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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府的干预被阻止，市场里再度引入选择与竞争时，就会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人们能得到数量极其丰富的产品，买得起更多的商品与服务，以及能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选择，并且是以更加公平的方式。市场会满足人们的需求与欲望。
以下就是路易斯安那州为新奥尔良市的公共教育提供更多选择之后出现的情况。许多年来，该市的公立学校一直就是个灾难。“卡特里娜飓风”之后，路易斯安那州政府最终还是介入进来并实施了市场改革，成立了一些特许学校，给学生和家长更多的选择空间。学校还在体系内引入竞争机制，校长们可以自主决定其雇用教师策略。其结果呢？学生们测试成绩不断提升，达到毕业标准的学生人数几乎翻倍。新成立的特许学校里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成绩超过了其他公立学校里的学生，超过成绩几乎高达20%。
在瑞典，独立学校体系被“左”派和“右”派的政党交相称赞，它极大地提高了学生成绩并给瑞典教育带来了创新方法。
另一个例子是航空旅行。回溯到1970年代，美国民用航空局严格监管航空公司。航空旅行只是有钱人才能享受的旅行方式，而飞机常常只载一半乘客。1978年航空业管制放松后情况完全变了。航空旅客的数量翻倍，并且人们不必像以前那样匆忙预订，因为航班多起来了。以实际成本看，飞机票价也几乎降了一半。
当前折磨航空业的航班延误与取消也并非取消管制的结果，而是源自机场本身仍继续由政府控制所致。慢节奏的大政府官僚机构不让机场安装现代基于GPS的航空管理技术。最近监管机构对承运人长期让飞机等候的罚款处罚也造成了航班取消次数的增加。像以往一样，大政府的法规想要解决问题，却造成了非预期的破坏性后果。
削减大政府管制并开放市场后可能出现的情形的典型案例就是对老AT＆T公司（贝尔大妈，Ma Bell）拆分的案例。现在很多人太年轻，已经记不得电信行业放开管制之前的情形了。打破由政府管理的电话通信垄断，让美国的电信体系转变为一个由许多经营商组成的竞争性行业，这造成了新服务提供的大爆炸——不仅有新类型的硬件，还有全新的技术。
在解除管制之前，用户只有一种或两种电话可选，颜色也只有几种。现在市场上不仅有了手机，而且还有互联网电话以及其他一些类型的电话等，这些电话拥有电话等待、电话转移和语音邮件之类的功能。电话呼叫及设备的成本都大幅度下降了。在1984—2003年之间，各州之间的长途电话费率下降了约68%，而州内电话费率则下降了约56%。
最后一个例子：买入与出售股票的经纪商佣金一度由证监会设定为一个固定的水平。佣金水平比较高，经纪商实际上享受着政府管制的费率带来的补贴。1975年，政府终止了确定固定价格的方式，经纪行业开放了。折扣经纪人冲入市场，许多老的经纪人公司退出了行业，而其余的公司则更高效了。今天，即使规模最小的交易商也可以以几分钱一股的价格做几千笔的交易。股票交易变得便宜并第一次让上百万的人们用得起经纪人，这为大众拥有股票高潮的到来作出了贡献，而这种大量的股票购买则推动了过去30年的经济繁荣，直至金融危机。
裁减以自我为中心的大政府官僚机构对国家有着同样的放开效应，例子到处都是。在过去30年里，自由市场改革带来了全球财富的创造，使全球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并让印度、中国、巴西等国，还有中欧国家及拉美和非洲国家的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
随着前苏联的崩溃而重获独立的巴尔干各国，尤其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取得了比欧洲任何国家更快的增长速度。这三个国家虽然在全球性经济危机时期遭受了严重打击，但现在其经济增长已逐步恢复。
前东德自与经济上更加自由的西德合并之后，也取得了很大的繁荣。按照慕尼黑一家经济研究机构的报告，东德人的可支配收入从仅有西德人水平的60%增长到2007年的78.6%。
失业率虽然较高，但已显著下降。
当一个经济体从大政府自私自利的官僚机构的专断管理中被解放出来时，企业家精神不可避免地会获得提升。正如我们在下一章里将要看到的，人们通过创立企业并扩展业务，投资于一些发明创造，就能够提供满足其他人需要的产品与服务。而这种情景是目光短浅的官僚机构难以预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