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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成功的人们常常谈起“回报社会”的需要。其实这种说法有许多误导的成分。托马斯·爱迪生需要为给人们和家庭带来电灯光而“回报社会”吗？马克·扎克伯格需要为革命性地提供以Facebook在线沟通的渠道而“回报社会”吗？或者是某人需要为创造财富和之前并不存在的就业岗位而“回报社会”吗？那为什么一名成功的汽车经销商或者不动产经纪商要道歉呢？想一想没有他们的服务你会怎样？
这并不是向慈善机构捐款的问题（我们之后将讨论）。我们争论的焦点在于一种深层次的理念，即那种认为在我们的市场体系中创造财富的人需要因为从他人那里的“获取”而进行某种方式的补偿。
自由企业的导师乔治·吉尔德简明扼要地用“资本主义的道德之源”来解释“资本主义始于给予”。贸易，究其本质是互惠，每一方都有一些东西给予另一方。在自由市场上的自利意味着你的利益就是为他人或者为其他公司提供足够多的好处以便让交换能够实现。吉尔德告诉我们，最早的贸易关系是基于给予，而非获取。
原始社会的资本家是部落的头领们，他们互相竞争，看谁能提供更好的盛宴。类似地，贸易始于一个家庭对另一个家庭或者一个部落对其相邻部落的供奉。这些供奉常常在宗教仪式中被提供出来，希望最后也能得到一份回赠。
吉尔德实际上描述了一种投资形式：你投入了资源但不确切知道能得到何种回报。这种给予的传统就是资本主义客户服务精神的核心。人们通常理所当然地认为，各种生意要张贴口号并投放广告，告诉客户我们就在这里为你服务。无疑，有些企业在兑现承诺方面做得比其他企业好。但实际上给予服务是我们以市场为基础的文化基石。
美国自由企业的给予文化正是美国作为一个慈善国家的真正原因。私人慈善活动在经济衰退中略有下降，但美国人仍然每年向慈善机构捐赠大约3 000亿美元。
来自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一家关注慈善捐助的非营利性机构联盟）的数据表明，几乎90%的美国家庭向慈善机构或宗教机构进行了捐赠。哈德森研究所（一家政策智库）的数据也显示，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美国私人捐赠给发展中国家的慈善资金超过任何其他国家。
主张大政府的激进人士很难相信，驱动私营部门企业家们的除了对物质富裕的欲望之外还有什么。反市场的偏见歪曲了大家对自由市场上个人或企业的自我利益的准确观察。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一书中解释了自由市场交易并非是由“短视的自私自利”所驱动的。自我利益涉及满足个人的目标和欲望，例如，“科学家寻求扩展他领域的边界，传教士想让异教徒转为真正的信仰者，慈善家想要给需要的人带来安慰，等等，所有这些人都在追求其自身的利益，他们自己也是这么看的，他们以自己的价值标准进行判断”。
钱只是推动人们选择一个职业或者关注一种利益的多种因素之一。它可能连主要因素都算不上。有可能这份工作对你有吸引力，或者你喜欢正在销售或者开发的产品，或者你跟职场的同事们有一些共通之处。
企业家们也被这种“自利”所驱动。大多数时间里，他们开创一项事业并不是为了致富，而是为了寻求他们生活中某一个问题的答案。保险经纪人刘易斯·沃特曼1800年发明了自来水笔，原因是他在用老式笔签一份重要合同时笔漏水了，等他换了一支笔回来时，发现一名竞争对手冲进来已先他签下了这单生意，沃特曼丢掉了这一单生意。于是他决心阻止这一悲剧再次重演，就发明了一支不会漏水的笔。
软件开发商德鲁·休斯顿有一个互联网文件存储服务的想法，当他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时，就把这个想法变成了Dropbox。有一次他落下了USB驱动器，使他在去纽约的途中无法工作。
于是休斯顿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一个基于网络的文件存储服务，可以允许你使用各种设备进行工作。这家公司现在成了互联网上最热门的初创公司，拥有5 000万用户和40亿美元的估值。
Dropbox以及自来水笔都是典型的自由市场创新，让生活更加轻松，与此同时创造了工作岗位和财富——不仅让这些发明者和创造者得益，而且还让不可胜数的其他人也得益了。如果这不是“给予”，那么什么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