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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赛金花
多年前，曾看过光绪二十九年（1903）关于京城名妓赛金花虐待妓女致死案的档案，就此写过一篇文章，所以后来对涉及赛金花的一些人物和资料比较关注。而在阅读这些资料的过程中，令我非常吃惊的是，没想到事件是那样的复杂，说法正反悬殊又是那么大。“在中国历史上，能为一个如此女子引起这么持久的争论，不算是绝无仅有，也是最多之一”。最主要的是，当细读这些争论背后的原意，透过她个人的命运，反映的则是国家大事、国人心态以及传统的文化心理。她的命运，实际是中国在一个特定屈辱年代的历史侧影。
在清末民初众多的名妓中，赛金花应该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她的一生，从妓女到公使夫人再到妓女，三个阶段两种身份，命运跌宕起伏，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有关她的一些基本情况，包括其家庭籍贯、生卒年月，乃至姓名等都真真假假，扑朔迷离，版本众多。
我简单地罗列了一下对其姓名、年龄、籍贯、出身的各种说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清末文人，也是最早把赛金花写入小说的曾朴，在其小说《孽海花》中说赛金花是江苏盐城人，初名傅钰莲，又名彩云，约生于1872年，幼年被卖到苏州花船上为妓。1936年11月，病逝于北京，终年64岁。
有关赛金花的书籍
（1）安徽休宁说。《赛金花外传》的作者曾繁、《清末名妓赛金花传》的作者柯兴以及《赛金花故事编年》的作者瑜寿，都说她是安徽休宁人，姓赵。但对其父亲的职业的描述，曾繁和柯兴都说是一位轿夫，而瑜寿则说：“赛的家庭成分，属于城市游民阶层，她祖父曾和人合伙开过当业。……赛金花的真实年龄实生于1864年，去世在1936年，已经是73岁了。”
（2）安徽黟县说。其表述不尽相同，有的文章写道：“赛金花原籍安徽黟县，原姓赵，小名三宝，又叫灵飞，生于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初九。她的父亲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流寓苏州，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先生一女赛金花，后生一男。”即祖籍安徽黟县，出生在苏州。
又有的文章写道：赛金花原名郑彩云，出生在安徽黟县二都上轴郑村，祖父在苏州开当铺，其父亲郑八哥为避战乱到苏州，他们就住在苏州萧家巷，后赛金花被家中下人诱卖到妓院。即出生在黟县，后随其父亲迁居苏州。
此说中写得比较详细的是赛金花故居介绍：赛金花，原名郑彩云，艺名赛金花，1872年10月出生在黟县二都上轴村，父名郑八哥，赛金花12岁时随其父迁居苏州。后经熟人引见最初化名傅彩云，成为花船上陪客调笑不陪宿的“清倌人”。1887年，适逢前科状元洪钧回乡守孝，对彩云一见倾心，遂纳为妾。不久洪钧奉旨为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其原配畏惧华洋异俗，遂命她陪洪钧出国。洪钧归国后不久病死，1894年在送洪钧灵柩回苏州途中，赛金花潜逃至上海再度为妓，改名曹梦兰，后至天津，改名赛金花。1936年病逝于北京，年63岁。
安徽黟县赛金花故居陈列馆外景
（3）安徽歙县说。2005年《建设者》第5期曹晋杰的文章中，他以“赛金花后人身份说赛金花”更是富于戏剧性。文曰：“赛金花本名曹梦兰，按曹氏宗谱所列辈分，和我祖父曹菊农是远房堂兄妹，比我祖父小七岁。其父亲曹彭洛原为安徽歙县人，是大学士曹振镛的曾孙，后逃难到苏北盐城县上冈镇定居，赛5岁时被拐子看中，将其拐卖给了江西吉安知府何廉舫，十几年后，何因案入狱，其管家为筹措营救款，以2000两银子将赛金花嫁给了程姓盐商，两年后，盐商得了霍乱病死，盐商的大老婆连哄带骗将赛金花卖到苏州为娼，时年赛金花20岁。”即生在歙县，逃难到苏北，被拐卖到江西，嫁给盐商，盐商死后，又被卖到苏州。
（4）安徽宣城说。《新时代杂志》皓翁“再谈赛金花”一文曰：“她原籍是安徽宣城人，寄寓苏州，说的是一口苏白。”
（5）徽州说。北大教授刘半农和他的学生商鸿逵编的《赛金花本事》，只笼统说赛金花祖籍是徽州人，姓赵，1874年生在苏州。但是，同时商鸿逵又不太相信自己对赛的采访记述，在书的注释中写道，赛金花“或谓伊之姓赵也是冒出，实乃姓曹，为清代某显宦之后”。此解释又和歙县说相同。显宦即指曹振镛。
最奇特的说法见于《赛金花秘事种种》一文：“赛金花原名春菲，今名是好事的嫖客所取的……赛金花的出生……据说她是苏州山塘左近一只十分考究的灯船上一个三十余岁的鸨母所生的。”
所以，仅从以上所列我们就知道，对赛金花的原名有赵彩云、郑彩云、傅彩云、傅钰莲、春菲，小名灵飞、三宝等说法；对其籍贯有苏州、江苏盐城、安徽休宁、安徽歙县、安徽黟县、安徽宣城等说法；对其出生年月则有1864年、1872年、1873年、1874年等说法。见诸其他文章还有1870年、1871年的说法。
对于自己的出身、年龄、籍贯，赛金花自己的表述也是常常矛盾。
她对刘半农自述，本姓赵，生长姑苏，原籍徽州，家中世业当铺。彩云是乳名，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十九日生在苏州城内周家巷。按她自己所说，刚开始在苏州花船上当幼妓时，因常常出去应酬客人，为了顾家里的体面，不好意思露出赵氏真姓，便想了一个宝字盖的“富”字，取“富而有财”之意，后来人们把宝字盖的“富”写成人字旁的“傅”，所以姓傅是假冒的。
对曾繁则说，她的祖籍是徽州休宁县，光绪元年（1875）生在苏州虎门萧家巷。
而她在因班妓致死案被发配时，遇到安徽程梦余（进步人士，新中国成立后当过安徽政协委员，曾为文史馆馆员）则又说，她原籍是安徽黟县二都上轴郑村，原姓郑。
光绪二十九年清宫刑部档案中有关赛金花为江苏元和县民人李寿山之妻李赛氏的记载
但在同案的她自己的供词中又说，是“江苏元和县李寿山的妻子，叫李赛氏”。
对后期一直陪伴她的义仆顾妈则说，平时她跟别人说的年龄都少说了3岁。
也就是说，她自己对自己籍贯的说法就有4种，姓氏有3种，年龄则有1871年、1872年、1874年、1875年多种说法。
为什么对赛金花的基本情况的记载版本这么多，甚至她的自述也是互相矛盾，就是因为没有原始档案，时人记忆难免有误，特别是多数记载依据的是赛金花自述，而赛本人对不利于自己形象的内容难免有意更改，甚至信口编造。比如其年龄，1864年与1874年两说相差10年，《赛金花故事编年》的作者瑜寿就说：“关于赛金花的真实年龄……她自己一再虚报，有时称为辛未年（1871）生，有时自称为甲戌年（1874）生。她那样毕生在过着被损害与被侮辱的生活的女人，青春是她们的主要资本，当然要尽可能地低报其实数，这是无足为怪的。”再如她的籍贯，本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赛的说法却那么的不一致，对此有人解释说：“作为一个妓女，也许最忌讳的就是自己的身世来历了，所以大凡向别人告知时，都不会说自己完全确切的老家，更何况赛金花的祖籍又是礼教严酷的徽州！”所以赛金花自述多有矛盾，是极正常的现象。
除上述其原名、籍贯外，后来随她三次嫁人和两度为妓，她又曾叫过洪梦銮、曹梦兰、赵灵飞、魏赵灵凤（飞）、赛二爷等。后来她的姓氏名字多变，大多数是随其丈夫的姓而改动的。
比如，洪梦銮是她嫁了第一任丈夫洪钧以后的名字，是洪钧给其取的。魏赵灵凤的名字则是1918年她同其第三任丈夫魏斯灵结婚后才有的。
至于现在多数人所叫的、也是其最响的名字“赛金花”的来历，说法也有多种。一种说，当她早年还在苏州做妓女时，苏州有一名妓叫金花，因傅彩云年在妙龄而又美丽，赛过金花，故获得“赛金花”之称。另有一种说法则是，在赛金花二度为妓后，于1898年来到天津，曾租住在天津滨江北道的江岔胡同旧“金花”妓院原址，并组织了金花班，挂牌名称为“赛金花书寓”，她自己也改名为赛金花。“这是赛金花三字问世之始”。
由于其姓名、籍贯和出生年月版本太多，我们对此又找不到直接的档案证据，所以只能取比较正统、也是多数历史研究者认可的说法，其他仍然存疑。
所谓比较正统的说法，就是指现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所修“清史”的说法。国家现在修的清史，将赛金花列入了《妇女传》，我在进行了认真的鉴别后，在此基础上做了归纳补充，基本情况是：
赛金花，原姓赵，名“彩云”，又名洪梦鸾、曹梦兰、魏赵灵凤、赛二爷。祖籍安徽徽州，约同治十年（1871），生于苏州萧家巷，13岁时成为苏州花船上“清倌人”。光绪十三年（1887）15岁时，被同治朝苏州状元洪钧纳为妾。不久，洪钧受命出使德国、俄国、荷兰、奥匈帝国四国，因其原配夫人不愿同行，赛金花遂以公使夫人的身份随丈夫去了欧洲。在欧洲生活5年，学会了英语、德语，并生一女名叫德官。1891年，洪钧任满回国，晋升兵部左侍郎。1892年，发生帕米尔中俄争界案，洪钧因献给朝廷的《中俄界图》的帕米尔部分有误，遭到官员们的联名弹劾，抑郁成疾，1893年8月病逝。赛金花扶柩南归，到吴县接官亭，将灵柩和女儿德官交给洪家人后，脱离洪家。1894年前后，一度嫁与元和县民李寿山短暂为妻，因李家家贫，赛金花来到上海，改名曹梦兰，在二马路彦丰里挂牌为妓，并同天津人孙少棠建立了同居关系。1898年，由于上海妓院生意日渐衰落，又从上海来到天津，在江岔胡同开了“金花班”，自己改名赛金花。此时结识了户部尚书杨立山及历任浙江、江西巡抚的德馨，受二人怂恿，1899年由天津迁到北京，后因其租住的高碑胡同有暗操卖淫者，被步军统领衙门右翼总兵载澜驱逐，又回天津。1900年后，再迁来北京。因与德军统帅瓦德西的关系和救京城百姓的历史公案，及后来班妓自杀案，又两度嫁人，两度重操旧业等行为，成为名贯京沪的交际花和社会新闻热点人物。晚年租住在北京居仁里16号，生活穷困潦倒，1936年11月21日在北京居仁里16号病故，终年65岁。
赛金花的故事传说上百年，虽然很热闹，但正面的、值得反复讲述的事，就是所谓庚子年间救助京城百姓的一件事，另外还有一件反面的、不光彩的事，即光绪年间虐待妓女自杀案。本文就说说赛金花庚子年间救京城百姓的事。
要想说清这件事，首先必须破解“瓦赛公案”，也就是她和德军统帅瓦德西的关系，没有这层关系，就没有她救京城百姓事的传说。“瓦赛公案”分两个时期，即赛金花随洪钧出使欧洲时期和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时期。
在欧洲时期有关赛瓦关系的传说，主要来自从1903年陆续出版的曾朴的小说《孽海花》。该书曾被鲁迅先生称为晚清四大谴责瓦德西像小说之一，书中除含沙射影讽刺了清朝时政，也描写了赛金花在德国时期与青年军官瓦德西在柏林中国公使馆邂逅、缔尔园约会的情事。但该书中所写的瓦德西1890年才20岁左右，按此推算，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应为30多岁，而真实的德军统帅瓦德西，1890年时已经是58岁（1832—1904），所以《孽海花》中的这一段赛瓦关系完全是虚构的。这一点作者本人后来也承认此二人实不相识，只是为了小说事有线索，文有来龙，且可铺张数回，张冠李戴，虚构的事迹。
社会上传说更多的是在北京庚子事变时期的瓦赛关系。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这一年是农历庚子年，所以又称“庚子事变”。最初，义和团的口号是“反清复明”，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教案增多，义和团开始支持清朝抵抗西方，口号也改为“扶清灭洋”。由此引发英、美、法、德、意、日、俄、奥各国以保护传教士及使馆为由，组成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八国联军于1900年6月攻陷天津后，又于8月16日，占领了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则在8月15日逃往西安。八国联军的统帅开始是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后来才是德军统帅瓦德西。瓦德西进入北京后，德国司令部就设在中南海的仪鸾殿。
瓦德西像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时，赛金花刚从天津逃难到北京，先是借住在定王府旧仆杜升家中，后迁入南城李铁拐斜街。传说中的赛金花救京城百姓的事迹就发生在这个时期。近百年来，有的说有，有的说无。说有的，虽然都认为赛金花在1900年劝说瓦德西遏制了联军的暴行，保护了京城百姓和文物，但实际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真心褒扬赛金花，一种则是讥讽和嘲弄赛金花。
持褒扬者说。如曲江春在《赛金花轶事汇录》序言中道：“溯当八国联军入京之际，清廷两宫仓皇西遁，满朝文武百官乱窜如丧家之犬，敛迹缩头而不敢露面，一任联军之屠杀劫掠。当此之时，朝野寂焉无人，独有赛金花者以一弱女子，挺身而出，周旋于联军统帅瓦德西及各重要首领之间，诱以情，导以理，动以仁，律以纪，卒使联军就范，而燕市百万之民，乃得卸去惊愕之容，重登衽席。于是赛二爷之名，亦被歌颂九城矣。设非有赛其人，恐太庙、皇城、颐和、万寿，亦必继明园而成废墟，亿民百官，千娇万丽，俱遭毒屠与奸淫，亦未可知。是赛之有功于国家社稷，有德于燕市百姓者也。”
又如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写道：“北京城总算得救，免除了大规模的杀戮抢掠，秩序在恢复中，这都有赖名妓赛金花的福荫。”
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一日奕劻为仪鸾殿大火事致在西安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电报
还有许多文章，直言赛金花是“大清义女，保护百姓”。
持讥讽者说。社会上对赛金花的花边新闻传说，从其在上海挂牌为妓时就已经出现，但她和瓦德西的关系广泛传说则是出现在清宫仪鸾殿大火之后。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1901年4月17日）夜内德军驻地仪鸾殿失火。清宫档案中有一件三月初一（4月19日）留京作议和代表的奕劻给在西安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发的电报，写道：“二月二十九日夜内（4月17日），仪鸾殿不戒于火，延烧前后殿、配殿”，“烧毙德国提督一名”。电报中提到丧生的德国提督，即德国参谋长施瓦兹霍夫少将。瓦德西本人闻警撤出，但衣衫不全。按4月20日，瓦德西给德国皇帝威廉的报告中的说法是，他本人“则于仓促着衣之后，以及帅笏与少数衣服救出之后，必须取道余之石棉行舍窗子，以往近旁军官大厅而去”。
这次大火以后，北京就传出了一种流言，说瓦德西逃出火场时还挟着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即是前出使德国公使洪钧的夫人赛金花。
最早将这种传说写入文学作品的，是1900年曾随扈慈禧到西安负责处理军机政务、后曾任陕甘等省布政使、鸳鸯蝴蝶派诗人樊增祥，他在1903年写了《后彩云曲》，其中道，“谁知九庙神灵怒，夜半瑶台生紫雾。……此时锦帐双鸳鸯，皓躯惊起无襦袴。”在其诗序言中更直白道：“因思庚子拳董之乱，彩侍德帅瓦尔德西，居仪鸾殿……仪鸾殿灾，瓦抱之穿窗而出。当其秽乱宫禁，招摇市黡，昼入歌楼，夜侍夷寝。”
另一本书是前面所说曾朴的小说《孽海花》，但该书只有“夜宿仪鸾曹梦兰从头温旧梦”“片语保乡闾二爷仗义”等章目，并无内容。
再就是当时有些小报，为了猎奇，以讹传讹。比如1903年因直言报道了《中俄密约》被杖毙的新闻记者沈荩，1900年在听说赛金花女扮男装跟随别人到南海去游览过，就将此事变成戏说，谓赛金花被召入紫光阁，与瓦德西如何如何，并寄往天津《新闻报》发表。
对于自己与瓦德西的关系及在庚子事件中制止联军的作用，赛金花有自己的说法，但在不同场合，说法却不一致。
一是跟瓦德西是否在欧洲就认识？她对刘半农和商鸿逵说：“我同瓦以前可不认识。”对《赛金花故事编年》的作者瑜寿也曾说：“他们都是胡说呀，我哪儿会和他（瓦德西）认识？”但在曾繁访谈做《赛金花外传》时，她又说：“那年在德期间，结识了瓦德西将军，他和洪先生常常来往的，故而我们也很熟。外界传说我在八国联军入京时才识瓦德西，那是不对的。”
二是和瓦德西有没有特殊关系？她对刘半农和商鸿逵说：“他们说我天天夜里和瓦德西一同在西太后的龙床上，有一天，睡到半夜，着起火来，我俩都赤裸着身子，由殿里跑出。这简直是侮辱我，骂我。我同瓦的关系固然很好，但彼此间的关系，却是清清白白，就是平时在一起谈话，也非常的守规矩，从无一语涉及过邪淫。”但是在1934年《申报》访问她时，她的回答却有些暧昧，记者问：“你在皇宫住了几天？”她答：“我同瓦德西住在仪鸾殿，共四个月。他走的时候要带我回德国去，我不愿意。他又要我随便拿宫中宝物，我也没敢要。”
三是在制止联军杀戮的作用上，她对曾繁说：“后来我便借机和瓦德西说：‘北京的百姓受义和团的蹂躏已经民不聊生，今更受联军的肆意残杀，更何以堪，将军还要下令安民，肃整军纪才好。’瓦德西第二天便下令不准士兵违纪妄行，京里的居民此后才可以不致再遭遇到屠戮之苦。这是联军入京第五日的事，第五日之后，京民便得安宁了。”但是赛金花在晚年看了陕西易俗社演出的《赛金花》后说：“阻止外国兵屠杀民众，及劝德国公使克林德夫人应允中国议和之事，余不过斯时见外国兵屠杀我国人民，一时激于临时感情，随便向瓦一说，并非预有若何救国之成竹在胸，而有计划爱国举动也，该戏演来，少失真相，虽十分夸奖我，但于我良心上，诚为不安。”
由此可以看出，赛金花对她与瓦德西的关系，前后说法有许多不一。为什么赛金花的说法会自相矛盾呢？有人曾从其生活状态和心理变化进行分析，认为：“这无非是赛氏晚年，甚或在一种变态心理下，她自觉社会已全然忽视她的存在，只有在夸张和瓦德西关系的时候，社会才惊奇地注意起她来，一切物质的筹助也跟着来了。”另外还有人从其职业环境进行分析认为，“对于一个风月场上的老手来说，这样习惯性的诳语似乎太正常不过了。”
那么，到底赛金花在庚子年间与瓦德西有没有特殊关系？在制止联军杀戮中起没起作用？起多大作用呢？确切地说，这些基本上都属于无事实根据的传说。
第一，可以断定的是，赛金花说她在联军入京第五日，就劝说瓦德西整顿军纪，“第五日之后，京民便得安宁了”的说法，纯属虚构。因为1900年8月14日北京沦陷之日，瓦德西还远在柏林。据《瓦德西拳乱笔记》记载，他是在8月7日得到其国王的电旨，任其为东亚高级军事司令，8月23日起航，9月27日到达天津，10月17日到达北京。这时北京沦陷已有63天之久。所以，从时间上看，赛金花在联军入京第五日就和瓦德西发生私情，并劝瓦德西制止联军杀戮，是完全没有的事。
第二，还有另一种声音，早就对赛金花的标榜做了正本清源的说明，但是此说法过去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只是近几年才越来越被研究者认可。
其中一件是事件的亲历者齐如山提供的材料。齐如山是近代戏曲理论家，也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搭档，为梅写过剧本，懂得德语，庚子之乱时正在李鸿章官邸帮忙做德文翻译，故和一些德国军人和赛金花都相熟。他这样回忆道：“我相信赛金花没见过瓦德西，就是偶尔见过一两次，她也不敢跟瓦德西谈国事。”齐如山还描绘了他与赛金花同时见到瓦德西的两次情景。一次齐如山同一位军官到中南海紫光阁办事，一进门便看见赛金花与两个德国军官在一起，刚说几句话，忽然看见瓦德西从南边走来，与赛金花在一起的军官露出仓皇之色，连忙商量躲避，齐如山便出来搭话，瓦德西问了几句话就走了。还有一次在瀛台，齐如山又遇到赛金花和两个军官在一起，他正跟赛金花说着话，又远远看到瓦德西在和站岗的士兵说话，这两个军官也露出不安之色，其中一个说瓦德西不会进来，后瓦德西果然走了。所以齐如山认为，“这两次赛金花都没敢见瓦帅，所以测度她没有见过瓦帅”。另外，齐如山还写到，赛金花为了两件小事居然还曾求齐如山与德军说情。一是赛金花手下的刘海三被德国当时在北京的行政机构逮捕，赛金花托齐如山去说情。二是赛金花在卖给德军土豆做军粮时，土豆被冻了，德国军官不要，又托齐如山去说情。因此，齐如山认为，赛金花只不过是因为生意，与德国下层军官有往来。
另一件是事件的亲历者丁士源的日记。丁士源当时在北京帮助德国人办事，他和另一位给德国“格知府”当翻译的葛麟德都是赛金花那里的常客。在其所写的《梅楞章京笔记》中，根据亲身经历，记述了庚子年间的一些事情。据记载，一次小聚，“赛曰：‘葛大人，吾等空相识月余，前恳君携赴南海游览，君虽口诺，而终未见实行。’葛说，吾辈小翻译不能带妇女入内，便推辞给丁士源。丁士源应允，但提出赛必须着男装。赛金花异常高兴，第二天扮男装，作为丁士源跟人，进入南海。当他们经过跨越北海和中南海的大桥时，赛金花大呼曰：‘好景致！好看！’丁曰，勿声！迨至南海大门，告守门德兵以谒瓦帅，兵曰，今晨瓦帅已行外出。丁曰，参谋长在否？兵谓，亦与瓦帅同出，因之不克入内。”“格知府”，即德军“巡防普安公所”，长官为格尔少将，1900年11月以后到任。按照丁士源记载，赛金花和格尔的翻译葛麟德相识月余，时间应在12月以后，也就是说，赛金花最早在12月以后才得以随丁士源进到中南海，加上该书中丁士源对赛金花去中南海时穿的冬天衣服描写，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可信的。而这时瓦德西进京已经两个多月了，八国联军进京则已经四个多月了，按此情景，在此之前，赛金花和瓦德西肯定尚未发生任何亲密关系。
以上两位当事人的材料，虽说不可以百分百相信，但相比文人诗作以及小说中的资料还是可靠的。所以，近代著名学者冒鹤亭在其《孽海花闲话》中直言：“彩云与瓦德西事，实报纸谰言。”其来龙是，庚子京城陷，赛金花先后求葛麟德、丁士源携带到中南海一游，但当日适逢瓦德西外出，赛瓦连面也没见上。丁士源回来后，将事情告诉了同住的钟广生、沈荩。钟、沈随各戏草一稿，一个寄到《游戏报》，一个寄到《新闻报》，谓赛金花如何见瓦得幸。再后，逢中南海仪鸾殿起火，樊樊山借此进一步添油加醋，作《后彩云曲》，编出了半夜大火起，瓦德西挟赛金花裸身跳窗逃出的荒唐故事。
第三，瓦德西日记和西方的资料，这些资料虽然只可作为反证，但我们也不能忽视。
1900年10月22日瓦德西日记内容
首先是《瓦德西拳乱笔记》，该书是瓦德西自1900年8月—1901年11月所写的日记、笔记以及给德皇的奏议、函电、报告。主要记载了瓦德西在侵华期间的个人活动和感受。书中有许多内容是关于议和的记载，也有多处提及李鸿章托人转达和谈的意见。但书中不仅只字未提及赛金花，更有几处可以反证和赛金花没什么关系。
第一条，1900年10月22日：“余可以言者，即自余来此之后，除少数例外，所有（各军）非法行动，已不复发见。”瓦德西10月17日到京，22日是其到京第五天。这段日记从时间上印证，赛金花这时还没有机会见到瓦德西，更不用说“所有（各军）非法行动，已不复发见”，是她劝说瓦德西的结果。
第二条，瓦德西日记中关于克林德碑的记载。建克林德碑，一直是传说中以及赛金花自己反复标榜的庚子年间她为议和做出的所谓“重要贡献”。
克林德碑即1901年清王朝被迫为德国公使克林德建立的牌坊。1900年6月20日，克林德乘轿从东交民巷使馆前往东单牌楼北大街东堂子胡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义和团问题，走到东单牌楼北大街西总布胡同，被正在巡逻的神机营章京恩海打死。事件发生后，德皇威廉二世决意报复中国，派遣了2万多人的对华远征军。1901年清朝战败，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德国对此事的解决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最后以清廷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就克林德被杀一事向德国皇帝道歉，并在克林德被杀地点修建一座品级相当的石牌坊了结。这一条被列入了《辛丑条约》的第一款。
克林德碑横跨在繁华的东单北大街上，于1901年6月开工，1903年1月竣工，形制是四柱三间七楼，碑文用拉丁文、德文、汉文三种文字，表达清朝皇帝对克林德被杀的惋惜。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1月13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将牌坊迁往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将坊额改为“公理战胜”，规模缩小为三楼。1920年7月4日，举行了纪念坊的落成典礼。1953年10月，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再次改名为“保卫和平坊”。
在该碑的建立过程中，按赛金花所说，是她看到克林德夫人提出的条件太苛刻，“把个全权议和大臣李鸿章弄得简直没有办法了，我看着这情形，心里实在起急，又难过，私下里向瓦德西苦苦劝说了有多少次”，又自告奋勇去做克林德夫人的工作，德国才答应的。过去也有许多人认为是赛金花在编造谎言，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赛金花和瓦德西不认识，若没有重要人物介绍，赛金花当时只是个妓女，克林德夫人不会和她见面，何来劝说之事？二是赛金花曾谈到，克林德夫人当时50多岁，而实际上克林德夫人当时只有30多岁，这就证明赛金花根本没见过她。
1900年11月30日瓦德西日记中出现的克林德街
对此事件，在《瓦德西拳乱笔记》中还有一条可以反证的材料，是记录瓦德西到北京第四个星期时，乘马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路查看的情况：“由使馆区域直至该处之大街，现名为克林德街，盖因卑怯之暗杀事件，系在此街所为故也。”这段日记的时间是1900年11月30日，从中我们看出，《辛丑条约》商议之前，在德国人心目中，从东交民巷使馆区到东堂子胡同，这条街已经叫“克林德街”。原因就是克林德在此街被杀，清朝感觉理亏又十分害怕，故将此街叫“克林德街”。也就是说，在瓦德西到北京不足一个月时间，在德国人那里，已经有了克林德街之说，建立克林德碑，或以克林德名字命名街道建筑，是德国人早有之意，不是赛金花通过瓦德西说服克林德夫人的结果。
另外，还有一件英国方面的资料。在《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一书中，英国公使萨道义1900年11月8日向其国王报告了11月5日八国联军会议情况。该次会议内容，是各个国家商议拟向中国要提出的条款。在会议上，德国使节建议加入下列补充条款：“派遣一个以亲王为首的特别使团前往柏林，表示中国皇帝陛下和中国政府对克林德男爵被害一事的惋惜。”“ 日本公使询问说：如果他以后必须要求中国政府建立一座纪念碑，以纪念被中国政府军队于6月11日杀害的他本国使馆的书记生，其他使节是否将支持他的行动。此事获得了我们全体使节的同意。” 萨道义这个报告的时间，是在瓦德西到京的第18天（10月17日—11月5日），德国这时已经明确提出要建立克林德碑，而短短这十几天里，赛金花可能连见都还没见过瓦德西，所以更不可能通过瓦德西去见克林德夫人了。
不过，虽然赛金花和瓦德西没关系，是不是她救京城百姓的事就纯属虚构呢？并不是。她虽然和瓦德西没关系，但是，不能否定，她在德国生活过五年，会一些德语，便于和德国人交流，所以当时她既帮德军筹集过粮食，也帮一些德军找过妓女，和一些下层德军混得很熟。齐如山及赛金花本人都谈过赛金花帮助德军买军粮的事情，并且按齐氏说，他还不止一次看到赛金花陪同德国军人在前门大街一带骑马。赛金花正是把这些和德国下级军官交往的经历，添枝加叶地张冠李戴，加到了瓦德西头上，所以在和瓦德西的关系上她撒了谎，但同时也利用和下层德军这种关系，确实帮助了一些人。
除赛金花自己所说，比如在大街上只要碰到德国兵误拿老百姓当成义和团，她便急忙跑上去“担保”。除解救等事情外，在记录赛金花班妓自杀案的清宫档案中，也有所反映。该案中曾冒名顶替死者母亲的彭濮氏，在其供词中有一段话，说明她为什么愿意顶名帮赛金花解围，就是因为庚子年间得到过赛金花的帮助。“氏与这赛金花乱时住过邻居，现在于初二日闻赛金花买来之女凤林服洋药毒身死，氏因感念乱时之恩，一时糊涂，诬说尸母”。这是唯一一件距离庚子事变时间最近、能证实赛金花帮助过京城百姓的档案，虽然数量不多，但据此足以证明，庚子之乱时赛金花确实做过一些让京城百姓感激的事情，最起码对其周围邻居有所保护和帮助。
所以，合情合理的解释应当是：赛金花和瓦德西并不熟识，即便见过面，但没有过特殊关系，所以，传说是通过她劝说瓦德西制止了联军杀戮的事情，系子虚乌有。但是她通过和下层德国军官的关系，帮助过周围邻居，为京城部分百姓做过一些好事，也确是实情。
赛金花亲笔“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救国是人人的本分”
对赛金花的传说、争论、宣扬，从1894年到现在，已经过了一百多年，一个风尘女子，为什么能引起史学界、新闻界、文艺界的百年争说？原因应该有很多，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赛金花的妓女加公使夫人身份，三次嫁夫、三次孀居的经历，以及庚子年间与瓦德西的关系与作为，都使其一生充满了传奇而神秘的色彩。这就给文学家、史学家、新闻界都提供了写作、宣传、争论的生动的素材和话题。
在中国这片文化土壤里，早就产生了这样的传统和习惯，每逢国家遭受危难，当七尺男子支撑不了半壁江山时，文人笔下就会出现几个女性，像南北朝时期的花木兰，北宋时期的杨门女将，清军入关时的柳如是、李香君等。当男人纷纷倒下时，她们却成了傲雪斗霜的一剪梅；在达官士绅卖国求荣时，地位最低下的弱女子却展现出了一身风骨和气节。赛金花的故事，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屈辱年代的背景下，被这种文化土壤催生和放大的奇葩。
赛金花的事迹被广泛宣传，集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一次是在1931年“一·二八”事件后，第二次是1936年夏衍的话剧《赛金花》公演后。此时的中国，正面临日本的侵略，国家民族危在旦夕，全国上下都期望尽快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从刘半农和商鸿逵采访赛金花口述而成的《赛金花本事》，到戏剧理论家齐如山笔下的赛金花，从小说家张恨水言谈中的赛金花，以及当时报纸文人笔下形形色色的赛金花，再到夏衍的戏剧《赛金花》，都贯穿着一种思路，就是借“爱国女性”来讽刺“卖国官吏”。例如《赛金花本事》开篇那句话：“本世纪初，中国出了两个活宝：一个卖国，一个卖身；一个可恨，一个可怜；前者是西太后慈禧，后者就是名妓赛金花。”大家实际上都是希望借助赛金花讽刺当局政要，鼓舞民族救亡。所以1936年夏衍的话剧《赛金花》公演，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和轰动，赞扬该剧的认为，它用一个下层弱女子也能救中国的精神，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宣传了救亡，鼓舞了志气，“赛金花她那爱国之心，比起当时卖国贼、汉奸犹胜千万倍”。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说：“朝堂上的大人物的心灵还不及一个妓女。”反对者则认为，赛金花为德军办购军粮，向瓦德西献媚，宣扬了汉奸精神，以致该剧在北京上演时，因演员演得太逼真，引起部分观众反感，发生了向舞台上扔痰盂的事件。
但不管当时双方对该剧争论如何，都是出于爱国之心，争论的焦点，不在赛金花本身，而在于赛金花庚子年间的行为是爱国行为还是汉奸行为；争论传播的是赛金花的故事，抒发和释放的则是文人名士的梦想及亿万国人的爱国情结。2012年刘晓庆主演话剧《风华绝代》，其中赛金花有一句台词：“钓鱼岛，是慈禧老佛爷赐的！”每演到此，台下都引发强烈反响，掌声不断。所以说，赛金花虽然只是一个符号，但却有特定的时代印迹，是中国屈辱时代的一个侧影。
20世纪30年代赛金花热的高潮时期，既是国家危亡之时，也恰是生活中的赛金花处于贫困潦倒之时，身边只有一个多年仆人顾妈和她弟弟陪同，贫穷到了连房租也交不起的地步，她只得给该管警局写信，请求豁免房租。这封请求信恰被《小实报》一个记者看到，拿去刊登。于是，当年京城名妓、救过京城百姓的赛金花穷困交加、交不起房租的消息，很快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触动起人们心灵中最美、最柔弱的情感。各种报道、宣传大量涌现，据《申报》通讯，各种报纸不超过20天，必见一次赛金花的消息，仅从北京大学现存的除《申报》《大公报》等大报外的各种小报，1936年登载的赛金花的消息就有370多条。特别是1936年12月赛金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面对这样一个命运多舛的女子，爱国心、同情心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使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再细问赛金花故事的真伪，只是认为她是一个于国有功、于京城百姓有德的受害者，包括1903年的致班妓自杀案，也成为“因那些1900年庚子事件仇视赛金花的达官贵人，要故意借机贬低她，伤害她”的冤案。甚至还有人宣传是慈禧太后从西安回京后，听到妓女救京城的传说，觉得有伤堂堂政府脸面，所以借着班妓自杀案将赛金花赶出了北京。时人把她比做法国作家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纷纷替她打抱不平。如1936年12月4日北京《大晚报》关于赛金花去世的报道中写道：“一些从洋人跟洋人走狗巴结到功名的官儿，都升了官了，大家忘记赛金花的功劳，而且妒恨她。赛金花呢，瓦德西去了以后，她没有受到西太后的酬谢，依旧开着妓院，因为妓院出了一件人命案，那些妒恨她的官僚，趁此加以‘伤风败俗、虐待人命’的罪名，把赛金花的家产归公发卖，押解回籍，不许再回北京，使她不得不第三次沦为妓女。”
当赛金花去世后，许多人帮她筹备丧葬事宜，许多名人为她送葬，陶然亭的和尚捐了一块地皮为她建墓，墓邻鹦鹉冢和香冢；齐白石为她题写了墓碑（但开始时尚没有碑，故未刻上）；国画大师张大千为她作了肖像画——《彩云图》。1937年，北京沦陷以后，潘毓桂为赛金花立了一个碑，并写了碑文，因为潘毓桂的汉奸名声，这个墓碑没给赛金花带来荣誉，“文革”中反而成为其罪状之一。所以广泛的同情心、感恩心，是催生赛金花热的另一种添加剂。
一百多年过去了，如今报章仍偶见有关于赛金花的文章，影视舞台上仍常有赛金花的形象，在安徽黟县通往宏村的路上，又建起了一座名为“归园”的赛金花纪念馆。随着历史研究越来越重视档案、强调求真，文章大都多了几分理性；随着文化自由、百花齐放，舞台上赛金花的形象则更加完美。但不论当今历史文化各个领域对赛金花的解读有何出入，我们仍然以美好的心态，相信“大家之所以纪念她，不就是因为她多少给人民做了点好事”，“只要是给人们做过点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