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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清史专家、档案学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馆长邹爱莲研究馆员新著《清宫档案说清史》，恰逢北京故宫建成600周年之际，即将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付梓，我非常高兴，更表示祝贺。我同邹爱莲馆长相识近40年，又是大同乡，有着特殊的缘分。我就地缘、书缘、学缘，在书之前，写几句话，权且算作前言。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身是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自始至今，都在故宫紫禁城之内。故宫与我有特殊的地缘。我早先的住家，与故宫南向第一道大门——天安门红墙只有一街之隔；我所上的中学，校址原是清宫内务府升平署旧址，与故宫西墙也只有一街之隔。这南北与东西两个一街之隔的地缘因素，给了我太多去故宫博物院暨明清档案部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便利和机会。
我之所以学习清史、研究清史，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北京故宫有唯一的、大量的、珍贵的、第一手的明清档案史料——1000多万件（套）明清档案、200多万件（套）满文档案等。这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人类文明的珍粹。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早上带着书籍、文具和窝窝头，来到故宫西华门外等候，大门一开，急忙进去，到靠近故宫西墙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直到傍晚关门前离去。可以说，我在学术上的每一点收获、每一点成绩，都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对馆里的领导和朋友，始终怀着感谢、感激、感恩的心情。
邹爱莲馆长1982年刚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我们就认识。多年以来，我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各届领导、档案专家、年轻俊彦，或师或友，情谊至深。我举个例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康熙起居注”，我去借读时，开始时一月一月地查，做卡片，记笔记等。这批重要史料，为方便读者，由该馆朱金甫先生等整理、标点，中华书局于1984年出版，但其另一半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处。两岸所存，大体各半——不是前一半、后一半，而是不规则地错开珍藏。这就给读者利用造成极大的不便。海内外读者、中外之学人，迫切希望两岸能合璧出版其全部影印本。1992年，我和冯尔康教授等一行9人，到台北出席“海峡两岸清史档案学术研讨会”。会间应邀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看到该院收藏的另一部分“康熙起居注”。后来，我在1997年、2003年、2007年和2008年等多次去台北，都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去查档案。此时台湾联经出版公司老总林载爵先生，正在编辑出版我的《康熙大帝》（繁体字竖排本），并请我吃饭，席间谈起两岸合作出版《康熙起居注册》一事，他表示有同大陆合作出版此书的愿望，但种种原因，落实却难。随之台北故宫博物院冯明珠院长邀请我为该院专家作学术报告。事后请我餐叙，我们谈及此事，她表示愿意尽力玉成之。我回到北京后，同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谈及此事，他表示早有此意。最后我专程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邹爱莲馆长谈及此事，她也愿意跟有关领导报告，态度积极，鼎力支持。这样经过海峡两岸4家单位反复协商，多次磨合，终于就合作出版“康熙起居注册”达成共识。2009年9月3日，《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统一开本、统一版式、统一纸张、统一装帧，精装成54册，合璧出版发行。这成为海峡两岸出版界、档案界、清史界、文化界的一件盛事。邹爱莲馆长为两岸文化交流、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极力协调，克服困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也为此事尽了绵薄之力，而收获一套《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在第一册扉页上，邹爱莲、李岩、冯明珠、林载爵等诸君都签名作为纪念。
《清宫档案说清史》一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清档，二是清史，以档案证清史，以清史说档案，历史与档案，史料与观点，彼此结合，进行论述。这既是本书的一个优势，也是本书的一个特征。
《清宫档案说清史》分作“人物与考证”“制度与事件”“清宫档案述评”“清帝治世谈”四大部分。
“人物与考证”部分，约8万字，涉及雍正皇帝、西太后慈禧、东太后慈安、赵文楷、李鼎元、德龄、赛金花、周自齐、端方等清代人物，从帝后、大臣，到格格、妓女等。从《清实录》《清史稿》等官书可以查到上述人物的部分资料，而难得一见的是他们的档案资料。著者熟悉清宫档案，平时积累大量的摘记资料，在书中运用，惠益于读者。
“制度与事件”部分，约8万字，涉及清代职官、外事、文化、宗教，亦有民族、教育、修史制度等，许多问题过去很少有人论及，最难能可贵的是文章中大量史料过去没人使用过，如“清代的密考制度”，就是该书第一次论及，“台湾事件与琉球案”是第一次有人依据大量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写成。
“清宫档案述评”部分，更是作者的长项，约6万字。文章结合历史史实，阐述归纳馆藏档案，这不仅给一般读者，而且给专家学者，以新鲜知识，更拓展眼界。例如舆图，书中收录了5篇关于历史舆图的内容。从清宫舆图的来源和形成到清朝时期的管理，从清宫舆图的内容到价值，文章做了详细论述。著者在馆时间久，用功勤，积累多，书中展现了大量馆中极为珍贵、难得一见的清宫舆图，不仅提供大量第一手信息，而且可以使读者一饱眼福。
“清帝治世谈”部分，约5万字，字数虽不多，却是作者从档案中提炼的精华，如“清帝朱批常用语规律及特点”，就是作者从康熙到同治各帝十几万件朱批奏折中，总结和归纳出的特点。所以，读者从这部分文章中亦可以看到文献典籍所看不到的档案资料、历史信息和学术新见。
《清宫档案说清史》的作者邹爱莲馆长，为人勤奋诚恳，热情厚道，埋头做事，寡言少语。她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做档案管理工作，从此我们结下了学缘。她出身普通家庭，也没有什么背景，一心一意，踏实工作。她在管理部工作时，我每去馆里看档案，她都热情周到，耐心细致，许多人都对她赞赏有加。后来她逐步做到部门主任、副馆长、馆长。做馆长时，还是那样和颜悦色，平易近人。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学术难题。清代北京王府，都在内城，无一例外，这成为共识。但在北五环、昌平郑各庄，有个“平西府”。有人说是平西王吴三桂的王府。这肯定不符合历史事实。假如不是吴三桂的王府，那是谁的王府？恰好我到台湾去讲学，顺便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查满文档案。经过一番努力，有幸查到满文《上驷院郎中尚之勋等奏报郑家庄行宫工程用银数折》（康熙六十年十月十六日）。郑家庄工程竣工奏折的详细记载，同当地城垣、护城河等遗址数据相符。但这是孤证。回到北京后，需要查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否有这一工程开工的满文档案。我即去找邹馆长报告此事，希望在该馆里能找到这份满文档案。当时馆里特别忙，还有其他重要任务。因为邹馆长是著名清史学家、档案学家，我们沟通起来很方便。她提出在200多万件满文档案里找，如大海捞针，实在太困难。我同这位热情而耐心的馆长商量：先在内务府档里找，后在工程档里找，再在奏销档里找，最后商定时限从该工程完工之日、倒查5年即从康熙五十五年开始查。最后满文专家郭美兰研究员，查到了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工程开工的满文奏折。海峡两岸这两份满文开工、竣工奏折，与昌平郑各庄考古遗迹，三者数据完全吻合，这个200多年的历史疑案终于破解。可以说，没有邹馆长的大力支持，这个学术疑案不知何时才能解决。她为此做出了贡献。
由上，我联想到：邹爱莲馆长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一位历史专业出身的馆长，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一位出版学术著作的馆长，还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一位女性馆长。她的《清宫档案说清史》我一定买一本读，并向读者朋友推荐。
阎崇年
2020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