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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密歇根大学再次向我递来橄榄枝，这次的职位不涉及行政管理，只需安静地做一名心理学教授就好。这当然很对我的胃口，一想到今后将会与各种重大项目课题打交道，我便兴奋不已。
在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下，我带着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举家搬迁到了安阿伯市。时为1987年秋，恰逢密歇根大学新学期开学以及橄榄球赛开赛。
几乎在同一时间，那张记录着黑人学生低迷成绩的图表再次与我不期而遇了。我被任命为学校的“少数族裔生源招募及维护委员会”成员，随后，在委员会的初次见面会上，我拿到了一份材料，其中就包括那张反映黑人学生学业问题的图表，而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正是该委员会设立的主要目的之一。
于是我便开始与密歇根大学的另一位心理学教授——理查德·尼斯贝特（就是前文提出“旁观者-当事人角度差异”的两位教授之一）探讨起黑人学生的学业问题。尼斯贝特教授表达能力很强，而且言之有物。他擅于运用讨论的方式对研究课题加以描绘，并对各种相关问题进行梳理整合，形成系统性的表述。他在研究某个问题时，一般会先从观察它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入手，随后开展走访和电话访谈，同时广泛查阅资料、搜罗信息，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套理论模型。最后他会通过规范性实验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并进一步分析它的运作机理。受到这套研究模式的启发，我改变了自己遇到问题便一头钻进实验室里埋头苦干的常规做法。
我不断地与学生们进行交流，甚至还开办了一场以“走出学业困境”为主题的研讨会。我清楚地记得在那场研讨会上，学生们还展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他们在校园里对路过的黑人和白人学生们展开随机的问卷调查，希望了解到受访者拥有多少非本族群的朋友。受访者需要在一份四五页纸的调查问卷的首页写出与自己关系最好的6位朋友，并在卷末列明他们的种族（这样设计是为了避免受访者在一开始填写好友列表时将种族因素也一并纳入考量）。这次的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受访者，他们的6名好友中与其分属不同种族的朋友数量平均下来连一个都不到。以黑人受访者为例，平均来看，他们的6位好友中白人的数量是0.67。这果然跟之前学生们向我吐槽的一样，他们的社交圈的确是按种族来划分的。
接下来我开始研究学生的成绩数据，想了解一下黑人学生的低迷表现在各学科间的普遍程度。结果发现这种现象无处不在，从英语到数学再到心理学，都是如此。这对于密歇根大学来说显然是一大遗憾，但可以让校方聊以自慰的是，我很快便发现黑人学生成绩偏低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都普遍存在，无论是综合性大学，还是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乃至K-12学校，无一例外，可以说这是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常态。它是如此寻常而又毫无悬念，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而那些从事测评工作的业内人士们对此早已司空见惯，而且他们还知道这种低迷表现并不是黑人学生的专利，对于拉丁裔学生、美洲原住民学生，以及高等院校数学系、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中的女性学生来说，成绩不好也算是家常便饭了。
在此请先允许我做一个悲伤的表情。起初我会主要从旁观者的角度出发，对这种现象做出多种解释。比如这些学生在面对那些容易拉开分数差距的进阶课程时缺乏足够的斗志或是学习技巧，抑或来自家庭、社区和周围文化环境的消极影响消磨了他们的自尊和进取心，让他们变得有些自暴自弃等。上述解释可能算不上完美，但至少也说得过去，所以我不会排除这些可能性。但是光凭以上这些就足以解释为什么黑人学生的低迷表现会普遍存在于那么多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教学机构内的不同群组中吗？我对此表示怀疑。
另一个挥之不去的疑惑是，黑人学生的糟糕表现可能与这一群体在校园中的经历有关，而且这种关联度可能大到超出我们目前的认知。黑人学生们究竟受到了何种打压，以至于陷入持续的低迷状态，即使是该群体中最优秀的学生也无法幸免？我感觉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一股来自校园的无形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