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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初三黎明时分，在北京虎坊桥八大胡同的陕西巷赛家车厂内，一名妓女服毒自杀身亡。这桩十分平常的刑事案，因事涉当时的京城名妓赛金花，她那传奇般的身世和经历、在庚子年间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谜一般的关系和作为，使该案也变得疑窦点点、迷雾重重。直到百年后的今天，生活中又响起历史的回声：在从安徽省黟县去宏村的路上，一处崭新的赛金花“归园”，据管理人员说，就是当地人为纪念赛金花犯案后被发配回故乡黟县所建。
安徽黟县赛金花故居陈列馆
历史上对赛金花班妓自杀案的记载，有多种版本：有赛金花不同时期对不同人的自述，有时人的回忆，有当时社会上的记载和传说，还有后人的杜撰与猜测。
赛金花的自述，文本较多，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和记者曾繁对她的访问记录，可作为代表。《赛金花本事》是1934年刘半农和其弟子商鸿逵采访赛金花后所著，书名是赛金花的亲笔题字。
书中对该案的记述题目是：“班妓服毒，己身受祸。”赛金花对刘半农和商鸿逵是这样说的：
这年，我办完弟弟的丧事，由苏州回到上海，在那里挑了6个姑娘，把她们带到了北京。这时妓班在陕西巷，因为还有空房子，我就打算再买一个。凭中人说，这是个良家姑娘，武清县人，长得很美。她来时，穿的一件蓝布衣裳，扎红腿带，还梳着髽髻，像个刚从乡下来的样子，可是模样长得还不错，瓜子脸，双眼皮，水灵灵一对俊眼，皮肤很白嫩。讲了讲价，作妥一千二百两银子，一千归她家里，二百算是中人的佣钱，给她取了个名字叫凤铃。过了些天，才打听出她原来已经在小李纱帽胡同茶室里混过，名叫小五子，因有个熟客，想用八百两银子为她脱籍，没有办成，领家怕他们携手跑了，才急着卖她。过了一段时间，渐渐又发觉她还有鸦片烟瘾。我心里虽然知道是上了当，可是看她样子还老实，也就装个哑巴吃黄连，未曾发作。有一天，九门提督鹿中堂的少爷约定在班里请客吃午饭，八九点钟，姑娘们都忙着起来装扮，只剩下凤铃，她伏在桌上，低着头，不动也不说话。我过来问她怎么啦，她还是一声不哼。我扶起她的头来一看，眼睛通红，两手直挠胸口，像是吞了鸦片烟。我赶紧派伙计到街上买来药，撑开她的嘴，灌了下去。这时候已经快十一点钟了，还要伺候鹿少爷请客呢，我就叫人先把她抬到后面继续灌救。一会儿，客人都来了，我只顾陪他们吃酒，也没有到后面去看，等散席后，伙计们才告诉我，凤铃已经死了。我急得什么似的，忙打发管家用二百五十两银子买来一口棺材。正要到五城报官，有个蒲二奶奶，是开裁缝铺的，来给我送衣服，一见这种情形，就说：“这样去报，恐怕不妥当，不如我冒个名，作为凤铃的母亲去报，担起这个错，你们可就轻省多了。”伙计们都觉得有理，我就随口说了句：“好，就凭你去报吧。”等一会儿，城上就派人来验了验，也没说什么。我以为就没事了，不料横生枝节，不知从哪里跑出来的尸亲，不依不饶。我班子里的几个伙计，也里勾外串地从中传坏话，说什么凤铃是因受我虐待，被逼服毒的。在城上这么一告，城上只得派人来传我。到了城上，一句话也没问，就把我送到了刑部。幸亏刑部里的人差不多我都认识，很得了些关照。这时候刑部正堂是孙家鼐，他随慈禧太后往颐和园去了，没叫我过堂，就押起来。“等孙家鼐回来，把我提出，略问一问，就叫带下，判的是罚三钱七分二厘银子，说就放我出去。待了几天，又说要解我回籍，不准再住北京。”
按赛金花上面的自述，凤铃之死，纯粹因为私情所致，和她没有任何关系，虐待妓女之说是班子里伙计的诬陷之词。
赛金花对曾繁讲述的事情经过，与对刘半农讲的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
曾繁在1934年访问赛金花后，于1936年写了部《赛金花外传》。该书中与刘半农记述最明显不一致的地方有两处：一是凤铃到赛班的时间。她给刘半农讲，过了一段时间，才渐渐发觉凤铃有鸦片烟瘾，感到有些受骗。而给曾繁则讲，凤铃来了后，因和情人小五子的关系，第三天便服毒而死。二是充当凤铃母亲的人的身份问题。她对刘半农讲，正要去报官时，恰巧有个开裁缝铺的蒲二奶奶来送衣服，见状主动冒名做凤铃的母亲，为的是想替她担起差错。而对曾繁则讲，正要去报官，“平地里又出了个自认凤铃母亲的人，到城上告发”。
晚年赛金花
赛金花这次讲的，将责任推脱得更加彻底，案件不仅和自己无关，而且她完全是一个被冤枉者。
对将其发解回籍的过程，她对曾繁讲的则比对刘半农讲的更详细一些：“经一堂讯问后，释放我出来，我正想怎样可以恢复旧时盛况，忽然又来了一道公文，说要我立即出境回籍，不得再留居京中。出京后，由天津乘火轮到上海，从上海再转车返苏州原籍到案。到了苏州，时已入夜，恐怕城门已关，便乘小船回到了虎门下萧家巷的故里。”
参与该案的一些高层当事人，可能是忌讳和赛金花的关系，留下的记述文字很少，现在能见到的，多是下层人员的回忆文章，他们从不同侧面记述了该案的经过。
《谏书稀庵笔记》的作者陈恒庆，据他自己说当时是参与拘捕赛金花的巡城御史，他记述道：“当时我正任北京中城巡城御史，接到报案后，便派指挥赵孝愚拘捕赛金花。但因官场中替赛金花奔走说项的人很多，五城御史不敢堂讯，所以用了‘推尸过界’的方法，直接将案件送归刑部。结案后，赛氏起解，押送她们上火车的，还是开头拘捕她的指挥赵孝愚，这位赵指挥押送赛氏一行到良乡，县令还特别到车站来接，名为接差，实为‘揩油水、赏名花’。次日，赵回城复命。”
另一位当事人，是近代著名学者、时任清朝刑部郎中的冒广生（鹤亭），他在《孽海花闲话》中这样写道：“光绪癸卯（1903），予官刑部，赛金花以虐婢致死，入刑部狱，案结，以误杀定徒刑，从原籍徽州计算，一千里至上海。”
还有一位，也可以算做当事人。只不过他不是参与办案人员，而是亲眼见到赛金花被递解回安徽的人，这就是曾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省政协常委的程梦余先生。1963年的《文史资料选辑》载有他的文章——《回忆赛金花发配原籍》。其中说：“1903年一天下午，有当快马的本家程兴到店里来，说由上海递解回黟一名妓，住在南街王吉祥饭店。我们到达该店时，有个刑房书吏周某，正要敲那妓女的竹杠。我要了来文一看，才知道这女犯就是名传中外的赛金花，文书上写明她的案由是‘虐待婢女’。赛住在上海英租界，事情也发生在租界上。依照惯例，清廷官员是不能在租界上捕人的，赛是在南市丹桂戏院观剧时被捕的。问她原籍黟县哪一都，她说她生在二都上轴郑村，她原姓郑。她还有一个姓曹的男朋友，跟她一起从上海回来的，曹某在上海某银行工作。赛在王吉祥饭店住了大致半个多月，虽然有朋友出入，但是旧业不能做，开支又有所增加，生活难以为继，后来经程先生向县里疏通，赛又回了上海。”
赛金花案卷
程先生记述的赛金花回安徽黟县的这段过程，是其他人的记述中没有的，他说赛被逮捕的地点是在上海，也是最新奇的。但是安徽当地的人们则确信程先生的回忆，相信赛金花回过黟县，相信赛金花的祖籍就是安徽黟县。并且为纪念赛金花这段回故乡的历史，特地筹建了“赛金花归园”。
时人对该案的传说和记述更多，但其中的记述简略不一，情节南辕北辙，观点也各不相同。
《清稗类钞》中载梦惠草堂主人丁士源所作《梅楞章京笔记》记述：当时赛班中有雏妓六，中有名蝶芬者，花娇月媚尤杰出，内务府某特爱之，常往访。赛知其意，迫使度夜，蝶以年幼哀免，不允，多次被凌虐，鞭笞无完肤，蝶不堪虐待，遂仰药死。赛乃将其裸而裹以芦席，埋后园隙地，又贿赂左右，使无人敢说。内务府某至，闻其死，伤悼不已，询之大疑。次日，报五城公所，检验尸身，遍体鳞伤。于是，锒铛枷锁，将赛押送刑部。
该书的说法，和赛金花自己说的完全不同。首先，死者名字叫蝶芬而不叫凤铃；其次，蝶芬的死因是不堪赛金花的虐待而非为殉情；再次，蝶芬死后是被内务府某人发觉疑点报的案，而非赛金花主动报的案。
最早将赛金花名字入书的谴责小说家曾朴则说：“赛金花因打死一丫头，入刑部狱，后来由刑部发至苏州，由长洲、元和、吴县三堂会审，有人从中帮忙，乃得释放。”
近代著名鸳鸯蝴蝶派诗人樊增祥即樊樊山的说法更离奇。他说被赛虐待致死者不是一个妓女，而是赛家的一个婢女，并且该婢女是一位已故秀才之女。对刑部判递解赛金花回原籍，他认为判得太轻了。“赛案事发到刑部，问官皆相识，从轻递籍而已”。“后来虐婢如虺蝮，此日能言赛鹦鹉，较量功罪相折除，侥幸他年免缳首”。樊樊山的意思是说，赛金花对待婢女像蝮蛇一样狠毒，此案本应判她死刑，但一是因为她与刑部官员相识，二是考虑到她在1900年庚子事变中的作为，将功折罪，所以被从轻发落。
近世文人瑜寿则另有不同说法，他在其所著《赛金花故事编年》中写道：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凤铃服毒自杀，引起官场轰动。因赛氏经历过1900年事件，在北京的官僚里，仇视她的人很多。她的处境，像法国作家莫泊桑所写的羊脂球一样，卑鄙阴险的缙绅先生，把她利用完了以后，更要加倍地凌辱她、伤害她。命案发生后，她立即为巡城御史逮捕，直接送到刑部。赛金花被关在刑部大狱，直到光绪三十年春间才开审。案结，以误杀罪定刑，六月起解，发回原籍苏州。
按瑜寿所说，赛金花在刑部狱中被关押了一年之久，而赛金花所以因案被捕定刑，则是因那些1900年庚子事件仇视赛金花的达官贵人，要故意借机贬低她、伤害她。
他的这种观点，曾代表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上许多人士的看法，特别1936年赛金花去世的一段时期，这种报道更多。1936年12月4日，北京《大晚报》关于赛金花去世的报道写道：“一些从洋人跟洋人走狗巴结到功名的官儿，都升了官了，大家忘记赛金花的功劳，而且妒恨她。赛金花呢，瓦德西去了以后，她没有受到西太后的酬谢，依旧开着妓院，因为妓院出了一件人命案，那些妒恨她的官僚，趁此加以‘伤风败俗、虐待人命’的罪名，把赛金花的家产归公发卖，押解回籍，不许再回北京……”
直到百年后的今天，仍有不少人为赛金花打抱不平，甚至认为是清政府制造了这桩虐待妓女的冤案，为的是借机把赛金花赶出北京。最近一个网站发表了有关赛金花案的文章，文中这样写道：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携光绪皇帝仓皇西逃。赛金花得知联军统帅为瓦德西时，前往并提两条请求：不妄杀人民，保护文物，不能重演焚烧圆明园的悲剧。此后，赛金花厄运连连。慈禧恼怒民间有“妓女救驾”的舆论，找了个“虐待侍婢”的罪名，将因瓦德西回国后已迁移上海避风头的赛金花拘捕，发配原籍黟县。一贫如洗的赛金花只得第三次入青楼，28岁的她在老家是鸨母的角色。
种种不同的说法，使赛金花班妓自杀案变得扑朔迷离，疑窦重重，真如雾里看花，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疑惑一，死者叫凤铃，还是叫蝶芬？是赛金花买的妓女，还是家中的婢女？
疑惑二，死者是被赛金花虐待自杀，还是殉情自杀？
疑惑三，冒充死者母亲的到底是何人？为什么？
疑惑四，赛金花是在哪里被捕的？在刑部大狱到底被关押了多长时间？
疑惑五，刑部判罚赛金花三钱七分二厘银子，是真是假？这种奇特的处罚，依据的什么法律？
疑惑六，为什么罚了银子又判将其递解回原籍，递解赛金花的地方是苏州、上海还是安徽？
让我们带着这些疑惑，看看清宫档案是怎么说的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刑部档案中，有一卷是清朝办理赛金花案件专档，案卷名称为：“赛金花在陕西巷地方开设卖奸下处并逼打妓女凤林致其吞服洋药自尽案。”
该卷档案共有8件，时间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初八至七月初四。内有：北京五城察院和北城分公所移交给刑部的赛金花案公文、尸检报告、赛金花等人的供词和甘结、五城察院收到刑部批文后的回照，以及良乡县接到北城兵马司递解赛金花人犯后的回文。档案里的记述是这样的：光绪二十九年四月，赛金花用600两银子买了一个17岁少女，取名凤林，迫其在租住的陕西巷赛寓下处卖淫，因凤林不常接客，常被赛金花训斥。六月二日，又有客人来，凤林仍不接，赛金花先是对她进行训斥，后用掸把抽打她，凤林不甘忍受，便吞服了鸦片。赛闻知后，令人将其抬至车厂内用药灌救，医治无效，迨至天明时分死亡。这时，恰巧在庚子年间与赛做过邻居的彭濮氏来看望赛金花，赛随央求彭濮氏冒充凤林的母亲，替赛赴北城报了案。
当时的北京，设内、外城巡警总厅管理地方治安，其中内城巡警总厅下辖东、西、南、北、中五个分厅，所以一般又简称五城，遇有一般民刑事务，要先报所在分厅和五城处理，各种重大民事刑事案件，则要由五城上报刑部直隶司审理。
六月三日，总甲陈奎和北城巡警分厅正指挥赵录俊首先接理了此案，并于当日移报到五城察院，五城察院与北城指挥派北城仵作荀常福、稳婆薛氏和南城仵作宋元、稳婆王氏共同进行了尸检。尸检报告中写道，死者除舌面俱呈青黯色外，“左肩甲（胛）近下青赤，伤相连二处，难量分寸，细木物抽伤”，“脊背偏右青赤，伤相连二处，难量分寸，细木物抽伤”。结论是“委系带细木物抽伤，服洋药毒身亡”。
根据尸检结果，经再三诘问，彭濮氏始供出赛金花，承认自己是冒充尸亲。北城正指挥赵录俊将赛金花和看管车厂的于三提解到案，经过对质，赛金花、彭濮氏、于三交代了原委，六月初八日，赛金花、彭濮氏、于三都对自己的供词分别用右手第二指按了押。
五城察院审问后，因感到事关人命，随于六月初八日将该案移交刑部直隶司。六月二十一日，刑部进行堂讯，赛金花详细交代了案件过程。赛金花的供词道：“我系江苏元和县民人李寿山之妻，年二十九岁，来京在陕西巷地方租赁柴姓房间居住，与这彭濮氏平素认识。本年四月间，我因贫起意开设赛寓下处窝娼卖奸。旋由刘姓家内用银六百两价，买凤林在下处卖奸。至六月初二日，我因凤林并不时常接客，向她训斥不服，用掸把将她左肩甲（胛）并脊背偏右抽伤，不料凤林自行吞服洋药。我闻知当将凤林抬至车厂内，用药灌救未效，至天明身死。适彭濮氏到我家内瞧看，我害怕，央令彭濮氏替我赴北城司呈报。”
堂讯后，刑部按“私买良家女子为娼”和“不应为而为”两罪定案，加等判刑。判决是：按大清律例，私买良家女子为娼者枷号三个月，杖二百，徒三年，例上再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因赛金花系妇人，故杖罪的决；加流各罪因系初犯，准收赎。流二千里的赎银为“三钱七分五厘，限三日内报部，赎银入官”。又因京师当时正整顿治安，未便任赛在京逗留，即递解回原籍江苏元和县，交地方官管束，勿令再行来京。彭濮氏与看管车厂的于三，均照折责发落，具结释放。另判由赛金花、彭濮氏、于三共同将凤林尸棺抬至城隍庙山东义地葬埋。
案结后，刑部下发公文，交北城兵马司监督执行。
七月初四日，仍由北城兵马司正指挥赵录俊，派役员和伴婆将赛金花递送至良乡县衙门转递。赵录俊取具良乡县衙印收后，回城复命。
赛金花回苏州后的情况，档案中没有记录。虽然如此，根据清宫这些档案，我们对案件本身的情况还是可以有比较清楚的了解的：
其一，死者叫凤林，不叫凤铃，也不叫蝶芬，赛金花买来是要其做妓女的。由于林和铃的发音在江浙基本相同，赛金花的吴侬软语可能使刘半农等采访者误将林听成了铃。凤林和内务府的人并没什么关系，更不是被内务府某人发现疑点后报的案。
其二，蒲二奶奶即彭濮氏，在庚子年间曾和赛金花是邻居，是赛金花央其冒充死者的母亲报的案，不是彭濮氏主动要求冒名报的案。是在审讯中彭濮氏供出了赛金花，而不是尸亲告的赛金花，其间也没有其他冒充尸亲的人。
其三，凤林确系被赛金花虐待服毒自杀，所以不是和赛金花没关系，更不是冤假错案。
其四，直接逮捕赛金花的人是北城兵马司指挥赵录俊，不是赵孝愚。案件首先经过了北城兵马司和五城察院会审，然后移交到刑部。并不是五城察院未审理就直接“推尸过界”送到了刑部。
其五，赛金花在刑部大狱中前后共有一个月，而不是一年。
其六，判罚赛金花的银子确实只有三钱七分五厘，只不过这不是案件本身的罚金，而是代替流放二千里的赎金。
其七，赛金花被递解的地方不是上海，也不是安徽，而是江苏省元和县。
到这里，案件的基本情况已经大致明了，许多疑惑也得到了解释，按说，故事到此也该结束了，可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赛金花交了赎金又被递解回原籍的处罚和其在庚子年间的作为、和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到底有没有关系？要解开这些谜团，我们还要打开案件背后的秘密。
《赛金花本事》的作者刘半农，在该书开篇有一句话：“本世纪初，中国出了两个活宝：一个卖国，一个卖身；一个可恨，一个可怜；前者是西太后慈禧，后者就是名妓赛金花。”且不管刘半农说这句话出于何种心态，但却足以说明，赛金花这个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一定位置，她的名声，竟能和举世闻名的慈禧太后相并列。
刘半农著《赛金花本事》
赛金花出名的原因，其实主要有两点，一是其传奇般的身世，二是她和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关系及其在庚子年间的作为。这两点，也正是我们解读赛金花虐待妓女自杀案背后秘密的钥匙。
关于赛金花的籍贯、身世、经历、出生地点，甚至姓氏，都有多种说法。普通的也是最权威的说法是：赛金花原本姓赵，艺名彩云，小名金花，生于江苏苏州，祖籍安徽。12岁起在苏州花船上做“清倌人”，开始青楼生涯，并随鸨母改姓富。15岁时，嫁苏州状元洪钧为妾。不久，洪钧受命出使德国、俄国、荷兰、奥匈帝国四国，因其原配夫人不愿同行，赛金花遂以公使夫人的身份随丈夫去了欧洲，在欧洲生活5年，学会了英语、德语，所以是中国第一个懂外语的公使夫人。洪钧回国后不久病逝，赛金花即离开洪家，改名曹梦兰，在上海二马路鼎丰里旁的彦丰里挂牌，重操妓女旧业。江苏士绅觉得赛的行为不仅丢洪钧家人的脸，也丢江苏人的脸面，遂将其赶出上海。她只好来到天津，在江岔胡同组成了金花班。在天津一年后，她又将金花班迁到北京，先住李铁拐斜街，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居石头胡同，后来再搬到陕西巷。班妓自杀案以后，她又两度嫁人，两度重操旧业。晚年租住在北京居仁里16号，生活穷困潦倒，靠典卖旧物和社会人士接济度日，1936年病逝。
综观赛金花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大悲大喜。仅凭她这名妓兼公使夫人的身份和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发生在她身上的这件普通的刑事案，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和争论。更何况，传说中她还有一段和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呢。
对于赛金花和瓦德西的关系，一种说法是，在欧洲期间赛瓦就认识，甚至有的说那时候他们就已经是情人，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赛瓦旧情重温，曾天天夜里同住在西太后的龙床上，借此机会，赛金花向瓦德西提出，要他约束士兵，不要滥杀无辜，不要破坏北京文物，还帮助李鸿章说服瓦德西在和谈条约上签了字，劝说德国公使克林德夫人应允和中国议和。因此，这些人认为，是赛金花在1900年制止了八国联军的滥杀，保护了京城百姓。后来命案发生，赛金花被递解回籍，这种说法就逐渐演化成了案件的背景语：当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回京后，听到这个妓女救京城的传说，觉得有损堂堂政府脸面。这不是对自己的讽刺么？所以借着妓女自杀案，将赛金花赶出了北京。
但是，细考这一说法的来源，赛、瓦关系是出自市井小说之中，赛金花制止了八国联军滥杀说则似乎全是出自赛本人的自述，而妓女自杀案与政治有关说更是后人的猜测和讹传。既然赛、瓦没有关系或说两人关系不深，赛金花又怎能说服瓦德西制止德军滥杀呢？赛没有制止德军滥杀，又哪来的西太后恼怒妓女救驾，并借妓女自杀案赶赛出京？所以，连当时编出赛、瓦关系的人，也没再往下细说赛金花在庚子年间的“义举”，更未写妓女自杀案和赛金花在庚子年间的作为有何关系。
那么，赛金花的“英雄事迹”又是谁宣传出来的呢？有的学者经过考证认为，有关赛、瓦关系前后不一的东西，其实都是赛金花自己说出来的，她所做的“善行”也全是民间传说或她的自述。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国破家亡的威胁，面对一个命运多舛、却于京城百姓有德，而又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的一个女人梦呓般的美丽谎言，爱国心、同情心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打动了亿万观众的心，使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再细问赛金花虐班妓自杀一案的真相，反而将该案和政治搅在了一起，以讹传讹，认为赛金花是一个因救国而被冤枉者。
倒是赛金花本人，对班妓自杀案发生后自己被递解回籍的原因有心知肚明的判断。她对刘半农和曾繁都曾讲道：按刑按法，当然是罚款释放了事。但晚清的官衙是由不得你说理的，刑部中堂孙家鼐有个好朋友叫陆润庠，他和洪状元是姻亲，洪状元大夫人生的少爷娶了陆润庠的闺女做媳妇，他们关系很密切。陆润庠也是书香世家，当然不愿意看洪状元的遗妾飘摇在风尘里，早就想找个茬解散我的班子，把我赶出北京。借机把我递解回籍，在他们似乎是为他的亡友尽了责任了，然而我自出了洪家，为着生活驱使，安得不重坠平康呢？
细想赛金花的分析，确实是十分有道理的。当时的刑部中堂虽然并不是孙家鼐，但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陆润庠却是洪钧的亲家，当赛金花离开公使丈夫洪钧家在上海挂牌营业时，就曾因苏州士绅嫌其丢人被赶出上海，难道到北京后他们就不嫌赛金花的行为丢人？所以，该案子的结果，实际上赛金花主要还是吃了她妓女身份的亏。早年的青楼生涯，曾带给她机会，使她由一个最低级的妓女做了公使夫人，但是她的妓女身份，像一条枷锁，使其永远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是妓女的命运捉弄了她，使她成了封建家庭的牺牲品，也做了封建社会的牺牲品。
一百多年过去了，当如今热闹的“归园”重新打出赛金花的旗帜时，已有了另一番的味道，有了另一番的演义，虽然打的是历史文化招牌，实是在商业经济大潮推动下产生的畸形产物。据讲解人员讲，赛金花被递解回到家乡，一迈进自己闺房那花瓶式的门，一下子全明白了，原来自己从生下来，冥冥之中就注定是一个被人玩弄的花瓶，如今年老了，也该回家了。然而，这里到底是不是她的归园？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你就权且听之罢了，不过，千万不要把它当成真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