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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的《兵法》（
Dell’Arte della Guerra
）在其作品中并不知名，相关的研究论文同《君主论》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或许是因为书中大量涉及征兵、练兵和布阵之类琐碎的军事细节，或许是因为钟爱“永久和平”的现代学者不爱谈论甚至厌恶战争。但是，在整个16世纪，《兵法》都受到“广泛阅读和高度推崇”，意大利文版本有八个之多，英译本出版后两次再版，1546年即有法文译本。
《兵法》当时受欢迎，一方面与欧洲16世纪现代国家的形成有关，因为这些新兴的主权者——国家——必然要严肃考虑马基雅维利关于组建国民军的问题和背后的政治理念问题，以及有关军事守卫和占领城池的问题。
但更根本的理由则在于，“作为一种始终存在的可能性，战争是典型地决定着人类活动与思想并造就特定政治行为的首要前提”。
正如马基雅维利在《兵法》献词中所言，“没有军事襄助的良好秩序”只会土崩瓦解。
类似的表达还出现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实践之中。他在1506年12月6日为佛罗伦萨颁布的《步兵条例》开篇就声称，一国之维持，首要根基在于正义与军队，佛罗伦萨既然已经正义稳固，所剩的问题自然就是军队了。
熟悉马基雅维利笔法的人马上就会发现，《步兵条例》这话其实是说，正义另当别论，唯有军队是维持一国之根基。因此，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军事和关于诸种军事技艺的兵法，对于政治秩序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在《君主论》中的说法更加赤裸：
一位君主除了战争及其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再有其他的目标、其他的思想，也不应该把其他事情作为自己的技艺，因为这是进行统帅的人应有的唯一技艺……亡［国］的首要原因就是忽视这种技艺，而使你赢得一个国家的原因，就是成为这门技艺的专家（professore di quasta arte）。
可见，《兵法》作为马基雅维利生前唯一出版的作品，乃是《君主论》的首要前提，也是君主的首要技艺。在写作《兵法》之前的1513至1515年间，马基雅维利已经完成了《君主论》和《李维史论》这两部最为重要的著作，显然，写作《兵法》时，《君主论》以及相关的思想整体已经了然于他的胸中。这就意味着，就实际的步骤而言，马基雅维利首先要进行“军事”准备，然后才着手进行其君主教育，或者说，军事教育是其君主教育的第一步。在《兵法》卷一开始部分和最后一卷结尾部分，对话中的人物法布里齐奥几乎重复了一句相同的话：
任何一个构思过某种事业的人，一开始就应该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以便一旦时机成熟，就能够去成就这番事业。（卷七，195；卷一，39）
假如我们视君主教育为马基雅维利的某项事业，那么他必定会为之作好充分的准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兵法》视为马基雅维利最重要的初步准备，既是为《君主论》当时的意大利读者作准备，也是为他的现代事业作准备。在《兵法》中，关于君主与军事的关系，有一个类似《兵法条例》的表达：
制度良好的君主国，君主的权力不是绝对的，只有军队除外：因为军队是一个必须实行决断的领域，那里只有一个权力。（《兵法》，卷一，80）
科西莫询问法布里齐奥，一个良好统治的国家，其军事处理方式是否也适用于君主国，法布里齐奥作出了上述回答。联系《君主论》和《兵法条例》中的说法，这似乎表明，正由于君主绝对掌握了军队，他的其他权力就不再是绝对的，或者说，不再有绝对的必要了。
《兵法》一书，表面上是法布里齐奥讲述军事上的各种技术细节，其实远不止于此。除了上述关于君主与军队关系的论说之外，还有两处关键细节。其一是卷二法布里齐奥回答科西莫关于如何训练士兵的问题时，似乎无意间插入了君主训练士兵的根本，他如是说道：
如果一位君主或一个共和国坚持努力，勤于这些部署和操练，就只会导致一种情形：国内士兵素质良好，优于邻国，并且是制定规则者，而不是接受规则者。（卷二，261）
我们可以说，选择与训练士兵，作各种战斗准备，最终的意义还是在于成为“制定规则者”。要做到这一点，君主就不能仅限于训练士兵的军事技术，他还必须是优秀的教育者：
君主与共和国，如果意图缔造一支新军队并赋予训练好的名声，就应该让自己的士兵习惯统帅的讲话，统帅也懂得如何向他们士兵讲话。（卷四，140）
统帅是一个很含混的词语，但是在君主国中，拥有最高军事决断权的君主无疑是唯一的真正统帅。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兵法》卷七行将结束，也是全书行将结束的时候，法布里齐奥发表了一番痛彻心扉的演说，展示了意大利腐败不堪而又懦弱无能的现实处境，并直陈导致这种困境的原因。他提到一个关键的缘由：
让我们谈回意大利人吧。由于缺乏明智的君主，他们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好的安排……不要责怪民众，但确实要责怪他们的君主。（卷七，229-230）
意大利的首要困局在于这些君主之无能，这几乎是《君主论》第十二章所谓意大利崩溃正是由于“君主们的过错”这一说法的翻版。法布里齐奥——《兵法》中的法布里齐奥而非现实中的法布里齐奥——一身的军事才能，却无以为用，缺乏展示的“机会”（卷一，41；卷七，197）。那么，只要未来有一位懂得按照《兵法》所述缔造军队的君主出现（卷七，208-209），局面就会大为不同。如此看来，《兵法》的最后一卷，“无论风格还是内容都最像《君主论》，由此而为读者从《君主论》接近《兵法》提供了明显的起点”。
法布里齐奥似乎成了马基雅维利的化身。从文本上看，法布里齐奥不少军事观点的确也与马基雅维利相同，比如关于征兵的数量，自然是多多益善。
但在发表这番演说时，法布里齐奥特意提到科西莫的名字（卷七，195），似乎最后的演讲是在整体上回应科西莫。奇怪的是，《兵法》就在这篇独白之中结束了，没有让科西莫没有对法布里齐奥作出任何回应，而在对话开篇，科西莫却几乎掌握了对话的整个节奏。
《兵法》毕竟是一部对话作品。表面上，法布里齐奥仿佛是马基雅维利的代言人，尤其是在卷七，参与对话的巴蒂斯塔询问了战壕等细节（卷七，16-34），如果回到对话的脉络，就会发现，这本身就是法布里齐奥讲述内容的应有之义。可是，在科西莫作为对话者的前两卷，情形并不相同。
《兵法》中的对话正式开始之前，马基雅维利撰有一段可称之为前言的介绍（卷一，1-19）。单从这段前言来看，马基雅维利所以写作《兵法》，是为了纪念自己的朋友科西莫•鲁切拉伊，而他所以纪念这位朋友，是由于这位朋友既具有友谊之德，也具有公民的美德——这样的友谊必然也建立在对国家的共同热爱之情上。可以说，《兵法》的写作既是为了纪念朋友，也是希望未来的读者能够成为这样的朋友，即为了制造朋友。由于这位朋友中道而亡，事业未竟，《兵法》所制造的朋友就应该共同为这个未竟事业努力。这也是马基雅维利在前言中的话：即便没有参与会谈的人，也能从马基雅维利关于这次对话的记录中“学到许多既对军事生活也对平民生活有益的东西”（卷一，8）。
马基雅维利非常清楚地说明，对话之所以能够发生，是由于科西莫对法布里齐奥的邀请（卷一，10），科西莫是对话的动力因。因此对话的第一句话出自科西莫之口也就不足为奇。由于法布里齐奥不认识庭院中的某些树木，科西莫告诉他这些树木“只有古人才能认识，而不为今日常人所识”（卷一，14）。
这是一个太过明显的比喻，但这些巨大的古树浓荫未必是真正慕古之喻，更可能暗示了种植这些树木，即建立庭院的重要性。这也是献词中建筑比喻的要义所在。法布里齐奥很快领悟了科西莫的比喻（卷一，34）。我们可以说，一开始，科西莫就确定了对话的基调：在向古人学习的“文艺复兴”这一基调里，或者说在古典传统依旧有效的时代，如何探究兵法和制度的原初奠基。
至于整部对话，马基雅维利有一个概括性的说法：法布里齐奥虽然详尽地谈论战争问题，但“大多是对科西莫那些尖锐的、经过深思熟虑的问题所作的答复”（卷一，8）。马基雅维利的描述意味着，邀请法布里齐奥其实是科西莫提出自己问题的“机会”，作为一个具有政治美德的人，这些问题一定常常萦绕在他心中。这与我们通常的印象相反，因为我们一般以为法布里齐奥是马基雅维利的代言人。另一个与马基雅维利的概括和文本更加相抵触的地方是：《兵法》一共七卷，但科西莫与法布里齐奥之间的对话只占前两卷篇幅，在后五卷中，科西莫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也没有任何发言。如果我们坚持《兵法》文本自身的统一性，并坚持认为马基雅维利前言中所言不虚，即对话“大多是对科西莫那些尖锐的经过深思熟虑的问题所作的答复”（卷一，8），那么答案就只可能是，前两卷已经呈现了《兵法》中最重要的教诲，后面五卷则是这些教诲的逐次展开。
因此，对话进入卷三的时候，法布里齐奥的对话者是最年轻的扎诺比，这似乎意味着对年长的科西莫的继承。余下几卷展现了年轻人的学习过程，学习提问以及学习战争的过程，尤其是如何通过所习兵法而进入战争的过程。单纯从文本表面来看，前两卷中是科西莫主导着法布里齐奥讲说的方向，两个人处于不停的对话问答之中，并且对话方向似乎不停变化，后五卷的主体则是法布里齐奥长篇累牍的说辞。倘若如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科西莫所主导的前两卷对话的内容走向何方呢？兹以几处关键为示。
《兵法》全篇贯穿着一个明显的矛盾：从科西莫转向浓荫古树开始，似乎话题就转到向古人学习兵法与为政之道上来，但是讲述这种向古之道的法布里齐奥，其本人的实际经验却表明，他没有借鉴任何古人的兵法——雇佣军是没有祖国的，对话中的法布里齐奥却提到“我的祖国”（卷一，17）。科西莫提出的尖锐问题是：
出于什么原因，你一方面谴责行为不像古人的人，另一方面在你擅长并被赞许为出类拔萃的军事领域，却未尝见你用过任何古代的方法？甚至没有用过任何哪怕稍微接近的东西呢？（卷一，36）
马基雅维利一开始就表明了法布里齐奥的雇佣军将领身份（卷一，9），科西莫此处的提问更加尖锐：这位雇佣军将领不具备任何自己所称道的古代美德。实际上，马基雅维利在这里是要首先让科西莫预先提出细心读者可能会有的疑问：雇佣军将领法布里齐奥，为什么可以在马基雅维利强调国民军的对话里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对话中的法布里齐奥给出的答案是，他有不得已的苦衷，他在现实中未得机遇的垂青，无法施展他从古人那里所习的兵法。法布里齐奥这一说法的前提是，自己其实有一整套无从实践的兵法，唯缺机会而已。《兵法》出版于1521年，而法布里齐奥于1520年去世，马基雅维利无论如何声称法布里齐奥的看法如何，他也都无法反驳了。
其实，这个提问和回答恰恰关系到一个根本的问题：法布里齐奥在对话中的角色。对话中的主角虽然与那位雇佣军将领同名，但其实并非一人。对话中的法布里齐奥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可是，只有在科西莫的引导和刺激下，他才有机会整理并且传达出关于兵法的教诲。这是与柏拉图对话非常不同的对话：《兵法》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法布里齐奥无法像苏格拉底一样引导众人，相反，是科西莫引导着法布里齐奥。如果我们将《兵法》视为一场战争，科西莫才是这场战争真正的将领，或者君主。不出意外的是，《兵法》中将兵法引向君主问题的，正是科西莫。
当法布里齐奥回答完关于将领德性与兵法的关系这一问题之后，科西莫问道：君主似乎更需要具有优良兵法知识的人，而无须考虑其德性（卷一，77）。法布里齐奥回答说，君主更不应该需要这种只有兵法专技的人，随即是前文所引那句重要的话：
制度良好的君主国，君主的权力不是绝对的，只有军队除外：因为军队是一个必须实行决断的领域，那里只有一个权力。（卷一，80）
法布里齐奥的回答暗示，君主就应该是最高的将领，就应该是最懂得军事技艺的人。亦如《君主论》第十三章所言，君主必须有自己的军队，否则这个君主国就不稳定。科西莫的问题让法布里齐奥的回答指向了《君主论》这个关键之处。
随后，问题转向征募士兵，也就是组建国民军的问题。法布里齐奥在谈论这个问题时，关于挑选士兵的年龄（卷一，143-147）、职业（卷一，193-197）、选材的标准（卷一，198-208）、步兵的人数（卷一，219-240）、人数众多是否影响政局（卷一，241-258）、骑兵的组建（卷一，263-269，卷二）等等，均是对科西莫相关问题的回答，几乎都采取一问一答的形式。回答完这些基本问题之后，他又回答了关于步兵和骑兵武装的问题，之后《兵法》进入下一个关键的训练主题。
训练士兵的主题来自法布里齐奥的主动叙述，因为要将士兵武装好，必须首先武装士兵本身，也就是要锻炼士兵的身体，并让他们学会使用武器和服从军令（卷二，103）。这似乎已经是颇为完整的说法了，可是，科西莫继续追问：“如今你将为士兵们准备怎样的操练内容呢？”（卷二，124）尤其是，在法布里齐奥已经回答完问题，甚至不由自主地打算将训练好的部队带向战场的时候（卷二，165-171），科西莫打断了他的发挥，认为他已经有些离题，“因为尚未叙述各营训练的模式，你就已经谈起整个军队和战斗了”（卷二，172）。
这里显然存在一个进阶，法布里齐奥提到过的训练尚未让科西莫满足，他后面的回答实际上是在两个层面深化士兵的训练。首先是新式武器的训练：“我将添上火枪，如你所知这是一种新式武器，而且是必需的武器。”（卷二，125）新组建的军队必须掌握最新的武器。其次是各营的整合训练，也就是具体作战单位的训练。在这两个进阶之后，科西莫又提起一个后备的问题：后备军的训练（卷二，255）。只有这样，才能让整支军队有备无患。显然，是科西莫掌握着讲述兵法的节奏。在卷二快要结束的时候，科西莫询问了每个营的军事指挥员的问题（卷二，266-270），又询问了骑兵的问题，法布里齐奥一一回答。至此，关于步兵和骑兵的整体安排及训练问题都已回答完毕，根据他自己的说法，“让我们接下来为一支军队定形，以便能够对敌开战，并且有望战胜敌人”（卷二，328）。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成型了。
随后五卷内容，一方面可视为进入战斗部分的兵法演练，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它们是在将卷一和卷二的军事教诲应用于某种实际过程。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科西莫不再发言，因为他已经和法布里齐奥组织好了一支军队。这时，我们有必要再度回到前言。马基雅维利说科西莫从没有涉足爱河，却写下了爱情诗，与此类似，科西莫对于兵法与国政同样有深入的思考，可惜英年早逝，壮志未酬，也没有涉足真正的军事领域。他的各种思考和疑问必须通过法布里齐奥的实践经验来验证，或证是或证否。因此，卷三之后，他在对话中消失。也就是说，马基雅维利重复了他这种“未尝涉足实践”的特征；但对于《兵法》的读者而言，他们必须投入战斗——这至少是马基雅维利教诲的期望。
关于这部文集有几个问题需要略作说明。
首先，关于《兵法》的译名。通常英译为The Art of War，现行中译本有三种：一种是崔树义译本，约为直译：《战争的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10）；一种是时殷弘译本，《用兵之道》；一种是袁坚译本，《兵法》。纯粹从字面来看，译成“战争术”更贴合原文，可以类比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等等。但是，中国自古便有兵法研究的传统，最负盛名者莫过于《孙子兵法》，这是子学中不可或缺的一类，译为“兵法”可与之对观。这种对观或许也是袁坚先生采取“兵法”为译名的缘故。此外，1981年，戚国淦先生为商务版《佛罗伦萨史》（李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写序时，译为“兵法七卷”，“七卷”实可以略而不言。
其次，莱布尼兹在《中国近事》中曾经这样谈到中国：
在战争艺术方面，他们也低于我们的水平，然而这并非完全出于无知，而是他们蔑视人类中一切产生或导致侵略的行径，更厌恶战争本身——在这一点上，他们几乎是在仿效被不少人误解了的、甚至过于夸张了的极度的崇高教诲。假如只有他们自己在地球上生存的话，这确实是一种明智的态度。然而，我们今日面对的现实却是，就连那些安分守己的好人也必须掌握损害邪恶力量的手段，从而使其不会损害自己。在这些方面，我们超过他们。
今日读来，莱布尼兹这段话依旧可以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和当代世界的基本参照。但是，莱布尼兹的本义并非在于描述中国，只是恰好言及而已，他不过是要传达他作为欧洲知识人的政治生活经验与思考，按照施米特的说法就是：随时存在的战争可能性是欧洲历史和思想的底色。几个世纪之后，施米特《大地的法》仍旧回响着哲人莱布尼兹的话语，他通过这种邪恶但现实的战争技艺塑造的现代世界，来证成现代国际法的形成。
我们选编这部关于马基雅维利《兵法》的文集，不是为了认同或者反对莱布尼兹的判断，而是要透彻理解西方或者欧洲人关于战争和军事的经验，理解他们由这种最为现实的政治生存经验而来的政治和哲学思考，因为这些思考深刻地影响了1500年以后的世界，影响了今日中国和中国所处的世界。
莱布尼兹说，中国人要想在这个地球上生存，就必须学习他们的邪恶手段。这话可能只说对了一半，至于另一半拨乱反正的内容，则需要中国学者重建自己的“兵法”——至少要从重读《荀子•议兵》开始。
2018年10月2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