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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莱坞电影《神奇动物在哪里：格林德沃之罪》里，出现了《山海经》里面的神兽——驺吾。《山海经·海内北经》中有这样的记载：林氏国有一种珍奇的野兽，大小跟老虎相仿，它有老虎的身躯、狻猊
的脑袋（狻猊是一种神兽，身上有五种颜色的斑纹），尾巴比身子还长，性情温和，骑上它可以日行千里。
驺吾非常有仁爱之心，它甚至不忍去踩踏草地，也从来不吃活的动物。好莱坞电影第一次引用《山海经》中的神兽，说明这本古老的中国奇书，正在成为世界公认的神奇动物百科全书。
只要对《山海经》进行简单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第一类神奇动物是神或者精灵，比如《山海经》里非常有名的神兽陆吾，长着人的面孔、老虎的身子和爪子，还有九条尾巴，就像九尾狐那样，但实际上它的原型是印度财神俱毗罗（Kubera）。
俱毗罗的长相非常丑陋，有三条腿、八颗牙齿，肚囊大得像孕肚，全身披挂着各种俗气的首饰，所以印度人不太喜欢他。神奇的是，他却掌管着世界的财富，原先他还有一辆空中交通工具，叫梦幻战车，后被他的同父异母兄弟抢走，无奈之下，他就把自己陈放财宝的库房，迁移到了喜马拉雅山一带，也就是今天的冈仁波齐山，跟空中花园“玄圃”融为一体。陆吾实际上是中国的第一代财神，在后来的历史演变当中，他慢慢地消失了，被后起的赵公明或者关羽所代替。
《山海经》中的第二类神奇动物是一些妖兽，比如九尾狐。这种狐狸有九条尾巴、四条腿，叫声很像婴儿，有时也会吃人。但是反过来，《山海经》也鼓励人去吃九尾狐的肉，因为只要你吃了它，就能获得辟邪的能力。晋代著名学者郭璞在给《山海经》注释的时候就说太平年间九尾狐出来，那是代表着祥瑞。九尾狐在中国历史上，时而是祥瑞的代表，时而是妖孽的代表，它的形象似乎是很不稳定的，所以吃它的后果，估计也是不太稳定的。
《山海经》中的第三类神奇动物是一些古代可能存在过，或今天仍然存在的真实动物，甚至很可能是上古生物圈的活跃分子，比如《南山经》里描写的鹿蜀，长得像马，头部是白色的，身上的斑纹就像虎斑一样，还长了一条红色的尾巴，叫起来就像人在唱山歌。这个形象的原型很可能是非洲斑马或霍加狓。
还有夔，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独脚怪兽，它在儒家著述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大荒东经》里描写它形貌像牛，青色的皮肤，头上没有长角，只有一足，但凡它出入水中，必然带来风雨，而且叫声如同雷霆一般响亮。黄帝甚至用它的皮来制作鼓面，发出无比响亮的声音，可以直达五百里外，威震天下。
从《山海经》里的插画来看，夔的形象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澳大利亚袋鼠。实际上，它表现的或许是袋鼠的侧视图。因为袋鼠的上肢比较短小，在绘画中很容易被忽略掉了，而且从侧面看去，另一侧的肢体也被遮蔽了，结果就出现了图像学上的“一足效应”，并由此蜕变出“夔”的独脚兽形象。而且夔出现的地点，是“东海流波山”，距离中国海岸七千多里（按秦汉制），那大约是大洋洲所在的位置。
澳大利亚还有一种生物，叫作鵸䳜，也是《西山经》里描写过的。这种鸟，“其状如乌”（长得很像乌鸦），但三头六尾，有一个奇怪的特点是“善笑”。吃掉它以后，人就能不再梦魇，还可以防御各种凶灾。这很像是澳大利亚一种特别的鸟类——笑鸟（Laughing Kookaburra），它的形体跟渡鸦相似，会仰天发出“哈哈哈”的疯狂笑声，听上去令人毛骨悚然，犹如魔鬼。
另据《北山经》记载，有一座山叫涿光山，嚣水发源于此，水里有一种鳛鳛鱼，形状有点像喜鹊，长着十只翅膀，叫声也跟喜鹊相似，人们可以用它来防火，而吃掉它可以治疗黄疸病。在贵州遵义地区有条叫习水（鳛水）的河，鳛鳛鱼正源自那里。我在当地做文化考察时意外地发现，当地的鳛鳛鱼居然就是神话生物
，但也可能是曾经真实存在的动物。
问题在于，中国人如何能掌握这些来自全世界的资讯？要是上古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社会，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假如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这个疑问就很容易得到解答，因为置身于全球规模的人口流动与迁徙之中，只要透过当时的移民和商人，《山海经》作者就能轻易获取来自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风土人情以及各种奇异动植物的知识。他（们）是出色的消息采集者，记录了来自全世界的各种“小道消息”。
看完上述的文字，也许你们会产生一个新的疑问：为什么那些神奇动物如今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我想，至少有三种原因：第一，那些动物至今仍然存在，只是我们无法认出它们；第二，神奇动物的灭绝，首先是一个神话界本身的事变——鉴于神话本体的灭绝，栖居于神话中的那些神怪，当然也就随之而去；第三，现实世界出现了大量吃与被吃的现象，这是更直接的原因，作为捕食者的人类，无疑吃掉了很多的神奇动物。
必须注意的是，《山海经》每卷结尾之处，作者都在重申献祭的仪轨，它让《山海经》看起来很像是一部巫术指南。例如用一个玉璋，加上祭祀用的猪羊鸡犬，还有品质良好的稻米，把它们一起埋在地里，又考虑到神明作为尊贵的客人，不能让他们在降临时站着，所以还要备好干净的白色茅草，作为他们的座席。这些都是《山海经》给出的具体指导。
不仅如此，在涉及神奇动物的时候，它还会给出这个动物的长相、发音特点、具有何种魔力，而吃了它或许会有什么好处，要么用于消灾免难，要么用于治病，这些功能都与巫术相关。事实上，对于以巫治病的古人而言，越是神奇的动物，它所拥有的巫力就越强大。《山海经》是关于“进食术”的权威指南。
《人类简史》告诉我们，智人在走出非洲、走向全世界的过程中，短时间内大规模地毁灭了大量物种，尤其是大型兽类。早在人类发明文字和铁器之前，智人已使全球一半以上的大型兽类完全消失。法国的考古学发现证明，智人甚至可能吃掉了跟自身比较接近的尼安德特人，并把他们的牙齿做成了项链。人类才是神奇动物的终极杀手。在考古学和历史学之外，《山海经》从神话学的角度，向我们证实了这个遥远的传说。
通过《山海经》的当代研究，我们已经发现，它不仅是记录神话传说的文献，还拥有更丰富的属性。这部中国最重要的神话典籍，不仅满载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也记录了全球的风土人情和宗教仪轨。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上古时代的中国，绝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文明。
我对这部文献有这样一个基本定义：它是一本史上最古老的“全球博物志”。
关于《山海经》的成书年代，迄今争议不休，有学者认为它在西周就已出现，也有人说它形成于汉代，这中间显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区间。它记载了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五百五十座山、三百多条水道、一百多个历史人物以及四百多种神奇动物或精灵怪兽。从资讯结构来看，它很像是一部上古时代的全球博物志。它对世间万物展开百科全书式的审视，不但巨细无遗地记录了那些生物与无机物的形态、产地、用途，还记下了它们被人类追加的那些意义与文本，比如传说和神话。
无独有偶，古罗马著名作家老普林尼，也撰写了一本叫作《博物志》（ Naturalis Historia ，一译《自然史》）的巨著。这两部书遥相呼应，成为我们认识上古世界的重要指南。但是，在对《山海经》的认知上，不仅仅是现代人，在古人将它归类之时，许多分歧便已出现。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被归在“数术”的门类里；在《隋书·经籍志》里，它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这个看起来比较靠谱）；《宋史·艺文志》再次把它放入五行类，跟数术相仿。最后，在清代纪晓岚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里，它居然被丢进了虚构性小说的篮子，而最后这种看法，影响了包括鲁迅在内的近现代人的认知。
历史上的《山海经》，至少有过五种定义：史书、地理书、巫书、算命书，还有文艺小说。但这几种简单的分类，每一种都失于武断和片面。而从现代学术的立场出发，把它视为一部古代博物志，才能更全面地展示它的多重属性。
我们已经发现，它至少概括了四个方面的主题：
第一，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部“蛇典”，就是一部以蛇为神学象征的宗教典籍。整部《山海经》中，到处都布满了蛇类的踪迹，而那些诡异的神明，往往是跟蛇一起出现的。例如，蛇的现身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珥蛇”，即蛇挂在神的耳边；第二种叫“践蛇”，即神的脚下踩着蛇；第三种是“操蛇”，即手里拿着蛇。这三种形态都与蛇密切相关。
但是，珥蛇真的是把蛇挂在神的耳朵边上吗？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分歧。从神话学角度来讲，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西方电影里，我们经常看到古代的长老或巫师的耳边挂着蛇，头顶盘着蛇，身上缠着蛇，这构成了常见的巫师形象。但是，从历史学或考古学的理性解读出发，情况就有所不同。在2012年对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学家在墓主的右耳边发现了一个蛇形玉耳坠，因此有学者推断，这揭示了“珥蛇”的真正含义：所谓珥蛇，其实是佩戴着蛇形耳坠。
确实，“珥”字有“玉”字旁，这表明了它跟玉器之间的神秘关系。
践蛇指的是脚下踩着蛇，当然，根据前面那种思路，也会认为有可能是穿着镶有蛇形玉饰的鞋子。
操蛇要么是手持活蛇，要么是手持蛇形玉器，这方面也有分歧。无论如何，蛇都代表强大的神力。三星堆出土的大立人，被公认是一位主持祭典的大祭司，他抬起胳臂，双手似乎握着什么粗大的东西。根据手势的方向可以判断，他手持的应该就是蟒蛇。这是“操蛇”现象的一个重要证明。
第二，它是一部巫典，跟巫术有密切的关系。《山海经》里讲完每一段山系，都会描写如何祭拜山神，用什么样的物品和方式去祭拜。同时，《山海经》对巫师进行了大量的描写，比如最著名的就是《大荒西经》里描写的灵山十巫。另外，《海内西经》里写道，开明之东有六大巫师。《海外西经》甚至描写了一个巫咸国，群巫在神山往来天地间，等等。
巧合的是，远古时代的“巫”，它的拟音为“ma”
，跟现代发音截然不同。“巫”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祭司阶层，他们专门负责沟通人和神的信息，主持各种祭祀祈祷以及占卜算卦活动，同时还从事医疗、采药、炼丹。在宗教崇拜方面，他们也是仪式的设计者和表演者。有学者认为，巫拥有科学、文化、历史和艺术的知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就是知识分子的前身。在西方传统中，巫师往往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在古波斯语里，巫师们被称为麻吉（magi）或麻葛（mago）。当时最伟大的麻葛，就是拜火教的创始人琐罗亚斯德（一译查拉图斯特拉），后来他受到了大哲学家尼采的无限崇拜。
《神奇动物在哪里》中描绘了一个魔法部，事实上它是一个严密的国际巫师组织。然而，J. K. 罗琳别出心裁（虽然我也不懂她为什么这样写）：她故意颠倒了“mago”（中文译为“麻瓜”）、“magi”（中文译为“麻鸡”）在古代语言中的意义。她把这两个称谓送给了那些不会巫术的普通人，颇具讽刺意义。其实“mago”和“magi”就是古代巫师的称谓。中国人的叫法跟他们的是相似的，不过仅仅保留了前面的标记“ma”，这个“ma”后来转变成了“巫”，以至于大家都认不出它的原型。
通过《山海经》，我们可以了解，“巫”这种职业曾经广泛存在于中华大地，后来，它以“萨满”之名，在东亚北部，例如通古斯族语系里，依然有着非常强悍的表达。
第三，它是药典。《山海经》里的物种，表现出了“药典”或“本草”一类的文献特征。上古时代巫、医不分，所以医药同样是萨满或广义巫术实践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种“药”是必须通过进食来实现其功效的，所以也可以把它视为食典。《山海经》里物种的基本效用，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首先是改变人的身体。比如，人吃了鯥鱼不会浮肿；吃了一种叫赤鱬的人面鱼身的怪兽，身上不会长疥疮；吃了櫰木后，力气会变得很大；吃了一种叫萆荔的草，可以治疗心痛的毛病。另外，它对人类的性情也会发生神秘的作用。假如人吃了一种像狐狸一样的、雌雄同体的怪物“类”，就可以免受嫉妒之苦。
其次是改变或提升人的能力。例如，有一种天狗，可以抵御凶险，前面讲过的叫鵸鵌的笑鸟，吃了它以后，不会噩梦。还有著名的九尾狐，也是可以吃的，所谓“食者不蛊”，就是说吃了它以后不会被别人的巫术所蛊惑。
再次是改变世界。比如，凤凰一出现就天下太平。有一种叫肥遗的怪蛇，见了它就天下大旱。还有一种像猿猴一样的野兽，名叫朱厌，见了就有战争的灾祸。
最后，《山海经》是一部详备的矿典，记录了各大山系的矿物分布情况，尤其是对种类丰富的玉有过详细的注录。这些玉石被开采并用于满足当时的宗教祭祀需要。作为一种通神之物，玉石在古代祭仪上得到了大规模使用。周穆王西征的一个主要目的，很可能是向西方寻求更多高级玉石资源。我们还能看到，许多山脉都出现在这一文献中，比如《西山经》所描写的槐江之山、天山和泑山等，都蕴藏着美玉与黄金。
前面提到了《山海经》博物志的四重主题，分别是蛇典、巫典、药典（食典）和矿典。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山海经》里，除了石头，任何生物都是可以食用的，哪怕它本身就是吃人的妖魔鬼怪。《山海经》暴露了当时华夏民族的某种狩猎本性，尽管它的成书年代据说最早是在西周。西周已经出现了城市，掌握了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并且已使用文字，这是殷商时代已经完成的文明进程。按照衡量文明发展的考古学标准，在《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华夏民族早已进入文明周期。
但奇怪的是，《山海经》其书，对文明本身视而不见，对城市生活置之不理，反而对那些野蛮世界里可以捕杀和食用的生物兴趣盎然。这是一件非常古怪的事情。我们不妨认为这是某种猎奇心理作祟，另外，它也揭示了《山海经》的精神特征，那就是先秦文明对自身成就的骄傲。作为一部以地理学叙事为纲的博物志，《山海经》同样把人类纳入了它的记录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事实上还具有民族志的特征，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述的主题。
《山海经》已经展现出华夏中心主义的某种雏形，它的地理学的核心部分，是由齐国和燕国这些国家构成的，在它的外围还有如下几个主要圈层：
第一，处于文明边缘的民族，比如匈奴、东胡、犬戎、肃慎、朝鲜、三苗。
第二，处于地理边缘的国族，比如大夏、竖沙、居繇、大月支。
第三，处于种族边缘的民族，也就是在人体学的层面上，它们发生了某种变形，比如反踵国、交胫国、柔利国、反舌国、三首国等等，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些国家都是真实存在的。
第四，处于传说边缘的民族。换言之，指那些超越了人类生物属性的神话民族，比如羽民国，国民的身上长有翅膀，以及能够吐火的、皮肤黧黑的厌火国人。还有一个无启国，它类似于不死国，因为不死，所以它就不需要繁殖后代，因此无启（启就是后代）。
不难看到，在华夏中心主义的引力作用下，《山海经》里出现了一种递减原则。也就是说，与位居文明中心的华夏之间的空间距离越大，那里的生物或居民的非人化程度就越高，甚或出于感情的缘故，而产生了某种认知的变形。比如，直接造成西周覆灭的犬戎族人，在《大荒北经》这个小分册当中，居然被描写成了“状如犬，人面兽身”的形象。不言而喻，这正是文明对所谓“蛮族”的傲慢与偏见。正是这种文化情感上的褊狭，形成了我们对敌对民族的诋毁性陈述。
在《山海经》里，我们刚才提到，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国家，分别叫反踵国、交胫国和柔利国，他们属于那些“种族边缘的民族”。《山海经》所说的“反踵”是什么意思呢？即它的国民“两足皆支”，此谓“反踵”。“踵”，在古汉语中就是脚跟之意。有一种插图，上面描绘的“反踵”状态，是走路时脚跟朝前。但“反踵”状态可以用另一种图式加以合理解释，那就是脚后跟朝上，而不是朝后，这同样是一种“反”，却表达了盘坐的姿势，也就是说，是两腿屈膝交叠而坐，脚掌朝上。毫无疑问，这应该就是练习瑜伽的姿态。
《山海经》还描写了一个国家叫“柔利国”，说他们“为人一手一足，反膝，曲足居上”。意思就是，他们的膝盖是反过来的，脚是弯曲朝上的。“居上”跟“反踵”的意思相仿，指其脚底向上翻过来。关于柔利国还有另一条记录，叫作“牛黎之国”，实际上是柔利国的另一个发音。“有人无骨，儋耳之子”，即那国的居民，身子柔软无骨，而且耳朵非常大。这种描述，进一步把瑜伽术跟大耳朵，还有柔软无骨的修炼特征，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揭示了具有高德大能的修士和僧人的基本特征。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有一个非常值得敬重的人物，那就是老子，他自命为李耳，而且还加上一个字号叫老聃，这个“聃”，就是大耳朵的意思。这种描述让我们触摸到一个修炼瑜伽术的国家，它不在华夏地区，而是在更遥远的印度和尼泊尔一带。
另外还有一个“交胫国”，“为人交胫”，就是两条腿互相交叉。这看起来是对腿部反常姿态的描述，与其说是某种生理病态，不如说是对瑜伽修行者盘坐姿势的精准描述：屈膝，大腿交叉，脚底朝上。
先秦时代的印度与中国，曾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在当时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层面上，两者之间有过亲密的交流和对话。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个年代，曾出现过充满戏剧性的“三棵树现象”：
第一棵树叫菩提树，在树底下盘坐的是释迦牟尼。他在那树下见证了无上正等正觉，实现了“成道”的伟大理想。
第二棵树叫李树，在那树下盘坐的，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
第三棵树叫娑罗树，在树下盘坐的是另一个伟人，中国人可能对他并不熟悉，他的名字叫大雄，是耆那教的教主，被弟子们尊称为摩诃毗罗，也即“伟大英雄”之意，简称大雄。这种娑罗树比较奇特，是一种高大的蕨类植物。
三位圣人分别在三棵大树下，通过盘坐，获得了一种精神层面上的重生。他们的盘坐图式几乎一模一样。三棵树就是三个摇篮，分别孕育了三位圣人和三种伟大的教义，我称之为神树下的盘坐效应。
这种宗教学上的偶合现象从何而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把记忆拉回公元前600年前后，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春秋时期，而印度则被婆罗门教所统治。祭司们制定了无比繁杂的法典，叫作《摩奴法典》，里面对人的生活方式有着极其琐细的规定。其中有一条特别引人注目——一个人如果过了五十岁，头上长出白发，脸上布满皱纹，那他就必须放弃一切社会资源，离家出走，隐居山林。这其实是古印度社会处理老龄化问题的一种特殊方式，美其名曰“修炼”，看起来十分人性化。
这位老人离家出走后去到哪里呢？当然，他会无奈地走进树林，成为“林居者”，即居住在树林里的人，去找一棵合适的大树，然后坐在树底下，以“反足”和“交胫”的姿势修炼，直到老死为止。这就是所谓“林居者”的特点。
然而有趣的是，当时的印度各地兴起了一个叛教运动，称为沙门运动，那是一群从事宗教变革的修士，他们要革除婆罗门教的繁文缛节，去寻找全新的真理。
释迦牟尼是其中的一位，他二十九岁就出家修行（还有一种说法是二十五岁），按照常人的看法，这个年龄正是成家立业、服务社会的大好时光，而他居然离家出走，弃绝一切社会责任，这无疑是严重的离经叛道行为。
老子的情况则恰巧相反。跟释迦牟尼不同，他五十岁以后才出家修行。因此道典《神仙传》说他“生而白首”，也就是说，他“出生”的时候，就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这看起来完全不合常理，所以历代学者都质疑这个陈述，认为它不过是一种来自道教的神话叙事而已。
但如果我们把这个“生”视为一种隐喻，那么一切疑问就迎刃而解了：老子的“生”不是肉体的诞生，而是在修炼中实现的一次精神重生。换句话说，他获得世界真理的时刻，已在五十岁以上，所以才会满头华发。
《山海经》对于反踵国、交胫国、柔利国的记载，粗略地描绘了包括沙门修士在内的瑜伽术士的模糊身影，记录了这个亚洲邻国的文化和哲学特色。我们要赞美这部伟大的典籍，它保存了上古历史的真相。
《山海经》所记录的地理范围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看似不大，却在学界引出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直到今天都没有定论。学者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是华夏论，也就是说，它代表了整个华夏地区，即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第二是区域论，就是它描述了中国的某个局部地区；第三是世界论，认为它的涉及范围超越了近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性边界，而覆盖了全球。
区域论认为，《山海经》所描述的，只是古代中国的某个局部区域。比如，第一种著名的说法是山东说，它认为《山海经》记录的是夏代中国的山川风貌，其范围大概以今山东省为中心，属于齐鲁文化的一部分；第二种是湖北说，即认为《山海经》记录的是上古湖北的山脉、河流和物产；第三种是云南说，部分云南籍学者认为，《山海经》描述了云南西部的地理特征，甚至把《旧约》里所说的伊甸园也定位到古云南区域；第四种是四川说，主要由四川籍学者提出，他们坚持认为，《山海经》是由居住于蜀地的楚国贵族后裔，综合古代历史文献来编撰的，在战国初期或中期，这些文献被集结成了以《山海经》之名流传后世的著作。这种地域化的“乡学主义”心态，非常耐人寻味，因为每个地域的研究者，都希望《山海经》仅属于自己的故乡。
所谓世界论，就是把《山海经》放入全球地理的视野中，持守这种观点的，既有中国学者，也有西方学者。中国学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章太炎，章太炎很早就发表《法显发现西半球说》，开了中国学者探讨这个问题的先河。此后，学者卫聚贤也提出，殷商被灭以后，部分族人逃到美洲，而《山海经》这样的文献，可能就记载了一些美洲特有的动植物和矿物。作家兼学者苏雪林也认为，《山海经》所描述的海，实际上是指黑海、里海、阿拉伯海、印度海、地中海，她断定此书是描述阿拉伯海与阿拉伯半岛地区的地理书，而作者则来自古巴比伦，在战国时期由波斯学者携来中国。
以上是1949年前部分中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50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学者（如凌纯声）认为，《山海经》是以中国为中心，东及西太平洋，南至南海诸岛，西抵亚洲西南，北迄西伯利亚的一本古亚洲地志。
一些西方学者也持这类观点。法国学者维宁（Edward Payson Vining）就认为，《山海经》中有部分记录是围绕科罗拉多大峡谷而展开的，它叙述了包括北美洲、中美洲和墨西哥湾地区在内的美洲地理。
美国芝加哥的古代史学者亨莉埃特·默茨（Henrietta Mertz），二战期间曾担任过美国政府加密机构的密码破译者。她运用密码学技术，试图证明《荷马史诗》里描述的奥德修斯和阿尔戈英雄的远征记并非神话，他们前往的金羊毛所在地，就在南美洲的蒂瓦纳科（Tihuanaco）。
不仅如此，她还根据有限的《山海经》英文译本，按照三华里折合一英里的方式，实地考察了四条美洲山脉，发现《大荒东经》及《东山经》等章节记录的山脉，跟北美洲地图上的各山峰之间，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她把这些奇妙的发现绘成地图，写了一本十分有趣的“《山海经》学”专著——《几近退色的记录》（ Pale Ink ）。
默茨认为，《山海经》相当精确地描写了美国内华达山脉的黑曜石和金块、旧金山湾的海豹以及会装死的美洲负鼠（opossum）。试举一例，《大荒东经》里的第一句话是，“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意即东海之外有一个巨大的裂谷，那里是“少昊”的国家。“少昊”就是朝阳神，或者直接指早晨的太阳。默茨认为，此处所说的就是科罗拉多大峡谷，“壑”即峡谷，“少昊”在此是一个隐喻，指太阳升起的地方。她甚至认为“扶桑”指的就是玉米，是一种中美洲特有的农作物。
她还认为，《东山经》中记录的被称为“犰狳”的动物，就是会装死的美洲负鼠。《山海经》描写它形似兔子，嘴巴像鸟一样尖，眼睛像猫头鹰一样黑，尾巴像蛇一样细，一见人就装死。这可以说是精确地描写了美洲负鼠的长相，分毫不差。
更有意思的是，这段描述后面又还加了一句：“见则螽蝗为败。”“螽”是螽虫，“蝗”是飞蝗，实际上指的是同一种生物，即蝗虫。“为败”，通常释作“为害”，其实不妨解释成“为其所败”，也就是被它所消灭。因为美洲负鼠以昆虫为食，专吃这些虫子，所以当它们大量出现的时候，蝗虫就被消灭得干干净净了。
默茨深感惊讶的是，在跟《东山经》“余峨之山”对应的一个叫作药弓岭（Medicine Bow Peak）的地方，刚好出产负鼠，而且还有摧毁牧草的蝗虫出没。两者之间几乎严密对应。
默茨的研究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那就是她很难解释：中国人是凭借什么技术来精密勘探美洲大地的？他们不远万里调研美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不回答这些问题，她的研究就无法令人信服。
地理学方面的另一场争论在于，中国人是否“发现”过美洲？公元前11世纪，周朝军队消灭了殷商，末代国王帝辛自焚。此时有一支殷商军队，它的统帅叫作攸侯喜，他率领的一个十五万人的军团，突然间全部失踪，下落不明，成为殷周史上的千古疑案。以卫聚贤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坚持认为，他们乘船逃到了美洲，成为那里的居民。这个说法得到了部分人的赞同。从这一方面来看，殷商文化，或者说，华夏文化和印第安文化之间，似乎存在一些耐人寻味的对应关系。
第一，相似的多日和射日神话。许多美洲印第安民族中，都流传着天上有多个太阳的神话，由于太阳肆虐，造成灾难，所以要将它们射下来。这类神话酷似中国的大羿射日。在另一则印第安神话中，天上曾经有十个太阳，后来，天狗吃掉了九个，只剩现存的一个。这个神话与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传说也基本吻合。
第二，相似的玉石崇拜。美洲各地的印第安文化遗址出土过大量玉器，显示历史上的印第安人长期保持着玉石崇拜的习俗，在世界各民族当中，只有中国人拥有相同的玉石崇拜传统。
第三，共同的雨神崇拜。长着翅膀的羽蛇神，在玛雅神话里是专门带来雨季的神，跟播种、收获、五谷丰登有关，为人类带来丰收。而中国人称雨神为应龙，这是一种长着翅膀的龙蛇。《大荒东经》中提到应龙居住在南极，当年应黄帝之请，杀掉了叛乱的蚩尤，还杀掉了夸父，因此得罪了天帝。可见他原来是天神，“不得复上”，就是不得再回到天上去了。这段文字接着说道，“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意即他由于不能回到天上，所以不能行使行雨的职责，从而导致“下数旱”。《大荒北经》又说，“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再次说明他是专司降雨的神祇。
第四，共同的日神崇拜。在印加帝国著名建筑太阳门上，雕刻着日神的形象，它的头部是方的，眼睛是怒睁的，头上戴有四面发散的羽状帽冠，并且两手向外伸出，握着某种棍状物体。而在良渚文化遗址中，我们发现了一把梳子，它的背面刻着一个方头圆眼的太阳神像，戴有向四面发散的羽状帽冠，并且两手向外伸出，只是棍状物变成了一些装饰性的流线体。
这两件来自不同时空的雕刻作品，表达了共同的图像学特征，这绝非偶然，而必定是文化传播的结果。
所有这些考古发现，揭示了《山海经》的世界地理志本性。它记载的事物遍及世界各地，向我们描述了上古时代的全球化景观。而这必定是那些辛勤的移民、商人和旅行者的集体记忆的结晶。在后面的神话讲述中，我们还会反复应用它所提供的资讯。毫无疑问，《山海经》中栖居着中华神话最伟大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