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这个站在飞虎队幕后的人，在1893年9月6日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康麦斯城。事实果真如此吗？没有档案记录可以确证陈纳德的出生地，但康麦斯应该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答案。他的父亲老陈纳德原本居住在路易斯安那州，据说一名马贩子曾试图以次充好，把一匹未驯服的野马当作优质的农场资产卖给他父亲，怒不可遏的老陈纳德一枪在马贩子的帽子上开了个洞。这件事给老陈纳德带来了不少麻烦，为了躲避风头，他只能离开路易斯安那，旅居得克萨斯。

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克莱尔·陈纳德都自称生于1890年，这件事直到他死后才由其遗孀陈香梅澄清。之所以谎报年龄，是因为年轻的陈纳德需要比他的真实年纪显得更加老成持重。在当时那种缺乏重要的统计和记录资料的时代环境里，陈纳德成功地“篡改”了自己的年龄，并一直坚持这种说法。有趣的是，陈纳德确实要比他的真实年龄显老，因此被同事们称为“皮革老脸”。

表面上看，陈纳德的出生年份可能只是一个无关痛痒的小问题，然而这却暗示了某种作为其军人生涯标志的模糊性。陈纳德无疑是一位杰出人物，但他身上也有着瑕疵，他可以让人“诟病”的地方包括：美国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不是他的原创性想法；他也没有创造出飞虎队的战术（至少不是独立创造的）；其他人对于飞虎队的创建有着不亚于他的重要贡献；在战斗最艰难而绝望时，他基本上都身处他方。但姑且不论以上种种，假如没有陈纳德的热情和激发青年人奉献精神的非凡能力，飞虎队绝无可能取得成功。

根据陈纳德家族的传说，第一代陈纳德于1778年从法国跨海而来，在拉斐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的麾下为支持美国独立而战。独立战争结束后，陈纳德留在弗吉尼亚州种植烟草，其后代随着美国的西进运动向西迁徙。到了家族的第四代，约翰·陈纳德（John Chennault）在路易斯安那州长大成人，并与杰西·李（Jessie Lee）女士结为伉俪，夫妇二人在杰西的家乡吉尔伯特安顿了下来。那是一个位于河口的乡村小镇，密西西比河的支流与沼泽交织分布，仿佛要把小镇带回蛮荒自然之中。约翰·陈纳德在那里种植棉花，兼任警长，并养育了两个儿子。1901年，杰西不幸死于肺结核，从那以后，克莱尔两兄弟就由杰西的妹妹路易丝·蔡斯（Louise Chase）抚养。克莱尔和姨妈之间立即形成了很强的亲情纽带，他和她的儿子们变得像亲兄弟一般亲密。

在某种程度上，克莱尔·陈纳德就像马克·吐温笔下的汤姆·索亚一样，有着田园诗一般的少年时代。但在他自己看来，他是一个孤独者，喜欢独处，或是跟年幼而又愿意追随他的少年们待在一起。陈纳德在吉尔伯特镇上那所只有一间教室的小学校里迅速修完了学业，并在1909年1月被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录取。在这所位于巴吞鲁日的大学里，他将同146名男生和8名女生成为同班同学，一起度过高校时光。然而事情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这所大学要求新生必须年满16周岁方能入学，因此陈纳德把他的出生月份改为6月，而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文件上至今仍是如此记载的。

与此同时，他又申请进入西点军校和位于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就读。在1909年的春假期间，陈纳德坐上火车向东进发，去参加海军学院的入学考试。安纳波利斯方面没有相关的申请记录，但陈纳德可能就在那时篡改了自己的出生年份。然而，据他本人的说法，考虑到海军学院的灰暗高墙包围下的人生会变得十分无趣，他最后交了白卷。蹊跷的是，陈纳德没有理由会因为这种刻板的生活而感到沮丧和害怕。事实上，他对纪律并不陌生：在大学期间，他参加了后备军官训练团，过着一种军营式的生活。每次到班上，他都会头戴训练团的帽子，身穿扣得严严实实的束腰外衣以及条纹制服裤子。

陈纳德决定参加格拉厄姆文学社，他在这方面展现出一定的才能。他的英语老师梅塞德斯·加里格（Mercedes Garig）回忆说：“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的书写方式，字迹向右倾斜，很有自己的特点。它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好像透过笔迹你就可以知道他很清楚地了解自己该说什么和怎样去说。”这并不意味着陈纳德很健谈，加里格认为：“陈纳德只会坐在那里和看着别人，我不知道这是出于矜持还是出于腼腆。也可能是因为他的自信，他不需要刻意向外界表达和展示自己。”加里格说：“陈纳德身形瘦削，有着深色的头发和橄榄般的肤色。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的沉默寡言。我从未真正接近他，主要是因为他的功课通常都很好，我不需要对他进行太多的当面指导。”

陈纳德是一名农科生，每周要上18个课时的课程，学习内容包括英语、代数、植物学、比较生理学、农场会计学和基础农业。学校鼓励学生多参加体育运动，陈纳德后来还回忆了自己当年参加径赛、篮球和棒球比赛的情景。

1909年夏天，为挣得大学二年级的学费，陈纳德种植了一小块棉花田。但他没有把大学的学业坚持下去，而是在纳契托什的州立师范学院参加了一项教师培训课程。1910年9月，17岁的陈纳德开始工作，他到了离什里夫波特不远的雅典 ，在一所学校里兼任教师和校长。学年结束后，他参加了温斯伯勒高中的毕业典礼。在典礼上，作为该校唯一的毕业生，内莉·汤普森（Nellie Thompson）发表了毕业演说。陈纳德对这位丰满漂亮的女孩一见钟情，他们很快就在1911年的圣诞节结为了夫妻。婚后，陈纳德需要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养家糊口，而不是在简陋的乡村学校里消磨下去。1917年4月，美国向德国宣战，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此时的陈纳德已经在固特异轮胎公司的一家工厂里工作了。

“一战”的爆发坚定了陈纳德从戎的决心，他把家人安顿在吉尔伯特的老家附近，然后报名参军。他很快就晋升为中尉，并被分配到得克萨斯州特拉维斯要塞的第90步兵师中任职。距他任职的地方不远处，就是位于圣安东尼奥的凯利基地。这是一座由棉花种植园改建而成的机场，被通信兵部队用作军校学员的飞行训练基地。当时，机场方面向特拉维斯的驻军借调一名步兵军官，陈纳德认为这是一个在航空部队里谋得职位的好机会，便欣然接受了调动。然而事与愿违，当他到达机场后，对方告诉他这只是一个领导军校学员进行地面操演的职位，与飞行没有多大关系。可陈纳德不为所动，他觉得这虽然和飞行关系不大，但至少离空军近了一步，而且还能偷偷地参加飞行课程。陈纳德十分投入地扮演着这个新角色，一张拍摄于1917年的照片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照片里的陈纳德头戴皮制头盔，身穿衬衣和马裤，打着领带和绑腿。他像欧洲西线战场上的军人一样，还戴着一副圆形护目镜。他狭长的眼睛和嘴唇无不透着一股决不妥协的强硬气质，但这并未影响他那与众不同的勃勃英姿。与之相比，他的同伴则在镜头里笑容可掬，显得别是一副和蔼亲善的样子。

* * *

陈纳德还没有参加战斗，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和平带来了他渴求的社会秩序，为他创造了在凯利基地安心学习飞行技术的环境。但是，偷偷参加的飞行课程给陈纳德留下了一些不良的技术习惯，再加上天生叛逆的脾气，他最终还是被飞行教官从班上赶了出来。听取一位中尉飞行员的建议后，陈纳德进入了一个飞行员淘汰率奇高的部门。这位名叫欧内斯特·艾利森（Ernest Allison）的中尉认为陈纳德并非朽木不可雕，于是给了他第二次机会。

1919年4月9日，陈纳德终于冲上云霄。这是一份到美国和墨西哥边境进行巡航飞行的短工，而他在这次飞行任务之后就被辞退了。铩羽而归的陈纳德回到吉尔伯特，继续栽种棉花，但他的内心仍然渴望着重回蓝天。他在给父亲的信里写道：“我已经尝过天空的滋味，令我终生难忘。”幸运的是，1920年，美国通过了《国防法案》的修正案，陆军航空兵正式成为与步兵、炮兵等并列的独立兵种，不少新增的空缺岗位开始招募人员。没等棉花成熟，急于重返部队的陈纳德就申请了一个军官的职位。9月14日，他终于摆脱了预备役人员的身份，回到现役常备军中，成为一名中尉飞行员。不过，他仍然只能在地面上度过大部分的服役时光，直到1922年加入得克萨斯州埃灵顿基地的第1驱逐机 大队时，他仍只有63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陈纳德被分配到第94中队，这是一支有着光辉传统的队伍，中队的飞机上钉有竞赛徽章。在“一战”中，美军“王牌中的王牌”飞行员埃迪·里肯巴克 （Eddie Rickenbacker）的战机就曾带着这枚徽章对抗德军，使之成为一个名动天下的标志性符号。这种合适的环境使陈纳德可以毫无阻碍地追随自己的内心，成长为一名顶尖飞行员。过了不久，他就被派往夏威夷，担任第19中队的指挥官。对于刚过而立之年，膝下有六儿一女的陈纳德来说，这是一份美差。他蓄了一把浓密的唇髭，像打了蜡一般黝黑发亮。他驻防在珍珠港中央的福特岛上，那里有美国最强大的海军基地。在1925年的战争危机时，陈纳德下令在夏威夷沿岸进行空中巡逻，他还让装备望远镜的士兵爬上水塔顶部进行瞭望，以此建立了一个临时预警系统。由于长期在开放式的座舱内驾驶飞机，忍受着高速气流的呼啸和螺旋桨发动机的怒吼，陈纳德患上了当时飞行员的职业病——耳聋。但他不顾病患，继续履行职责，直到离开夏威夷，此时他的飞行时间已达到1,353个小时。

1929年，陈纳德被擢升为上尉，一年后又被送到空军战术学院深造。在这个培养将军的摇篮里，有一位名叫克莱顿·比塞尔（Clayton Bissell）的上尉教官，他虽然比陈纳德年轻三岁，但已经在西线战场击落过5架德军飞机。据陈纳德说，比塞尔认为，如果要摧毁20世纪30年代那种武装到牙齿的快速轰炸机，就必须让拦截的战机飞到轰炸机的头顶，用悬挂的铁链绞缠它们的引擎，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当空军战术学院在阿拉巴马州的马克斯维尔机场获得一座永久性的校园后，陈纳德加入了学院教员的队伍。这所学院不仅是一个为军队服务的普通学术机构，由16人组成的教员队伍同时也在酝酿制定空中作战守则。陈纳德尝试设计一个对付敌方轰炸机的更有效的方法，而不是用锁链破坏敌机的引擎，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沃特普鲁夫镇的上空做着试验。之所以选择那里，是因为他的表弟本·蔡斯（Ben Chase）就住在沃特普鲁夫，陈纳德经常在周末飞去那里钓鱼、打猎和练习特技飞行。蔡斯过去也曾在海军航空部队中服役，他的朋友偶尔也会从彭萨科拉 飞过来相聚，而彭萨科拉正好驻扎着一支海军的特技飞行队，名叫“地狱俯冲者”。

1929年，美国采购了第一架“驱逐机”（即战斗机），以取代老旧的战机。这架双翼驱逐机由波音公司制造，军方编号为P-12。这架飞机外形奇特，引擎罩凸起的形状就像衣服夹子一样，上翼和起落架又非常靠前，几乎触及引擎。它搭载了一台525马力 的“黄蜂”引擎，时速可达190英里。可以说，P-12是当时世界上速度最快、操控性最佳的战斗机。

空军战术学院的负责人在1932年观看了“地狱俯冲者”的表演，他要求陈纳德在陆航部队中建立一支类似的特技飞行队。陈纳德挑选了海伍德·汉塞尔（Haywood Hansell）中尉和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中士作为自己的僚机搭档。第一次表演过后，他们如释重负，忍不住在密西西比河畔的一家酒馆里唱诵起欢乐的诗篇：“那豪勇的青年，乘着飞行的秋千。他御风而行，举重若轻。”于是，陈纳德的小队伍立刻被命名为“飞行秋千三人组”。他们的绝技包括：两架飞机擦肩而过，相距不到8英尺的“空中撞车”；两架飞机之间系着长20英尺的缆绳，一同起飞、表演特技和降落，而绳子完好无损。表演引起了轰动，一名来自《陆军航空兵通讯》的记者在新闻稿中写道：“‘飞行秋千三人组’的空中表演可谓是前无古人的壮举。半翻滚、急减速、螺旋翻滚、殷麦曼回旋 ，最后以一个转向和半旋压轴收尾。他们的动作如此精准和完美，三架飞机仿佛由同一个头脑驱动。”

这三个人确实由同一个头脑驱动，那就是陈纳德。威廉姆森和汉塞尔不过是将他的动作模仿到极致完美。汉塞尔中尉退出表演队后，比利·麦克唐纳（Billy McDonald）中士顶替了他的位置。从一幅三人斜靠在P-12战机的照片中不难看出，这是三位英俊的飞行员：同样的身高，同样的年纪，清一色地戴着皮制飞行帽，穿着飞行夹克和吊带羊皮连衣裤。他们一脸兴奋的样子，连陈纳德也在微笑。不过他充满了戒备感，仿佛提防着摄影师会图谋不轨。

然而，战斗机的好日子似乎走到了尽头。在意大利，朱利奥·杜黑 （Giulio Douhet）将军提出，在空中轰炸下，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是安全的，因为拦截轰炸机的方法尚不存在。他进一步指出，即使截住了轰炸机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在当时，一架重型武装轰炸机可以轻松压制小小的战斗机。在陈纳德供职的空军战术学院，杜黑的著作被翻译、印刷并用作教材。在1931年的军事演习中，第1驱逐机大队连一架轰炸机都拦截不了，于是沃尔特·弗兰克（Walter Frank）将军宣称：“战斗机成功拦截轰炸机是天方夜谭。”

当时，波音公司已经设计出了一架怪物般的原型机，也就是后来的B-17“飞行堡垒”轰炸机。这种轰炸机重达22吨，它的四台引擎能产生3,720马力，时速可达256英里。在其机首、背部、腹部和侧部均装备了机枪进行防御。与之相比，作为同时代最好的美国战斗机，同为波音公司制造的P-26单翼战机的最高时速也不过230英里，而且只装备了两挺机枪。随着B-17轰炸机和优良精准的投弹瞄准器的问世，白昼精确轰炸被奉为空军作战的信条。当时军中流行的说法声称：“美军陆航部队和海航部队的轰炸机可以在18,000英尺的高空将炸弹扔进一只酸洗桶里。”轰炸机的飞行高度可以使其免遭地面防空炮的攻击，而它们的速度、紧凑的飞行阵形和相互支撑的火力网，则可以将任何在空中发现它们的敌机拒之千里。

陈纳德没有被这种论调说服。他以“飞行秋千”特技飞行队的实践经验为依据，指出战斗机的缺陷可以通过团队合作、聪明才智、集中火力以及俯冲获得的速度优势来克服。陈纳德提出，如果战斗机飞行员夺取了制高点，就可以快速俯冲穿插敌机阵形，然后拉起爬升，重复进行穿插进攻。他认为，战斗机飞行员并不需要同时和一架以上的友机保持配合，而一位明智的指挥官应该保有预备队，以便在战斗需要时派遣上阵。最重要的是，战斗机的防御战术需要持续不断的情报供应，因此应该在敌机活动范围内部署观察点，通过电话与目标地区的指挥部联系，协助指挥官判断在何时何地对敌机实施拦截。陈纳德还利用在夏威夷期间的服役经验，提出了岛屿防御的办法：在哨艇或潜艇上设置观察点以进行预警。

之后，陈纳德到驱逐机开发委员会任职，为美国第一代时速达到300英里的战斗机起草技术指标。参照当时的竞赛用飞机，新一代战斗机会被设计成低单翼飞机，搭载气冷式星型引擎 ，装有可收起式起落架以及强度足够大的冲压铝制外壳。1935年8月，陈纳德试飞了所有竞标的样机，他赞同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意见，支持采用塞维尔斯基公司的P-35型飞机作为陆航部队的下一代战斗机。

但他们错了，事实证明，柯蒂斯-莱特公司设计的飞机是更快、更可靠、更易操控和保养的机型。柯蒂斯-莱特公司有把飞机命名为“老鹰”的传统，这架飞机被命名为“老鹰-75”，美国陆航部队将其编号定为P-36。为了收回在P-36项目上的投入，柯蒂斯公司制造了廉价版的“老鹰-75”以供出口，上面搭载了较小的引擎和固定式起落架。

1935年12月，陈纳德的特技飞行小组在迈阿密举办的全美飞行大赛上迎来了最后一次表演。其中一位观众来自中华民国空军，名叫毛邦初 。毛邦初是位时髦人士，他的脸丰满圆润而又不失英俊，梳着卷曲的波浪状头发，身穿剪裁得体、配有缎带装饰的制服。观众中还有一位柯蒂斯-莱特公司在中国的销售人员，名叫威廉·波利（William Pawley）。波利当时正在迈阿密为中国空军招募飞行教官，他还负责察看柯蒂斯公司的新型出口飞机。他在迈阿密港的游艇上举办了一场派对，邀请毛邦初上校和陈纳德的表演队参加。毛邦初在派对上向陈纳德三人提供了一个待遇优厚的工作机会——到杭州的飞行学校中担任教职。麦克唐纳和威廉姆森立刻答应，他们买断了自己在美军中的剩余服役期限，于1936年7月乘船前往中国。

当“俄罗斯皇后号”轮船载着朋友们前往亚洲时，陈纳德明白自己在空军论战中已经失败，在航空部队中的升迁之路差不多到此为止了。不过，他的肩上还是戴上了代表少校军衔的金橡树叶，并被分配到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代尔基地，担任第20驱逐机大队的副队长。陈纳德时年42岁，长了一脸麻子，鱼尾纹从他闪亮的黑眼睛的边角蔓延开去；他的鹰钩鼻突出而显眼，嘴角上带着剃须刀刮伤的痕迹。总之，陈纳德看上去就像一只疲惫的老鹰。要求严格和充满激情的特点使他令人生厌——对上司刻薄而不耐烦，对下属却很和善。

“想升迁的话，最好避开古怪的名声，”亨利·阿诺德 （Henry Arnold）在一本手册中如此写道，这本手册旨在指引那些年轻的航空兵学会如何从中尉晋升至将军。阿诺德写这句话的时候也许想到了陈纳德，因为他曾经读过陈纳德关于西海岸军演的一篇评论文章，之后不禁拍案大怒：“这个叫陈纳德的该死家伙到底是谁？”阿诺德将军信奉轰炸机制胜论，他把轰炸机称作“插翅的远距离大炮”，他宣称：“轰炸机一旦升空，就如同出膛的炮弹一般不可阻挡。”陈纳德少校与这位陆航部队的主管将军意见相左，自然没有什么前程可言。

除此之外，陈纳德的身体状况也在变坏。他极度好动和热切好胜，时刻准备着同别人争吵，经常与下属或儿子们来一场即兴的棒球赛。但他也时常因为支气管炎而不得不躺下休息，这是对他酷爱骆驼牌香烟的惩罚（他每天要抽多达三包烟，白天不停地抽，晚上也偶尔抽）。陈纳德长年忍受着耳聋飞行，到了巴克斯代尔基地，外科医生表示他不适合再当飞行员，然后把看上去已经形神俱疲的他送去陆海军总医院接受治疗。1937年2月，军方建议他以上尉军衔退役。

陈纳德一家在沃特普鲁夫附近购置了一座农场。农场中的房子是一座松树掩映下的平房，带有乡村免费邮递信箱、白色的栅栏、一直延伸进圣约翰湖的码头和一名黑人厨师。内莉开始习惯乡村生活，她已变成一个留着一头电卷发的肥胖女人，戴着金属边框眼镜，穿着黑色连衣裙和得体的女鞋，浑身散发出一种主日学校 教师特有的温和亲善而又令人敬畏的气质。她同时兼任沃特普鲁夫卫理公会 下属的妇女协会的理事长，这进一步强化了她的气质。

但陈纳德无意在乡村长期定居，自从在游艇上和毛邦初上校见了面，他就一直和中国人磋商合同的事。最后确定下来的任务是对中国空军为期三个月的调研考察，每个月可获得1,000美元的优厚薪水，这是一名现役少校工资的三倍。1937年4月30日，陈纳德正式从美军陆航部队退役，第二天，他就登上了前往旧金山的火车，在旧金山搭乘“加菲尔德总统号”，开始了横渡太平洋的旅程。在这次他所谓的“伟大冒险”之初，他开始记日记。但除了那句吐露心迹的“伟大冒险”，他的日记不过是日常事务的流水账，几乎没有记录他的思考和对国际时事的评论。因此，当他得知德国和意大利的轰炸机将西班牙小城格尔尼卡夷为平地后会作何感想，我们根本无从知道。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轰炸中，共有超过1,000名平民遇难，杜黑的大轰炸理论正在变成可怕的现实。

陈纳德在亚洲的第一站是在日本本州岛的神户停靠，比利·麦克唐纳在那里同他会合，两人在一天一夜的时间里做了些初步的间谍工作（陈纳德记下了燃烧弹可以对日本的房屋造成多大的破坏，在他看来，这些房子都是由火柴棍和纸张搭成的）。此后，他们继续搭乘“加菲尔德总统号”前往上海——一个由英、美、日、法、意等国管理和守卫的条约口岸。这些国家在上海拥有自己的警察、法庭和监狱，它们的军舰可以触及附近的任何城市——包括位于内陆200英里的南京，那里是蒋介石的统治中心。事实上，蒋的统治范围基本仅限于长江中下游流域：日本控制了东北；苏联控制了蒙古和新疆；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建立了政权；外国列强掌控着各个条约口岸。其余地区则由各个军阀占领，他们拥兵自重，自行收税。在这个支离破碎的偌大国家里，蒋介石不过被称为“委员长”——而他本身就是最大的军阀。

* * *

1937年6月3日，星期四，可能是陈纳德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在这一天，他开始了和中国第一家庭长达一生的联系。在1949年出版的自传中，陈纳德写道：“在一个闷热的下午，罗伊·霍尔布鲁克（Roy Holbrook）驱车带我来到上海法租界的一处高墙大院里，我在那里面见了新雇主——蒋介石的夫人。一开始，我们被告知蒋夫人外出了，然后我们被带到一间阴凉的房间里等待。突然，一名欢快活泼的年轻女子走进房间，她身穿一套时髦的巴黎式连衣裙，焕发着抑制不住的能量和热情。我以为她是罗伊的某位年轻朋友，就继续端坐着……罗伊戳了我一下，对她说：‘蒋夫人，请容我介绍，这位就是陈纳德上校。’”

蒋夫人的魅力让不同背景的美国人都深感折服。他们惊叹于她的权力，赞叹她的美丽，佩服她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 的学历，着迷于她婉转而缓慢的南方口音（陈纳德和其他人都特意提到这一点，但宋美龄的录音却是吐字清晰、不带口音且充满权威感的）。她非常善于应变，甚至能迷倒一名有幸来到她面前的士兵。在20世纪30年代受雇于中国军阀的美籍飞行员中有一位名叫罗亚尔·伦纳德（Royal Leonard），他曾在西安事变后驾驶飞机将蒋介石带回安全地带（蒋介石在事变中承诺，由中国共产党、地方军阀和他手下的国军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伦纳德认为蒋夫人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中国女性”，他为夫人的魅力所倾倒，竭尽全力为蒋家服务。蒋委员长是个作风老派的人，他从来都不喜欢乘飞机。但蒋夫人却是个现代主义者，她要了一架飞机作为自己的座机，并担任中华民国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一职，因此她有资格对陈纳德进行面试。

陈纳德关于这次会面的说法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他是以上尉军衔退役的，此前也没有获得过比少校更高的军衔。如果霍尔布鲁克真的称他为“上校”，那么这个头衔如果不是来自中国政府的颁授，就是这些美国人伪造出来的。考虑到在20世纪30年代和陈纳德共事的中国军官都一致认定中国政府没有向他授衔，“美国人伪造军衔”一说似乎更加可信。

陈纳德的第二次面试是在南京，他在那里见到了周至柔 将军，一位一脸忧郁的前陆军指挥官。他由于对共产党作战不力而被蒋介石解职，后来调任空军的指挥官。周将军的意大利顾问西尔维奥·斯卡罗尼（Silvio Scaroni）将军向初来乍到的陈纳德简要介绍了情况。陈纳德接下来去了杭州，位于那里的中央航空学校雇用了不少美国职员，其中包括他的老朋友威廉姆森和麦克唐纳。在他们的驻地搭过一趟小轮渡后，他出发前往南昌、广州、汉口和洛阳的机场进行视察。洛阳的机场是斯卡罗尼的地盘，他在那里建立了一所中级飞行学校，装配军用飞机，并防范共产党从陕西的根据地进攻洛阳。

陈纳德在洛阳得知了中日军队在北京 附近的卢沟桥交战的消息，但开战的原因却十分暧昧不清：日本军队在北京近郊进行演习，有一些炮弹突然在他们的驻地爆炸，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就这样消失在弹幕中。这位被认定阵亡的士兵第二天出人意料地回到了部队，但日本指挥官还是决定以此为借口，把中国军队从这一地区驱逐出去。远在东京的日本政府对这场进攻也始料未及，但早在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之后，日本的政客们就屈服于军方了。他们照会蒋介石政府：要么撤出北京，要么开战。

陈纳德向航空委员会发送了一份电报，声明愿意为中国的抗战出力。他立即被调到南昌，主持中国空军参战前的最后训练。南昌的空军训练学校由毛邦初主持，在迈阿密招揽陈纳德三人之后，他已经荣升准将了。当陈纳德到达中国时，形势已非常紧张，毛邦初上下活动，使自己得以离开前线，回到首都。他把前线空军的实际指挥权交给了陈纳德这个刚到中国六周而且不懂中文的外国人。

在南昌这个尘土飞扬的中国内陆城市里，中国飞行员的训练表现非常拙劣，他们连一架双翼教练机都无法熟练驾驶，更不用说波音P-26战斗机了。（据说，他们是蒋介石手下那些银行家、将军和委员的子弟，意大利教官斯卡罗尼认为，把他们拒于空军门外是不懂政治的表现。）陈纳德写信给比利·麦克唐纳，发泄自己的沮丧之情：“麦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让他们驾驶波音战斗机单独升空，然后看着他们弄断自己的颈椎？还是让他们待在地面上，好让这些人觉得我不信任他们？如果航空委员会继续选送这种新手来当飞行员，所有飞机都变成废铁也毫不奇怪。”

1937年7月23日，陈纳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空军的备战工作。他的汇报让人难以安心：新式战机方面，中国只有由10架波音P-26战斗机和21架德国亨克尔公司、意大利萨伏亚-马切蒂公司和美国马丁公司生产的轰炸机组成的机队；空军的主要战斗力量仍是同样服役于美国海军的柯蒂斯公司的“鹰”式双翼战斗机 。比尔·波利 将这种飞机的设计图出售给中国，然后由杭州的工厂组装生产。这家工厂被冠冕堂皇地称作“中央飞机制造厂”，从1933年就开始生产这种圆桶状的双翼飞机。到战争爆发时，已经有100架双翼战机在空军中服役，同时担负轰炸机和战斗机的任务。

7月31日，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进行抵抗，但他不会在北京同日军战斗，因为日本人可以轻易地从东北增援。他将接受过德式训练的第87师和第88师投入上海的战斗，那里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依赖海军补充兵力、重武器和提供空中支援。这本是一着妙棋，却使羽翼未丰的中国空军不得不直接面对日本海军航空兵。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陆军将苏联人当作最大的假想敌，所以东北的日军陆航部队的飞机需要适应严寒荒芜的环境以配合地面部队；海军却正好相反，它考虑的是在太平洋上对阵美军，这就需要飞机适应热带气候并能够飞越广阔的海面，而这正好是在上海作战所必需的条件。

陈纳德的第一个任务是阻止日军的大炮继续轰击蒋介石的部队。据他说，在8月13日的“黑色星期五” 收到命令后，他就和麦克唐纳一起策划对日军的空袭，直到凌晨4点。他们计划派出中国空军的轰炸机，对停靠在日本使馆区外的旗舰“出云号”实施轰炸。

8月14号的上海上空布满了细碎低垂的云团，这是台风到来的先兆。被台风吹得七零八落的中国轰炸机三三两两地到达了上海。（凑巧的是，日本战机原本准备在当天早上空袭中国机场，但由于台风袭来，当时只能停在航空母舰的甲板上。）上午10点，“出云号”的防空炮开火了，这提醒了国泰酒店和皇宫酒店里的外国记者，他们留意到城市上空出现的三架飞机。一名记者写道：“这些飞机俯冲下来，每架都投下了一枚炸弹。爆炸声响彻全城，（‘出云号’）被浓烟吞没了。”

但他们的轰炸并未命中目标。据陈纳德解释，这场灾难是由于飞行员受云团影响而不得不低飞，而他们又没有根据高度调整瞄准方式造成的。结果，他们的炸弹直接落在了上海城中，造成超过3,000名平民伤亡。“噢，这真是一场最为血腥的大灾难，”美国军舰“奥古斯塔号”上年轻的水手汤姆·特朗布尔回忆道，“四处都是被炸飞的手臂、腿和躯干，街上流淌着鲜血。”

日本空军在那天也遭遇了失败。当天下午，日本海军的18架三菱G3M型“九六”式陆上攻击机从台湾起飞，企图轰炸中国机场。（关于日本飞机的命名方式，可参看附录1。）这趟任务来回1,250英里，大部分航程都在开阔的海面上，这是当时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空军都不会尝试的高难度任务。但在杭州上空，受过陈纳德训练的中队伏击了这些轰炸机。飞行员们驾驶着中央飞机制造厂生产的“鹰”式双翼战机，以零伤亡的代价击落了两架G3M型轰炸机，同时重创了三分之一的日本飞机，导致它们在返程途中坠毁了。

8月15日，16架G3M轰炸机出现在南京上空。陈纳德欣喜若狂地发现，它们没有任何战斗机护航，这对防卫部队来说无疑是块唾手可得的肥肉。他毫不理会克莱顿·比塞尔、朱利奥·杜黑和亨利·阿诺德等人鼓吹的轰炸机制胜论，命令中国空军的波音和柯蒂斯战斗机冲入敌阵。他们取得了击落4架、击伤6架的战绩。一名日本飞行员事后回忆这场战斗时在日记中坦言：“我们损失了30人……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跳出飞机和战友们一同赴死。但我不能那么做，因为我的生命并不属于我。可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只能紧紧握住操纵杆，然后默默地祈求上苍保佑。”在持续三天的跨海作战中，日军的9架现代化双引擎轰炸机被击落，11架遭到重创，只剩下18架可以继续作战。他们的航母舰载机部队遭受了更惨重的损失，12架三菱B2M“八九”式舰上攻击机也在同一天起飞攻击杭州，最后只剩下一架回到“加贺号”航母上。

但在8月末，第一批日本护航战斗机出现在南京战区。“日军追求对中国空军‘鹰’式战斗机公开的、压倒性的胜利，”陈纳德写道，“中国飞行员最畏惧这些日本战斗机。”与当时大多数西方人一样，陈纳德不相信日本人能制造如此强大的战机，他认定，出现在南京上空的是法国生产的德瓦蒂纳战斗机。（与之相似，《纽约时报》也将G3M“九六”式陆攻飞机误认为德国生产的亨克尔轰炸机。）事实上，陈纳德目睹的是三菱A5M“九六”式舰载战斗机的首次战斗。这是一种使用固定起落架和开放式座舱的飞机，装备两挺小口径机枪，从螺旋桨后方发射子弹 ——与波音P-26战斗机相似，但比它更快、更灵活。

9月1日，蒋介石命令陈纳德接管南京的防空事务。陈纳德在一座田径场上设立了指挥部，有五位中国军官参加了指挥部的工作，其中包括李成元（音）中尉。李中尉帮助陈纳德设立了一套空战控制系统，他们在战斗机分队长的飞机上安装了一部无线电台，然后用军用野战电台和手摇电话把指挥部所在的田径场与各个观察点连接起来，组成了一个观察网络。李中尉把陈纳德设置的布局形容为“蜘蛛网”，每一名掌握军用电台的人员都会成为8~10名电话观察员的情报中心，观察员用电话向这些情报中心汇报情况，情报中心将信息汇总后，通过电台上报南京的指挥部。南京的指挥部根据收到的情报，用小旗在地图上标出敌机的种类、数量和航向。一开始，这类报告通常都是简单而直观的，比如飞机的噪音是大还是小，是单引擎还是双引擎等。随着形势的发展，观察员变得更专业、更成熟，这个网络也扩及上海和杭州。

由于日本飞机完全取得了白天的制空权，陈纳德开始转变策略，改为在拂晓和黄昏出击。他用灯笼在南京机场的跑道上摆出了“出云号”的轮廓，然后让飞行员盯着这个目标在3,500英尺的高度演练夜袭。在实战中，日本军舰上的探照灯和炮火果然暴露了它们的位置轮廓，中国轰炸机成功地击伤了一些舰船，但最大的目标“出云号”并未受到损伤。突然提升的轰炸精度引起了美国领事的怀疑。“有报告称，目前中方军队在上海开展的夜间空袭明显是由水平高于中国人的飞行员执行的，”美国领事在向华盛顿汇报的电报中写道，“其中一架空袭的飞机为躲避日军的防空炮，从外国租界上空低飞而过。当它飞越美国乡村俱乐部时，向下点了一下机首，又闪动了飞机上的灯光。我们强烈怀疑这架飞机是由一名美国飞行员驾驶的。”

在美国军舰“奥古斯塔号”上，汤姆·特朗布尔也看到了陈纳德派出去的作战飞机，他回忆道：“陈纳德这个名字令人印象深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都将他想象为每晚飞越‘奥古斯塔号’去轰炸‘出云号’的神秘飞行员‘吴先生’。”特朗布尔之后曾向比利·麦克唐纳求证，得到的答复是绝无此事。麦克唐纳称陈纳德从未在中国驾驶过轰炸机，他只是担任观察员。为了执行观察任务，他曾驾驶P-36战斗机，这架飞机是由比尔·波利带到中国的。波利希望将它卖给蒋介石政府，使之成为中国空军的新一代战斗机。

陈纳德在日记中从未提及这些飞行任务，但他在9月14日写给老搭档汉塞尔的信中做过某种暗示：“现在进行的根本不能称之为战争，日军有2,000架飞机，他们在中国各地实施轰炸，轻松得就像演习一样……而中国军队的办法也不过是用防空火力消极应对。”关于南京上空的第一次拦截作战，陈纳德提到“（他们）在两分钟内击落了六架日本飞机，这六架被击落的飞机都可以从空中的同一个观察点观测到”。陈纳德的意思是他本人就是那个位于空中的观察员吗？甚至是说他就是其中一名击落日本飞机的飞行员？陈纳德在后来经常被描述为中国政府雇用的飞行员，并因为击落过多达50架日本飞机而扬名。当时在美国大使馆供职的詹姆斯·麦克休（James McHugh）曾近距离接触过陈纳德和麦克唐纳，他回忆说：“他们有自己专用的飞机，可以用来观察在上海附近作战的日本空军。我总怀疑他们击落过一两架日本飞机。”但中国空军的老兵们否认了此事，他们称陈纳德从未执行过侦察敌机之外的其他危险任务，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也不太可能允许他亲自参加空战。

陈纳德给汉塞尔的信以一种近乎痴迷的夸张口吻收尾：“兄弟，如果中国有100架优良的战斗机和100名足够优秀的飞行员，他们可以全歼日本空军！”在这句话里，他已勾勒出组建于1941年的飞虎队的蓝图。

* * *

中国军队以近乎自杀式的大无畏勇气在上海阻击日军，在损失了27万人后，他们不得不沿铁路后撤至南京。而日军为占领南京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按照一位美国外交人员的说法，日军占领南京后，立即开始了一场“抢掠、奸淫、酗酒和杀戮的狂欢”。在南京，至少有10万人被杀害，而实际遇难人数可能是这个数字的2~3倍。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血腥的事件之一——南京大屠杀。但日本人的做法对战局毫无意义，因为蒋介石早已把他的政府迁往长江上游。政府官员和士兵、银行家和实业家、教师和学生、农民和工人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沿着宽阔的长江向上游进发，还沿路凿沉了一些船只来延缓日军的行进。中央飞机制造厂也在大逃难的队伍中，并在汉口的日租界重建。中央飞机制造厂正是在这里为中国空军维修战斗机的。战机在早上被送去机场起飞作战，晚上则被拉回来进行维修。

比尔·波利很快就收到了厚厚的订购单：60架“鹰”式双翼战斗机、30架P-36单翼战斗机（与陈纳德的座机型号相同）和30架伏尔提公司生产的单翼轻型轰炸机。随着上海的沦陷，这些飞机先通过香港进入中国，然后经铁路被运到烟尘滚滚的衡阳。波利在那里建立了一家组装飞机的分工厂。1937年至1938年间的冬天曾在杭州担任飞行教官的哈维·格林劳（Harvey Greenlaw）也来到衡阳城外，帮助A. L. 帕特森（A. L. Patterson）组装教练机。这些工厂成了日军空袭的目标，奥尔加·格林劳回忆道，她的丈夫和陈纳德在日军空袭时坐在花园的墙头，“丝毫不顾在他们身边横飞的弹片，一边还讨论着日本人的轰炸手段”。

此时，雇佣兵飞行员逐渐蜂拥来到中国，他们声称自己有在欧洲战场战斗的经验。根据宋美龄的要求，陈纳德把他们编入中国空军第14中队，驾驶比尔·波利在衡阳组装的伏尔提轰炸机。整个冬天，陈纳德都忙碌地往返于南昌的战斗机中队和汉口的伏尔提轰炸机中队之间。（为了使第14中队尽早形成战斗力，他得到了欧内斯特·艾利森的帮助，正是这位中尉在1919年给了陈纳德第二次机会，让他得以成为一名军人飞行员。）他碰到了一大堆问题：比起战斗，这些雇佣兵对喝酒更感兴趣；中国飞行员拒绝同雇佣兵们合作；中国的投弹手被指“连一座城市都炸不中”；飞机总是出现故障，无法出动。1938年1月23日，第14中队终于执行了第一次任务。四架伏尔提轰炸机从基地起飞，但结果是一架坠毁，两架返航，剩下的一架也找不到目标。不久之后，日军进攻汉口。正当这些轰炸机加足燃料、挂载弹药，准备对日军进行空袭时，一枚炸弹在其中一架飞机下面爆炸了，并引起了其他飞机的连锁反应，整排飞机都被炸飞了。这个中队后来被送到成都，在这座位于中国西部的偏远城市里，外国教官们指导中国飞行员进行训练，以期他们有朝一日能顶上一线战场。

不久之后，蒋介石就解雇了他的意大利和德国顾问，转而向苏联寻求帮助。苏联的波利卡尔波夫伊-15型双翼战斗机、伊-16型单翼战斗机以及图波列夫SB型快速双引擎轰炸机，都是经过西班牙内战考验的机型。它们经西伯利亚铁路被运至新疆，然后在卡车上沿着古代的丝绸之路旅行1,700英里，最后到达中国内陆铁路的起点——兰州。运输卡车返程时则载着皮草、锑矿石、桐油、丝绸和茶叶，用以偿付苏联的援助。通过这种方式，300架飞机在1937年至1938年冬天运抵中国。其中一半直接交付中国空军，另外一半则配有苏方的飞行员和机械师，成建制地抵达。

对于中国上空出现的外国飞行员，日本恶人先告状地提出了抗议——抗议本应由中方提出。苏联人对此置若罔闻，但美国国务院被轻易地唬住了。领事馆官员们开始阻止美籍飞行员进入中国，并催促那些已经在中国的飞行员回国。陈纳德的老搭档威廉姆森就是其中一名回国的飞行员。中国的防空事务越来越依赖苏联“志愿者”。这一时期的日记表明，陈纳德对拒绝执行任务或“寻求安全任务”的苏联人十分恼火，但他在公开场合仍然给予了他们正面评价：“这是一支尽职尽责的战斗部队，他们破晓前就会待命，一整天都会坚守岗位……没有午饭，除了坐在飞机舱里也没有任何休息。机械师们……与战斗机一起待命，他们站在机翼前，随时准备发动引擎。”

根据陈纳德的说法，苏联的阿萨诺夫（Asanov）、中国的周至柔和毛邦初、美国的陈纳德，这四位高级军官在汉口保卫战中通力合作，但他的联络官李成元却有不同的说法。“苏联人不喜欢陈纳德，”李成元这样告诉笔者，他补充说，当陈纳德在场时，苏联人不会跟周至柔说话，大概是怕陈纳德得知他们的秘密。他们更喜欢和苏联飞行技术的学生毛邦初打交道。

阿萨诺夫确实有怀疑的理由：陈纳德会定期向华盛顿的美国陆军副官长提交报告。1938年5月，他递交了三菱“九六”式舰载战斗机的绘图和详细说明。当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上引进使用中岛公司的“九七”式战斗机时，陈纳德也做了汇报。而阿萨诺夫担忧的是，陈纳德会把苏联人的装备和战术也写进报告里。陈纳德的报告指出，在空中近战格斗时，日本飞行员会牢牢占据苏联飞机的后方，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甩开灵敏的日本飞机。但苏联人很快就学会了先俯冲摆脱日本飞行员，爬升后再居高临下地攻击敌机的方法——这与陈纳德提出的对付快速轰炸机的战术十分相似。

1938年，陈纳德在汉口认识了一位名叫保罗·弗里尔曼（Paul Frillmann）的美国传教士，弗里尔曼后来不无偏见地描述了当时的陈纳德。他们是在7月4日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进行的一场棒球赛上结识的，弗里尔曼回忆道：“陈纳德是个身材矮小的人……他戴着一条丝质的飞行员颈巾和一些别的饰物。他和一大堆身份不明的人站在一起，这些人既有冒险者的气质，又带有商人的感觉，我后来才发现，他们都是陈纳德的老朋友。”陈纳德将弗里尔曼安排在左外野，自己则占据了投手丘的位置。弗里尔曼回忆道，陈纳德煞有介事地在手套上吐着唾沫，然后投出旋转球，但英国球员将他的投球一一击飞。球多次落到左外野，弗里尔曼拼命接住，但还是漏掉了一球。“陈纳德怒视着我，很多年后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那张黝黑的鹰脸投来的目光，”弗里尔曼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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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面作战中输给共产党后，周至柔被调任为空军指挥官，但蒋介石随后又将他解职了，原因是他在汉口保卫战中防空不力。他被调到偏远的云南省，在这个毗邻英国殖民地缅甸的省份，他负责筹建一所新的飞行学校。陈纳德陪同周至柔一起到了云南，随行的还有比利·麦克唐纳和博特纳·卡尼（Boatner Carney）——弗里尔曼所说的其中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卡尼有着“V”字形的发际线，蓄着漂亮讲究的胡须，还有一张不羁的长脸。他来自路易斯安那州，他的陪同让陈纳德很高兴。

云南是一片布满了褐色的山岭、绿色的田野和蓝色的湖水的乡村地区，海拔高而人烟稀少。它的省会昆明有10万居民。群山拱卫在昆明城的南面、北面和西面，空气是如此清新而干净，在城中就能看到山麓侧面的褶皱。通往机场的公路两旁种着白杨树，在早晨的薄雾中，路上穿梭着嘎吱作响的木轮车，让人想起远在欧洲的法国。这也并不稀奇，因为昆明长期以来就被印度支那半岛 （主要是越南，也包括今天的柬埔寨和老挝）上的法国殖民者当作避暑胜地。法国人在那里铺设了一条窄轨铁路，它穿越群山，通往昆明。高达6,200英尺的海拔，使昆明成为一个逃避河内高温潮湿天气的好去处。这条铁路上运行着米其林公司的橡胶轮胎小火车。

中国政府在昆明的欧洲人居住区为陈纳德安排了住处，半英里之外就是昆明翠湖和湖景大酒店。不久之后，他在中国空军的飞行学校附近找到了住处。这是一座漂亮的两层小楼，有着红砖围墙和伸展的屋檐。它的屋脊几乎有屋檐的两倍高，入口处有一扇龙尾式的天窗。中国空军从西南联合大学的一个社团手中征用了这座房子。

陈纳德的新职务是“首席飞行教官”，受周至柔将军指挥。他在滇缅公路以西100英里处的云南驿（南华县 ）建立了一所初级飞行学校，在中越边界的蒙自县建立了一所中级学校，在昆明城外的巫家坝机场建立了一所高级学校。接下来的两年里，有18名美国人在他的手下工作。新人中有一位名叫C. B. 阿代尔（C. B. Adair），他和妻子一起到南华县主持那所初级学校；还有一位名叫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是个无线电技术员，陈纳德在马克斯维尔基地时与他结识。

对于陈纳德而言，在昆明生活的这段时期是艰苦的，苏联人到来之前，他一直为蒋介石处理整个空军的事务。他的健康受到寒冷的冬天和潮湿的夏天的不良影响。由于支气管炎、感冒和胸膜炎发作，他不得不经常卧床休息。中国空军的外科医生约瑟夫·李（Joseph Lee）给他开了一些磺胺类药物进行治疗。不管有没有生病，陈纳德都会玩桥牌、多米诺骨牌、麻将、克里比奇纸牌和扑克牌。他喜欢喝波本威士忌，一直喝到凌晨时分，最后酩酊大醉地和别人扭打在一起。季节适宜时，他就去打野鸭和野鸽。他对于网球的热爱近乎痴迷，即使在教授学员飞行的日子里，他也要打上七局。陈纳德还和不同的女人调情，赢得了一个“羡煞旁人的花花公子”的诨号，“战绩”包括莫罗斯（Rose Mok，卡尼的妻子或女友）以及另一名飞行教官哈利·萨特（Harry Sutter）的妻子。

飞行对陈纳德而言是一种不变的安慰。无论是驾驶一架双引擎的道格拉斯运输机前往重庆，还是操纵一架P-36在巫家坝上空表演飞行技术，陈纳德都完成得非常漂亮。尤其是后者，真可谓令人赏心悦目。“没有人能像陈纳德那样驾驶战斗机飞行，”卡尼回忆道。在约翰·威廉姆斯看来，飞机的驱动力并非来自机上的莱特引擎，而是源于陈纳德。威廉姆斯告诉笔者：“当他坐进飞机时，好像轻易就能把飞机带上天空。”

1938年秋天，日军占领了广州和汉口，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日军队隔着一片长1,000英里、宽100英里的无人区进行对峙。蒋介石的部队破坏铁路、炸毁桥梁、凿穿公路，这是中国人应对侵略的传统办法，完全不同于在上海、南京和汉口进行的阵地战。公路被破坏的沿海地区，是被75万日军侵占的沦陷区；处于内陆的则是国民党的部队，虽然规模庞大，但非常可悲地缺乏训练、领导和武器，士气也十分低落。

蒋介石的战时首都是四川省的重庆市 ，一座位于昆明东北方的城市。蒋介石把全国的资源都带到了重庆：成群的银行家和官员、400家工厂、40,000名大学生、数百万士兵以及不计其数的难民。在迁都前，整个四川省有5,000万人口，与英国或法国的人口相当，其中有20万人居住在省会城市。对于蒋介石政权和抗日战争，这些当地居民了解多少呢？可以肯定的是，重庆的人口因为迁都而激增至100万，日军的轰炸机也接踵而至，重庆人很快就感受到了这是一场怎样的战争。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一位在蒋介石政府的情报部门工作的年轻哈佛毕业生，目睹了这座城市怎样被炸醒，怎样被迫面对战争的现实。他形容重庆人是“生于中世纪，死于20世纪的农民”。这座城市有着长达六个月的冬季，整个冬天都会被薄雾笼罩。薄雾在春天消散后，日本飞机就像饿了一个冬季的秃鹰那样涌来。1939年5月3日，怀特记下了这样的情景：“黄昏时分，轰炸机从北面袭来，它们以并列平行的阵形安静地飞行，机翼挨着机翼。它们在老城中心上空盘旋着，投下死亡的阴影。”共有5,000人被空袭所引起的大火吞噬，这是当时最血腥恐怖的屠杀。

空袭进行了20波，“九六”式陆攻飞机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来去自如。这是因为“九六”式舰载战斗机的航程太短，不足以在汉口和重庆之间实施护航。

怀特有时会和陈纳德在重庆的卫理公会共进晚餐，与奥尔加·格林劳一样，他发现陈纳德是个“沉默寡言而举止气派”的人。当空袭来临时，陈纳德不会躲进防空洞，他会站在开阔的地方研究日本飞机的阵形，“就像橄榄球队教练研究未来对手的录像那样”。陈纳德在笔记本上记下相关的技术细节，然后提交给詹姆斯·麦克休。麦克休当时是海军陆战队的少校，在重庆担任美国海军的联络专员。他把陈纳德的报告交给海军部，但这些报告和之前提交给陆军副官长的报告一样，最终都是石沉大海。

蒋介石的西迁大军中也包括中央飞机制造厂。比尔·波利把机器设备装到平板车上，将它们运到香港，接着换乘轮船到达越南河内。他本打算经米其林公司的铁路进入昆明，但法国政府迫于日本的压力封闭了铁路。波利只好把所有东西都运到缅甸，然后用驳船、火车、飞机、卡车和大象，把设备从仰光运到中国云南的垒允。

波利走的这条路线此时成了中国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以缅甸北部的铁路终点站腊戍为起点，沿着12世纪马可·波罗走过的路线迤逦向前。为了给这条路进行修整、拓宽和铺设砖石，几十万名劳工被强制征役。记者们把它称作“滇缅公路”：从腊戍到昆明有长700英里的绵延山路，要翻越高9,000英尺的山岭，穿过湄公河和怒江上深达1英里的峡谷。充满原始风情的铁索吊桥高悬在河面上，两岸是像圣诞蜡烛一样蜿蜒盘旋的公路，每一个弯曲处的外侧都是令人胆战心惊的路肩和道岔。

在垒允，6,000名工人重建了飞机制造厂。这家工厂由中国政府出资建造，但比尔·波利拥有部分股权。航空委员会与他签订了新的飞机订单，包括55架柯蒂斯“鹰”式战斗机、75架伏尔提攻击机和33架柯蒂斯CW-21拦截机。CW-21拦截机是由柯蒂斯公司的竞赛型飞机改造而成的一种战机，是波利的外贸订单上最新的明星产品。

蒋介石还通过A. L. 帕特森引进飞机，他把中国空军的赌注押在建立美式战机队伍上，先后花费了400万美元建造工厂，另外还用了525万美元购买和组装飞机。陈纳德经常飞赴重庆协助商定合同，合同包括120架训练机、25架俯冲轰炸机和54架塞维尔斯基公司的P-35战斗机，总价达880万美元。但是波利妨害了这项协议的签订（帕特森是如此告诉笔者的），而在此过程中，塞维尔斯基公司破产了，最后只有那些教练机顺利抵达仰光。但当哈维·格林劳把他的组装基地转移到缅甸时，他发现一切都为时已晚。英国人和法国人一样神经紧张，他们不愿意让缅甸作为中国补给线的一部分，因为这样会得罪日本。那些教练机原封不动地装在箱子里，滞留在仰光的码头上。遭受同样命运的还有堆积如山的战争物资，它们原本是要被运往腊戍和昆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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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继续在美国人身上押宝，他向波利征询雇用美国飞行员代替苏联“志愿者”的可能性。于是，波利派遣布鲁斯·雷顿（Bruce Leighton）为此事进行游说。雷顿退役前是一名海军军官，退役后接受波利的聘请，到波利个人控股的洲际公司担任副总裁。雷顿设法获得了同时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哈罗德·斯塔克（Harold Stark）见面的机会。他指出，挫败日本占领全中国的图谋才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应支援蒋介石100架战斗机、100架轰炸机和50名飞行员，并以陈纳德在昆明训练出来的学员作为补充，用于抵抗日军。波利可以通过自己家的贸易公司处理这些事务，“不需要美国政府直接参与其中”。

陈纳德当时刚好在美国，他的合同为他提供了一个月的年假。1939年年底，他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旧金山，进行一段为期五天的太平洋跳岛之旅。他探望了家人，捕猎水鸟，还和儿子约翰（已成为一名陆军飞行员）一起参观了柯蒂斯-莱特公司在纽约州布法罗市的工厂。陈纳德之前也到过华盛顿，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这次在华盛顿的活动不过是向一名陆军情报官员简要介绍了中国空军的情况，以及询问有没有回归现役的机会。接下来，他加入比尔·波利和布鲁斯·雷顿一行，参观了南加州的一家飞机制造厂，最后飞回昆明。

1940年春天，纳粹德国的军队蹂躏了丹麦和挪威，接着是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法国陆军和英国远征军匆忙抵达这三个低地国家以阻挡德军，但德国装甲部队从阿登森林地带迂回而出，那里历来都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天堑。德军的奇兵使30万英国远征军被分割包围，他们只好从敦刻尔克乘船仓皇撤退，留下法国人面对耻辱的失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欧洲大陆上的战争在19天内就输掉了，现在只剩下英国独力抵抗希特勒的霸权。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凭借自己的耐心和手腕，开始促使美国变成英国的拯救者。

蒋介石利用了罗斯福总统的这种新想法，他派宋子文前往美国，试图游说美国加强对中国的援助力度。宋子文是宋家这个庞大、聪明而不择手段的家族中最讨人喜欢的一位成员，与宋美龄一样，他和美国人相处得很好。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宋子文，英语说得比汉语还流畅，他的穿戴像洋娃娃一样漂亮而整洁，头发剪得很短并向后梳着，耳朵紧贴着头部，鼻梁上架着一副闪烁着光芒的窄框眼镜。7月9日，他与罗斯福的财政部长、肥胖谢顶的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会面。在午餐会上，宋子文提出由美国向中国提供1.4亿美元的贷款，用于稳定货币、修缮滇缅公路和购买包括300架战斗机和100架轻型轰炸机在内的军需品。宋子文的提案把波利和雷顿的建议翻了番。

宋子文还结识了托马斯·科克伦（Thomas Corcoran）、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和约瑟夫·奥尔索普（Joseph Alsop）。科克伦是一名律师、议院游说者和总统非正式的“私人内阁”中的顾问；柯里是一名生于加拿大的经济学家，也是白宫的一名助理；奥尔索普是一位前途光明的年轻作家，他的专栏遍布74家新闻报纸。另外，奥尔索普还与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沾亲带故，这对于总统来说也很重要，因为在战前的华盛顿，很多工作都需要通过朋友、亲族关系网和天才手段方能完成。摩根索经常越过战争部 和国务院做决定，而在衡量预算规模时，科克伦偶尔也会越过摩根索做决定。

中国此时已向美国借贷7,000万美元，并通过出口锡、钨矿石和桐油来偿还。交易的事务由中方设立的世界贸易公司来处理，其职员队伍主要由政府派遣的官员构成。尽管无法直接交易战争物资，但世界贸易公司显然是一家交战国的采购代理：1,000台便携式的10瓦特功率电台、48,000把外科手术刀、72,000把医用镊子、400万张毛毯、600万码 卡其布……除了这些将被运往仰光、腊戍和滇缅公路的物资，宋子文决心在清单上加上军用飞机和驾驶它们的飞行员。 WOI5IP5JsTTQ8A2FoL5UwOUs6PbyMn1xzTVNyb7WxhRRG9P3d+Gi3pUHCGPUmQ9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