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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卸责任

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思想、情感与行为负有责任,若无法意识到这点,沟通也会疏离与生命的连结。我们习惯使用“不得不”这样的表达方式来淡化对自己行为所负的责任。例如“有些事不管你喜不喜欢,都不得不做”。另一个习惯表达是“让人感到”。例如“你让我感到内疚”。借由这样的说法,我们也回避了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所负的责任。

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作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记录了审判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Adolph Eichmann)的过程。审判中艾希曼否认自己对屠杀负有责任。对此,阿伦特发现军官们有一套卸责的语言,引用艾希曼的话,这是他们的执行“命令”(德语原文:Amtssprache)。例如,如果他们被问到为何要采取某个行动时,他们就会回答:“我不得不那么做。”若被追问为什么“不得不那么做”,他们就会说那是“上级的命令”或“公司政策”“法律规定”。

当我们将行动的原因归咎于外部因素时,我们便在试图推卸自己的责任。诸如:

·模糊的外部因素:

“我打扫我的房间,因为我不得不做。”

·个人状况、医疗诊断结果、身体或心理病史:

“因为我有酒瘾,所以我喝酒。”

·他人的行为:

“我的孩子冲上了马路,所以我才会打他。”

·权威的命令:

“我欺骗客户,因为老板叫我这么做。”

·群体压力:

“朋友都抽烟,所以我也开始抽烟了。”

·机构政策、章程、规定:

“因为你的违规行为,所以我不得不勒令你停学,这是学校的制度。”

·性别角色、社会角色或年龄角色:

“我厌恶上班。我去工作,因为我是一名丈夫和父亲。”

·无法抑制的冲动:

“我一时没克制住,就把那根棒棒糖给吃了。”

有一次,我与一群家长和老师们讨论,如果语言中暗示别无选择,会带来什么危险。结果有一位女士气愤地反对道:“有些事情不管你喜不喜欢,你就是非做不可!并且我认为,告诉我的孩子们有些事他们也必须做并没有什么不对。”于是我问她:“有什么事情是你非做不可的?”她立刻回答:“这太容易了!今晚离开这里回到家后,我就必须要做饭。我讨厌做饭!讨厌到了极点!20年来,每天我都不得不做饭,哪怕有时累得像条狗也一样。因为,这些事情就是非做不可。”我告诉她,听到她花了那么多时间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只是因为她认为必须要这么做,我很难过。我希望她在学了非暴力沟通后能找到让她更开心的选择。

所幸这位女士的学习能力很强。工作坊结束后,她就向家人宣布,她不想再做饭了!三个星期后,她的两个儿子也来参加我的工作坊,我好奇地询问他们如何看待母亲的决定。大儿子叹了一口气说:“马歇尔,当时我心想,真是谢天谢地啊!”看到我一脸困惑的表情,他解释道:“她终于不用在每次吃饭时发牢骚了!”

还有一次,我在某个学区担任顾问。我请老师们练习如何在课堂中使用非暴力沟通语言,借此提升学生们的意识,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位老师随即表示:“我厌恶打分。我认为这对学生没什么好处,反而为他们带来焦虑。但我不得不打分,这是学区的规定。”于是,我建议那位老师练习将“我不得不打分,因为这是学区的规定”转换为“我选择打分,因为我想要……”她脱口而出回答:“我选择打分,因为我想保住这份工作。”然后,她又连忙补充道:“但我不喜欢这样说,因为这会让我觉得要为我所做的事情负责。”我回答她:“所以我才希望你这样说呀!”

法国作家和记者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 Bernanos)有段话颇能引发我的共鸣,他说:

“我常想,若有一天日渐强大的摧毁性技术使人类从地球上灭绝,真正要对此负责的远非是技术本身(当然技术暴行会唤醒人们,招来人们对技术的反击与仇视),而是现代人的唯唯诺诺、缺乏责任感、毕恭毕敬地服从每一个司空见惯的规定。我们所看到的悲剧以及即将来临的更大悲剧,并非是世界上反抗、不服从的人增多了,而是唯命是从、听话的人越来越多。”

——乔治·贝尔纳诺斯 k0KN4XlDHm635a7LOYrxToJs9d7XDFNOcx22sRlyx+T6F+/sJoJssBQe/00bcn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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