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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春，当时我还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有一天我收到了来自密歇根大学的邀约函，他们希望我前去主持两项工作。其中第一项工作是继续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正如我在华盛顿大学所做的一样，这对我来说是个喜讯，因为密歇根大学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一直处于全美顶尖水平。而第二项工作则是负责一个面向少数族裔学生的科研支持项目，我对此同样感兴趣，曾经正是借由对少数族裔学生教育相关的心理学课题的一腔热情，才让自己走上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道路。不过，负责这样一个学生项目的“实时运作”会否影响到我的学术研究呢？对此我还是有些顾虑，于是便对这个学生项目进行了两次走访了解。
我的第二次走访是在火热的七月末，迈步在安阿伯市的街头，如同置身蒸笼一般。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走访，让我了解到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项目，为超过400名学生提供咨询、辅导乃至理财等方面的服务。为了维持项目运作，他们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其规模大到让我觉得即使用来管理一个三四万人规模的大学也不在话下。
这次走访让我迅速意识到，一旦接受这个项目就意味着我将无暇顾及学术研究，这有违我的初衷，因此我决定谢绝这份工作。不过这个项目仍然让我深受触动，当我坐在返程的飞机上整理思绪时，我意识到这个项目让我的关注点发生了改变。我仿佛透过这个项目看到了一场典型的美国式奋斗——一个为了实现不同肤色、种族、阶层等的和谐共处而努力的机构，以及麾下那么多勇担使命的教职员工。他们正在帮助那些不受重视的少数族裔学生们在这样一所要求严格的大学中高效完成学业。在密歇根大学170年的悠久历史中，像这样对不同种族表现得一视同仁的时刻不过短短20年而已。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的研究生涯和学术生涯也许将发生一个新的变化。
有两件事情促成了这一变化，其中之一便是对于“美国大学校园中少数族裔学生遭遇诸多学业困境”这一老大难问题的新思考。这次安阿伯之行让我意识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明确的、非中立的。在探讨大学生的生活时，我因身为旁观者而自带了客观视角，因此如果让我去分析大学生遭遇学业问题的原因，我也会像大多数专家一样首先强调一下自己的客观立场，然后再从心理学家的“学术工具箱”里翻出大量的专业术语——自身禀赋、学习动机、自我期望、自尊意识、文化取向、教育观念、学术习惯、科研能力、家庭重视度等。
几年前，爱德华·琼斯和理查德·尼斯贝特这两位社会心理学家就指出，在研究诸如个人成就等个体行为时，选取的观察角度不同（是从观察者的客观视角出发的“旁观者角度”，还是从行为实施者的第一视角出发的“当事人角度”），所得出的结论也会大相径庭。他们认为，如果选取“旁观者角度”，那么我们的目光会落在当事人身上，并试图对他的所作所为做出解释，于是我们的视线和注意力便全部聚焦在当事人身上，从而忽视了正在与之互动的周边环境。所以我们脑海中的最终成像就是：当事人在“画面”中清晰得近乎扎眼，而与之互动的周围环境却糊成了一片。琼斯和尼斯贝特表示这一“画面”的出现会让我们对当事人的行为所做的解释显得有失偏颇。我们只会不断强化那些被纳入眼帘的内容，即当事人自身的某些性格、特质等，然后再用它们做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判断。而那些真正导致行为发生的原因，譬如那片模糊不清的周边环境等，却被我们直接无视了。在我的第二次安阿伯之行中，我终于意识到了这一显而易见却又被长期忽略的问题。我当时正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出发对少数族裔学生的学业问题进行研究的。我下意识地去关注学生们的学业问题究竟是由他们的哪些举动或者哪些性格特征所导致的。
但当我与这些少数族裔学生们进行交谈时，他们却从未提及什么“自我期望”“学习动机”“家庭的教育观念”等字眼——即使在我的刻意引导下，他们对此也没有太多话说。事实上，他们对就读于这样一所顶尖的名校感到无比自豪，他们的家庭同样以此为荣，他们在高中时期就表现得出类拔萃，而且看上去他们也不像那种自我期望不高的佛系青年。相比之下，他们谈论更多的倒是学校的环境，以及自己作为少数群体的身份。他们希望拥有一个理想的空间，可以不必再为身为少数群体而介怀。他们担心自己的身份会令助教、同学乃至其他的教职员工们对他们的学术能力另眼相看。他们向我吐槽社交活动中的肤色、种族和阶级区分，令他们被孤立在其他族群之外。他们觉得黑人的风格品位和兴趣爱好在校园中越来越被边缘化甚至污名化。他们也注意到甚至在教职工队伍中，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都寥寥无几。当然，他们这么说也有可能是在为自己的学业不佳而寻找借口，我也吃不太准，但他们在向我倾诉时，都表现得非常真诚，态度也比较实事求是，而非一味怨天尤人。尤其是他们看上去都充满焦虑，像是在怀疑自己当初选择来此深造会不会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第二件震撼到我的事情就是，校方向我展示了一张毕业生成绩图表，我一眼就从中看出来一个重要问题——密歇根大学的黑人学生的确存在学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科研能力和学习积极性不高。那张图表按照入校时的SAT分数高低对学生进行分组（这是多年以来的常规操作），然后计算每一组学生毕业成绩的平均值，从而展示了入校时SAT成绩处于1000—1050分数段、1050—1100分数段……直到1550—1600分数段这一顶部区域的各组学生的学业情况。这一图表表明，SAT分数与学生的毕业成绩呈现出一个温和的正相关趋势，即入学时SAT分数越高的学生，毕业成绩也越好。这是说得通的，因为SAT考试本来就是对大学学业表现的一种预估。唯一令我稍感意外的是，那张图表所呈现出的趋势看上去有点儿偏弱。
接下来的另一样东西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原来那幅图中在同一坐标轴上，还绘有一条专门反映黑人学生成绩情况的曲线，这条曲线表明，黑人学生的SAT分数同样与其毕业成绩正相关，这当然也在意料之中，但令人诧异的是，这条黑人学生的成绩曲线的位置始终比反映全校整体情况的主线要低，也就是说，黑人学生的毕业成绩普遍比同一SAT分数段中其他学生的成绩要差，即便对于入校时SAT分数处于顶尖水平的黑人学生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说SAT考试能够大致预估出学生今后从事大学学术研究时的基本素养，那么我们可以推出一个戏剧化的结论：假定同一SAT分数段的学生都具有相近的学术能力，那么相较同一能力水平上的其他学生来说，黑人学生的学术成就明显偏低。看来似乎有什么因素对黑人学生的学业表现产生了消极影响。
就这样，安阿伯之行让我发现了问题，也给了我一些启示。铁一般的事实证明黑人学生的学业问题绝不仅仅是学术能力造成的，这里面很可能掺杂了某些社会和心理因素，但具体是哪些因素，我暂时还没有头绪。不过可以作为佐证的是，那些问题学生们普遍对自己在密歇根大学的存在感和归属感表示不安。马丁·路德·金曾对综合学校里的黑人学生是否能够始终获得关爱表示过担忧，而眼下的这群学生同样对此忧心忡忡。坐在返程的飞机上，我一直在思考，黑人学生对于归属感的忧虑与他们的学业表现之间是否有所关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