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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评判是其中的一种。当他人的行为与我们的价值观不符，我们便认为这个人是错的或是恶的。例如：
“你的问题就是太自私了。”
“她很懒。”
“他们有偏见。”
“这样做不恰当。”
指责、侮辱、贴标签、批评、比较、分析都是评判的形式。
苏菲派诗人鲁米曾写道：“在对与错的区分之外，有一片田野，我将在那里遇见你。”然而，疏离生命的语言却让我们陷入充满评判的对与错的世界中。这时我们关注的往往只有好与坏、正常还是不正常、负责任还是不负责任、聪明还是愚蠢等等。
我从小就学会了以一种看似不带个人色彩的方式说话，以免泄露自己的内心世界。遇到不喜欢或无法理解的人和行为，我会认为是他们有问题。如果不想做老师布置的作业，我就会说他们“刻薄”“不可理喻”；如果塞车时有人插队，我会脱口而出：“你这混蛋！”
使用这类语言时，我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别人哪里做得不对。同样的，要是达不到自己的期待，我们也会这样批评自己。我们一心都在分析和追究自己和他人有什么问题，却不曾思索自己和他人有什么需要没有得到满足。
如此这般，如果我的伴侣想要多一些体贴，我就会说她“要求太多、太黏人”；可如果我想要多一些体贴，我就会说她“太冷漠、太麻木”。如果同事比我更在意细节，我就会说他“挑剔、有强迫症”；反之，如果我比他更在意细节，我就会说他“做事懒散、不严谨”。
在我看来，当我们在分析和评判时，其实都是在表达自身的价值观和需要，但这样的表达方式却是悲剧性的，引发的是对方的防卫与抗拒。就算他人遵从了我们，很有可能是出于恐惧、内疚或羞愧，而非发自内心。而同时，人们这样做其实意味着他们接受了我们的评判，真是两败俱伤。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对方不再那么友好，因为由于内部或外部压力而屈服的人们一定会心怀怨恨，他们由此失去尊严，在情绪上付出代价，更不可能怀着善意回应我们的需要和价值观。
在这里，重要的是不要把“价值判断”与“道德评判”混为一谈。每个人都会对生命中自己所珍视的品质做出价值判断。例如，我们也许会珍视诚实、自由、和平。价值判断反映着我们的信念——我们如何全然地活出自己的生命的本性。对于那些不符合我们价值观的人和行为，我们常常会做出道德评判。例如，我们也许会在和平的价值观受到冲击时说：“暴力是不好的。杀人者很邪恶。”但如果从小学习非暴力沟通，我们就能够清楚而直接地表达出自己的需要和价值观，而不是指责他人。我们可以说：“对于通过暴力来解决冲突，我很担心，我希望能选择其他方式来化解纷争。”
科罗拉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哈维（O.J.Harvey）专门研究了语言和暴力的关系。他从许多国家的文献中随机抽取了若干样本，统计出那些涉及道德评判的词语使用频率。研究结果显示，这类词语的使用频率越高，暴力事件就越频繁。相较于那些将人分为好和坏、认为坏人应当受到惩罚的文化，在那些关注人的需要的文化中，暴力事件也会少很多。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在美国，在儿童最有可能观看电视的时段中，有75%的节目在播放英雄们杀人或暴打他人的情节。而这些暴力场面往往被视为节目的“高潮”。观众之所以看得津津有味，正是因为文化教导让他们相信“坏人应当被惩罚”。
不论是发生在家庭成员、种族、国家间的语言暴力，还是心理或肢体暴力，这些暴力的根源都是人们在遇到冲突时，认为那是对方的错，也因而看不到彼此的脆弱。我们可以从冷战中看到这种思维的危险性。美国的领导人将苏联视为势必要摧毁美国式生活的“邪恶帝国”，苏联领导人则将美国人称为试图征服他们的“帝国主义压迫者”。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这些标签背后隐藏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