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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目标是彻底颠覆传统观念，阐述在我们以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为基础，以黄金法则（Golden Rule）和十诫（Ten Commandments）为根基的社会里，为什么民主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自由市场经济能够占据道德高地，以及为什么经济自由是通往道德社会的最佳途径。
美国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上。在媒体中、在教室里、在餐桌上，围绕医疗、能源、权利、教育（即美国的未来）的争论正激烈展开。这些都汇聚成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一种社会？
换一种说法：谁能更好地为公众服务——自由市场还是大政府？
直到最近，大多数美国人还是会回答“大政府”。19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社会福利计划和对经济的大规模干预将这个国家从大萧条的危机中拯救出来。人们对此印象深刻，就此形成了大政府是人文社会必要条件的信念。人们总是将对大政府的呼唤提升到道德的高度。大政府几乎是“同情心”的同义语，是保护人们免遭市场破坏性力量影响的唯一途径，是为不幸者提供真正安全保障和保护网的重要方式。
自由而不受约束的市场，则一贯被视为冰冷、不道德和没有同情心的，是许多经济及社会问题的主要诱因；即使是由政府造成的问题，人们也会怪罪到商业活动头上。
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之中，我们曾亲眼见到这些情形：住房市场的崩盘是数十年来大政府的政策刻意营造却终致误导的最后结果。但在情感上，私营部门则被大多数人视为罪魁祸首。危机之前出现的住宅止赎潮被指责为掠夺性借贷的结果。2008年股票市场崩溃则全都是贪婪的华尔街卖空者的罪恶，是他们让银行的股票走入螺旋式下行的死亡漩涡之中。同时，由政府设立、曾经给这场群体狂热火上浇油的按揭贷款巨头——房地美和房利美，将其按照自由市场运行的方式解散并私有化的方案从未得到政策制定者及媒体评论家们的认真考虑。
即使是拥护自由市场的人也很难说清楚为什么自由市场是符合道德的。2010年，在自由派人士（libertarian）召开的年度聚会期间举办的一次小组讨论上，一位年轻人举起手说，要解释自由市场的经济优势没有任何问题，但他承认，要为自由市场作道德争辩就困难得多。虽然他激情澎湃地参加了讨论经济自由的会议，但要说清楚美国经济体系的道德优势却理屈词穷了。但正是这个经济体系造就了历史上最富足的社会，吸引了数百万的移民来到这个充满机会之地追寻梦想。在共和党总统初选中，竞争者米特·罗姆尼和纽特·金里奇甚至不愿为资本主义的道德优势进行辩护，更不用说真心拥抱资本主义了。
这种对大政府的深刻信任成为一种颠扑不破的道德力量，让各个水平上的政府发展成为史无前例的规模——政府开支由1929年占GDP的不足10%到当前的占35%以上。
大政府的“公平性”理念让奥巴马政府的管理制度与官僚机构不断侵入经济体的各个领域，扩大控制范围，从银行业到医疗领域。这也带来了二战后最大规模的政府开支，用Forbes.com专栏作家彼得·费拉拉（Peter Ferrara）的话说，这一开支“给国家债务带来的增加量相当于过去所有总统之和，从华盛顿到乔治·布什”。
而所有这些并未带来一次全面的经济复苏，或者让我们走进一个更加人性化的社会，或者形成一个国民满意度更高的社会。的确，如许多人所见，美国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多极化了，但另一些事情却正在发生。
美国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对政府有一种新的不踏实感。2011年的一次盖洛普民间调查发现，创历史纪录的81%的美国人——大部分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对美国的治理方式感到不满。更加重要的是，根据该调查机构的调查，“49%的美国人认为联邦政府规模过大、权力过强，对普通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构成了直接的威胁。2003年持该观点的人只有不到30%”。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与普通老百姓一起开始质疑大萧条时代的正统理念。他们逐步认识到，政府的规模过大和官僚化绝非一种“同情心”的力量。对于正在折磨当今社会经济的关键问题，政府不是治病的良药，而是肇始之因。社会上正在形成一种共识：达成一个真正公平和有道德的社会，唯有通过经济上的自由——让市场自由。
本书将会阐释何种因素驱动着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和日益强化的共识的形成： 自由市场才是符合道德的，而大政府则不符合。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大政府的醒悟正是发生在比以往更加积极地实践“富有同情心政府”理念的这届政府任期内。2008年股票市场崩溃后，巴拉克·奥巴马被满怀忧虑的选民推入白宫，那时大家将他当做一位新一代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来欢迎。《时代》杂志封面用罗斯福的标志性姿势——下巴向外翘起、戴着眼镜和帽子、手持雪茄烟——来描绘他。总统先生立即着手推动他壮丽的政府扩张计划——如《时代》所称，他的“新新政”。
他利用政治交易迫使心不甘、情不愿的国会通过《病人保障与可承担医疗法案》（即《奥巴马医改法案》）。本书写作时，最高法院尚未对这项不受欢迎的法案进行裁决。但一旦法案获准成立，无论是部分还是全部，其2 700页法规与制度将给政府以新的和前所未有的权力来管制健康险保险人及提供者，还有个人的医疗行为。
《奥巴马医改法案》通过不久，接踵而至的是《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保护法案》。2 300页的法规与新的官僚机构加之于原本已被过度监管的金融行业，本届总统比其前任的三届总统都批准了更多重要的联邦法规，其开支超过1亿美元。
4年之后，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没能达成其公平与悲悯的目标；相反，美国的痛苦指数（Misery Index）——失业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增至30年以来的新高。
当今的美国人民，不论其背景与信仰如何，越来越感到
事情有些不对
。
事情有些不对
。政府推行的备受争议的医疗改革非但没让医疗更容易负担，反而造成了保险费率的居高不下。
大政府的能源政策措施并没有使能源供应更加环保或者更容易获取。然而燃料价格却已居于前所未有的高位。
旨在防止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重演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保护法案》并没有阻止投资者在曼氏金融集团（MF Global，美国券商，2011年10月宣告破产）案上大亏其钱。而小企业获取信贷却愈加困难了。同时，从底特律到华盛顿再到华尔街，裙带政治现象（救助、政治施舍，以及例外处理）比比皆是。
事情有些不对 。一次再一次，大政府没能将问题解决掉，也没能提供所承诺的公平与公正。
比如说，纳税的普通公民努力在艰难时世中维持生计，被迫为汽油、电力以及食品支付更高的价格，仅仅是因为以政治驱动的大政府政策禁止能源生产以及以扩张的货币政策稀释美元的价值，这公平吗？或者人们必须为政府工作人员的昂贵薪酬及退休金买单，使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在50岁时退休， 这公平吗？
这公平吗 ？联邦政府的一家不负责任的机构里的一名因政治关系任命的官僚就可以阻止飞机制造商波音开立新工厂，而这家新工厂又是南加州创造就业岗位所迫切需要的，原因是波音原来所在州的工会对新工厂不设在本州很不高兴。
这公平吗？大政府唯一认真倡导的解决方案好像就是对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征更多的税和设置更多的政府管制。过往政府的实际经验是（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通过解除管制和实施有较大影响的、全面的减税（而不是有目标的小花招）来启动经济，这是增加就业、促进经济繁荣的最佳途径。从1%的富人那里征税对150 000亿美元联邦政府赤字而言可谓杯水车薪，而该赤字在过去7年里又翻了一番。
《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史蒂芬·摩尔（Stephen Moore）问道：“让美国前10%最富有的人
负担美国更多份额的所得税负担，其比例超过其他工业国家前10%最富有的人的税收负担，包括社会主义的瑞典，这公平吗
？”
这公平吗 ？当今人口中有接近一半的人不缴纳联邦所得税。
这公平吗 ？美国大政府的规模如此庞大，以致国家债务总额已大大超过所有美国人的年收入及所有美国企业的利润之和。
大政府的支持者们也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两位数增长比率的长期失业水平看到了不祥之兆。正是主权债务危机和高企的失业率动摇了过度负债的欧洲福利国家，如希腊、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出现在媒体上的动摇与绝望的政府官员的形象让人们不禁怀疑：福利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体系及收入再分配体系，一定会导致这种局面吗？不少人也在问： 美国会是下一个吗？
对大政府的不满只是这种新觉醒的一部分。最近还出现了对企业道德的赞赏。过去30年的技术革命让一代企业家崛起，他们占据了大众心目中过去属于杰出艺术家和摇滚巨星的位置。2011年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去世后，看看全世界人民的真情流露吧！乔布斯55岁因胰腺癌而早逝，造成了一次文化试金石事件，与约翰·列侬和约翰·肯尼迪的去世事件一样。各种背景、各种信仰和各个国籍的人们都表达了乔布斯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以及他们从乔布斯那里学到了什么等感受，再将他们的感受通过Facebook、Twitter以及电子邮件发送出去。这些内容有不少是用iPad、iPhone以及iMac来完成的。
大众着迷于乔布斯的传奇故事，超过630万人点击了YouTube，观看2005年乔布斯为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发表的著名演讲。他讲述了他如何被家境普通的父母收养，因为亲生父母不想要他；他如何退学后不久创立苹果公司，结果却被他创立的公司所抛弃；他最终克服自己的弱点回到苹果公司，发明了定义其终生成就的成果。即使是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们也在示威间歇抽出时间来表达对乔布斯的敬意。沃尔特·伊萨克森撰写的有纪念意义的《乔布斯传》在乔布斯去世后数日即获出版，并于上架首周即销售了将近3.8万册。
这种潮水般的情感不仅仅是对乔布斯所创造的电子产品的感谢，更是对乔布斯的成就在道德层面清晰的、普遍的认可。很少有乔布斯这样的例子。史蒂夫·乔布斯清晰定义并丰富了企业家的道德本质：以个人的能力发明能够帮助他人的东西。他追随自己的激情并充分发挥其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做到了这一点。
在人们哀痛伟大企业家逝去的同时，奥巴马总统正要求投入更多的纳税人资金用来“创造工作岗位”，而之前的上万亿美元刺激政策并未有效地激活美国经济。而苹果公司的缔造者，直接或非直接地在美国以及全球创造了上百万个工作岗位， 却没花纳税人一毛钱 。
乔布斯和他的合伙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创立苹果的资本金来自于投资者和投资银行家，而他们最终让苹果公司上市，成为公众公司。他们正是被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们和大政府的倡导者们抨击为“贪婪”的人们。
这些成就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对某些行业而言，工作岗位被消灭了。iPod和iTune让人们在线购买音乐，就打击了唱片零售商。Mac软件在图形以及音乐编辑方面的能力也让印刷和音频行业的一些人失去了工作。乔布斯本人也并非天使。他天生坏脾气，对雇员毫不宽恕，对违拗他意志的人更是冷酷无情。他的一生绝非是一幅完美的画卷。
乔布斯和他的公司所产生的价值远远超过了负面的影响。他给上百万的人创造了机会与财富——苹果雇员、公司股东、销售过苹果产品的人以及在自己的生意上使用苹果产品的人。 没有哪项政府计划能够像乔布斯那样向社会提供那么多的道德效益。
值得注意的是，在怀念乔布斯的人群里，有一位来自叙利亚的萨米·穆贝耶德教授。叙利亚是乔布斯生父的诞生之地。穆贝耶德说，虽然叙利亚青年因为与这位卓越企业家的这种联系而激动，但他们也意识到，“如果他在叙利亚创业，他的那些发明与成就很可能一项也完不成”。
用穆贝耶德的话说，那是因为叙利亚不能提供“那种生态系统和支持环境”。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银行业与经济政策均受到政府的强有力控制，以解决所谓的“阶级不平等”问题。
而他们真正做的是制造贫困：当地平均工资仅为2.61美元/小时。
美国不是叙利亚。但数十年大政府官僚机构与管理法规的不断增加正侵蚀着当今的道德社会，摧毁着经济自由与个人自由。政府应当是最了解我们的。但如今大政府的官僚机构与管理法规违反道德原则的情况越来越多。我们已在医疗改革法案中有所领教，该法案允许政府机构在天主教堂强制执行其政策，人们无论有何种信仰都看得出来这违背了信仰自由。然而这远非个别案例。大政府主导的医疗体制已迈向一种新型的“简化医疗”体制，观察家们感觉到，这种将医疗成本置于病人最佳利益之上的做法与多年形成的医药专业信念相冲突。
另一些人则对国家征用权法的滥用感到担忧，当地政府强迫个人卖掉自己的住宅和产业，让位于给市政带来好处的商业计划。大政府中有一些只关注眼前利益的官僚们常常忘记，他们是因为要帮助别人而存在的。例如，纽约城就宣布不再接受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的食品捐赠，原因是很难监测这些食品的纤维、脂肪和盐的成分。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注意到，大政府正在犯原本归结于私人部门的罪行。不断扩张的官僚机构和政策常常是由贪婪、自私和渴望政治权力的动机驱动的。
罗斯福的真正遗产是什么，许多人也产生了很多疑问。一些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包括阿米提·什莱斯、波顿·福尔索姆、约翰·柯察兰内以及罗伯特·希格斯都雄辩地证明，罗斯福的无休止的干预主义事实上拖延了大萧条后的经济复苏。支持罗斯福的凯恩斯主义，其主动开支和就业创造计划，需要征收税款，这就从经济体中榨出了宝贵的资金。罗斯福的价格控制与生产配额政策也造成了许多不确定性，阻碍了商业机构的雇佣行为。所有这些都让经济复苏延迟到二战之后。
人们对当今发生的事情有了更充分的信息，更能够看透大政府自身的道德修饰行为。1970年代末之前，只有三个主要的宣传网络。收音机只是一种当地媒体。如今，可提供新闻的媒体不胜枚举，如电缆媒体、全国谈话广播以及互联网，它们都从非传统的角度提供了一个论坛，讨论的内容也包括对自由企业及自由市场道德基础的新认识与赞赏。
本书也希望让这些观点发出更多的声音。经济自由可以更好地保护一个人文的、富于同情心的社会里的各种利益。纵览历史，民主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更能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提升社会繁荣程度、改善民众生活质量和达成哲学家们所谓的“人类整体繁荣”。
自由市场让人们能够将自己的创造力与他人的需求和愿望联系起来，将短缺转化为丰裕，提升民众生活水平，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公开市场因释放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促使人们创造财富并提升生活标准，这既帮助了穷人也帮助了所有人。经济自由可以提升人们之间的信任与合作程度，让人们更加慷慨大度。经济自由一直是保护个人权利、自主意识以及社会道德的强大力量，其功能胜过任何政府机构。
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道德性的讨论焦点在于，如果自由市场是符合道德的，那怎么会出现像伯纳德·麦道夫（或者任何其他你所能想到的骗子）那样的人？无疑，自由市场上总能找到贪婪的人。所有的社会里都有坏人。
政治家们和社会活动家们把大政府描绘成保卫公共利益的必要存在。无疑，我们需要政府来保护我们的权利并确保法律制度的实施。但规模过大和政治性太强的政府则会转而侵蚀道德社会。大政府不是让人民更坚强有力，而是通过福利补贴以及企业救助等方式，让人民增强了对政府的依赖性，瓦解了个人责任意识，鼓励个人和公司做出不够理性的决定。霸道的监管和过重的税负又阻碍了人们去创立和培育企业。大政府抑制经济活动，阻碍财富创造，阻止个人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强制性的法规（从保险法规到禁用反式脂肪酸的法规）将限制企业的创新，缩小个人的选择权，鼓励权力的滥用。
在高度政治化与官僚化的世界，努力与回报常常形不成良好的关联。以政治利益驱动的法规和计划项目——从公司补贴到《反托拉斯法》——会照顾强者的利益和阻止新进入者的发展。个人或者公司需要巴结政治权贵或者与体制博弈才能发展。大政府非但没有促进合作，反而使社会产生两极分化，如各种利益集团、年轻人与老年人、富人与穷人，均千方百计地争取政府给予各种利益和照顾。这种政治化且管控严格的环境不能鼓励社会繁荣，而是将社会引向僵化。由政府主导的经济体与市场会呈现停滞和道德沦丧的特征：很少的产品和服务，绝少发明，较低的生活水平，以及到处充斥的不信任、不公平和腐败。
美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近乎这样的情况。1970年代就有人曾对大政府提出过类似的质疑。在理查德·尼克松以及吉米·卡特在任期间，政府机构快速扩张，导致了一个10年的“滞胀”期。结果是大政府的幻灭，由此带来了一次自由市场经济的复兴，对罗斯福的中央统治型经济正统理念提出了挑战。1980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出版了《自由选择》一书。该书立即成为畅销书，该书内容随后成为极受欢迎的电视系列节目。该书为接下来的一场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这场运动以随后几年里罗纳德·里根的当选为高峰：通货膨胀得以控制，税率得以削减，令人窒息的监管体系得以放松。这不仅扭转了美国经济，而且引发了一波全球性繁荣。包括印度、瑞典在内的各个国家争相追随里根政策，开放其经济体。之后经历了30年的经济增长，直到本次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才使其终结。而本次的经济创痛，我们之后会解释，它正是由政府一手造成的。
里根的成功应该已经打破了人们对大政府的道德信赖。但真正克服旧的偏见谈何容易。就像俗话说的，旧的偏见很难去除，而错误的观念似乎韧性特强。自古以来，自由市场一直被看做是重实利轻人文的。苏格拉底曾断言：“越是看重钱的人，离道德越远。”圣徒保罗也说过，“爱金钱是所有罪恶之源”。贸易常常不被看做是一种交换，而被视为是一种“零和”交易，一个人的所得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
在媒体、大学院校、电影电视和文学作品中，企业及公司管理人员总是被描绘为贪婪的剥削者。大家认为，自由市场的特征是达尔文式的，所有参与者自由发展，最强者得以生存，其他人均是输家。即使欣赏商业活动能够提供物质繁荣的人们也坚持认为大政府的存在甚是必要，大政府能防止市场内质的冷漠和无情对文明社会的破坏。
对政府突出道德性的信念深深嵌入这个国家的DNA里。为中央统治体制曲言辩护的人，或者有些人称之为他们的纠结之旅，让人们心存戒备。而为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体制辩护的人则被称为漠不关心和冷酷无情的人。而决定是否支持一个新的大政府体制常常被大政府的拥戴者描绘为在自私与同情之间的选择： 你的意思是你不想让人民得到医疗保障吗？
要支持市场化政策也很艰难，那些公开在媒体上支持市场的人常常被妖魔化。正如《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威廉·麦古恩（William McGurn）抱怨的，相信大政府的人看起来“不知道那些反对抬高税率的人和那些因为涂指甲油就砍掉女人手指的人有什么实质区别”。
支持自由市场的人通常会听到这样的问题：人们在暴涨暴跌的金融市场上亏掉了养老金，这怎么会是有道德的？如何看待华尔街的贪婪和高管人员的薪酬？收入不均衡为什么会仍在强化？这些问题常常在企业裁员、就业数据恶化、丑闻或危机出现（如出现医疗丑闻时）的时候被触发，又由仇视市场的媒体来报道。
当投资银行家格莱格·史密斯（Greg Smith）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题为“我为何离开高盛？”的文章时，各家媒体度过了繁忙的一天。他指责其前雇主高盛公司为追求利润而向客户强推不满足客户需求的投资产品。
之后汹涌激荡的媒体报道中，没人问及是什么让史密斯在12年之后突然离开高盛，或者高盛的客户们是否同意他的说法。毕竟，如果事情真像史密斯讲的那么糟，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客户脱离高盛的现象，尤其考虑到高盛的客户包括一些全球最大的企业和机构投资者？
彼得·柯汉在福布斯网站上发表观察文章称，“问题是为什么高盛还会有客户？”他猜想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与高盛合作的利益超出了成本”。
不幸的是，媒体对贪婪的关注是压倒性的，这反映了当前媒体以揭短为主的总体环境，揭示贪婪的事件或者统计数据，会得到最多的关注。不太容易拿到的细节，如事件的真实情形，总是受到漠视。次级按揭的止赎，或者医疗保险的高成本以及汽油的高价格，这些都很容易归咎于追逐利益的贪婪的公司，但政府糟糕的政策扭曲了市场之后会发生什么，就不那么容易说清楚了。
最后，人们有一种自然倾向，当问题出现时要找一个替罪羊。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发现，人们在评估经济问题时有一种悲观倾向，即把问题看得比实际情况更极端。
于是乎，自由市场在提高生活水准上的进步和作用常常无人报道。机票上涨上头条，机票下跌无人看。新闻报道的重点太过集中于负面效应，以致看不到事情的正面全貌，如果这种正面情况还有人提及的话。
记者们，即使是支持自由市场的记者们，也常常喜欢用改革一词来讨论立法。我们倾向于认为改革就是进步，但许多称为改革的大政府法令却刚好相反。如果标识这些法令时披露更多的真相，则人们会对大政府的改革产生不同的想法。比如，如果奥巴马医改被称为“对医疗法案的政府控制”则会怎样？记住，许多最热心的支持者，包括南茜·佩罗西本人，都没有读过这项法案。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可能正在明白）因这项法案会产生159个新官僚机构、不可胜数的监管法规、一系列新税则，以及将有超过1.6万名国内税务署代理人来执行这项医疗保险的强制购买，那他们会怎么想？或者如果他们知道该法令的一些条款会将私营保险公司搜刮干净，他们会怎么想？他们还会不会那么热心维护该法案的“道德性”就很有疑问了。
本书的每一章均对照了自由市场的优点和政府过度控制带来的道德沦丧。例如，涉及医疗时（或者任何市场）真正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你想要一个不断创新的、重点满足消费者个人需求的自由市场吗？还是想要一个笨拙、僵硬的官僚系统，其最根本的目标是满足其自身的政治诉求，也即那些政客和政府协会的诉求？
这就是第1章“是联邦快递还是邮政局？”的重点，它揭示了一个核心区别：自由市场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大政府则满足其自身的需求。政府的最大愿望是扩张其官僚机构与权力。这一点几十年前即已由行为科学家诺思柯特·帕金森（Northcote Parkinson）在《帕金森定律》一书中揭示出来了。明白这一点，就不会对这个国家挣扎于衰退之中时华盛顿特区却在不断扩张而感到奇怪了。2007—2010年间，华盛顿当地经济以一种亚洲式的6.9%的速度增长，而与之成对比的是其他主要城市约1.1%的增长率。
难以自制的自我膨胀需求才是政府作为道德必需品推销给公众的许多政府项目和政策背后的根本原因，包括政府有争议的7 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该计划表面上是为了刺激经济成长以创造就业机会，而实际上这些资金的大多数却用来给州和地方政府的现有工作岗位提供资金支持。
第2章提出了“要自由还是要‘老大哥’？”
的问题。在自由市场还是大政府之间的抉择就是在自由选择和被胁迫之间的选择。美国的大政府可能不是“老大哥”，但支持大政府法规的人们如果了解其中可能存在的权力滥用，他们的想法可能就会不一样了。
人们很关心一些大型企业（如沃尔玛）可能权力过大，但却漠视了政府过度管理对自由的威胁。政府过度管制又表现为微观管理、监管法规与官僚机构等形式，这些方面远超出了政府征用权和《奥巴马医疗法案》的范畴。例如，有些不负责任的政府机构，如美国环境保护署和农业部，定期向被控违反法规的工厂和家庭派出全副武装的代理人。第2章也讨论了政府通过操纵货币的价值进行胁迫的破坏方式。
正是对这种权力滥用倾向的认识，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希·哈耶克早在1930年代就警告人们，政府的过度管理会将人们带向“通往奴役之路”，或者暴政。相反地，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一旦放开经济也会出现繁盛局面。经济自由说到底就是个体创新自由。
大政府不仅践踏人权，而且强化控制并僵化体制，压制人们和企业的创造力。自由则允许人们去实验，去寻找摆脱传统做事方式的局限性，无论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因为经济自由可使个体将其自利行为与创造力转化为有建设性的事业，自由市场就产生出创新与繁荣。由政府主导的市场与社会则常常表现为停滞与短缺。
加拿大人的单一付款人政府保险体系，是支持政府医疗计划的美国人想要给自己国家引进的。加拿大人是不能在美国接受前沿治疗的，因为加拿大政府不愿为此付钱。根据加拿大的自由市场智库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研究，见一位专科医生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9周，大约是20年前的两倍。
几年前，一名男子为了更换髋关节而等待了一年，事后他起诉了魁北克政府。加拿大医疗协会前总裁布莱恩·戴（Brian Day）说：“在加拿大，狗的髋关节置换手术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完成，而人通常要等两到三年。”
同时，在医疗保险发源地的欧洲，新的药物和治疗方式越来越少，因为由政府运行的体系让商业机构无利可图，没有足够的资金从事研究和开发。
这也是第3章“是硅谷还是底特律？”的要点。政府干预是汽车行业停滞及失去创新动力的主要原因，而政府干预很少又是硅谷成为创新发动机的关键因素。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们反对企业赢利，但如果他们意识到这些赢利是让这个国家获得创新领先优势的投资资本来源的话，那他们可能要重新考虑了。
第4章问了一个有象征意义的问题——“是工资还是食品券？”，这两样中哪一样对人民和社会更有益？
在经济自由与家长式的政府管制之间的选择，就是在赋权与依赖之间的选择。大政府的政策和补贴给个人与企业提供人为的支持，腐蚀了人们的判断，侵蚀了人们的创造力与企业家精神，阻碍了社会进步，造成社会经济停滞的局面。
大政府的支持者坚持认为福利与特定权力计划是向社会提供同情心的唯一方式。但制造消极、被动和破坏人们的主动性真是富于同情心吗？自由市场给人们和机构以权利，让大家可以竞争，从失败中学习，去适应直至最后共同进步。
第5章“是要苹果公司还是要索林德拉？”，比较了自由市场的精英体制与受大政府“少数利益主义”侵害的政府主导经济体制。太多以“公平”之名推广的政府计划，无论是医疗还是创造就业岗位计划，实质上都只是一种“偏爱”。政治上偏爱不是由服务市场的能力和程度来决定的，有一小撮受惠者天然成为赢家。批评自由市场的人在批评裙带资本主义时理直气壮。但大政府——偏爱的分发者——更是这些关系的主导者。要区分自由社会与以政府裙带关系为主导的社会，可以观察美国和阿根廷之间的不同。两个国家均起源于边陲社会，但阿根廷由于采取中央集权的政策和大政府裙带主义体制，从未出现过类似于美国那样的繁荣，国家总是从一次经济危机走进另一次经济危机。
本书最后一章探讨了区分自由市场支持者与集权支持者的哲学分野的道德意义。民主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是具备道德优势的，坚信人类聪明才智能解决今天的问题，并生产和提供新产品与新服务来创造更好的未来。投资需要对社会进步充满信心。贸易也是基于一种信任关系，即人们将达成协议并遵守承诺的正向预期。大政府则是建立在一种对人类和未来更悲观的观点之上的。第6章提出了“里根精神还是奥巴马精神？”的问题，因为这两个人的讲话和观点就反映了这些差别。
每个人都想生活在一个公平而有道德的社会环境里。第6章先讨论达成目标的途径是通过一个政治导向的政府官僚机构，还是通过每个人用自己的钱进行投票的市场自身的民主？再深入讨论归属于某种政治利益关系的政府官僚组织，真能决定何为公平、何为道德的问题吗？
希望以更多政府干预来终结贫穷与不公正的主张，忽略了如下事实：上一届政府的监管与计划项目也没能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情况下，正是政府造成了这些问题。美国人民是有人性、有善心的。在医疗以及其他领域，美国社会确有问题存在，因此想要不受那些自称可以帮助他人的政府项目的诱惑还是比较困难的。但这些项目在让人“感动”的言辞背后，掩饰了如下事实：建议的方案常常是有利于官僚机构的。倡导“同情”与“人权”的自由主义者如果意识到他们竭力争取的是更多的法规、更多监管和更多限制自由的封条，那他们就要另作考虑了。政府官僚机构在尊重人权方面的记录很差。官僚机构是以苛责为生的，只会带来越来越多的法规。
本书讨论的是有关美国人如何看待自己国家的问题。美国是否仍然恪守创建国家的国父们的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的梦想——“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
的基本权力？或者我们正成为一个欧洲式的福利社会？随后展开的各个章节展示了需要在本讨论中考虑的一些真正的选项。我们国家的身份和未来即系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