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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2月14日薇依在伦敦。此前她从纽约坐船到利物浦港。
战时在英国上岸的人会被扣留盘查六至十天，她关了十八天半才放出来。写给父母的信里说起这个：“我运气不好，永远是安提戈涅！”
法国抵抗组织
很快安排一间小办公室，让她自由写作。
她不分昼夜地写，呕心沥血地写。“很少外出，没有时间”；“埋头工作，经常累到没力气”。
直到隔年4月15日被送进医院，8月24日去世。时年三十四岁。
伦敦四个月，薇依留下数量惊人的文稿，依据战后加缪在伽利玛出版社主编的《希望》丛书出版情况，已发表文字超过八百页篇幅。
一、《扎根》（L'Enracinement，1949年初版，381页）。
二、《伦敦文稿及书信》（Écritsde Londreset dernièreslettres，1957年初版，261页），含《个人与神圣》《我们为正义而战吗？》《临时政府的合法性》《人类义务宣言研究》《新宪法草案意见录》《新宪法的基本观点》《这场战争是一场宗教战争》《反抗的思考》《全面取缔政治党派摘要》等九篇文章和若干书信。
三、《圣事理论》《最后的文稿》，收入《敬爱神的无序思考》（Penséessansordreconcernantl'amourde Dieu，1962年初版）。
四、《与法国人民命运休戚相关的殖民问题》，收入《历史政治文稿》（Écritshistoriquesetpolitiques， 1960年初版）。
五、《是否有马克思主义学说？》《伦敦笔记》
，收入《压迫与自由》（Oppressionetliberté，1955年初版）。
六、《克莱安塞斯、阿那克西曼德和菲洛劳斯学说摘要》，收入《古希腊源流》（La Sourcegrecque，1953年初版）。
七、零散笔记，收入《超自然认知》（La Connaissancesurnaturelle，1950年初版）。
八、此外为伦敦抵抗组织撰写多篇报告，就若干战后法国重建草案提供审阅意见。这些报告均未正式发表。
大多数伦敦文稿系为法国抵抗组织撰写的参考材料，内容涉及战争时局和国际形势、宪法政党殖民等战后政府重建工作，以及她长期沉思的哲学与宗教问题。相较此前多属未完成手稿或笔记，这些篇目完整独立，一气呵成，谋篇更成熟，尤其走笔中让人感受到为思想寻求语言表述的专注和灵性领悟。
困难首先在词语中。真实在每个人心深处，只是藏得太深，难以用语言传译。人类如此依赖词语，以至于一种思想若未表达成话语，则有可能无法在行动中实现。（《一种学说的纲要》）
某个无法解释的真实碎片在词语中惊鸿一现。词语从真实中汲取滋养而没有能力包含真实。然而，经过整理组织，词语有可能与真实建立完美的呼应关系，从而为所有渴望重见真实的人类精神提供帮助。每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词语就会焕发美的光彩。（《个人与神圣》）
她在一则笔记中提到某种学说的可能性。不是学说本身的落实，而是学说纲要的构想。“一个人就算毕生写作和检验理念问题，也难得形成一种学说。”
困难首先在于找到语言表述。一种思想本是一种行动，但事实通常并非如此，在思想付诸行动之前，我们总是需要落实形名，分辨虚实，乃至形名虚实的障碍也成了思想行动的动机本身。
此种学说要成为“所有人类问题的唯一指南”，帮助世人避免既成规则的误导。首要任务是澄清两三百年来诸种学说理论的利弊。就像北极星：“看见北极星不能告诉渔夫该往何处去，但渔夫若不知辨识星辰绝不敢在夜里出海。”
借助北极星的指向，我们或许能更清楚地把握薇依在伦敦著述的夜航路线。在二战期间参与法国战后重建的共同展望，她从过去寻觅启示，追溯发端于1789年的法兰西共和传统，重新审视法国大革命思想遗产中的若干基础概念。
首先是权利概念。
1789年盛行于世的权利概念由于内在的贫乏不足而无力胜任世人所重托的使命。
1789年的人们不审慎地把权利概念安置在他们面对世界发出呼吁的核心位置。（《个人与神圣》）
义务概念优先于权利概念……1789年的人们从权利概念出发……这样的悖论致使他们陷入言语和观念的混乱，进而决定性地让我们陷入当前政治社会的混乱。（《扎根》开篇）
她郑重呼吁用“人类义务宣言”正式取代1789年以来的人权宣言传统。
《扎根》原标题为“对人类的诸种责任的宣言绪论”（préludeàunedéclarationdesdevoirsenvers l'êtrehumain），第一部分详尽列举灵魂的诸种需求，目的不是诉求人类的“天赋权利”，而是强调“自然正当”的共同体认同。关乎naturelright的古今之辩在薇依的伦敦文稿中焕发生动活泼的光彩。她从不言自明的事实出发，也就是人类在身心方面的生存必然需求。作为某种社会契约的前设条件，每个人有义务“满足所有人类的灵魂和身体在人世间的诸种需求”。
薇依的传记作者亦是同窗好友佩特雷蒙德提出假设：在生命最后时期，薇依切实地奠定了“一种学说的纲要”，具体表现为《人类义务宣言研究》一文中的“信仰声明”。
在这样的语境下谈信仰声明，很难不想到卢梭，想到《爱弥儿》中的萨瓦神父和《社会契约论》最后一章。事实上，薇依的伦敦著述乃至整体著述让我们一再想到卢梭。这不仅因为她切实地追溯《社会契约论》的问题意识，
还因为她心目中的两部个人“要著”（grandeoeuvre）呈现出某种政治哲学思想的内在结构性。第一部是二十五岁撰写的《自由和社会压迫的起因思考》
，带有一以贯之的志向：“把为他人幸福所做的一切思考全部概括进去”
，文中梳理“当代社会生活”在八十年后的今天依然不乏警示意味。第二部是三十四岁撰写的《扎根》。
如果说自由和压迫的起因探究呼应了卢梭论不平等的政治关切，那么《扎根》从权利和义务的概念出发，提出作为“国民生活实践启示”
的基础宣言，恰似印证了《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在卢梭的“政治制度论纲要”这一庞大写作计划中错综交互的组织关系。
倘若真有一种薇依的“学说纲要”，我们不能忽略此种学说的“超自然真实”维度，不能忘记她反复强调人心欲求“绝对的善”。信仰声明的开场白把所有人类的普遍认信对象指向此种超乎属人理解领域的真和善。
有一种真实在此世之外，也就是说，在时空之外，在人的精神世界之外，在属人的功能可能企及的任何领域之外。与此种真实相对应的是人心深处对绝对的善的需求，此种绝对的善永驻在人心中，并在此世绝对找不到对应物。（《人类义务宣言研究》）
倘若出于偶然有一丝真实通过我来感染你们，那我至少不枉在此世停留。虽然那些借助我的书写得到传达的思想远远超乎我本身，但我赞同这些思想，将它们视同真实。（致舒曼的第四封信）
在此世的善恶对峙之外，尚有一种绝对的善。在绝对的善的基础上重新定义正义和美，与我们在此世秩序中通常信奉的正义和美大相径庭。好比俄狄浦斯从高傲的王到流亡受难的灵魂转变，须得戳瞎眼睛才真正看见，颠沛失所方能安顿，进一步说，须得“穿越矛盾走向善”。
一种思想默默向上，就像一棵树要扎根大地也要吸纳光照，两者不可或缺。
薇依一再审视古往今来不同文明的属灵特质，亲身试炼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灵修经验。她游离在基督宗教正统界限之外，亦不落灵知学说拒绝与此世和解的窠臼。简单地说，针对现代性精神拔根危机，还有什么比提出一种扎根的信仰更对症下药？无怪乎有人说，她是西方哲学反抗哲人败坏的突出个案。
她的许多文章标题有同一个对子。重负与神恩，个人与神圣，柏拉图与神，诗与力量……这些书写指向同一类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在灵知的幽暗中如何用力触摸真实的微光？她说等待，
像一种停顿，一种无为顺服，同时又是完全专注的，用尽心力的，要求从根本上超越自我的。她常用的至美例子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呼告，不只是某种特殊宗教的灵性经验，而是所有灵魂的仰望参照。
但这些全是关乎一种学说的语言表述。归根到底，亲近一种向善的学说不难，难在我们个个从思想到行动穿越也许无尽的距离，
实现不再通过欲求和满足得到定义的自由。
从一种学说受益，还要打破我们对此种学说的执着。
让一种默默向上的思想真正参与我们的身心整合，如北极星光渗入暗夜或者，“一颗不易察觉的纯粹的善的微粒住进灵魂深处”。多年前走向生命寒冬的薇依想及“一种学说的纲要”，无形中如同留下一粒细微的种子。倘若能振作，使萌芽可能，“假以时日，这种子将成大树，让空中的飞鸟在枝上搭窝”。
“安提戈涅确实度过一段糟糕的日子……”
在伦敦，薇依拼命般地写作。然而写作不是她去伦敦的初衷。从北非到纽约，再从纽约转赴伦敦，半年两度横穿大西洋，四方求告，不停迁徙，原因无他是要重归故里，要“更深入有效地参与战争的危险和苦难”。
她把1942年5月随家人离开法国视同一个不可忍受的错误，一次精神拔根，一种背叛。在伦敦家信中再三懊悔自责，她说痛苦日复一日不断加剧。
更不必说父母为了与她团聚，重在异乡徒劳无望地奔走，但求回到他们竭尽所能离开的原地。
即便对薇依其人有所了解，我们也很难切身体会这种发乎理智和心灵深处的痛苦，这种迫切需求，要“亲身处在不幸中，处在当前极致的不幸中”，并且非如此不可。在纽约去不成伦敦就要“抑郁致死”。在伦敦去不成法国就要“陷入一模一样的痛苦中不能动弹”。她说这样的处境比下地狱还糟。她自称“像疯子般……抛却审慎和礼节，不断发出绝望的呼告”；“和乞丐一样不知羞耻……不讲理，一味叫嚷自己的需求”。
蔓延在地球表面的不幸纠缠着我，重压在我身上，简直让我丧失理智。只有亲身承担相当程度的危险和苦难，我才有可能恢复理智摆脱顽念。这是让我能够工作的前提条件……这在我的天性里过于根深蒂固无从改变。何况我敢肯定，这不只是天性问题，还关系到使命问题。（致舒曼的第四封信）
但去法国的两个计划都失败了。首先是《战地护士分队计划书》，建议组织女护士敢死队，在火线上抢救伤员，以温柔大胆的女性形象安慰人心鼓舞士气。薇依想到的志愿者不是别人，首先是她自己：“一名女性没有结婚生子，没有理由把她的生命看得比男性更珍贵，尤其她本人接受赴死的风险。”返回
她还在纽约时已被多方否决。据说戴高乐的反馈是：“噢，她疯了！”于是这个计划被视同疯子的计划。
另一个计划是被派往法国执行地下工作，这在别人眼里同样不切实际。形同去送死。
她体弱多病，行动笨拙，又是犹太人，很容易败露被捕，危及同伴。为此她甚至预想好一整套落入敌人手里时确保不泄露情报的应对方案。1943年春天，法国境内抵抗运动负责人卡瓦耶斯
在伦敦与她见面后，正式拒绝她的请求。
卡瓦耶斯同样毕业于巴黎高师，战前在索邦大学任教，去伦敦前曾被捕又越狱，从伦敦回法不久，几乎与薇依去世同时，他再次入狱，受尽酷刑，后被枪杀。他在审讯中严守秘密，对盖世太保只谈康德的绝对道德律令和贝多芬的《艾格蒙特》。
——“如果这个人不是英雄，还有谁是英雄？”
正是这位英雄评价薇依：“典型的贵族特性，如今的社会不能容忍这种特性的人存在。”在他富有战斗经验的眼里，薇依的疯狂想法完全行不通，抗战时期人人应该服从安排，各尽其责，而不能一意孤行。“他甚至对她的固执己见有些恼火。”
从传记和相关文献阅读在伦敦的薇依，确乎让人想到那个小小的安提戈涅，那个让克瑞翁大感恼火棘手的安提戈涅。他真正爱惜她，一心想救她，而她决然说不。显然这不是索福克勒斯的版本，而是阿努依的尚未问世的《安提戈涅》，即将在1944年春天巴黎工坊剧场首演。
伦敦抵抗组织负责人菲利普和舒曼
接纳她，让她自由写作，看似再适合她不过的一项安排。他们肯定她的才华，赞美她的聪慧。正如这些善意是真诚的，她被理解的渴望同样恳切：“赞美完全与我不搭调，赞美的方式还带给我极大苦恼。”
比起赞美，她更希望真正派上用场。伦敦家信中谈及工作总是无奈。一开始，不知是否“在名副其实地工作”，不知“写的东西是否有用”，不知写完“能派什么用场”。愈往后愈是苦涩失望。“没有人看我写的东西”，“我的写作尝试实际上是无效的”……
我内心有某种确信在不断增长，我身上有一个值得传承后世的纯金库。
只是，我和同时代人打交道，观察他们，这让我越来越肯定没有人来接收这个金库。这是一整块纯金。后来添进去的与原有的部分融为一体。随着这一整块纯金不断变大，其结构也愈加紧密。我不可能把它分成若干小块。接收这块纯金需要付出努力。而努力是让人如此疲劳的事！（1943年7月18日家信）
菲利普说：“为什么她不能研究些具体问题，比如工会问题，而总是关注那些泛泛而谈呢？”
他似乎只把《反抗的思考》一文呈交给戴高乐，并采纳意见成立最高抵抗委员会。他更希望她能研究英国工会现状，提供法国工会运动的可行方案。但她的多数报告显得不切实际。按她的话说，“不是决定世界命运，而是思考世界命运，这是完全两样的事”。返回
她何尝没有研究具体问题呢？从文明基础问题出发，质疑人权宣言概念，主张全面取缔政党，不赞同伦敦流亡政府的唯一合法性诉求，指明世界范围的去殖民化进程势不可挡，进而批评戴高乐对法兰西殖民帝国的拥护态度，这些意见很难为包括战斗法国组织在内的任何政党政府所采纳。返回
有一天菲利普向舒曼抱怨没能好好运用她的智慧。她说：“他确实没能做到。”但在观念思想上决不妥协，“我眼下写的东西在他读过之后没能让他改变主意”。由于不能赞同戴高乐临时政府在战后重建准备工作中的立场，她在去世前一个月写信辞职，拒绝承认是伦敦战斗法国组织的一分子，要求从抵抗组织内务部人员名单中除名。返回
至于昔日同窗舒曼，“再热心不过”，“非常非常友好”，
总是耐心理解她，关怀帮助她。她对他畅谈信仰，寄给他《圣事理论》。但她说，“迟早我会让他难过”。
最后一面他们在激烈争论中度过。她批评战斗法国组织的做法，包括代表法国加入盟国阵线，以及戴高乐与吉罗德的政治分歧等等。她指责舒曼没能送她去法国。“她要造他和戴高乐的反，因为他们没有给她机会完成使命。”她声明与战斗法国组织脱离关系断绝来往。那天他特意带给她一本维克尔的小说《海的沉默》，她看也不看沉默地拒绝了。
这是一种“爱的疯狂”，让她表面看来不可理喻，让她非得亲身处在“蔓延地球表面的不幸”。这种爱的疯狂从前让她放下教职进工厂做工，让她奔赴西班牙参加内战，也让她长期停驻在天主教会的门槛之外，与“不入教必受诅咒”
的人们在一起，正如与战争苦难中的人们在一起，非如此不可。这种爱的疯狂让她不肯妥协本该让所有人安宁的既有常规，让她反复再三地呐喊：“我的位置不在那里。”
爱的疯狂降临一个人，会彻底改变此人行动和思想的方式……为爱疯狂的人有个需求，那就是看见自由认同的能力处处得到发展，在这个世界上，在各种人类生活方式中，在每个人类身上。这对他们又有何好处呢？理性者这么想。可是，这不是他们的过错，可怜的人。他们是疯子。他们脏腑失调。他们对正义如饥似渴。（《我们是否为正义而战？》）
这种爱的疯狂让薇依在伦敦陷入“太痛苦的精神状况”，而别人一如既往“不理解为什么这种状况是痛苦的”。返回
很快她就触及身体和精神的极限，她自己也预感到了。
头痛症复发，疲倦在加重，极度消瘦，衰竭。四月中旬，她被发现昏倒在住处，确诊肺结核。住院期间“一直在38℃到38。5℃的高烧中苟延残喘”。
吃得太少，因为不肯超过敌占区的食物限量配给，也可能是消化系统过度衰竭导致进食困难，连医生也说她是最难治疗的病人。
她死在八月的一天晚上。法医的定论是自杀。英国当地报纸刊登了“法国教授让自己饿死”的消息。这让人多少想到阿努依笔下克瑞翁把安提戈涅送上刑场时的话：“是她愿意死，我们之中没有人强大到足以使她决定活下去。我现已明白，安提戈涅生来就是为了赴死。”
恰恰因为这样罢，我们愈发有必要了解薇依本人如何看待索福克勒斯笔下克瑞翁与安提戈涅的真正对峙：
在克瑞翁眼里，安提戈涅的所作所为全然不带任何自然意味。他认为她疯了。我们不能责备他错了。当下的我们恰恰和他一样思考、说话和行动。……这个年轻女子所遵循的未成文法不是别的，就是极端的爱，荒诞的爱，把耶稣基督推向十字架的爱。（《个人与神圣》）
关于她的死因争议，佩特雷蒙德的传记
做过详尽记载和勉力澄清，此处不赘述，而只限于援引薇依在另一个场合谈及索福克勒斯的悲剧：
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里，主人公往往是一个勇敢骄傲的人物，独自对抗某种难以忍受的苦痛处境。他（她）承受着孤独、苦难、耻辱和不义的重负；他（她）的勇气也会时时破碎；但他（她）始终坚持良善，没有放任自己在不幸中沦落。这些悲剧尽管很惨痛，却从不让人心里感到悲哀。读者反而从中获得公正从容的感受。《安提戈涅》正是这样一部悲剧。返回
她一语道中《安提戈涅》古今版本的差别。从薇依在伦敦这部庄严肃穆的人生戏，
读者又感受到什么呢？是通常更像是为我们自己的悲哀找借口的荒诞虚无，还是一种自由等同于自强不息的公正从容？为了我们自己好，至少让我们尽可能按照她对安提戈涅的理解来理解她吧。从头到尾她和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女子一样为爱疯狂，一样卑微地说：“我要到力量用尽了才住手。”
薇依在一出悲剧中探讨过一种赴死的哲学。
一个谋反集团的头领出于怜悯心在行动前夜告密。他拯救了一座城邦，为此付出在世间珍视的一切，荣誉、友爱、尊严和生命。天亮的时候，同伴被处死。只剩他一人，背负罪恶耻辱。城里的人们不感激他，反而遗憾他们在叛徒手中得救。他们讥笑他，辱骂他，送他去赴死。一路上他逆来顺受不言不语。
“在他的灵魂深处究竟发生什么，始终是一个谜。”
在伦敦赴死的薇依，在她的灵魂深处究竟发生什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谜。只能亲身经历才算数。这是思想和行动要求一致的终极机会。有人事后回忆，病床上的她已然“像没有肉身的精灵，像圣子”；也有神父说，她在接受祝福时让人感觉“面前是一个驯服听话的灵魂”，尽管她爱争辩的天性让那个好神父心烦意乱。
她确乎说过，从做孩子时就很担心，“不是担心错过生命，而是担心错过死亡”。
她有否追求到她所向往的死亡，我们也无所知。
她在一则笔记中援引路加福音的撒种譬喻。种子落在路上，被人践踏，被鸟吃尽，或者落在磐石上，第三种是荆棘丛中，最后一种落在好土。属灵的善的种子也是这样降临四类灵魂。她自知不是好土却是磐石。很大的不幸。但不幸中有一条朝向超自然的真和善的通道。如何让种子在干枯的磐石上萌芽？要不断往石头凹处倾注清水，要全神贯注，那活水甚至顾不上维系生命，而要滋养灵魂深处的种子。“这多少是我迄今凭靠本能的做法。”返回
一个人没有亲身穿越他自身的消亡，没有长久停留在极限而彻底的屈辱状态中，就没有可能走进真实。
不幸是何等丑陋，有关不幸的真实表达就是何等极致的美。在正义和爱的精神光照下，美的光彩散布在不幸之上。唯有正义和美的精神才能使人类思想凝视并且再现不幸的原样。（《个人与神圣》）
这是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的属灵经验。二十年陪伴老父流亡外乡，她穿越俄狄浦斯的不幸（和她自身的不幸）走进真实，得到正义和美的全新认知。这也是在伦敦赴死的薇依的属灵经验吗？
“安提戈涅确实度过一段糟糕的日子。不过这没持续太久。现在已经过去了。”
六月中旬的家信中，她如此安慰远方的双亲，不意中也留一丝线索给我们。
从头到尾她苦心隐瞒病情。最后一封信在父母得知死讯后寄到。信中还在为他们做思想准备：“往后信会很短，间隔很久，没有规律。”
住院四个月，她编织了四个月的谎言。身体极度虚弱时甚至抬不起手，但家信上的字迹始终清晰有力。
她在信里谈天气。伦敦春天美不胜收。四月满城开花的树。五月的天是一种深邃美妙的蓝。六月玫瑰怒放，樱桃草莓当季。七月收成将近，天热得喘不过气。八月狂风暴雨，夜里人们在露天花园跳舞……
她说起不满周岁的小侄女的灿烂笑容，在她走后那是父母的安慰。她饶有兴致地比较英式酒吧和法国小酒馆，说到伦敦东区姑娘夜夜上街约会（其实是在医院认识的清洁女工），说到几个年轻友好的英国相识（同样是医院里的医生护士）。还有和父母分享的阅读，每天几行《薄伽梵歌》，豪斯曼的《一个什罗普郡少年》，惠特曼，塞尚的画，里尔克的十四行诗……还有那些总是快活的谎言：工作忙，一切都好，但愿别错过露天公园上演《皆大欢喜》……
我多么希望你们能够真正充分享受纽约的蓝天、日出日落、星辰、草地、花开、树叶和婴儿。无论在哪里看见一样美好的东西，你们要对自己说，我和你们一起在那里。（第七封家信）
温柔的谎言是必要的，也是相互的。父母来信说在纽约很快活，尽管她不肯相信。他们描绘坐在河边树下读书，就像她期待的那样。他们收到女儿来信就是过节。他们恳求她保重身体，想方设法和她重聚。
初到伦敦她奉劝他们打消念头：“在我们这种年代计划家庭团聚是荒诞的。”
住院以来重新说起在北非重聚的计划。她甚至似乎抱有一丝恢复健康的希望，但只有父母在身旁才有可能。
最后一封长信的末尾殷殷交代：“保存希望，但要适度。”
这些家信让我在翻译中掉了好些眼泪。如果真有一种薇依的“学说纲要”，这些温存时刻要在其中有一席之地，包括每个信封背面的假地址，每句假话和假话里的真实消息，也包括高烧中的全神贯注，有节制的情感流露，好比她说起发疯的李尔和委拉斯凯兹画中的弄臣——他们说真话不被认真对待，她在这些疯子身上看见自己。
如果真有一种薇依的“学说纲要”，这些疯狂的爱的时刻要在其中有一席之地。多么可贵，这也是一个人通过思想和行动的完美一致得到定义的自由时刻。她说过，一棵树要有光也要有水，要有天上的恩典，也要有大地的滋养。
一种思想的灵性维度，要有身体性的世间礼法托举呵护，相互成全。是因为这样吧，思和行的无逸不单是为安顿个人身心，也光照一个时代的尊严教养：
在这一无比喜悦充实的时刻，人隐约明白真正的生活是在的，人全身心地感觉此世是在的并且人就在此世……我们的时代若能做到这一点，还有什么美妙充实的生活是我们所不能期待的？……从前许多人把文化视为自我完成，如今人们把文化当成单纯的消遣，通常还借此寻求逃避现实生活的手段。然而，文化的真正价值在于为真正的生活做准备，在于武装人类去与他所分享的世界、去与同等生存条件的同类建立种种不辱人的尊严的关系。（《自由和社会压迫的起因思考》）
在她的葬礼那天，神父上错火车没能赶到。在场只有七八人。朋友跪下为她念祈祷文吟圣咏。我常想象那是一个灿烂的白天：“含泪的闪亮的微笑，某个寻常白日的开端。”
就像悲剧里的英雄赴死那个早晨，心爱的姑娘一无所知，欢喜地睁眼醒来。
就像十七岁那年她在亨利四世中学写的诗：
你在光中行走，
目光自由，两手空空，
前面是黎明，
纷华盛丽在城邦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