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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何种标准评判自然美?

面对“选美中国”的结果,我们不禁质疑,这种对“中国最美的地方”的评选,所遵循的究竟是什么标准?这种评选所依据的到底是“公允标准”,还是“褊狭标准”?归根结底,这关系到我们要用哪种标准去评判自然之美。

首先,我们要问:究竟是“审美标准”,还是“科学标准”?

在这次“中国最美的地方”评选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科学标准”是绝对压倒“审美标准”的,尽管评选的是最“美”的地方。

从“最美类型”的制定标准来看,可以说,它基本上是按照一种“科学化”的原则来定位的。比如,对“山”的评选标准,主要分为两种指标——“硬指标”和“软指标”。

在100分制中占20分的“从地貌形态上要具备该种地貌的典型特征,科学价值较高”,占另20分的“相对高度超过1000米,垂直分布的自然带数量和特征突出”,这类标准,显然都是绝对的科学标准,属于“硬指标”。只占10分的“没有被人类过度开发”也属于“硬指标”,基本上是依据科学标准来认定的。留给“非科学”标准的余地,看似占据了50分,其实也并不高。

其中,占了30分的“有独特的观赏价值”属于真正的“软指标”,它似乎在证明这种选举所选的是“最美的”。然而,尽管所谓的“观赏价值”是纯粹的审美维度,但是加上“独特”这个限定语,就可以看到,这里更侧重的标准是一种“独特性”。换言之,这种独特性所追求的,并不是“美中最美”,而是“不常见”的美,只有探险者或科考人员才能见到的“独特之美”。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所谓的“十大名山”里面,除了黄山、泰山、峨眉山之外,其他大部分都是雪山,排名首位的南迦巴瓦峰更是不为常人所知。当然,评选者们也没有忘记在标准里面给“人文”留下位置,是否“有较高的人文价值”占了20分,但是这个“软指标”由于其无法量化而显得过于模糊,难以在其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还有,从评委的角度来说,从事科学研究的评委占据了主导位置,而从事艺术工作的占据少数。如此看来,这次“选美”更多强调的是地理学、地貌学、地质学方面的因素,当评委们论述雪山的“雪线”如何美的时候,其实是自觉不自觉地在运用自然科学知识,但大众审美者究竟有几个知道雪线的科学定义呢?这种科学化的审美,必定有各种科学要素参与其中,“自然知识”本身在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其次,我们要问,究竟是“本土标准”,还是“西化标准”?

我们想要强调,本次评选的初衷,是要选出中国的最美的地方。既然是中国的美景,就要有本土化的眼光和气度。因为,我们要选出的,是由中国人的“审美之眼”所见的美景,而不是通过被“西化”的审美风格改变的眼光所观照的。

当今中国人的审美观的确在改变并吸收了西化的审美成分,但是我们仍要保持住本土的“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中西方两种审美眼光中,必然存在着文化的差异,甚至从生理基础上就决定了这种差异。

中国传统的审美,采取的是以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为主的审美方式,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尚没有过多地关注边缘地带和少数民族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历史上的“审美者”观照到哪里,风景也就跟随到哪里。比如唐代的“边塞诗”,就是诗人戍边的戎马生涯的写照,所以才将“大漠孤烟”的景色表现出来。因为只有他们可以将美景纳入“大文化”(The Great Culture)传统当中。

然而,与中国传统审美观不同,西方的审美观,归根结底,就是一种“科学化”的审美观。中国文化往往“以自然为自然”,注重自然的“自然而然”的本性,而西方的审美文化则注重对于自然的改造。按照当代加拿大环境美学家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的观点,科学才是所谓“环境范式”的知识来源(如自然史累积的自然知识,或者民俗传统提供的自然知识) [1] ,这显然难逃欧美中心主义的思维藩篱。其实,对自然的审美未必一定借助于自然知识,自然情感本身亦占据了重要方面。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的“自然审美范式”倒可以成为“环境范式”中的另一种范例。但在“中国最美的地方”评选当中,可以处处看到“西化式”的审美方式的存在。

正如《中国国家地理》公布评定结果的那期卷首语《中国的美景分布》所言:

代表这些景观的点最集中的地方是中国的西南——川滇藏的交会处,即横断山区。……而另一个密集区在新疆天山……自然美景分布的规律:美景不在人口稠密的地方,也不在主流文化的区域,美景分布在人烟稀少或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

实际上,在这种颠覆传统的背后,暗藏的是西方审美观念对本土审美观念的挑战。

比如说,在世界上中国是雪山和冰川大国,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雪山、冰川这样的审美范畴,《中国国家地理》可谓开启了欣赏雪山、冰川的“新时代”,这种拓展无疑是好事,但也是以替换了中国审美传统为代价的。

05

按照科学标准来衡量,雪山的评选得分一般会高于中原的高山。

再次,我们要问,究竟是“大众标准”,还是“专家标准”?

这次的“选美中国”,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就是专家与大众的审美观念拉开了距离。这突出表现在,大众心目当中的“美景”纷纷落选,同时大量被评选出来的“最美”却根本不为大众所知。

换言之,“这个排名的突出特点是大多数都是少有人知、闻所未闻的景点,而家喻户晓的很少上榜”。由此可以质疑,这种评选活动,究竟体现的是科学精英的审美观,还是大众的整体审美趋向?

在入选名单公布之后,不少公众质疑十大名山中青藏高原的雪山就占了三座,而且观赏雪山所带来的震撼与传统游山的美感不同,雪山对于大多数游览者来说就跟南极一样,更多的是“科研价值”,在“美学”和“旅游”上的价值并不高。

还有论者认为评出的六大古镇中,入选联合国文化遗产的宏村、西递乃至著名的江南六镇都没有入选,入选的前四名都是鲜为人知且路途遥远的镇子。公众质疑说,难道它们真的就美得空前绝后吗?真的就能超越我们熟知的古镇吗?难道这种选美的标准真的是“物以稀为贵”吗?究竟是以“稀”和“奇”为美,还是以“美”为美?

事实上,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因为“专家学会组”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审美共同体”,他们或者依据自己的“科学眼光”,或者按照自身的“审美癖好”所评选出来的结果,当然与大众心目当中的“美景”差之千里。

问题是,“最美”究竟是应由少数人来选定,还是应该符合大多数人的标准?在这个审美泛化的时代,少数专家学者能否代表整个社会的审美观念?究竟是大众“公认”的“美”是“美”,还是由少数精英“审定”的“美”才是“美”?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之一。

最后,我们还要问:究竟是“人文标准”,还是“自然标准”?

按照主办方的看法,本次“选美中国”的最终评选结果,意味着一个“新的审美时代”已经来临,这种变迁实际上反映了主流文化关注范围和重点的转移。

从“选美中国”的内在标准设置中,折射出来的,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按照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天”“地”“人”皆处于和谐的关系当中,“人”不是“天地”的主宰,“天”“地”与“人”共同参与了“道化”的创造。按照欧洲传统,往往是人重于自然,自然渗透着人的力量。

如果我们仅以被选的自然风光为例,那么,可以追问,这里所采取的基本评选原则,究竟是“让自然成为自然”的“自然标准”呢,还是“让自然得以人化”的“人文标准”呢?

按照主办方的解释,庐山、黄山、峨眉山在中国古代之所以没有进入五岳的行列(五岳是中国传统文化推举的“五座名山”,被视为古代民间山神崇拜、五行观念和帝王巡猎封禅相结合的产物),正是因为泰山、恒山等地靠近华夏祖先最早的定居地,更容易进入主流文化的视野。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西部群山中越来越多的山成为新的名山,这是必然的趋势,这些名山大多位于高原并多为雪山。可见,这次“选美中国”的一个基本标准就是未被人类过度开发,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往往备受专家的青睐。

从表面上看,这是依“自然标准”办事,但实际上,当这些专业审美者以“科学美感”看待自然的时候,恰恰依据的是“人化”的准则。中国传统审美方式,强调的是自然天地按照“自然而然”的规律来完成的,但是一种深度的“人文意识”“润物细无声”般地浸渍其中。

中国文化所强调的人“与天地参”的“参”,不是破坏而是人与天地的协同。所以说,传统中国的审美方式恰恰在“自然标准”与“人文标准”之间找到了一种动态的平衡,但更侧重于“人文标准”而非“自然标准”。而西方审美观念在强调“人化自然”的基础上,更倾向于“自然标准”而非“人文标准”。

06

西方人对荒野的审美热爱左右了“选美中国”的结果。

综上所述,面对“选美中国”的结果,我们不禁要质疑,这种对“中国的最美的地方”的评选所遵循的:

(1)究竟是“审美标准”,还是“科学标准”?

(2)究竟是“人文标准”,还是“自然标准”?

(3)究竟是“大众标准”,还是“专家标准”?

(4)究竟是“本土标准”,还是“西化标准”?

实际上,对中国的最美的地方的评选,不能过分依据“科学化”“专业化”和“自然化”的西方标准,反而要遵循“审美化”“大众化”和“人文化”的中国原则,由此才能最终确定“中国美景”的评选标准。

中国的地理结构,的确呈现出“梯田的格局”,东部和中部是中国古时人们的聚集区,而西部则人烟稀少,东部和中部以平原为主,西部逐渐升高直到青藏高原。因此文化传统是东部主导的,自然审美观也基本是以东部和中部人的审美观为主流的。现在开始将视角逐渐望向了西部,从而形成了新旧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

面对这种冲突,我们仍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本土化的原则”,另一个则是“审美化的标准”,由此才能最终确定“中国美景”的评选标准。

这就关乎到底什么是“自然之美”,人们为何能欣赏到“美之自然”,“自然之美”具有地域性吗,“美之自然”拥有全球性吗等问题。这也是本书与你一起,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难题……

[1] Allen Carlson, Appreciation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 i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Vol.37, (Spring, Fall, 1979). 8fhuuDvhwUzlGy/sAIsALlm/Cd2gGtdvFuccI8dFCMBmGf3xNWvBXxqWyJmfml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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