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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德龄，又作德龄（1886—1944），满洲正白旗人，清末外交使节裕庚之女。光绪二十一年（1895）起，先后随其父出使日本和法国，光绪二十九年春回到北京，不久和妹妹容龄一起被慈禧太后召进宫中，充做“御前女官”，光绪三十年出宫。后因其这段特殊的经历及写作了《清宫二年记》《御香缥缈录》《瀛台泣血记》等记述这段宫廷生活的书而闻名。
德龄、容龄照
一直以来，对她书中所写的一些史实真相虽有人提出过疑义，但是，更多的人是把它当作真实的宫廷史，大力推崇和赞扬。比如，一向自视清高、以清末怪杰称著于世、时任黄浦局总办的辜鸿铭，一见《清宫二年记》，便为之拍手叫好，欣喜若狂。当下撰文《评德龄著〈清宫二年记〉》，投寄给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国际评论》予以发表。在这篇文章中，辜老先生一改主张妇女“三从四德”的人生信条，满腔热情地称德龄为“新式的满族妇女”，并推崇道：“这部不讲究文学修饰、朴实无华的著作，在给予世人有关满人的真实情况方面要远胜于其他任何一部名著。”
但是，根据新发现的档案来看，德龄自述之事并非完全可信，最起码在涉及其本人离开清宫的原因上，她未说实话。
按德龄自述，光绪二十九年（1903）入宫之后，她和妹妹容龄为慈禧太后御前女官，充当法语翻译，很得慈禧太后喜欢，但是通过两年的宫廷生活，她也看清了宫闱中的冷漠、阴森与险恶，“高处不胜寒”的战栗感，使她俩每每心有余悸，故光绪三十年三月，她趁其父亲裕庚病重之机，向慈禧太后请求去了上海，同年十二月，裕庚在上海病逝，她则以“ 百日孝 ”为由，从此没再回清宫。
对德龄自述的出宫原因，长时期以来几乎没人提出过异议，并且凡是涉及介绍德龄的文章和书籍，也大多是采用她的自说。唯有民国天台野叟著《大清见闻录》中卷《裕庚出身始末》篇，对德龄出宫原因有另外说法：“ 会有外国女画师者，慈禧命其绘油像甚肖，将酬以资。画师以其为太后也，不索值。而二女竟中饱八万金。未几为慈禧所闻，逐之出宫。 ”按文中所说，是年因逢慈禧太后要请美国画师卡尔为自己画油画肖像，画成后，对卡尔予以酬谢，卡尔认为是给太后画像，所以未要酬金，但是裕庚的两位女儿却利用翻译的便利，从中“中饱私囊”。这件事很快被慈禧太后知道，于是把她们逐出清宫。
至于此说的依据是什么，是道听途说？还是看到什么记载，尚不得而知。
端方档案中记载德龄与李文泰有染的电报
不久前，笔者在“端方档案”中却看到了这样一段与德龄自述完全不同、也与《大清见闻录》说法不一的记载：“ 端制台陶：裕郎西之女，近与内监文泰李有暧昧之事，李监远逃，裕女亦不准进内，并裕女囚之说。 ”这件档案是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四点，从北京发往南京，给时任两江总督端方的电报。文中端制台之“端”即端方，陶则是端方号“陶斋”之陶，制台是时人对总督的尊称。“裕郎西”即“裕庚”，裕庚字“郎西”。内监李文泰，是光绪皇帝身边的总管太监，早在光绪九年，就有其在长春宫做小太监时传光绪皇帝旨意，要《大学衍义》和《梧冈琴谱》的记载，光绪二十八年升平署旨意档也有李文泰多次传旨，令“ 总管、首领赶紧排寿轴子、大戏、杂戏等，应补角赶紧补 ”等记载。所以，清末太监中确有其人。
可以和端方电报档案相佐证的，还有两件日本驻清朝特别全权公使内田康哉给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的密电，落款时间是日本明治三十七年十月二十日（即清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一日，公元1904年10月19日）。该档案案卷名称为：“元本邦驻扎清国公使裕庚保护内愿一件。”所谓内愿件，其实就是自愿申请保护书。
日本驻清朝特别全权公使内田康哉给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的密电
密电中一件内容记载：“ 清朝前任出使日本及法国大臣裕庚回国后，因病辞职，受其家族事件影响，今天突然带领全家去往上海，现给你去信，希望他在需要时予以照顾。 ”
另一件密电则说明其家族事件之原委，因“其二女儿16日来拜会说，最近在宫中与近侍贵夫人和太监极难相处，他们态度恶劣，甚至加以侮辱，其姐前日已秘密离开北京，因怕遭人陷害，想移居上海，或到日本居住一段时间”。至于为何会遭近侍和太监侮辱，该档案记载：“ 按该女叙述，近侍皇太后时常被询问外国事宜，又不得不如实回答，皇太后又追加一些新奇的问题让她调查，但又会显示不太喜欢新东西，其他贵夫人和太监自然忌讳。 ”也就是说，因慈禧常常询问德龄、容龄一些难以回答的有关外国的问题，对她们的如实回答，慈禧又表现得不感兴趣，以至其他贵夫人和太监也都很忌讳，所以她们怕失宠以后遭陷害而离开皇宫。
这种解释，让人感到未免牵强附会。若说因慈禧难伺候，或因受嫉妒而离开皇宫，还可以理解，但为何还要“一家如此狼狈地离开”，避居上海，特别是为何还要请求日本领事保护？显然这其中还另有隐情，或者说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更重要的原因在内，只是容龄没向日本领事完全说实话。
至于日本方面，对其真实原因并不想过细追问，他们更多的是考量裕庚及其全家的政治利用价值。如在该密电中所说，“想来将来他或也可利用”，所以，内田康哉叮嘱小田切万寿之助说：“ 若他在上海难以保证安全，不得不到日本去，也请在上海租界及日本帝国总领事的权限内，尽量予以照顾。 ”
所以，从档案中我们可以证实，德龄出宫原因，绝不是如其自述，仅仅是因其父亲生病。
德龄出宫到底是什么原因，除其自述之外，现在等于有三种说法，一种是日本领事电报转述容龄的说法，因受到周围人员忌讳和侮辱，怕以后遭陷害；一种是《大清见闻录》中的说法，是因中饱了慈禧给凯瑟琳·卡尔的赏银，被逐出宫；第三种则是端方档案中说法，是因和太监有染被逐出宫。分析三种说法，应该还是端方档案电报更加可信。即，德龄因为和太监李文泰的暧昧关系。在李文泰逃离后，慈禧不许其再入宫，并且欲将其圈禁。
既然不许入宫，被圈禁的地点就不会在宫中，在哪里？很有可能就是交给其父母在家看管。所以德龄才能偷偷离开北京，也所以裕庚怕慈禧太后追查才举家转去上海，并准备若上海不安全就到日本避难，请求日本保护。
至于裕庚生病，确是实情，光绪三十年三月十九日（1904年5月4日）的《申报》上曾登载了裕庚因病奏请开缺赴上海就医的奏折，称因“奉使法国在巴黎时，感受寒湿，以致两腿麻木，跪拜吃力”，“去岁过沪时，有素职良医陈濂，曾为诊治，颇见功效，因该医年迈，不肯远出，即使前往就医”。清廷对此奏折的批示是，准赏其请假六个月，但毋庸开缺。当年的九月初三（10月11日），《申报》再次登载了有关裕庚请假的上谕：“ 九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裕庚奏假期届满病仍未痊请开缺一折，太仆寺卿裕庚，著准其开缺。钦此。 ”
综上各种文献档案，可以列出清晰的时间表：光绪三十年三月十九日（1904年5月4日）裕庚第一次请假，去上海治病，为期半年；同年九月初二（10月10日）因病未痊愈，奏请开缺；九月初三（10月11日），申报登载了批准裕庚开缺的上谕；九月初五（10月13日），德龄悄悄离京去了上海；九月初八（10月16日），容龄到日本领事馆递上了裕庚的“内愿书”，请求在不得已时，到日本领事馆甚或到日本避难；九月十一日（10月19日），日本总领事给上海领事发去电报，同意其请求；九月二十九日（11月6日）端方得到了裕庚女德龄被逐出宫的消息。整个事情的发生就在九月初至九月底之间。
所以如此认为，除上述推论外，还因为此事引起了全国停办女学风波。
正常情况下，一个偶然的宫廷女官不雅事件，应该不会关联到全国的大事，但德龄事件的后果，却对清末全国女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因为在端方的这件档案中还有下半部分内容：“ 晦若云，有人前劾次帅在湘办女学，慈意颇怒，次帅苏如未办甚好，属电闻。艳。 ”
从戊戌变法开始，一些开明人士就在提倡兴办女学，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前，全国已有苏州兰陵女学、天津严氏女塾、上海务本女塾及爱国女学等私立女学出现。光绪二十九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此时赵尔巽正在湖南巡抚任上，他积极支持创办了“湖南第一女学堂”，并且在该学开办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德龄姐妹在宫中，也“使太后对西方风俗和文明发生兴趣”。光绪三十年，慈禧甚至还曾允德龄奏请，令在南海设毓坤总学会，每日为宫廷贵夫人讲习浅近文法及各国语言文字。但是，对西方文明感兴趣只是一方面，对有损封建妇女形象的过分开放，慈禧太后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德龄事件出现后，她在惩治德龄的同时，把原因记在了培养开化的西方风俗和女学上。恰在此时，有人弹劾赵尔巽在湖南办了女学，所以慈禧太后又把不满转向赵尔巽，将怒火撒向湖南女学。
而这个时候，赵尔巽已经调离湖南，接任湖南巡抚的是陆元鼎。当时的上谕档佐证了这件事。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初二上谕中写道：“ 有人奏湖南开办女学堂流弊日滋请饬停办等语。上年学务大臣奏定章程，并无女学堂名目，着陆元鼎查明，如果该省设有女学堂，即行停办。原片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到十二月，陆元鼎就将查办落实此上谕情况上了一个奏折：“ 所有省城内外各属女学堂遵旨停办。 ”因此，1903年开办最早的湖南第一女学堂，只存在了一年时间，1904年即被解散了。
除对湖南第一女学堂的直接影响外，该事件对其他省份和后来全国女学也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首先如该件档案中提示端方所说：“ 次帅苏如未办甚好，属电闻。 ”赵尔巽在江苏也曾任过巡抚，发电人担心赵尔巽在江苏时也办了女学，这样就会给正在江苏巡抚任上的端方带来麻烦，所以电文说“苏如未办甚好”。端方是一个很能接受新事物的人，有人甚至称他是清末满族大臣中思想解放第一人，他对清末新政，特别是兴办学堂鼎力支持和倡导。光绪二十七年，任湖北巡抚时，即办起了六十余所新式学堂，并派出大批的留学生。代理两江总督时又创建了暨南大学。但因德龄事件带给赵尔巽办女学的教训，端方在江南是不会再轻易开办女学的，其他各省办女学一时也全停顿下来。直到光绪三十二年慈禧太后允准学部拟定女学堂章程兴办女学，各地大臣才敢纷纷行动，重又兴起办女学热潮。
但是，虽然办女学潮流不可阻挡，德龄事件的阴影并没随全国兴办女学风潮完全消除。光绪三十二年工部主事刘桪上“严防女学堂流弊”折，光绪三十三年许珏上“厘定学务”折等，都首先把“ 女学宜恪守中国礼教，不可参用西俗 ”作为重要建议。后来所定女学堂章程，也都把此作为重要一条，严格要求。所以，由德龄事件触怒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又将怒火转迁女学，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
托忒克·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清末重要的地方官员，历任直隶霸昌道、农工商总局事务督办，陕西按察使、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抚、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湖南巡抚，考察政治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并署四川总督。宣统三年（1911）率湖北新军赴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行至资州（今资中市）被起义新军处死。
在其任内，形成大量档案文件，现存档案，起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止于宣统三年（1911），有8万多件。有来电、去电、专案电、函件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体、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大凡清末重要史事都有涉及。现存端方档案，是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于民国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年先后3次在北京向端方家属购买的。特别是一些私人电函，有的官方档案中都没有记载。
本文所用端方电报档，为什么会说到裕庚家的事情？一是因为德龄事件使慈禧迁怒于女学，下了停办女学上谕，而端方是热衷于办学之人，他的家人怕他在江苏办女学，给自己招来麻烦；二是端方对裕庚几个孩子一直都不感兴趣，“究其原因，当时的社会名流都知道裕庚‘子女’的底细，这底细就是，裕庚原配早逝，娶了上海洋妓，生德龄兄妹5人，裕庚曾为两个儿子捐了官，找端方帮助安排差事，先后都被瑞方拒绝”。裕庚家出了这种丢丑之事，肯定有人会首先转告端方知道。所以端方档中才会有这个内容。也正是基于此，可以认定该档案内容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