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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坊是由我国商代的棂星门衍变而来。
棂星原作灵星，即天田星。汉高祖刘邦规定：祭天先祭灵星。到宋仁宗天圣六年（公元 1028 年），筑郊台（祭祀天地的建筑）外垣，设置灵星门。后移置于孔庙，用祭天的礼仪来祭奠孔子。袁枚在《随园随笔》中说：“后人以汉灵星祈年与孔庙无涉，又见门形为窗灵，遂改为棂。”以棂星命名孔庙大门，象征祭孔如同尊天，又有着天下文人学士汇集于此，皆统一于儒学门下之意。
南宋元年以后，尤其是到了明、清两代，这种建筑不仅置于郊坛、孔庙，还建于庙宇、陵墓、祠堂、衙署、园林前或街道、里弄、路口；也不仅用于祭天、祀孔，还用于褒扬功德、旌表节烈等等，于是，灵星门一变而成为了棂星门，再变即成为了牌坊。牌坊是一种门洞式、纪念性的独特建筑，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标志坊，第二类是功德坊，第三类是节烈坊。而在徽州文化园中，第三类却主要是旌表科举成就了。
在古徽州一府六县城乡各地，宋、元、明、清以来，曾竖立过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牌坊。据不完全统计，最少有 1000 多座，现存 118 座。但因为年代久远，再加上多年来的人为破坏，其原始建筑大多都已经在数百年的风侵雨洗中湮灭损毁了。前几年，为供后人观瞻，徽州人又将散落在偏僻乡间、濒临毁弃但却独具特色、最有代表性、最富有人文内涵的 10 座牌坊，以每座 10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按原形原貌复制到了这座“徽州文化园”中，使其得到了历史性的重现。我不知道重现的历史到底意义何在？价值何在？但既然上帝把我无意间驱使到这里来，那我也只能随遇而安了。文化园中的牌坊大多数是四柱三间式，也有两柱单间、口字形和八角牌坊。为抗风雨能保存永久，多采用一“固”二“透”的防范措施。用抱柱鼓石或石狮夹持柱子，有的使用倒爬狮使柱子更稳固，梁坊两头安雀替增加强度，这是固；牌坊上部花板装饰多采用“透”雕方式，通透泄风，减轻负荷，这些精美绝伦的雕刻，使结构合理和造型美观得到了协调统一。
这里的牌坊大多以“忠、孝、节、义”为题材。“程朱阙里”坊（原坊“文化大革命”中被毁）告诉人们徽州是理学大师程颐、程灏、朱熹的祖籍之地，他们的理学也渊源于此。“四世一品”坊旌表的是清朝户部尚书曹文植祖孙四代都做过朝廷一品官。其实曹氏家族是五世一品。其子曹振镛位及人臣，曾屡次做代君宰相，留下“宰相朝朝有，代君三月无”的佳话。因牌坊是曹文植官至户部尚书后建造的，此时其子曹振镛尚未当宰相，故只能名为“四世一品”坊。另外，还有“双寿承恩”坊、“龙兴独对”坊、“紫微近侍”坊等等。而“偶然”坊，讲述的则是一位“目不识丁”的徽州人阴差阳错，三次因祸得福，“连升三级”的喜剧故事。
这座“偶然”坊，既不是为表功名、表忠孝，也不是为表义行、表节烈而建，它的建造，却有着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趣味故事。
明朝天启年间，在郑村西沙溪畔，有一个世代务农、目不识丁的年轻仆人汪本。一年春天，他挑着行李，陪同主家公子汪贾敏赴京应试，一路上风餐露宿，来到了当时的明朝都城金陵。因偶感风寒，误入到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宦官魏忠贤家的私人后花园欲行方便，却被园内的家丁发现并抓住。那些家丁听说汪本是徽州人，因和魏忠贤同乡，不敢随便处置，于是，便直接禀告给了魏忠贤，魏忠贤当时已喝得半醉，刚听了一半就不耐烦地摆摆手说：“把他去了！”
魏忠贤“把他去了！”的本意就是把他杀了。但因为这位魏大人是熹宗皇帝的宠臣，独揽朝政，专横跋扈，不可一世。而当时正逢朝廷上科考取士，手下人误以为魏忠贤是为了照顾同乡，要求本场科考把他“取了”，故不敢怠慢，当即手持魏忠贤“名刺”（即名片），满面堆笑地把他送进了考场。
主考官慑于魏忠贤权势，自然不敢违令，立即请汪本进入考场。尽管发现了来者是个目不识丁的“瞪眼瞎”，但也不便为难，只得帮他填写了姓名履历，并派人代笔写了篇文章。不日张榜公布，汪本考中，各列第一。而主家公子汪贾敏却名落孙山。
汪本中榜后，汪贾敏陪他一起去拜见魏忠贤，答谢知遇之恩。魏忠贤并不知汪本科场高中的原因，见汪本有意前来投靠自己，很是高兴，便保荐汪本去做了知州，后来又提拔任命他为当朝御史。
此后不久，恰逢魏忠贤五十大寿，趋炎附势的文武百官都备了重礼到魏府祝寿，汪本当然也不能例外。但送什么礼物才好呢？琢磨再三，汪本认为还是送副寿联最好。因为普天下的吃喝穿用、珍奇古玩，魏忠贤可以说应有尽有，什么礼物他都不会稀罕，写副寿联反而可能会讨得魏忠贤的欢心。但作诗题联，汪本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汪贾敏正巧又回徽州探亲去了，不在身边，汪本只得去找另一位在京城也颇有名气的同乡。这位同乡知道汪本底细，一向认为汪本是依附权贵的势利小人，见他前来索联，心里十分反感。开始是一口拒绝。后来见汪本纠缠不休，便提起笔来一挥而就，上联写的是：昔日曹公进酒席；下联写的是：今朝魏王遇寿缮。把魏忠贤比作曹操，说他有阴谋篡位之嫌。如果魏忠贤看到，这汪本若不被满门抄斩，起码也要被五马分尸。
不过，天底下还真有这等巧事。当汪本将这副对联装裱妥当，送到魏忠贤府中，仆人们刚刚敲钉悬挂停当，魏忠贤正要准备起身观看之时，恰巧皇上的圣旨来到，魏忠贤慌忙摆设香案，磕头接旨。随后，又张灯结彩，忙着安置皇上亲赐“福”“寿”两字，忙得是不亦乐乎。后来，也就把看对联这事给搁置过去啦！
魏忠贤没有看到，但在场的文武百官可都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中。但大家都知道，在魏忠贤面前，最好是报喜不报忧。谁要是明说出来，万一魏忠贤牵怒到自己身上，来个先斩后奏，那样麻烦可就大了。
几年后，先皇驾崩，崇祯即位，魏忠贤失宠，被贬到风阳，上吊而死。在查抄魏府时，在他库房里发现了龙衣、凤冠，当然还有这副布满灰尘的对联，抄家官员将这副对联上报崇祯皇帝。崇祯皇帝见了当年这副揭露嘲讽魏忠贤阴谋篡逆的对联后，十分感动，认为“在魏阉权重之际，汪本敢冒杀身之祸，借赠联以斥魏阉，此人忠诚可嘉，乃天赐朕之良臣也”！随后颁旨，再次提升汪本，入阁主政。
崇祯十年，李自成起义军打进北京，在明朝政权风雨飘摇、危如累卵、即将倾覆之时，众大臣纷纷奔走逃命，只有汪本还是一如既往地为崇祯上朝当值。直到起义军冲进宫门的时候，汪本才被乱箭射死。
明朝灭亡、清朝立国之后，为了笼络前朝遗老遗少，稳定人心，清廷觉得汪本毕竟是一位忠贞不贰之臣，可作为榜样以儆后人，于是，又对这位前朝重臣予以褒奖，并颁旨为他在徽州故居修建了一座“忠烈祠”坊，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
汪本原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家仆随从，因一个偶然的机会皇榜高中，又因一个偶然的因素不但免遭杀身之祸，并且还因祸得福，连升三级做了大官。他的一生竟由这么多偶然促成，确属幸运，并且可叹、可笑、可敬，当徽州文化园复制当年这座牌坊时，直接将牌坊门楣刻上了“偶然”二字，我想也不无道理。
记得我幼小时看过一部电影，名字就叫《连升三级》，年轻时还听过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刘宝瑞先生的同名单口相声，据说，这些文艺作品都是根据汪本的故事改编创作而成。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我记录这些，也只是一种玩笑，一种调侃，一种西方式的黑色幽默，对天下的各种牌坊并无丝毫不敬之意！
牌坊是封建社会最高的荣誉象征，是用来标榜功德、宣扬封建礼教的。但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别的地方牌坊有限，而唯独古代徽州、特别是歙县竟有这么多牌坊，成为中国古代牌坊聚集地中的翘楚？说起来，这个问题也不难解释，这与徽商的发展、兴起和程朱理学的发源、影响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明清时期，当地徽商达到鼎盛，出现了“无徽不成镇”的盛况，其财力左右国家经济命脉达三百余年之久。朝庭对徽商当时是刮目相看，恩宠有加，徽商于是进入了“以商重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的良性发展轨道。浪迹天涯而发迹的徽商，为了光宗耀祖，他们奏请皇上恩准，荣归故里，兴建牌坊，旌表功名、义寿、贞节……树碑立传，以求流芳百世，才形成了这个地方牌坊独树一帜的独特现象。
准备离开徽州文化园时，已近午后一点，因腹中饥肠辘辘，朱丽我们四人遂入园门内侧一家酒店，要了红烧鮥鱼等四菜一汤，饱餐一顿大米饭，方才驱车向西递方向疾驶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