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卸责任

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思想、情感与行为负有责任，若无法意识到这点，沟通也会疏离与生命的连结。我们习惯使用“不得不”这样的表达方式来淡化对自己行为所负的责任。例如“有些事不管你喜不喜欢，都不得不做”。另一个习惯表达是“让人感到”。例如“你让我感到内疚”。借由这样的说法，我们也回避了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所负的责任。

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作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记录了审判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Adolph Eichmann）的过程。审判中艾希曼否认自己对屠杀负有责任。对此，阿伦特发现军官们有一套卸责的语言，引用艾希曼的话，这是他们的执行“命令”（德语原文：Amtssprache）。例如，如果他们被问到为何要采取某个行动时，他们就会回答：“我不得不那么做。”若被追问为什么“不得不那么做”，他们就会说那是“上级的命令”或“公司政策”“法律规定”。

当我们将行动的原因归咎于外部因素时，我们便在试图推卸自己的责任。诸如：

·模糊的外部因素：

“我打扫我的房间，因为我不得不做。”

·个人状况、医疗诊断结果、身体或心理病史：

“因为我有酒瘾，所以我喝酒。”

·他人的行为：

“我的孩子冲上了马路，所以我才会打他。”

·权威的命令：

“我欺骗客户，因为老板叫我这么做。”

·群体压力：

“朋友都抽烟，所以我也开始抽烟了。”

·机构政策、章程、规定：

“因为你的违规行为，所以我不得不勒令你停学，这是学校的制度。”

·性别角色、社会角色或年龄角色：

“我厌恶上班。我去工作，因为我是一名丈夫和父亲。”

·无法抑制的冲动：

“我一时没克制住，就把那根棒棒糖给吃了。”

有一次，我与一群家长和老师们讨论，如果语言中暗示别无选择，会带来什么危险。结果有一位女士气愤地反对道：“有些事情不管你喜不喜欢，你就是非做不可！并且我认为，告诉我的孩子们有些事他们也必须做并没有什么不对。”于是我问她：“有什么事情是你非做不可的？”她立刻回答：“这太容易了！今晚离开这里回到家后，我就必须要做饭。我讨厌做饭！讨厌到了极点！20年来，每天我都不得不做饭，哪怕有时累得像条狗也一样。因为，这些事情就是非做不可。”我告诉她，听到她花了那么多时间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只是因为她认为必须要这么做，我很难过。我希望她在学了非暴力沟通后能找到让她更开心的选择。

所幸这位女士的学习能力很强。工作坊结束后，她就向家人宣布，她不想再做饭了！三个星期后，她的两个儿子也来参加我的工作坊，我好奇地询问他们如何看待母亲的决定。大儿子叹了一口气说：“马歇尔，当时我心想，真是谢天谢地啊！”看到我一脸困惑的表情，他解释道：“她终于不用在每次吃饭时发牢骚了！”

还有一次，我在某个学区担任顾问。我请老师们练习如何在课堂中使用非暴力沟通语言，借此提升学生们的意识，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位老师随即表示：“我厌恶打分。我认为这对学生没什么好处，反而为他们带来焦虑。但我不得不打分，这是学区的规定。”于是，我建议那位老师练习将“我不得不打分，因为这是学区的规定”转换为“我选择打分，因为我想要……”她脱口而出回答：“我选择打分，因为我想保住这份工作。”然后，她又连忙补充道：“但我不喜欢这样说，因为这会让我觉得要为我所做的事情负责。”我回答她：“所以我才希望你这样说呀！”

法国作家和记者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 Bernanos）有段话颇能引发我的共鸣，他说：

“我常想，若有一天日渐强大的摧毁性技术使人类从地球上灭绝，真正要对此负责的远非是技术本身（当然技术暴行会唤醒人们，招来人们对技术的反击与仇视），而是现代人的唯唯诺诺、缺乏责任感、毕恭毕敬地服从每一个司空见惯的规定。我们所看到的悲剧以及即将来临的更大悲剧，并非是世界上反抗、不服从的人增多了，而是唯命是从、听话的人越来越多。”

——乔治·贝尔纳诺斯 d8oeufkLC9+kzMAlq6Ckx3CLmoJOE8tt9brZZJJS2DNrxzwQVXB8YeIIrR2zPkd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