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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牌坊与古民居、古祠堂珠联璧合、浑然一体，被誉为“徽建三绝”，共同构成古徽州独具一格的人文景观。
徽州当地有“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的俗谚。男子最迟到了十六岁，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出去学生意前，先要完婚。因此，在这里，十二三岁的少年夫妻比比皆是。而外出学徒、经商以后，有时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能还乡，故当地早有“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的说法。一些妇女新婚离别后，“夜夜孤身睡空床”，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盼望着丈夫早日回还，等到最后，等来的往往只是一纸唁文。因此，性格稍微刚烈的，就做了烈女节妇，为死去的丈夫守寡终生或以死殉葬。尽管徽州牌坊的种类很多，有功名坊、孝义坊、科第坊、百岁坊，但更多的却还是令人通体透寒、心头颤痛的贞节牌坊。
3 月 21 日上午，我们的车子离开渔梁古坝以后，向东直奔十几公里之外的裳樾牌坊群而去，但不知怎的，想到牌坊，一路上，总有那些已逝岁月的许许多多节妇烈女的影子在我眼前魂牵梦萦，总令人感到心头发颤、脊背透寒……
怅恨春红终成灰。
位于黄山脚下歙县县城新南街的贞烈砖坊，是这里最晚的一座牌坊。它于清光绪三十一年用青砖砌成，既无精细的雕刻，也无宏大的构件，外形相当朴素，隐隐约约昭示着显赫一时的徽商经济逐渐走向衰落。这座贞烈砖坊，不仅是年代最晚的一座牌坊，而且祭奠旌表的人数也最多，仔细辨认额枋上的字，可看到上面写的是：“徽州府属孝贞烈节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
历史，毫不犹豫地抹杀了这些活生生的个体，甚至连姓名也没有，只留下了这样一行数字，只留下了滴落在岁月深处的一声叹息。
谁也不知道这 65078 名女子，有过怎样的青春和爱情？有过怎样痛苦难耐的孤寂生活？但我知道，这些节妇和烈女，就是凭着遥遥无期的贞节和义无反顾的刚烈，才换来了贞节牌坊上的“节劲三冬”和“一庭冰雪”的旌表。
我的记忆深处，始终萦绕着明、清两代这样几个贞节烈妇的形象，长年挥之不去。
季斌敏未婚便死去了，其妻蔺氏年方十八岁，矢志不嫁。过了两年，听说有媒妁前来提亲，随即割去自己的右耳朵。过了三天，又割去左耳朵。她父亲将此事告诉其婆母季氏以后，婆家将其接回家中。蔺氏侍候公婆非常孝顺，并为其死去的丈夫补穿丧服。服丧结束后，回娘家诀别父母，说自己理当为夫死节，父母力劝不听。蔺氏女又回婆家拜公婆，同平时一样又说又笑，到了晚上，却饮毒药以身殉夫。
施氏，陈体英妻。年二十一归陈，翁姑已亡，赤贫如洗。夫病，变衣饰以救之，终不痊，延五年而夫卒。氏自誓同穴，呕血数升，即于是日泣拜翁姑之主，服卤而亡。
明人姚叔祥《见只编》还记载过海瑞“杀死女儿”的事。
“海忠介公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此妇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
别说一般女性受三纲五常流毒至深，深陷封建伦理道德之中无以自拔，就连正直刚毅，学富五车，官至尚书丞、右佥都御史等职的明代大清官海瑞也因为自己五岁的爱女吃了男童仆拿的一块饼，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活活饿死而听之任之，其残忍和丧失理性的程度确实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封建礼教的一大悲剧。难怪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写道：“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样的“吃人”方式委实不少，有专家对修于明代的《古今图书集成》一书作过统计，其中所收录的节妇、烈女、烈妇的人数则多达 49383 人。而清朝仅在雍正三年（1725）以前，便已经有了节妇烈女 12000 多人。清代徽州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里，仅高耸的贞节牌坊甚至就有 100 多座。这些贞节牌坊在清前期多为专坊，就是只旌表一个人，而到了清代后期，则代之以总坊，就是一个牌坊可以旌表数百人，甚至数千人。清道光十八年（1838），婺源县城建立贞节烈总坊，旌表贞节烈女 2658 人，至清光绪三年（1877）重建时，人数则增加到了5800 多人，可见贞节烈女的速度递增之快。但这种速度之快对于人来说，特别是对于女人来说并非好事，而是封建社会泯灭人性、践踏人欲的“吃人”行径。
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就曾指出：“……所以各府各县志书传记类的末尾，也总有几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两人，赵钱孙李，可是从来无人翻读。就是一生崇拜节烈的道德大家，若问他贵县志书里烈女们的前十名是谁，也怕不能说出”，“他们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
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在翻阅蓝田县志时查到了三大本《贞妇烈女》卷时说：“我索性无味地便一把推开。推开的一瞬突然心里悸颤了一下，想到多年来凡是来此查阅县志的人，恐怕没有谁会有耐心读完三大本人物名字，而且不是真实名字，只是两个姓氏合成的代号。我忽然对那此贞节烈女委屈起来，她们以自己活泼泼的血肉之躯换取了县志上不足 3 厘米长的位置，结果是谁也没有耐心阅读她们……”作者最后感叹：“我们漫长的可资骄傲于任何民族的文明史中，最不文明最见不得人的创造恐怕当属于对女人的灵与性的扼杀。”
孔子曾说过：食色，性也。也就是说，吃饭和性欲是与生俱来的人之本性。试想，控制性欲，等同于长期不给人进食，性饥渴甚至于比饥饿感更强烈、更冲动、更难以控制。当时的女性是怎样控制自己的性欲，怎样在极度煎熬之中度过一生，清人青城子《志异续编》卷三有一段记载，节录如下：
“一节母，年少矢志守节，后享上寿。疾大渐，枕畔出百钱，光明如镜，以示子妇曰：‘此助我守节物也！我自失所天，孑身独宿，辗转不寐……每于人静后，即熄灯火，以百钱散抛地上，一一俯身捡拾，一钱不得，终不就枕，及捡齐后，神倦力乏，始就寝，则晏然矣。历今六十余年，无愧于心，故为尔等言之。’”
这位少年矢志守节的年轻女子用这种夜夜捡拾铜钱的方法来抑制自己的性欲，最后竟然成为了一种习惯，一捡就是六十余年。还有清人沈起凤撰写的《谐锋》卷九有《节妇死时箴》一则，也讲述了守贞之艰难：
“荆溪某氏，年十七，适仕族某，半载而寡；遗腹生一子，氏扶孤守节；年八十，临终召孙曾辈媳妇，环侍床下，曰：‘吾有一言，尔等敬听……尔等作我家妇……倘不幸青年寡居，自量可守则守之，否则上告尊长，竟行改醮（改嫁），亦是大方便事。’众愕然，以为昏髦之乱命。氏笑曰：‘尔等以我为非耶？守寡两字，难言之矣；我是此中过来人，请为尔等述往事……我寡居时，年甫十八；因生在名门，嫁入宦族，而又一块肉累腹中，不敢复萌它想；然晨风夜雨，冷壁古灯，颇难禁受。翁有表甥某，自姑苏来访，下榻外馆；我于屏后观其貌美，不觉心动；夜侍翁姑熟睡，欲望奔之。移灯出户，俯首自惭。回身复入。而心猿难制，又移灯而出；终以此事可耻，长叹而回。如斯者数次。后绝然竟去；闻灶下婢喃喃私语，屏气回房，置灯桌上。倦而假寐，梦入外馆，某正读书灯下，相见各道衷曲；已而携手入帏，一人跌坐帐中……视之亡夫也，大喊而醒！时桌上灯荧荧作青碧色，谯楼正交三鼓，儿索乳啼絮被中。始而骇，中而悲，既而大悔，一种儿女之情不知消归何处。自此洗心涤虑，始为良家节妇。向使灶下不与人声，帐中绝无噩梦，能保一生洁白，不遗地下人羞哉？因此知守寡之难，无勉强而行之也。’命其子书此，垂为家法。含笑而逝。”
尽管这位“荆溪某氏”“始而骇”，“中而悲”，“既而大悔”，但她深知“晨风夜雨，冷壁古灯”的守节之难。在临去世前，就像安徒生童话中那个敢于揭露皇帝没有穿任何衣服的小男孩一样，她以亲身体会去揭露了封建礼教虚伪、残忍和毫无人性的“吃人”本质。并且语重心长地交代后辈，如果丈夫一旦不幸去世，可守则守，不能守千万不要勉强，届时告知尊长，另行嫁人。
毫无疑问，这位“荆溪某氏”是十分开明的，敢于冲破封建桎梏的精神和勇气双双可嘉。
“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藉以传姓氏！”翻开二十五史的《烈女传》，满眼都是历朝历代难以计数的贞节烈女。割股疗夫，伤肢守节，殉病死夫，守望门寡是司空见惯之常事。更有甚者，因身体不能被男子看见，宁死不治病；即便盗贼、乱兵甚至洪水冲进家门，不躲不避，稳坐闺房等死；夫病或远行不归，妻妾须先殉情自尽等各种极端守节方式、殉夫情节，花样翻新地造出的一个个冤魂孤鬼，看后让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她们大多是主动地将自己的一生，包括自己的肉体、灵魂、意志、情感、青春、生命都毫无保留地献上了封建道德的祭坛，并且心甘情愿，毫不吝啬，毫无怨言。这无疑是封建道德观念长期浸淫的结果。
当然，也有本人不愿守节而被逼无奈的情况出现。
牌坊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中期的“衡门”。对贞节的旌表最早始于东汉，但贞节牌坊的建立并形成定制则是明代以后的事情。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下诏，“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见于《明会典·旌表门》）。毫无疑问，这道诏令，对后来贞节之风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直接作用。
寡妇守节，不但本人可以得到旌表，英名远播甚至载入史册，而且“除免本家差役”，全家人都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即使寡妇本人不愿守节，家族成员也会对其施加压力。这种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奖励，无疑要比单纯的道义约束和观念渗透要更有力而且有效。因此，以自虐、自残、自杀的方式来遏止、禁绝人性欲望的贞节观和贞节牌坊便开始在华夏大地上漫延开来，以至愈演愈烈。
说实话，我是拒绝牌坊的。拒绝牌坊，首先是因为牌坊在我心目中有以上太多负面影响的缘故。当我们的车子将到歙县郑村镇，听说地处荒野中的“棠樾牌坊群”每人还要收取 80块钱的门票以后，更加坚定了我拒绝牌坊的信心和决心。在我的提议下，江伟开车，猛打方向盘，毅然转身离开了前往“棠樾牌坊群”的乡间公路，掉头向 205 国道方向疾驶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