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古幽淡说人生：蕉林酌酒图轴

《蕉林酌酒图轴》，纸本设色，纵156.2厘米，横107厘米，作于清顺治六年（1649年），天津博物馆藏。

这幅画的背景是高高的芭蕉林，旁边有奇形怪状的假山，假山之前有一长长的石案，石案边一高士右手执杯，高高举起，凝视远方，若有所思。画面左侧的树根茶几上放着茶壶，正前侧画两女子，拣菊煮酒。从画面幽冷迷蒙的格调可以看出，当在微茫的月光下。整个画面极有张力，作品带有自画像的性质。

《蕉林酌酒图轴》创造了一个高古幽眇的境界，画面出现的每一件物品似乎都在说明一个意思：不变性。这里有千年万年的湖石，有枯而不朽的根茬，有在易坏中展现不坏之理的芭蕉，有莽莽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酒器，有铜锈斑斑的彝器，还有那万年说不尽的幽淡的菊事……青山不老，绿水长流，把酒问月，月光依然。陈洪绶创造这样的高古境界，将易变的人生放到不变的宇宙中以展现它的矛盾，追问生命的价值，寻求关于真实的回答。

陈洪绶的画有突出的程序化倾向。程序化是中国戏曲的重要特色，在中国传统绘画中也广泛运用。陈洪绶作品中有很多反复出现的“道具”，这些“道具”被赋予特别的意思。像《蕉林酌酒图轴》出现的诸种物品，在他的画中反复出现，陈洪绶通过这些“道具”创造出独特的艺术境界。

一是石头。石头在中国画中一般作为背景来处理，如庭院中的假山、案头上的清供。陈的画却不是这样，石是他的主要道具之一，尤其晚年的人物画中，石和人相伴，形象极为触目。在陈的人物画中，家庭陈设、生活用品，多为石头，少有木桌、木榻、木椅等。《蕉林酌酒图轴》几乎是个石世界，大片的假山，巨大的石案，占据了画面的主要部分。陈晚年的大量作品都有这石世界。如《南生鲁四乐图》中《讲音》一段，南生鲁倚卧于一个奇怪的湖石上，石头是其唯一的背景。《高隐图》中的几位老者如坐在巨石阵中，石头奇形怪状，或立或卧，为案为坐，如同与人对话。即使是一些侍女图，人物所依附的也多是石头，如作于1646年的《红叶题诗图》，一曼妙的女子坐在冰冷而奇怪的湖石上构思她的诗。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观音罗汉图》中的观音也是坐在湖石上。

他通过石头表现特别的用思。古人云，“石令人古”。“古”不是想起过去的事，而是强调石的不变性，中国人常常以石来表示永恒不变的意思，人的生命短暂而易变，人与石头相对，如一瞬之对永恒，突出人对生命价值的颖悟。

二是芭蕉。陈酷爱画芭蕉。芭蕉是中国南方庭院中的常见之物，中国画中多有它的身影。按理说，芭蕉是南方园林中的寻常之物，陈画它并不奇怪。但细细体味他的作品就可发现，他笔下的芭蕉有特别的形式，这是此前任何作品中没有过的。这幅《蕉林酌酒图轴》中有大片的芭蕉，而且画面中那位滤酒的女子就坐在一片芭蕉叶上，如坐在一片云中。整个画面似由芭蕉托起。类似的情况在他晚年的绘画中也有表现。

芭蕉乃佛教中法物，《维摩诘经》说“是身如芭蕉”。用芭蕉的易坏（秋风一起，芭蕉很快就消失）、中空来比喻空幻思想。中国诗人以“芭蕉林里自观身”来抚慰生命的意义。“夜雨打芭蕉”是中国诗人、戏剧家喜欢表现的境界，夜雨点点打芭蕉，如细说人生命的脆弱。陈洪绶的人物画中，芭蕉并非装饰物，某种程度上正带有这样的暗示。陈洪绶的《蕉荫丝竹图轴》（今藏于绍兴博物馆，纵154.5厘米，横95厘米），图中巨大的湖石假山和芭蕉之前，女子弄琴，高士倾听，如倾听生命的声音。这是陈洪绶精心创作的作品。老莲通过芭蕉注入了生命的咏叹。在他这里，芭蕉有对物质执着的否定、对永恒寂静的肯定的暗示。

三是斑驳的铜器。《蕉林酌酒图轴》有数件青铜器物，锈迹斑斑，斑驳陆离，高古寂历。高士手中所举的不是平常的杯子，而是上古时代人们使用的酒器斝。树根上的茶壶是铜壶，石案上的盛酒器也是铜器，都是锈迹斑斑，有所谓“烂铜味”。明代中后期以来，在崇尚金石风气的影响下，文人有一种酷爱“烂铜”的嗜好，尤其体现在篆刻艺术上。这也成了陈洪绶绘画的重要面目。他的画中出现的很多用具，如茶具、酒具、花瓶，甚至是作为文房器玩的如意、镇纸等小玩意，往往都取铜器，都是一样的锈迹斑斑。陈洪绶的绘画大量地画青铜器物，铜锈斑斑，不是证明器物年代久，来历不凡，也不是说明主人博物好古，而在突出其斑驳陆离的意味，其中就注入了历史的沉思。迷茫闪烁，似幻似真，如同打开一条时间的通道，将人们从当下拉往渺渺的远古。

四是瓷器的开片。他的人物画中常有瓷器出现，而这些瓷器几乎无一例外地布满了裂纹，即“开片”。在这幅《蕉林酌酒图轴》中，石桌旁，有一花瓶，上面布满了裂纹。作于1651年的《索句图》，案头上的花瓶也有裂纹。类似的表现还有很多。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之《玩菊图》，其中的花瓶也有冰裂纹。中国自宋哥窑、钧窑等提倡开片以来，历经千年，蔚成风尚，嗜好开片之风，成为中国文人博古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人喜好开片，一是爱它自然形成的纹理（其实像哥窑等就是人工做出的，但做得就像没有做过一样，就像自然本来的样子一样）；二是爱它的斑驳陆离的风味。淡淡的裂痕，如同经过历史老人巨手的抚摩，在空间中注入了时间性因素，为宁静的瓷器带来了历史的幽深感。陈洪绶刻意表现的这些开片，其实还是出于永恒的考虑。

类似于以上所说的“道具”，陈洪绶画它们，并不在其审美价值，也不在其作为人生活的直接关系物，而是有意消解物品的实用特性，使其成为人生命存在的关系物，它们是人生命意义的对话者，人生命价值的印证者。 OKUQVRxunr/2G3v3NmAd/eUyfRqIc+fkFJIc1k2ENGDZq4tDna4GDCQiEeML6G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