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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河河谷位于外伊犁阿拉套的山麓，比什凯克就是楚河河谷中的一座城市。中国人更为熟悉的，或许是河谷中的另一座城市——比什凯克以东七十公里的托克马克，古称“碎叶城”。据说，诗人李白就诞生于此。
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大师记载了游历楚河河谷的见闻。当时，唐朝势力还未深入中亚，西域地区仍是突厥人的天下。玄奘大师看到，碎叶城内商胡杂居，种植黄米、小麦、葡萄，人们穿着毛毡制作的衣服。碎叶城以西，还有数十座城市，都役属于突厥管辖。
在碎叶城，玄奘遇到了西突厥的统叶护可汗。可汗刚刚畋游归来，戎马甚盛。他身着绿绫袍，露发一丈许，头上裹着帛练，随行官员多达两百余人，都身着锦袍，围绕左右。可汗的大帐装饰着炫目的金花，官员侍坐两侧，身后站着威严的卫兵。玄奘大师不禁赞叹：“观之虽穹庐之君，亦为尊美矣。”
此时，我乘坐的小巴正经过托克马克。然而，眼前出现的是一座毫无特色的工业城市。路边有一些脏兮兮的小餐馆，挂着像素模糊的食物图片。还有一些物流公司和汽修行——日复一日的油污已将门面侵蚀，夺去它们应有的光彩，和那些餐馆一样，沦为今不如昔的注脚。
走在这条路上，我的脑海中还滚动着另外两个名字：八剌沙衮和虎思斡耳朵。它们分别是喀喇汗国和西辽帝国的首都，其实是同一个地方，都位于托克马克附近。
和很多游牧民族的政权一样，喀喇汗国和西辽帝国的兴起和衰落都像风一样迅速，以至于存亡年代、疆界何在，都成为学界的争论点。它们的成就并不是那么显赫，也缺乏引人瞩目的事件。如今，唯一留下来的遗迹是一座石头宣礼塔，然而其主体部分还是苏联时代修复的。唯一确定的是，西辽帝国吞并了喀喇汗国，最终又被成吉思汗摧毁，从地图上彻底消失。
小巴沿着楚河而行，但大部分时间里，窗外并没有楚河的身影。它逶迤流淌在树林与荒草之间，甚至听不到一点声音。当它终于暴露在窗外的大地上时，我有点意外地发现，河面竟然那样狭窄，最多不过二十米宽。在我的想象中，楚河应该是一条近似于额尔齐斯河或伊犁河那样的大河才对。
我们超过一辆运送马匹的卡车，开始进入峡谷地带。几分钟前生机勃勃的宽阔河谷，毫无过渡地变成了高高耸立的秃山。山脚下有一些蒙古包，牧马啃着枯黄的蕨类植物。在这里，楚河的河道更窄，变成一条气势汹汹的急流。
在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公园里，我曾看到俄国探险家尼古拉·普尔热瓦尔斯基的雕像。普尔热瓦尔斯基生于白俄罗斯的贵族家庭，曾在华沙军事学院教授地理。从青年时代起，他就立志要前往拉萨探险，然而一生都未能实现。
1888年，普尔热瓦尔斯基在比什凯克附近猎虎，染上致命的斑疹伤寒。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让人将他抬到天山脚下的小镇卡拉科尔，最后死在那里。在俄国和苏联时代，那座小镇也一直被称为“普尔热瓦尔斯基”。
有一则流传甚广的政治八卦说，斯大林可能是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私生子。这不仅是因为两人高度相似的相貌，也因为普尔热瓦尔斯基是个浪子。不过，没有证据表明普尔热瓦尔斯基去过格鲁吉亚，或者曾在那里拈花惹草。
这位探险家有句名言：“我永远不会背叛我的理想，这是我一生的追求。一旦我写完所有必要的东西，我就会回到沙漠……在那里，我将会比在婚姻这座镀金沙龙里幸福得多。”
小巴经过破败的小镇巴雷克奇，两侧出现一排排贩卖熏鱼干的小贩，全是戴着头巾的吉尔吉斯女人。她们皮肤黑黄，和比什凯克的女人大异其趣。我打开车窗，咸鱼味扑面而来。女人们向我招手，笑着，露出亮闪闪的金牙。
巴雷克奇是伊塞克湖的门户。到了这里，山谷突然敞开，像两条胳膊一样，拥抱一片蓝色的高原湖水。小巴沿着伊塞克湖的北岸行驶，沿岸几乎未经开发，遍布树丛和杂草。只有经过村子时，才能看到刷过漆的木屋，戴着白色毡帽的吉尔吉斯人。
随着小巴的颠簸，我的思绪回到了很多年前。我采访过一个中国的地产大亨，他以极限登山和浪漫诗情闻名于地产界。他告诉我，他曾考虑购买伊塞克湖畔的大片土地，开发成面向中国游客的豪华度假区。为此，他邀请不少吉尔吉斯政要来北京商谈，费用由他买单。政要全都被安排住进北京的五星级酒店。他后来发现，房间里的各种酒精饮料很快被一扫而光，每天要补充数次，导致酒水的消费远高于房费。
最终，这位地产大亨放弃了开发伊塞克湖的意向。
伊塞克湖北岸是苏联时代的度假胜地，至今仍有不少怀旧的前苏联公民来这里避暑。在夏季最热的月份，这里常常一房难求。很多时候，度假客们只能寄希望于从站在村口的巴布什卡（俄语“老奶奶”之意）那里租赁民房。
然而，我发现，这里几乎没有真正的旅游业，酒店管理也是一项闻所未闻的事业。西方的旅行指南往往把这里定性为“不来也不会遗憾”的地方。的确，在这里的几天里，我没有看到一个原苏联公民之外的游客。
我打算去的小镇叫乔尔蓬阿塔，它是伊塞克湖北岸最大的城镇，看上去同样荒凉。
小巴把我扔在一尊银色的列宁像下。四周散落着松树，根部翻出的泥土，像开裂的伤口。列宁像背后是一片铺着灰色镀锌板的平房，房顶插着卫星电视接收器。作为巨大背景的天山，褶皱清晰可见，峰顶笼罩在一片不祥的乌云中。
我知道，翻过这座山脉，另一侧就是哈萨克斯坦的大阿拉木图湖。在阿拉木图时，我和塔季扬娜一起攀登过另一侧的山峰。我还记得塔季扬娜对我说，苏联时代，他的前夫会带着小儿子去山里徒步、露营（带着她准备的三明治）。他们用三天时间翻过天山，到达伊塞克湖畔的乔尔蓬阿塔。
我在镇上一家临湖的旅馆投宿。旅馆是两层小楼，有红色瓦片搭盖的斜屋顶。从旅馆的房间里看不到湖和山，只能看到庭院的景象。庭院中央是一片种满郁金香的花圃，旁边有两把刷过蓝色油漆的长凳，还有三座带顶棚的木榻，铺着游牧民族的坐毯。老板是一个光头的吉尔吉斯男人，始终斜挎着运动小包。我从他那里买了一瓶两升的冰镇啤酒，看到他把钱塞进小包里。
午后的阳光很强烈，我带上浴巾，穿过一片晾晒着衣服的菜园，向湖边走去。在旅馆的地图上，菜园的位置被标记为天文观测站——那是苏联时代的事了。
伊塞克湖就在那儿，在阳光下轻轻摇晃，像大海一样浩渺。湖岸上铺着细软的沙子，目力所及处是白雪覆盖的天山，仿佛直接从深蓝的湖面上升起来的。湖上有座船屋，湖水泛着涟漪。我踩着一块木板走到船上，但这里没人。一个在岸边晃荡的小男孩似乎跟这里有点关系，我让他去找管事的人。他用俄语大喊一声，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船屋失火了。
一个胖胖的女人急匆匆地走出来，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有点异样地看着我。我问她这里是餐厅还是酒吧——无论哪种，我都打算坐一会儿。胖胖的女人说，这里是桑拿，下午五点以后才开始营业。我问了一下价格。一小时两百块人民币。
我回到沙滩上，准备先找个凉快的地方坐下。这时，两个身穿比基尼的女人叫住了我。她们正躺在旁边的沙滩上，屁股底下铺着粉色条纹的浴巾。两人都戴着墨镜，一个红发，一个黑发。
“你，中国人？过来！过来！”红发女人拍着身边的空位。
“你在跟我说话吗？”
“对，对，过来！过来！”
我走过去，坐下来。她们好像没料到我真过来了，喜出望外地挪动屁股，给我更多的空间，然后摘下墨镜，上下打量我。
浴巾上有沙粒和松枝，还有两个喝空的啤酒瓶以及一个喝空的白兰地酒瓶——吉尔吉斯斯坦牌。我怀疑，她俩的热情与这些空瓶不无关系。
借助破碎的英语和俄语，我得知红发的叫娜迪亚，黑发的叫达莎。她们都是出生在乔尔蓬阿塔的俄罗斯人。苏联解体时，两人刚上小学，是同班同学。如今，娜迪亚在镇上卖化妆品，达莎在附近的军用机场上班。
我问她们，家族以前是从俄国哪里来的。她们要么没听懂，要么不知道答案，只是反复对我强调，她们就是乔尔蓬阿塔人——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不过，年轻时，她们都去俄罗斯打过工，在同一家餐馆当服务员。她们用了“年轻时”这个词，意指那是几年前的事了。
我问她们去的是哪座城市。
“新西伯利亚。”
“我也去过。”
“是吗？”她们兴致陡增，仿佛在闭塞的乔尔蓬阿塔，这点共同之处非同小可，足以令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
“呲”的一声，娜迪亚拧开我带来的啤酒，用一次性塑料杯为我倒了一杯，然后也给自己倒上。接着，她们跟我聊起新西伯利亚，是那种虽然身处小地方但是见过大世面的口气。我猜她们在新西伯利亚可能过得并不好。当服务员本来就是苦差事，而且新西伯利亚比乔尔蓬阿塔冷得多，冬天漫长到令人绝望。
她们问我，在新西伯利亚时住在哪里。
我像打捞沉船一样，仔细打捞着记忆：“好像是列宁大街。”
“我们打工的餐厅就在列宁大街！”达莎惊呼起来。然后她们朝我举起了酒杯。
“既然你俩是俄罗斯人，为什么不留在新西伯利亚呢？”我问。
“我们是俄罗斯人，但我们没有俄罗斯国籍。”娜迪亚说，“我们的护照是吉尔吉斯的。”
“新西伯利亚的房租太贵，后来我们就回来了。”达莎说。
她们告诉我，苏联解体后，这里的俄罗斯人大部分回了俄罗斯，还有一部分搬到比什凯克。如今，整个伊塞克湖地区只剩下不到两千个俄罗斯人。说这话时，她们的口气多少有点奇怪。给我的感觉是，虽然她们出生在这里，却不属于这里，而且阴差阳错地滞留了下来。
我问她们有没有结婚。
达莎没有结婚。娜迪亚早就离婚，独自抚养一个十三岁大的儿子。
“他是特别棒的男子汉。”娜迪亚把这句话重复了三遍，是那种让我务必相信的口吻。能看出，作为一个“滞留”下来的俄罗斯人，儿子是她唯一的希望。
为了证明儿子的确很棒，娜迪亚拿出手机，给我看他的照片。一张照片里，虎头虎脑的儿子正荡舟在伊塞克湖上；另一张照片里，他拿着鱼竿，钓起了一条大鱼。
娜迪亚说，她想让儿子去俄罗斯参军，然后她卖掉这里的房子，跟着儿子搬回去。
“搬到哪里？”
“任何地方都行。”
“这里的房子能卖多少钱？”
她说了一个数字，相当于人民币三万块。
这时，达莎摘下墨镜。我发现她其实精心化过妆。睫毛烫过，涂了睫毛膏，给人一种眼泪随时可能夺眶而出的感觉。她比娜迪亚显得年轻，妆容也更时尚。她为什么没有结婚？
谈起这里的男人，她们的语气顿时充满鄙夷。
“既粗野又俗气。”
“个个都是酒鬼。”
最后她们说：“我们喜欢外国人。”
“有外国人来这里吗？”我问。
“很少。”
一阵风吹过湖面，卷来一片褐色的积雨云。一瞬间，没有太多铺垫，雨点就从天而降，湖面上飘起一种近似于口哨的声音。娜迪亚和达莎披上浴巾，招呼我搬家。我们拿起地上的家当，搬到一棵大松树下。天上仍有太阳，雨点在阳光下滴滴分明。
现在，我坐在两个身穿比基尼的俄罗斯女人中间，她们轮流为我倒酒，自己也一杯一杯地干掉。虽然她们嫌弃这里的男人都是酒鬼，可她们自己好像也挺能喝。
“你喝起酒来就像俄罗斯人。”娜迪亚以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我想知道，你的教养是不是像欧洲人？”
“我的教养像中国人。”
“中国人从来不喝醉。”
“是吗？”
“我们这么听说的。”
“中国男人为什么都戴眼镜？”达莎问。
“因为他们工作太辛苦。”我说。
“这里的男人不工作，只会喝伏特加。”
“喝完伏特加就打老婆。”
“中国男人会打老婆吗？”
“不会。”我说，“一般不会。”
她们点点头：“我们喜欢中国人。”
一瓶两升的啤酒很快喝完，我觉得到了告辞的时候。不过娜迪亚表示，我们应该换一个地方继续。小镇上有一家专门吃伊塞克湖鱼的餐厅，味道棒极了。作为游客，我难道不应该去尝尝？
见我一脸犹豫，娜迪亚又说：“我们都是正经人家的姑娘，我们不要钱。”
我看着她们抖落浴巾上的沙子和松枝，塞进鼓鼓囊囊的背包。娜迪亚套上一件奶油色帽衫，达莎穿上一件白色T恤，上面印着“我爱布鲁克林”。我们把酒瓶扔进垃圾桶，沿着一条土路，穿过一片平房。雨已经停了，阳光照着洗刷一新的铁皮门，空气中泛着泥土的气息。
我们走到公路上，达莎招手拦车。一辆日本淘汰的二手皇冠停了下来。不是出租车，是顺便赚点钱的黑车。司机是一个年轻的吉尔吉斯男人，达莎用俄语跟他说：“去镇上的那家鱼餐厅。”
我们掠过一片荒地，掠过银色的列宁像。娜迪亚和达莎在后面商量着什么，然后我感到后背被戳了一下。
“我们想先回家换一下衣服。”
“请便。”
在空旷的公路上，皇冠来了个故作潇洒的急转身，就像三流警匪片里那样，轮胎发出吱吱的摩擦声。窗外的景色倒带般地重现。我们又一次掠过银色的列宁像和荒地，然后越开越远，越开越偏。我有点警觉地看着皇冠车拐进一个破败的苏联小区。
那里有两栋灰色的筒子楼，墙皮已经开裂。前面有一个小小的花坛，但明显只是摆设。花坛的水泥台碎了，里面长满杂草。花坛旁边还有一个“儿童游乐园”：掉漆的铁滑梯、简易的跷跷板。除此之外，周围空空荡荡。
娜迪亚和达莎让我在车里稍坐，说去去就回。她们下车，朝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单元门走去。黄昏在不知不觉中降临，花坛和滑梯投下长长的阴影，周围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的感觉没错：她们“滞留”在了这里。
看着她们的背影，年轻的吉尔吉斯司机突然用英语对我说：“你带她们吃点好的，她们什么都肯干。”
我一愣，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
他微笑着，做了个下流手势。
“多少钱？”
“用不着钱。”
“哦，”我说，“可我没有那方面的想法。”然后为了不显得太过一本正经，又加了一句，“她们不是我的菜。”
“嗯，两个老女人，”司机很理解似的点点头，“那个黑发的好像还行。”
我干燥地笑了一声。过了一会儿，司机“啪”地拧开车灯，仪表盘的白光突然映在他的侧脸上。他不耐烦地看了一下手机，放下车窗。
终于，娜迪亚和达莎从单元门里走出，好像话剧幕间休息后再度登场的演员，带着一脸兴奋。她们重新化了妆，有一种大都市里出门过夜生活的隆重感。路上，司机和她们若无其事地聊天，而她们当然不知道司机跟我说了什么。
我们再次驶过荒地和雕像，然后经过一座纪念卫国战争的小公园。镇上路灯昏黄，一切都已经融入低垂的暮色。
镇中心十分萧条，要去的餐厅有一种乡村客栈的味道。院里的葡萄架上坠着五颜六色的小灯泡，闪烁着。一个长得像中国人的吉尔吉斯女招待，把我们引上二楼的露台。菜单照例只有俄文，我就让娜迪亚和达莎点菜。
“吉尔吉斯斯坦牌的白兰地，非常好。”娜迪亚说。
“比伏特加还好？”
“伏特加不好，白兰地好。”
我说好。
娜迪亚高兴地点了一壶白兰地。
“我们都是正经人家的姑娘，不是为了钱。”她说。
账单过来后，我买了单。看到我买单，她们似乎放下心来。过了会儿，娜迪亚又把长得像中国人的吉尔吉斯女招待叫过来，语速飞快地交代了半天，女招待心领神会地点着头。我们又点了一轮菜，加了三壶白兰地。
院子里，一个小型乐队开始演奏俄罗斯的流行歌曲。达莎让我点首歌，我想了想说，柳拜。很快，《轻轻呼唤我的名字》响了起来。小镇沉浸在一片黑暗中，山峰的背影沉默而巨大。这首歌原本是写给卫国战争中死去的无名战士，此刻听起来却如同乔尔蓬阿塔的挽歌。
娜迪亚和达莎的脸上带着醉意。她们说，这是镇上最好的餐厅，但她们已经很久没来了。苏联时代，这里有很多度假的外国人，现在没人来了。
“没有外国人，没有中国人，只有吉尔吉斯人。”
“俄罗斯人呢？”
“我们不喜欢俄罗斯人，”娜迪亚做了个手势，“那些人鼻孔朝天。”
此时，酒足饭饱的食客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走到庭院里，随着音乐扭动腰肢。饭点一过，这家餐厅就变身为舞厅。《Papito Chocolata》响了起来。这是一首罗马尼亚女歌手唱的西班牙语歌，却莫名地流行于整个中亚。我在街上、车上、餐馆里不止一次地听到过。
半醉的娜迪亚和达莎在我面前跳起舞来，不仅动作投入，还含情脉脉地对我唱着：“宝贝，宝贝，宝贝，把你的灵魂交给我！”仿佛有一台摄影机正对着她们，而她们是真正的明星。然而白兰地没让我喝醉，反而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我多少体会到一丝荒谬。
像中国人的吉尔吉斯女招待走过来，把账单递给我。我看了一眼：一个很大的数字——有点过大了。我突然想起，刚才娜迪亚和女招待的一番“交代”。那些当时不甚明了的俄语单词，现在逐渐串了起来：这是一个局，她俩还是决定从我身上捞一笔——虽然也就是两百块钱，可能还要和吉尔吉斯女招待分账。
我并没有生气，反而有一种水落石出的轻松感。等娜迪亚和达莎重新坐下，我告诉她们账单有问题。是吗？她们看了一眼，说没问题。我要来一支笔，把不该付账的部分圈了出来。她们大概也奇怪，原来我能看懂账单。
出了餐厅，我们走在黑乎乎的小镇上，两侧是伞一样的白杨树。娜迪亚说：“再给我们买两瓶啤酒。”在一个小超市里，她们每人拿了两瓶百威，终于感到不虚此行。
“我们喜欢中国人！”她们半醉着说，“我们不为了钱。”
我拦下一辆黑车，看她们坐进去。司机等着我也上来。我对他挥了下手：“你们先走。”汽车的光影很快就被小镇的黑暗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