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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赋》曰：“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今也山则块阜独立，江无复仿佛矣。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谷水》
翻开任意一本中国园林史，大部分篇幅都集中在明清两代的园林。而随便走进一个现存的老园子，说明牌上也总会发现这样的文字：
……始建于……在明代时……××年，经过修葺，对外开放……
园林，在大多数人心中首先是一件“作品”，其次才是个有年头的空间，这“作品”经年累月，难免改变，以至于早就不是过去的样貌。直到具有某种现代属性，园林才变成了一个地理位置清晰的“场所”，和周遭更多人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难怪中国园林史的写作者十有八九是学习建筑设计出身，他们分外关注实地和实物，聚焦于眼前效果而非岁月留痕——但是且慢，“过去”的园林和“眼前”的园林，究竟有怎样的区别呢？是什么样的历史园林，构成了一部有意义的园林历史？
园林考古学的任务特殊，就像古城的保护，在逻辑层面上面对着类似的难题。特殊就特殊在园林的某一部分——那些本有生命的东西，是无从“保存”的，园林遗址并不像建筑遗址一样，能全然拒绝新生命的轮回。
其实，我们只要稍加思索，就会发现古代的园林难以一成不变地“保存”下来，今日之花绝非昨日之花；但另一方面，所谓的园林，难道不应该是一种不断生长的事物吗？这个逻辑难题暴露了园林史中比较含混的一面：它到底应该是记述已经出现过但不再变化的某些事物，以“物”和人对“物”的创造为中心，还是记述人事，以“事”的连续书写一种不间断的“人”奋斗的历史？如果是前者，传统的继承者往往面对着“有名无实”“所对者何”的尴尬。如果是后者，“园”的所指就更加模糊了。建筑的物理面貌会改变，就像园林一样，但它的来龙去脉很清楚，哪怕从有到无，它始终有别于周遭事物。而园林就算传承有序，它的立意也会随主人变更；即使主人不变，从属于大自然的园林也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变化之后，很难说，它还是原来的那个“它”。
变与不变，关系到园林的主体是谁：现代建筑设计往往会假设有一个身份中立的使用者，园林可不行。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和朋友惠施出游，在濠水的一座桥梁上，惠施向庄子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按说是这样的。从现代人的认知角度而言，我们不可能理解古代园林之趣，因为园主始终在变化，今天拥进园子的熙攘人群，断不是最初的设计者所期待的此间“主人”。但我们惯称的那个“园林”，分明又是最“中国”的。和其他空间艺术不同，中国的书面传统，尤其是文学，和园林有着异常紧密的关系。除了物理层面的遗存，还有跃然文字间的“中国园林”。
别的先不说，大多数著名的园林一旦没了名字，或者是翻译成其他语言，就立刻不知所云了。更不要说那些与园林相系的楹联和诗句，脱离了这些“语象”层面的东西，园林自身的“意象”也会大打折扣。但只要中国园林的“诗心”还在，在同一文化传统中浸淫的人就可以共享它永恒的特征。现代人老生常谈的园林“气象”持久的主体，大到甚至必须以“中国”做前缀的那些东西，早已是一种宏大、广泛的集体无意识了，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这种传统在中国显然持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