认识相对模糊的情况，特别是在希腊人和蛮族的边缘地带尤为如此。如对马其顿人，特别是其王族属于希腊人抑或是蛮族，希腊人、马其顿人对此有不同认识，反映出民族识别具有一定主观性。中国古代华夏的自我认同以及华夏与夷狄的识别中，也同样有主观性的存在。
不过，注重民族识别中主观性存在的同时，也应关注其中的客观特征，这不仅是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对我们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首先，对人种等“客观”因素的逐渐淡化，既与这些标准内部所具有的局限性有关，是人类学自身发展的产物，也与西方学术界在“二战”后对学术的反思有关，由于“二战”期间民族学特别是其中有关人种研究的一些成果被法西斯所利用，成为其发动反人类活动的工具，因此这些标准在战后也受到批判，但标准本身并非毫不可取，对其价值应当给予重视。其次，共有的祖先、语言等因素不完全是主观建构，也需要有一定的客观基础，如古希腊人的观念中曾将语言等视为客观的、可辨识的标准，这有一定道理，即使是学术界所不再重视的人种差异，也是古希腊人观念中区别自身和蛮族的标准。我们在研究中，应当承认这些标准在希腊历史上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客观性，是希腊人区分自我和蛮族的重要依据。先秦华夏在识别自身与夷狄的过程中，同样曾将语言等因素作为人群区分的标志。再次，即使一些“客观”标准，如语言等，在识别中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它并非全然是我们研究的障碍，其产生及其变化过程恰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古希腊蛮族观念、先秦的夷狄观念之复杂性提供了依据。如希腊人对马其顿人，特别是对其王室地位的判断曾有巨大分歧，这极大地影响了“希腊人—蛮族”对立的思想，这一点值得重视。在希腊人、华夏的异族观念研究中，承认其主观性的存在，也不忽视某些“客观”标准的作用，乃至正视“客观”标准中的某些主观性，肯定其对我们研究的价值，这正是本书所采取的研究策略。
与此相关的是，在民族起源问题上“根基论”与“工具论”的争论对我们的研究也有影响。“根基论”强调民族认同来源于根基性的情感联系；而“工具论”则注重民族认同过程中，政治、经济资源竞争中形成的经济、政治、社会利益。 [25] 这两种论点，各自有一定的道理，但如同民族认同中的主客观标准一样，二者也并非不能调和。“工具论”在希腊的蛮族观念、先秦的夷狄观念之发展史中有其合理性。仍以希腊为例，希腊人与蛮族的区别，特别是对蛮族的歧视，始终建立在与异族斗争的基础上：希腊人对东方的敌视最早可追溯到他们与特洛伊人的战争，而希波战争更是古典时代希腊人之蛮族观念发展的关键点。除了重大的斗争会刺激希腊人、华夏的异族观念发展外，政治、经济等现实利益也经常性地影响希腊人、华夏对自我与异族划分的认识，有时甚至会导致其内部产生截然不同的异族观念。在先秦华夏的自我认同以及夷狄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中，不乏人群之间争夺生存空间的情形。王明珂对先秦时期一些人群的民族（族群）观念研究，就运用了“工具论”的方法。但除了“工具论”之外，民族内部的自我认同以及他们对异族的认识并不仅仅是极端的功利主义，如希腊人一再提到自己和蛮族的血缘与文化差异，这不能完全看作是希腊人根据现实利益的虚构，其中也包含了希腊民族内部所固有的情感联系，这通过希腊人的血缘、文化传承下来。这种血缘、文化因素，被希腊人所认可。因此，如果仅重视“工具论”的合理性，而忽视了民族认同和民族区分中的真实情感，也是不完善的。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本书在研究中，认可主观建构是古代希腊人、华夏产生异族意识的重要方式，重视考察希腊人蛮族观念以及华夏夷狄观念的发展过程；同时注意其建构过程中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客观因素。既注重研究血缘、文化等真实的情感联系，也注意不同民族的对立中，城邦、个体的现实利益所发挥的影响。
本书的研究遵循以下的思路：
第一，重视民族关系史的梳理。对古希腊以及先秦时期的民族关系之梳理，是研究古希腊蛮族观念与先秦夷狄观念之基础性工作。本书在汲取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古代希腊与中国先秦时期的民族关系作概括性的介绍，并就重点问题做出研究。在研究中，一方面努力把握古代希腊人、先秦时期华夏与异族交往的历史，表现出古代不同地区民族关系发展的总体态势。另一方面，也注意重大历史事件对希腊人与蛮族关系、华夏与夷狄关系发展所具有的关键性作用。例如希波战争、春秋时期“四夷交侵”的局面对蛮族观念、夷狄观念的迅速发展的作用值得重视。通过对类似关键性事件前后民族关系转变的研究，探索不同时期民族关系的阶段性特征。
第二，由民族关系史进入民族观念史的研究。在梳理古代希腊、先秦民族关系史的基础上，进而研究民族关系史反映出的蛮族观念、夷狄观念。此项研究是对蛮族观念、夷狄观念从萌芽到发展之过程作整体研究，既涉及古希腊人、华夏的自我认同，更注重他们对异族的认识；同时兼顾周边其他民族对自身以及对古希腊人、华夏的认识。在对异族观念作较全面研究的同时，也突出其中的重点问题，一是希腊人、华夏观念中的异族形象；二是其背后所反映的希腊人、华夏对自我与他者区分的认识，特别关注血缘、文化、政治等因素在不同时代自我与异族区别中的作用及相互影响，并结合时代背景探索其变化特征。这些特征既包括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研究对象所表现出的各自特征，也包括不同的异族观念在发展中表现出来的前后扬弃的特点。
第三，在对两种异族观念分别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以下若干重要问题做出比较研究，如古代希腊、先秦中国的民族关系之异同；血缘、文化、政治与民族识别问题等等；民族观念在古代希腊、中国由邦国到地域性大国进而向帝国过渡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等等。
此外，书中涉及几个重要概念的使用，在此做简单的说明。
（1）“民族”与“族群”
国内学者在讨论古代中国不同人群的关系时，以往习惯使用“民族”一词。“族”字本意应为箭头之意，
引申有聚集之意。
而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则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在原有族属意识上创造出来的。
它与近现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概念相联系。从此意义而言，用近代的“民族”概念指称古代的希腊人、华夏有一定时代差异。另一方面，西方历史学家在研究希腊史时，更习惯使用“ethnic group”等词汇指称希腊人，国内一般将其译为“族群”。对“族群”概念，学术界有较为明晰的定义，它是建立在共同的祖先、历史记忆、文化要素、乡土情结等联系上的人群共同体。
[26]
因此，用“族群”来指称希腊人，表明希腊人是建立在认同基础之上的共同体，从历史上看，希腊人内部确实存在共同祖先观念、历史记忆等因素，将其称之为“族群”似乎并无问题。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的华夷关系时，也逐渐倾向于使用“族群”概念。
不过，将这一概念运用于先秦华夏和夷狄关系的研究似乎有一定的困难。从先秦文献中可以看到，华夏最初并不存在共有祖先观念，严格来说春秋之前包括春秋时期的华夏并不能算作是“族群”。而将夷狄、蛮族称为“族群”则有更大困难。正如前文所述，如蛮族本是希腊人观念的产物，是将自身之外所有人群视为同一类人群。而从现实看，希腊人外部的不同人群不可能属于同一族群，希腊人在使用“蛮族”这一称呼时，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真会忽略异族内部的差异，希腊人也并未将所有蛮族视为具有共同祖先和历史记忆的集合体；异族人内部更不可能产生认同。华夏观念中的夷狄同样有这一特点。这都构成了以“族群”称呼本书研究中所涉及的几类重要人群的困难。
这里，将目光重新转向“民族”。“民族”的近代含义可能是由日本传入，但学者们注意到古汉语也有“民族”一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提到：
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
此段文字出自南北朝时期顾欢的《夷夏论》，强调华夏在“民族”未曾改变的前提下，“滥用夷礼”。此处的“民族”应是强调华夏与夷狄。可见，中国的“民族”很早就用于华夷关系之中，而这又恰与古希腊与蛮族的关系有近似之处。且“名无固宜”，为行文方便，在本书中仍用“民族”一词称呼希腊人、华夏以及蛮族、夷狄等，只是在使用时应该清楚其含义与近现代以来的“民族”有所不同，而是特指古希腊、先秦的希腊人、华夏及其之外的所有人群。
（2）华夏与夷狄、蛮族
尽管古希腊文献中，用于表示“希腊人”的Ἕλληνες（Hellenes）之含义在历史上曾发生变化，但希腊人的内涵在很长时间内是大体确定的。不过，本书涉及的其他几个重要概念则略有不同，其含义在历史上不断发生变化。
如何使用“华夏”及相关的词汇是一个问题。“华夏”等称呼主要见于春秋之后的文献，故有学者认为其观念出现较晚。不过，从更早的时代观察华夏和夷狄也有一定合理性。在文献材料中，三代占统治地位的人群——夏人、商人、周人是后世华夏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先秦时期华夏对自身起源的认识；而考古发现也证明，在三代时期，夏、商、周的文明存在着相互影响，密切联系，说明三代的人群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文化联系，这对形成后世的“中国文化圈”有重要影响，它也是构成华夏认同的重要基础。此外，从西周初年《尚书》的“八诰”等材料中，已经能够发现周人自认为与夏人、商人之间存在着历史文化认同，不应将此类认识单纯视为周人的宣传性言论，而应看到此历史记忆是形成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联系的重要纽带，也是华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基础。因此，对华夏自我认同以及他们与异族关系的研究，似可以从更早的时代着手，这为本书中称呼之统一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从整书的行文便利考虑，故将夏、商、西周时代与后来春秋时期的华夏民族有明确联系的人群（具体而言，即夏、商、周处于统治地位的人群，以及与其存在盟友或者联姻关系以致被视为共同体的人群）统称为华夏（当然人群的关系也会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这需要进一步具体分析）。而在研究这些时代的华夏内部关系之时，为了区分，以“*姓”称呼华夏内部的不同部族，如姒姓、子姓、姬姓等人群。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则依照习惯仍称之为华夏。
同样为行文便利，本书将不同时代中国和希腊的异族统称为夷狄或蛮族。所谓的“夷狄”等连称，也主要出现在春秋之后的文献中，不过，本书中所讨论的夷狄，主要是指华夏之外的人群，既然华夏共同体在春秋甚至西周之前，能够找到其雏形，其外部必然存在与其不同的人群，这些人群无论在分布上还是人群组成上，都与后世的夷狄有一定联系。因此，行文中将“夷狄”一词用于指代华夏共同体的人群。而在希腊历史中，用于表示“蛮族”的βάρβαρος则出现较早，不过其在古典时代前后含义也有所不同，后世意义上的带有明确歧视性的统一的“蛮族”出现较晚，但此前希腊人已经出现了自我认同以及对异族的认识乃至歧视等，这一点并无疑问。因此，本书也将“蛮族”概念用于全书的研究之中。
（3）异族观念的代表性
在古代希腊以及先秦时期，不乏记载异族的资料。但是从现有的材料看，相关的文献，无论是出土文献抑或是传世文献，主要反映知识阶层的思想。尽管某些文献，如希腊的铭文资料等，能够反映出社会下层的某些思想，但比较有限，这就导致了本书所研究的异族观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面对这样的困难，有些学者试图从小历史的角度展现出更大的历史视野，即利用有限的资料，展现出历史的一个片段，并试图通过历史的片段展现出历史的全貌，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不过，古代希腊，贵族对国家的内政发挥着重要影响，即使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如雅典，其贵族也保留了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
而城邦的对外事务，如与波斯等国的关系，也主要由贵族掌握。在中国古代，尽管诸侯国内部的人群与诸侯国君主等贵族有可能并非同一姓氏，但是按照传统，国君与国家常常被视为一体。因此无论古代希腊抑或中国，贵族的观念更具有代表性，能够反映主流的思想。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有限的文字资料以及考古材料（尽管它们也有其局限性）尽可能地反映普通民众的思想。不过，除此之外，对此问题不妨正视，这一困难并非本书的研究所独有，由于史料的限制，在研究古代希腊、中国的早期历史的多数领域都将会遇到这一障碍，这是由我们现存的史料特性所决定的，本书的研究中也不可能完全避免这种问题。
本书主要分为以下三部分。第一部分，古代希腊的蛮族观念研究。本部分根据希腊历史上的两次重大事件，即希波战争与亚历山大对东方的征服，将希腊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在对三阶段民族关系史作分别分析的基础上，对民族观念作细致的研究，特别注重不同阶段希腊人对异族形象的刻画，以及希腊人对自身和异族区分中血缘、文化、政治等不同因素的认识。此外，还探讨希腊人对内部次一级部族、希腊人自我认同以及希腊人的世界观念等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对希腊人蛮族观念的影响，同时兼及希腊人之外其他民族对自身与异族，特别是对希腊人的认识。
第二部分，先秦的夷狄观念研究。本章同样将先秦历史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对三个阶段的民族关系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各阶段的夷狄观念之变化，特别注意不同阶段，血缘、文化、政治等三种因素对华夏与夷狄区别的影响及其变化，以考察先秦夷狄观念之演化。同时注意先秦时期所谓夷狄对自身身份之认定，尤其关注其认同华夏与自认为夷狄的二重性，加深对先秦时期华夏的夷狄观念的理解。此外，还对先秦时期华夏内部存在的诸侯国、同姓等认同、华夏认同、天下观念等关系做一考察。
第三部分，在前两部分研究的基础上，对古希腊的蛮族观念、先秦的夷狄观念作综合性的比较研究。本部分将主要针对二者的民族关系，民族观念中血缘、文化、政治三者影响的异同，古希腊人、先秦华夏自我认同、世界观念等异同做出比较研究，兼及二者对各自后世民族观念、政治结构的影响。
研究古代希腊与中国的民族观念，所使用的资料主要可以分为考古材料以及传世文献两大部分。其中，考古资料既包括已发掘的遗址、出土器物，也包括出土的文字材料；而传世文献既包括经史等著作，也包括其他思想家的作品。以下对本书研究中涉及的资料做一简要介绍。
古代希腊的考古发掘已有较大成果。例如古希腊运动会及祭祀场所对研究希腊人的自我及他者观念有重要意义，其中德尔菲等地在古希腊民族认同发展中的作用已得到学术界的关注。 [27] 德尔菲圣所位于希腊的弗基斯峡谷的帕纳塞斯山，发掘于1892年，它是希腊民族认同观念形成的重要场所。目前，该地尚保留阿波罗神庙、剧场、金库等设施遗存，其中金库由不同的城邦所资助，是研究从古风时代之后，希腊人共有认同观念形成的重要材料。此外，在古代地中海地区，包括埃及、黎凡特、西西里岛等地发现了沉船、墓葬等遗迹，出土了相当数量的希腊物品。而在希腊地区也曾出土过其他地区的产品。这些材料为研究古代希腊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如对外贸易、殖民活动等提供了重要资料。需强调的是，在研究中若无文字资料佐证，考古资料所反映的主要是人们生产、生活情况，虽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不同人群的分布与交往，但它们所能直接体现的历史主要集中于表层的、具体的现象，而直接反映的观念则较为有限，因此在使用考古材料时应有必要的警惕。
陶器对研究希腊人的异族观念具有重要价值，陶器在古希腊使用较多，从日常生活到重大的赛会都可能用到，成为古希腊考古材料中最常见、最有用的资料之一。
不同时代的陶器特征明显，迈锡尼风格、几何陶风格、科林斯风格、阿提卡风格等等不同类型的陶器特征各不相同。因此，考古发掘的陶瓶分布为研究希腊人的分布和对外交流提供了可能。同时，由于希腊人习惯于在陶器上绘画，所涉及的题材既有古希腊神话传说，又包括日常生活，其中均不乏对希腊人与蛮族形象的描绘，它们能从不同角度反映希腊人对蛮族的认识，成为研究其产生时代希腊民族观念的资料。如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所藏“希腊人与波斯人”陶器，大约生产于公元前460年前后的古典时代，其中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服装、神态迥异，体现出当时希腊人对民族区分的重视；而其他陶器上所绘制的希腊人与阿玛宗人战斗的场景也为研究希腊人观念中的异族形象提供了参考。目前，西方学术界对此问题已经有了较深入的探讨。
[28]
本书在研究中也将加以利用。
迄今为止，一些古代波斯王陵，如大流士等人的陵墓，已经在波斯波利斯附近被发现并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29] 这些陵墓的浮雕中，描绘了波斯国王及其周边人群的形象，大流士的陵墓雕刻有波斯国王统治下的各种人群的塑像，它们所表现的民族关系与希腊人传统观念中对自我以及东方民族的描述有所不同；而薛西斯的墓则雕刻有神权庇佑下的薛西斯神像，对研究古代波斯人对自我以及对希腊人的认识也具有重要意义。
铭文是研究希腊历史不可或缺的材料。
[30]
希腊的铭文数量众多、涵盖范围广，且不易在流传过程中被篡改，更容易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受到史学家的重视。
从19世纪开始，德国古典学家博克等人就开始整理、编纂古希腊的铭文，并汇编成为《希腊铭文集成》（IG），成为希腊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原始文献之一。在诸多铭文中，陶片放逐的材料较为简单，许多只记录有被放逐人的名字，但在雅典阿哥拉出土的一些铭文材料中，有些还提到被放逐人的错误是由于他与波斯过从甚密，这对研究当时希腊人对波斯人的态度意义重大。而古代波斯的铭文中，有一些也可以反映出波斯人对神人关系以及与周边人群关系的认识，其中部分铭文已被翻译为中文。
在希腊化时代的埃及曾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纸草文书材料，其中有一部分属于官方的档案，成为研究希腊化时代托勒密王国民族政策的重要材料。
[31]
与此同时，在印度等地出土的铭文材料，也成为研究当时东方的希腊化王国中希腊人与当地人民族观念的依据。不过，由于条件所限，本书中所使用的铭文材料，不少来自二手文献。
考古发现为研究先秦时期的民族融合、民族关系提供了宝贵资料。
位于今天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如龙山文化、仰韶文化等古文明，都有相当数量的遗址被发现，其分布及其相互交流关系是研究传说时代不同人群交往的主要资料。
在夏代文明研究方面，20世纪50至60年代，位于河南偃师境内的二里头遗址得到发掘，学者们发现它与更早发掘的郑州西郊洛达庙遗址在文化类型上有密切联系，但规模更大。尽管对其分期仍有争议，但不少学者认定其应与夏文明有关。除二里头遗址外，目前，国内已经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迹分布于以伊洛地区为中心，西至陕东，东到豫东，北至晋南，南到汉水北岸的广阔地域。
除此之外，其他地区，如东方的岳石文化、西北的齐家文化，江淮地区的斗鸡台文化，四川的三星堆文化，也是当时的重要文化遗址，这些考古遗址的发掘有助于认识传说中夏文明发展情况，也有助于了解夏人和其他人群的分布情况。
而商代考古中，殷墟遗址是中国考古学界的最重要发现之一。从上世纪前半期即开始对其进行发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陆续对殷墟的武官村大墓、妇好墓，以及西北冈祭祀坑等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不少贵族和平民墓葬、祭祀坑等遗迹，同时出土了大量卜辞材料，这些都证实了古代文献中有关商代历史的真实性，也为进一步研究商统治集团内部不同人群的关系，以及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材料。此外，位于偃师、郑州等地商城的发掘，为研究商代早期文明提供了资料。而商代的湖北盘龙城、辉县琉璃阁等遗址的发掘，则进一步证明了当时商文化分布的广泛性。
周代考古中，较重要的有周原遗址等。周原位于陕西省岐山、扶风两县，史籍中古公亶父曾定居于此，直到西周建立后仍有重要地位。早在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就曾在岐山凤雏村、扶风法门镇召陈村等地发现了周代的建筑遗址，特别是凤雏村的大型建筑遗址尤为引人注目，后又在其附近发现了周代的青铜器窖藏和卜辞。这些遗迹和遗物为进一步探索周人的起源，以及周、商关系提供了依据。此外，西周时期，北京房山的琉璃河遗址、丹徒烟墩山出土的西周青铜器等，不仅证明了西周文明影响广泛，而且为学术界研究吴国等诸侯国的身份提供了资料。
在中国先秦民族观念的研究中，最有价值的出土文字材料主要有商周卜辞、金文以及出土简帛材料。
出土的卜辞可以分为商代卜辞和周代卜辞。
商代甲骨自19世纪末被发现以来，发掘、整理与研究工作已经历了100多年。其中，1949年以前，中研院史语所曾在安阳殷墟进行过15次较大的发掘，而在1949年以后，小屯南地、花园庄等重要遗址也相继得到发掘。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含有卜辞的甲骨，这些甲骨有的保存在国内的博物馆、科研院所与图书馆，部分流向国外。在发掘的同时对甲骨的整理工作也在不断进行。以郭沫若总主编、胡厚宣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为代表的一大批资料汇编相继问世，标志着商代卜辞的整理和公布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卜辞中记载有不同时期商王与周边方国交往或交战的历史，为研究商代异族观念提供了重要依据。周代甲骨也是商末、周初民族观念研究的宝贵资料。1954年，山西洪赵县出土了有字甲骨，学术界推断可能是西周初年的产物，
从而打破了卜辞局限于商代的观念。周代甲骨的大规模出现则是在陕西周原遗址。1977年，岐山凤雏村发现17000多片周代甲骨，其中有字甲骨200余片。这批甲骨不但数量巨大，而且出土位置位于周原甲组宗庙宫室遗址，这使其尤为引人注目。1982年，200余片有字甲骨被全部公布。
这些卜辞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征伐、卜年等内容，卜辞中，商周关系等重要问题的讨论，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金文是研究先秦民族观念的另一宝贵财富。
近现代以来，大量的青铜器出土、发现，使得金文材料极大丰富。而文字学研究的昌明和铭文资料的整理与公布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可能，特别是《殷周金文集成》等铭文汇编的问世，使得资料的查阅极为便利。已公布的铭文资料涵盖了从商代到战国时期的历史，其中有相当数量提及了周人与当时其他人群特别是东夷等人群的关系。例如“驹父盨盖”出土于陕西武功，记载了南邦仲父命驹父到南淮夷索取贡赋。“禹鼎”则记载了鄂侯帅东夷等人群叛乱，以及禹奉武公之命去征讨鄂侯的事迹，它们是研究西周时期华夷关系的重要资料。此外，“兮甲盘”、“录卣”铭文等也同样为学术界所重视。
近年来，简帛类资料大量出土，相关研究成为先秦史研究中的显学。新出土简帛数量巨大，涉及了从西周到战国较长的历史时期，不少简帛文献所提及事件也见于《尚书》、《左传》等传世文献，但记载的内容又有所不同，为研究先秦历史提供了新的依据。在已公布的简帛中，最为重要的当属清华简、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等文献。但在研究中，如何看待简帛材料与传世文献的关系仍需进一步思考。
在西方古典学界，《荷马史诗》并非真正意义的史著。依据雅各布等人对希腊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属于希腊的前史学阶段， [32] 不过，《荷马史诗》对研究古希腊早期历史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史诗作为文学创作与一般的历史著作有很大区别，但是它仍保留了从迈锡尼文明时代到古风时代初期的不少史料，其中有不少已经被证明是可靠的。相传它是盲诗人荷马所作，分为《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两部，分别记录了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战争以及希腊英雄奥德修斯返国途中的遭遇与回国夺回权力的斗争。这是英雄时代希腊人和外部世界交流的历史记忆。除此之外，作为描述希腊人与外部世界争斗的史诗，它更反映了希腊人对自我和异族的认识，成为研究早期希腊民族观念不可或缺的资料。
古典时代反映希腊人蛮族观念的史料则更加丰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希罗多德的《历史》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历史》一书大体分为两大部分。在第一部分，希罗多德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埃及、波斯、吕底亚等许多国家的民族概况，为后世研究保存了详尽资料。在第二部分，他则主要致力于记载东西方世界的冲突：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即希腊人与蛮族冲突的历史，并保留各自的丰功伟绩。因此，《历史》两部分都反映了当时希腊人对蛮族的看法，成为研究古希腊蛮族观念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修昔底德是继希罗多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希腊史学家。与希罗多德的《历史》不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并不着眼于希腊人与异族的斗争，而是侧重于希腊人内部的冲突，不过，战争虽然发生在希腊城邦内部，交战的双方却都曾与波斯帝国有相当多的联系，而随着时代和局势的变化，他们之间复杂的关系也在不断转变，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古典时代希腊人与蛮族的关系。
在修昔底德之后，色诺芬等人的史著也为我们研究古典时代的蛮族观念提供了基本资料。色诺芬是希腊人，曾参加雇佣军，加入波斯贵族小居鲁士的叛乱，后又率领雇佣军从波斯境内返回黑海沿岸，因此他对波斯情况有较深入的了解。其所著《长征记》与《希腊史》都是古典后期重要的史著。《长征记》反映了希腊雇佣军在小居鲁士失败后返回希腊的过程，其间虽不乏色诺芬的自我溢美之词，但对远征军所经过地区民族的描述是研究古典后期希腊人蛮族观念的重要史料。他的另一部著作《希腊史》承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尽管其逊于修昔底德之著作，但它毕竟是古典后期保存至今最重要的通史性作品，因此对研究古典后期希腊人与蛮族，尤其是与波斯的交往历史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其所著《居鲁士的教育》一书，严格来说并不能算作历史著作，但其中提到了波斯人教育中有很多优点，可以看出色诺芬眼中的波斯人与一般希腊人印象中的波斯人存在差异。
斯特拉波是希腊化时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他所著的《地理学》一书基本保存完整，其中提到了历史上很多民族的分布状况与生活习惯。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蛮族”一词原始含义的探讨影响深远。
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出生于西西里岛，生活年代约为公元前一世纪左右，他的代表作为《历史文库》，在至今保存下来的十五卷中，其开始的五卷描述了亚述人、埃及人等古代人群的历史，以及希腊历史中传说时代的有关情况，为本书研究古希腊人与其他民族的历史提供了一定参考。
对希腊人蛮族观念的研究材料并不局限于史学家的著述，也体现在文学家和哲学家的作品中，古典时代尤为如此。
古希腊的悲剧作品中不断地出现蛮族的形象，这在埃斯库罗斯等悲剧作家的作品中最为突出。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写于希波战争之后不久，该剧从希腊人的立场出发，却又以波斯人的视角描述薛西斯入侵希腊前后波斯国内的情形，对研究古典早期希腊的民族观念意义重大。此外，他的《乞援人》中也提到了埃及等民族的形象，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古典时代希腊人对蛮族的看法。而《特洛伊妇女》等则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与埃斯库罗斯不同，他在悲剧中描绘了特洛伊城陷落后城内妇女的悲惨遭遇，而特洛伊人则是古典时代希腊人心目中的蛮族，该悲剧为研究古典时代希腊人的蛮族观念提供了新视野。
与悲剧相比，古希腊的喜剧影响较小，但对希腊人蛮族观念的研究同样不可或缺。西方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从喜剧入手研究古希腊人的蛮族观念的可行性。 [33] 在喜剧作家中，最著名的是阿里斯托芬，据说他一生创作四十余部喜剧，流传至今的有十一部。其中，《蛙》、《鸟》等作品中有某些片段可以反映出当时希腊人对异族的认识，而《阿卡奈人》则主张在希腊人内部签订和平协议，共同抵御波斯人的入侵，是研究当时希腊人内部“泛希腊主义”的材料。
演说家的作品在古希腊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伊索克拉底是古典后期著名的演说家、教育家，一生留有大量作品。其中《泛希腊集会演说词》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值得关注的是，在演说词中，伊索克拉底特别提到了马其顿人的身份问题。《泛希腊集会演说词》也由此成为古典后期反映希腊人认同以及对波斯人、马其顿人认识的重要作品。与伊索克拉底几乎同时，但是与其观点相反的代表人物是雅典政治家、演说家德摩斯梯尼，其对蛮族特别是马其顿人的看法，主要体现在他的《致腓力》等演说作品中。
柏拉图是古典时代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在他留存下来的著作中，除纯粹哲学论著外，也有一些反映了其政治思想。其著作中提出的对希腊人和蛮族人之间差异的看法对后来亚里士多德等人具有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民族思想不少体现在其政治学著作中，根据古代作家的记载，亚里士多德曾有多部与政治学有关的作品，留存至今的主要是《政治学》一书，全书共分八卷。当代学者普遍认为，这八卷作品是后人将其有关政治学的几篇稿子汇编而形成的。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探讨了奴隶与蛮族人的关系等问题。由于他曾经做过亚历山大的老师，因此有人认为亚历山大早期曾受到其思想的影响。
对研究先秦民族观念较有意义的经史材料主要有《尚书》、《国语》、《左传》、《公羊传》、《竹书纪年》、《史记》等。此外，其他经典作品中也包含有民族研究的相关材料。
今文《尚书》涉及从传说时代直到战国时期的历史，其中的《周书》包含了《牧誓》和《大诰》、《康诰》、《酒诰》、《梓材》、《洛诰》、《召诰》、《多士》、《多方》等周初材料，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可这几篇虽经过后人的整理与修改，但体现了周初的史事与思想，在史学研究中有重要意义。《牧誓》与“八诰”创制于商末周初，正是周人推翻商人统治，建立并稳固新政权的时期，其中，周初周人对自己的称呼、周人对殷周关系的认识、周人如何处理与同盟者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对本书研究有重要价值。
同《尚书》一样，《逸周书》也是历史文献的汇编。最早可能是战国时期的学者将周王室的材料编辑而成，其中各篇史料价值不一，经学者分辨，《世俘》、《克殷》、《商誓》等篇章较为可信，
这些篇章多记载商周之际朝代更替的历史，涉及了周人对商人的态度等问题。
《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传统上认为，它是解释《春秋》之作。《春秋》是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编年体著作，但作为史书，它过于简略，而《左传》对史实的扩充与补遗则弥补了《春秋》之不足。《左传》所记载的春秋史事大多较为可靠，而春秋时期又恰恰是华夏与周边人群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故《左传》中华夏与周边夷狄的冲突以及和平交往活动占据了相当篇幅，是研究春秋时代夷狄观念最重要的史著之一。《国语》尽管被称作“语”，本是一部议论性的作品，但它也记载了大量春秋时期的史实，其中不少与《左传》可互为表里。与《左传》不同的是，它按照国别分类记载与不同诸侯国有关的史事和言论。这些国家中，吴、楚、越三国在春秋时期长期被视为夷狄，其中涉及他们与其他诸侯国之间关系的史料对本书研究较为重要。而《晋语》、《周语》中也包含有不少当时华夏和周边人群交往、华夏对周边人群看法的历史记录。
《公羊传》同《左传》一样，也是解释《春秋》的注经之作。在先秦民族史的研究中，首先，它同《左传》一样，也具有补充史料的作用，在个别历史事件的细节记录上，可能比《左传》更为详尽，弥补了《左传》的不足。第二，除补充史料外，它更为人所熟悉的功能是从思想上对《春秋》的微言大义加以阐释，在评析历史事件时，它常常根据礼仪标准评价华夏和夷狄的身份，明确提出了“礼别华夷”的判断方式。
此外，《论语》、《孟子》等记载先哲言论的著作，其中不乏涉及民族问题的史料。不过这些史料在书中较为分散，本书在研究中也会提及。而《周礼》大体编订于东周，在后世又有所变更，其中提及了“畿服”制度，表述了当时人们对天下秩序的思考，可以反映对华夏与夷狄人群分布及相互关系的认识。由于这些材料已被人所熟悉，这里不再赘述。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最早于晋代在汲郡（今河南汲县附近）的古墓中出土。原书早已佚失，今天能见到的《竹书纪年》分为古本和今本。所谓古本是指从南北朝到宋代的著作中，将有关《竹书纪年》的材料辑佚汇编而形成的，这项工作从清代开始，经朱佑曾、王国维等诸先生的努力，已取得很大成就。而现存较完整的传世本则被称为今本，可能在南宋辑佚而成，其中也有原来《竹书纪年》之外的内容，但仍有一定史料价值。无论是今本还是古本，其中都提到了商、周时期，华夏与周边人群，如戎、狄交往、征战的历史。
《史记》虽成书于汉代，但是其中不少记载，都有着较早的来源，有很多原始材料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这一点除了司马迁本人在《史记》中直接提到外，也被《史记索隐》等后世著作所证明；由于司马迁所使用的材料不少已佚失，因此《史记》就成为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中，五帝、夏、商、周的《本纪》、吴、晋、楚、越等诸侯国的《世家》等，对研究先秦民族观念有较高价值。
先秦文献中，还有其他著作，如《诗经》、《山海经》等也保留了丰富的史料。《诗经》中的《玄鸟》篇中蕴含了对商人起源的回忆，而《长发》、《殷武》等篇章则是描述商的先祖开拓疆土的事迹，提及了他们与其他人群如荆楚地区人群的交往情况。同时，《雅》、《颂》中都有不少关于周人起源与早期情况的介绍，特别提及了后稷的起源、不窋自窜戎狄等事件；《出车》等篇章，描述了华夏与异族，特别是南方人群的战争场面。《国风》中相关内容也不少，如某些篇章描述了周初平定东方叛乱的战争。《山海经》主要记载当时人们生活空间以外的世界，富于神话色彩，如果将其作为严肃的历史或地理著作可能并不恰当。然而从观念史的研究看，却有一定价值，体现了当时人对远方地区的认识和想象，它从另一个侧面为本书的研究提供可能。
[1] 如J.B.Bury，“The History of the Names Hellas，Hellenes”，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15，1895.W. H. S. Jones，“Greeks and Foreigners”， The Classical Review ，Vol. 24，No. 7，1910.
[2] J.Myres， Who Were the Greek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03.
[3] F.Hartog， The Mirror of Herodotus ：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该书法文版出版于80年代初期。
[4] E. Hall， Inventing the Barbarian ， Greek Self-definition through Traged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5] J. Hall， Ethnic Identity in Greek Antiqu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J. Hall， Hellenicity ： between Ethnicity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
[6] 代表性的论文集包括：Coleman and C.A.Walz（ed.）， Greeks and Barbarians. Essays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Greeks and Non-Greeks in Antiquity and the Consequences for Eurocentrism ，CDL Press, 1997. T.Harrison（ed.）， Greeks and Barbarian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等，最近的一部专著则是K.Vlassopoulos， Greeks and Barbari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此外，I.Malkin（ed.）， Ancient Perceptions of Greek Ethnic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也是一部较重要的论文集。
[7] E.S.Gruen（ed.），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2011.此外，2014年，布莱克威尔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有关地中海世界族群认同的研究指南，对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J. McInerney（ed.）， A Companion to Ethnicity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iley-Blackwell Pub, 2014.
[8] B.Cohen（ed.）， Not the Classical Ideal ： Athe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 in Greek Art ，Brill Academic Pub, 2000.该论文集第3章收录了6篇相关论文。
[9] L.Mitchell， Panhellenism and the Barbarian in 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c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2007，p.39. 徐晓旭：《古代希腊民族认同的形成》，复旦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03，35-39页。
[10] I.Malkin， The Returns of Odysseus ： Colonization and Ethnic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268.
[11] W.Nippel，“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in T.Harrison（ed.）， Greeks and Barbarians ，pp.279-282.
[12] Hornblower， The Greek World 479-323BC ，Routledge, 1991，p.11.此外，不少德国学者都持此类观点，具体可参见Edith Hall， Inventing the Barbarian ， Greek Self-definition through Tragedy ，p.6.
[13] Paul Cartledge， The Greeks ： A Portrait of Self and Oth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39.
[14] 有关争论可参看E.Hall， Inventing the Barbarian ，Greek Self-definition through Tragedy，p.6.
[15] W. H. S. Jones，“Greeks and Foreigners”， The Classical Review ，Vol. 24，No. 7，1910.
[16] J.M.Hall， Hellenicity ： between Ethnicity and Culture ，p.179，pp.189-197.
[17] S.Said，“The Discourse of Identity in Greek Rhetoric from Isocrates to Aristides”，in I.Malkin（ed.）， Ancient Perceptions of Greek Ethnicity ，pp.278-280.
[18] E.Hall， Inventing the Barbarian ，Greek Self-definition through Tragedy，pp.56-100.
[19] Harrison， Greeks and Barbarians ，Introduction，pp.3-4.
[20] Paul Cartledge， The Greeks ： A Portrait of Self and Others ，，pp.37-38.
[21] R.Thomas，“Ethnicity，Genealogy，and Hellenism in Herodotus”，in Irad Malkin（ed.）， Ancient Perceptions of Greek Ethnicity ，2001.
[22] 例如，在埃迪森·豪尔的《构造蛮族人》（ Inventing the barbarians ）一书中，她提到“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埃及”都没有蛮族观念（第4页），在脚注中，她曾提到“中国人”（Chinses）有“文”（Culture）而“非中国人”（Non-Chinese）重“质”（Naturalness），但似乎她并不知道华夏与夷狄的概念。
[23] Hyun Jin Kim， Ethnicity and Foreigners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 ，Gerald Duckwroth and Co.LTD，2009.
[24]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Merriam-Webster's Incorporated，2009，p.304.
[25] 有关此问题争论可见J.McInerney， A Companion to Ethnicity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pp.66-75.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18-19页。
[26] A.Smith， The Nation in the History ，Brandeis/Historical Society of Israel，2000，p.65.
[27] M. Scott， Delphi and Olympia ： The Spatial Politics of Panhellenism in the Archaic and Classical Perio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28] 参见B.Cohen（ed.）， Not the Classical Ideal ： Athe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 in Greek Art ，Brill, 2000.
[29] 有人已经利用王陵雕塑研究当时波斯人对与希腊人的关系，特别是与伊奥尼亚城邦的关系。如D.Castriota，“Justice，Kingship And Imperialism：Rhetoric and Reality in Fifth-Century B.C. Representations Following the Persian Wars”，in Beth Cohen， Not the Classical Ideal ： Athe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 in Greek Art ，pp.443-480.
[30] 有关古希腊铭文的原文和研究情况可参考：R.Meiggs and D.Lewis（ed.）， 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 ，Clarendon Press, 1969. B.Cook， Greek inscriptions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1987. A. G.Woodhead， The Study of Greek Inscrip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J. Rhodes and Robin Osborne，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 404-323 B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31] 有关纸草文书，可参见J.F.Oates and R.S.Bagnall，W.H.Wills and K.A.Worp， Checklist of editions of Greek papyri and ostrac ，Scholars Press, 1985.利用其对希腊人的民族观念进行研究的例子，可以参见D. J. Thompson，“Hellenistic Hellenes：the case of Ptolemaic Egypt”，in Irad Malkin（ed.）， Ancient Perceptions of Greek Ethnicity 等。
[32] 转引自J.Marincola， A Companion to Greek and Roman Historiography ，Weily-Blackwell Pub, 2007，p.5.
[33] T.Long， Barbarians in Greek Comedy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