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寻找“活的中国园林”

“活的中国园林”这个名字，来自我2008年于德国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策划的一个展览。 ⁽¹⁾ 在中德两国扩大友好往来的背景下，展览的本意是向德国人民介绍中国历史悠久的园林文化，按官方说法，是递上一张中国的“名片”——此中颇为知名的是江南地区，尤其是自古富庶的苏州、杭州、扬州等城市。

说起来，这里也是我生长的故乡。然而在2007年，正需为这个展览做大量研究和准备的时候，我却不合时宜地迁居到了中国南端的珠江三角洲，那个时候，这里作为“世界工厂”的声誉已经登峰造极了。

一边在白天投身于城市建设的实际工作，一边在工作之余“神与物游”，追寻着“活的中国园林”的起点。说来也怪，如今回想这段时光，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后来展览中大放异彩的某位艺术家，而是广深铁路沿线一个小城镇的样子，它叫“茶山” ⁽²⁾ 。你可以想象，这个名字一旦翻译为外文，意义会更加引人遐想。可是事实上，在中国最大的制造产业基地里，它也不过是个平凡的小镇罢了。

从广州东站出发，大约只需一个小时，你下了火车，首先就会看到熟悉得让人心慌的“人”的风景，或者说，被经济活动一次次重塑的人类世界的模样。在火车站出口，你会看到乌泱泱、汗津津的人群，体现着直白的供与求。那个时候还很时兴“摩的”，它们和稍好一点儿的出租车一起，招徕着不同的客人，将他们送往各自的目的地，无论他们是打工妹、打工仔、产品经理，还是投资人和客户，也不管他们是初次前来投靠，还是长居于此，抑或是定期的造访。由于这些人的存在，小镇本来的意义早被颠覆了。

在潮湿闷热的中国南方，没人奢求这里有预期外的诗情画意。至于我，从来也没有想过策划一个远在德国的中国园林展与茶山这个小镇会有什么关联。在那个放松的周末，我从广州跑到那里，是去喝潮汕虾粥的，中学时代的同学老孙正在那里做一家台资工厂的质量控制员。其实，虾粥算不上当地独有的美食，但除此之外，这里似乎也没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土特产了。2018年，这个小镇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可观的137亿元，若按人均计算，则是中国平均指数的数倍。理解了这一点，你也许会宽宥几分这里枯燥的产业“园”面貌，它的意义远胜地名所指的茶“园”，也正因此，通常欧美国家超大城市才有的大马路，理直气壮地穿过了这个处于行政区划底层的“城市”。几幢门面稍微像样的建筑，街面那层是各种平价的消费：烧烤、发廊、KTV、小饭馆……一堆堆工余的青壮年男女，就在人行道上喧笑、打闹，发泄着他们旺盛的精力。这就算茶山最常见的风景了，在城市与自然的交界，也嗅不到一丝一毫“茶树山丘”的美好气息。这个地名最原始的语境已经失去了。

在当代中国，这样的情形并不罕见。相比城市本身发生的巨变，仅存的小桥流水算不得什么。现在提起“中国园林”，聚焦的是一种已经发生改变的语境，大部分像我这个年纪的研究者都生长在这种业已改变的语境之中，再也不能汲取自然的生活经验，而只能把“中国园林”当作一种古老文化的标本来观察和探究。

“中国园林”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样式，原本需要依存太多因素成活，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特定的土地制度、气候、物质出产和流通方式、工艺传统、空间营造体系、社会关系、历史观念、不同的文学和视觉艺术样式……甚至是与今天截然不同的“从前慢”的时间观念。可近代以来，西方意义上的城市化迅猛地改变了这一切，即使是在20世纪某个发展缓慢的时期也不曾真正停下脚步。大部分人的生活早已疏远了自然，构成他们世界的质料，恐怕是一点儿都不同于从前了。眼前，就在珠三角落脚的全球化大工业生产，只不过是这种场面过于戏剧化的表达。

更为根本的改变是结构性的、看不见的、作用于传统园林赖以存在的外部空间：以各种形式物化了的社会结构，包括建筑本身，如今都屈从于另一种更强大的逻辑。它们不是靠神话和寓言，而是经由5G网络精确同步的金融支付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虽然仍有它尚未征服的角落，但那些昏暗的街头巷尾，或是幽晦未知深浅的大山，不太可能像过去那样，仅仅成为浪漫的审美对象。

最重要的还是园林文化的主体——人。不仅园居已是一种都市里的奢侈，就连习惯和园居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人”，连同他们“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习惯，也都不再是社会生活中必要的一环。新的世界在各方面都貌似平等、平均，讲究效率、舒适和安全，就连珠三角仿造迪士尼建起的本土主题公园，也知道要把它的顾客安顿在精心设计的空调大厅里，路都不用多走，汗也无须多流。

读者或许猜到了，我在这里提到茶山，绝不因为它是一个如此完美的可以被拿来批判的对象。当我喝饱了飘着诱人芫荽香味的鲜美虾粥，沿着喧嚣的大街走上几步，很快就在小镇中心看到了茶山的“中国园林”——一个水泥做成的亭子。我判断它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西方式的“景观建筑”兴起之前，由中国地方习称的“园林局”牵头，再由某个无名的设计师设计和建造的。

中国建筑中很难再有这样非功利性的空间概念。“亭”在起初只是指一种能够使人“停”下来的建筑，可以是旅店、餐馆，但不一定有实际的居住功能。 ⁽³⁾ 从古文字的字形上看，“亭”是一种四面敞开的建筑。1634年刊行的中国古典造园经典《园冶》中说“花间隐榭，水际安亭”，甭管这里是否有这样的条件，眼下在茶山，即使是用如此现代和粗鄙的材料，能赋予一座建筑不那么功利的目的，也很难能可贵了。

提到以“亭”命名，很少有中国人不知道明代的戏剧作品《牡丹亭》。该剧核心故事中的“云雨之欢”，就发生在一座似真还幻的花园的亭子里。女主人公杜丽娘春睡时，和意中人柳梦梅在梦中邂逅于此。这个今天看来荒诞不经的故事，和特殊空间的特定含义有着必然的联系。研究表明，从唐代诗人白居易诗句中撷取的“亭”这个意象，最初也和“悼亡”这种特殊的情感有关。 ⁽⁴⁾ 从怅惘离别的“死”转入和合爱欲的“生”，逻辑顺承。

在珠三角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周末傍晚，我无法向你准确地描述看到这个亭子时是什么感受。称其为“杰作”固然有些夸大，但在朴素的外表下，它显然经过一番精心设计，搭配着一条小径、花圃以及小小的池塘，周围还环绕着浓密的绿荫，不至于完全暴露在灰尘四起的大路上。《园冶》中又提到，亭子通常“造式无定”，这个仿造中国古代木结构的水泥凉亭几乎没有任何装饰，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反而使它和周遭环境融合得更好了。园林小品谈不上什么精心的布局，在已经被条条框框拘死了的现代产业园的大背景下，它是一个剩下来的有点儿尴尬的孤岛。

在中国北方的城市中，你也经常会看到一些仿古式样的园林建筑小品，同样也是钢筋水泥结构，却尽可能地模仿着古代建筑繁复的样子，通常还有比较浓烈的“宫廷建筑”特有的彩绘，这些事后追加的古典特色，往往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着意夸耀的东西。不过，在嘈杂的现代环境中，它们多少显得有些尴尬，也容易成为施工质量不佳的受害者，年久失修之后，这些装饰性的部分往往最先龟裂脱落，露出马脚。

在东莞茶山，当代简易的“中国园林”很难和真正的古典中国园林媲美，但是两者的意义和感受相去不远，都和生活的质地融为一体，同时又对它们抵抗着的世界有所保留。或许是囿于有限的预算，无名的设计师没有那么高调，他最后一次来到这里时，可能也想不到日后野草疯长的样子。实际上，这是一个因为“低维护”反而变得有些味道的设计。设计师无法预期他的园林未来的命运，更有甚者，在万物怒长的南方，一切人工的东西也都面临着自然的威胁。亭子周围合抱的大榕树分明已经长了好多年，它的诞生应该早于周遭的这一切，而旁边身姿婀娜的玉兰树，倒有可能是人工种植的——但更多的东西应该就是“不请自来”了。由于那些浓密的绿色，这个亭子现在成了一座隔绝尘嚣的孤岛。

通过浏览本地官方网站，对其风土人情有更深的了解之后，你会惊讶地发现，茶山不无与园林相关的元素，先不说那些街头巷尾无处不在的“口袋公园”，从新开发的城市中心往外走不远，就是真正的茶山古镇。盆景，也就是园林文化衍生出的一种“案头山水”，居然是茶山的另一张“文化名片”！甚至还有一个叫“盆景协会”的官方组织。在这里，尤其是在按照原有村落布局建起来的古镇，水泥丛林里就时常当街放置着这么一盆盆景，因应着起伏的地形和多变的建筑布局，点缀着一两种植物以及几块观赏石营就的小品。在被现代化发展遗忘的楼宇间的火巷和远离平直大道的曲巷中，此类小小的园林比比皆是，它们和中国南方旺盛的植被连成一片。要么是真实的“自然”，要么是微缩的“自然”，两种“自然”以自然的方式，在这里发生着这样那样的碰撞。

然而，茶山人好像对这一切都熟视无睹。他们坐在高速运转的“世界工厂”枯燥的街道旁，喝着他们引以为豪的茶水，却不大留心近在咫尺的茶园。

“活的中国园林”首先需要参照的是真正的古典，很少有人会期待在中原文化外围的岭南能有多少符合这种定义的实例。可是，你又不能总抱着一种膜拜“经典”“大师”“名作”的心态，否则，今天过于人工化的生活就会失去意义，难以为继。毕竟，像一句老话所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现代人对于古典园林文化的讨论里，隐藏着一种不全是坏事的矛盾，或者说，隐藏着一条让这种文化变得可以理解的必经之路：既要像考古者一样挖掘那些已经失去的自然胜境，追怀江湖之远，也要从面目全非的当代生活里，辨认出模糊地契合古典气韵，同时还能在当下存活的新的空间样本。

在这方面，岭南人未必毫无作为。历史上，中原地区的汉族先民前后数次迁徙来此，怀着无比实际和急迫的求生意念，在一度被认为不适合北方人落脚的热带气候中，重新创造了不同于中原传统的人居文化。而自民国以来，岭南人在园林创新方面也屡屡跑在全国的前列。比如，广州地铁有一站名叫“公园前”，自1918年始建以来，这里的人民公园都是广州市民的室外会客厅。远在其他城市被“西风美雨”浇灌的“景观广场”风行之前，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而不是在空荡荡的广场上。 ⁽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广州建筑师佘畯南和莫伯治设计的白天鹅宾馆，把这种广州人熟悉的葱茏景观，用假山叠石人工水景的方式引入了室内，这种室内中庭虽由美国建筑师约翰·波特曼发明，但是白天鹅宾馆“移天缩地在君怀”的做法又极具中国特色。 ⁽⁶⁾ 无独有偶，美国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同时期在北京设计建造的香山饭店，也有着现代式样的中国庭园。它们都是“中国园林”融入现代生活的例子。只不过，相较于一年四季植被都能疯长的茶山而言，靠空调小心翼翼维护着的酒店大堂未免太奢侈了。

更重要的革新是园林为生活戏剧提供了一个自然的舞台。这方面，甚至也只有茶山这样的地方，才能提供更鲜活、更有说服力的样本。不像背负园林城市盛名的苏州那样，着力于经济发展的珠江三角洲，从来没有孤立地讨论造园艺术的机会：一方面得和不需要浇灌也能生机勃勃的自然赛跑，另一方面又平行于同样蓬勃发展的社会生活以及蔚为大观的物质生产。这里的“中国园林”提供了不能完全被现有的中国园林研究和概括的例子，它不一定十分精彩，不必视作“高等文化”，但却是真实的。也许，还会是中国山水城市下一轮黄金时代的前奏。

作为得近代化风气之先的地区，广东重塑中国园林文化史的年头已经不短。比如中国园林中的太湖石，它既能构成建筑性的景观，又可以成为富于心理魅惑的玩物，以一种自然的微缩模型安放在文人的案头。按照传统四大名石的说法，产于苏州地区的太湖石曾是当然的主角，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广东英德大量出产的英石已经逐渐成为太湖石的替代品，白天鹅宾馆的中庭用的正是英石叠山。与其说广东是在模仿江南地区的园林，不如说受近代发展之惠，这个地区慢慢引领了全国新的园林文化。“凉风起天末”，一个地区物候的变化，最终可能是在另一个地区才感受到的，就像旧日，关中和洛下来的诗人白居易客居江南，一个外地人反而提升了南方风景的令名。又如江南园林之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做法复杂精美的硬木家具，事实上，这种风尚也是在明代才蔚然流传的，它所获得的特殊木材，却和经由广东、福建转口的南洋贸易有关。正是遥远南方的风，吹动了内地风景里的树林。

由此可见，“活的中国园林”必然与发展中的社会史和文化史有关，它真正持久的生命力来自看不见但一定存在的源源不断的营养，而不只是某时某地、某种一成不变的基因。

因为生长，它才活着。

这种活的文化同时意味着遗忘和更新，为我们带来了大家今天所认识的“中国园林”。我们在欣赏一样事物时，往往容易忽略由此形成认识的复杂机制。英国建筑史家罗宾·埃文斯在解释人们观察建筑的过程时，将这种机制称为“出神”。一位美丽的姑娘会让你沉浸于她美貌的同时，忘记了她个别的生理特征。你也不大会在感到愉悦的同时分析这种愉悦的具体来源。 ⁽⁷⁾ 同理，我们甚至不会在乎她的父母是谁，还会宽宥她智力超群但相貌不算出众的子嗣。但是，假如她真是绝代美人，为了使这瞬间的美丽永存，我们难免需要熟悉她的整个家族史，了解她全部的人生和真切的过往，包括那些不太有趣的方面。在部分传统被无情撕裂的当代中国，园林或者慢慢变得只有在博物馆中才可以感知，或者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失去原有的光彩，于是，这种深度理解、跨时空感受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

这样“活的中国园林”的故事绝不限于我们时下所听到的，或是坊间所滥泛的。我们将在本书中寻访那些已经趋于消失的风景，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土地上追索更久远的中国园林的痕迹（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些湮灭的风景的幽灵以及与此相系的汪洋恣肆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最重要的是古典文学和民俗，才是我们今天了解中国园林的更大基础。

我们会看到中国经济格局曲折的变迁，包括广东在内的全国其他地区的近代化浪潮，因缘际会，将一个狭小区域内园林艺术的声誉推上了高峰，直至它幸运地成为庞大的园林遗产的代表（第三章）。

但是这种园林艺术并不能自述其意义。时至20世纪，向西方学习和整理国故一道，使中国建筑师对园林这一文化遗产产生兴趣，并在反观营造传统的中西差异中，发现了这种文化遗产的智性因子；而除了文人士大夫的自我审视，令当代人咋舌的城市化发展也催生了前所未有的营造热潮。具有无可置疑的现代性的“空间”之问，彻底打破了人工、自然的混沌，使风景有了价值，把土地和人的关系、城市和人的关系，变成了生民立命的重大话题（第四章）。

把这些更具体、更底面的东西讲完，最后才是富于表现色彩的内容，也就是类似于当代“园林艺术家”所致力的东西。园林不仅在苏州，也在人们的无尽想象中（第五章）。仅仅就艺术的感染力而言，这些想象可以和旧的园林文化媲美，它们也构成了我后来在德国筹备的展览的主要内容。展览轰动一时，因为它把一种古老的中国艺术用现代方式带到了一座同样古老的德国城市中，出人意料的是，那个展场甚至还和这个主题有点儿说不清的关系。但我心里清楚，艺术博物馆中开始的这些实验毕竟有限，并不能涵盖广袤的中国国土上“活的中国园林”的全部（第六章）。

想要了解“活的中国园林”，最好的办法还是回到茶山。为了写这本书，我在12年后的一个周末又来到了这里。

不出所料，那个打动我的亭子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亭子，主政者或许认为眼前这个升级版才更合适，而周遭也扩建成了一个更正式的城市公园。新亭子的设计令人不敢恭维，好像做得有点儿过头，又成了我不太喜欢的北方城市园林建筑的风格。不过，当地居民显然获得了更好的休憩条件，而熟悉的大榕树和玉兰树也还在那里。看上去这里的生活依然如故，并未受到制造业经济起伏的影响。相比过去那个不大有人问津的野园子，现在的亭子里外有了更多的游客，骑着滑板车的儿童追逐其间。我很喜欢这种其乐融融又生活化的感觉。

无论如何，我都不太确定自己来过这里。是这里最新的发展确实不尽如人意，还是我的记忆无端美化了我曾看到的一切？就连当初带我来这里的朋友老孙，也产生了同样的困惑。

我在这不算出名的小城中久久地漫步、沉思，同时追寻着一种古老的物质文化样式变迁的踪迹。我意识到，即使在一个并不算长的时间跨度内，它也已经有了一部不一样的历史。

翻开任意一本中国园林史，大部分篇幅都集中在明清两代的园林。而随便走进一个现存的老园子，说明牌上也总会发现这样的文字：

……始建于……在明代时……××年，经过修葺，对外开放……

园林，在大多数人心中首先是一件“作品”，其次才是个有年头的空间，这“作品”经年累月，难免改变，以至于早就不是过去的样貌。直到具有某种现代属性，园林才变成了一个地理位置清晰的“场所”，和周遭更多人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难怪中国园林史的写作者十有八九是学习建筑设计出身，他们分外关注实地和实物，聚焦于眼前效果而非岁月留痕——但是且慢，“过去”的园林和“眼前”的园林，究竟有怎样的区别呢？是什么样的历史园林，构成了一部有意义的园林历史？

园林考古学的任务特殊，就像古城的保护，在逻辑层面上面对着类似的难题。特殊就特殊在园林的某一部分——那些本有生命的东西，是无从“保存”的，园林遗址并不像建筑遗址一样，能全然拒绝新生命的轮回。

其实，我们只要稍加思索，就会发现古代的园林难以一成不变地“保存”下来，今日之花绝非昨日之花；但另一方面，所谓的园林，难道不应该是一种不断生长的事物吗？这个逻辑难题暴露了园林史中比较含混的一面：它到底应该是记述已经出现过但不再变化的某些事物，以“物”和人对“物”的创造为中心，还是记述人事，以“事”的连续书写一种不间断的“人”奋斗的历史？如果是前者，传统的继承者往往面对着“有名无实”“所对者何”的尴尬。如果是后者，“园”的所指就更加模糊了。建筑的物理面貌会改变，就像园林一样，但它的来龙去脉很清楚，哪怕从有到无，它始终有别于周遭事物。而园林就算传承有序，它的立意也会随主人变更；即使主人不变，从属于大自然的园林也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变化之后，很难说，它还是原来的那个“它”。

变与不变，关系到园林的主体是谁：现代建筑设计往往会假设有一个身份中立的使用者，园林可不行。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和朋友惠施出游，在濠水的一座桥梁上，惠施向庄子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按说是这样的。从现代人的认知角度而言，我们不可能理解古代园林之趣，因为园主始终在变化，今天拥进园子的熙攘人群，断不是最初的设计者所期待的此间“主人”。但我们惯称的那个“园林”，分明又是最“中国”的。和其他空间艺术不同，中国的书面传统，尤其是文学，和园林有着异常紧密的关系。除了物理层面的遗存，还有跃然文字间的“中国园林”。

别的先不说，大多数著名的园林一旦没了名字，或者是翻译成其他语言，就立刻不知所云了。更不要说那些与园林相系的楹联和诗句，脱离了这些“语象”层面的东西，园林自身的“意象”也会大打折扣。但只要中国园林的“诗心”还在，在同一文化传统中浸淫的人就可以共享它永恒的特征。现代人老生常谈的园林“气象”持久的主体，大到甚至必须以“中国”做前缀的那些东西，早已是一种宏大、广泛的集体无意识了，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这种传统在中国显然持久的生命力。 9b+fYpDvm0FMj0g0ISz91dPOd41j1r2k8Urh43C0Z9/R0EwPCySzGJuNY4VZEo3Y

终点和起点

对真正的历史园林的追索，正是从这种蛛丝马迹的分歧开始，然后重又归于一统。

第一个这种意义上的中国园林考古现场，居然就在离茶山不远的广东省省会广州。1995年7月，中山四路忠佑大街城隍庙西侧的广州市电信局计划在该局大院内增建一座综合大楼，因为附近在20年前曾发现著名的南越国（汉初一个独立于当时中央政权的方国）宫署，所以工程动工前，文物部门没忘了在工地西南角开探方，以检测周围是否有重要的历史遗存，但是他们挖了很久都无甚收获。直到后来，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在大约4.5米深的地下，竟然隐藏着2000年前一座园林的旧迹，所以这里出土的遗物并不像建筑遗址那么密集。

今天去参观“园林遗址”的人多少会有些困惑，因为能保存下来的“遗址”并不足以复原昔日广达4000平方米的园林水景。人们仅可看到整个石构水池的西南一角，有着灰白色砂岩石板呈密缝冰裂纹铺砌的池壁，加上碎石铺砌的平正池底。水池东北角散落的八棱石柱，让人联想到某种域外影响。 ⁽¹⁾ 除了石栏杆、石门楣，以及具有汉代文化特征的瓦当、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和构件以外，还有一根大型的叠石柱西南向倾倒在地上。人们推测，广袤的水池中曾有一组建筑。1997年对遗址再次发掘，揭露出一段弧形长约150米的“曲流石渠”遗迹，以砌筑严正的砂岩石块为基石，灰黑光亮的卵石和石板铺底，使我们想起后世记载中所说的“曲水流觞”。这也就是我们对于昔日南越王奢华生活想象的尽头了。

附近并无太高的建筑，能看得见的城市也已是簇新。但看得出来，当地对于文物遗址的保护，还算是按园林遗址应以园林（式样）展示的原则进行的，设计者颇费了一番心思。只是当代园林人对于“园林”两个字的认知已有些错乱：这样剥落出来的地表，差不多是中国大地上最古老园林的留存，但此“园林”现在并不是一处完整的景观，而是一截片断的物品。正如当代设计师放在聚光灯正中的“中国园林”一样，核心园林区的挖掘现场，现在成了室内的展台。 ⁽²⁾

我们在这里看见的第一类“历史园林”其实只是个骨架，早已失去了原有的血肉，博物馆的展陈设计者不得不在一旁放置提示文字，告诉你眼前的一切在过去有着怎样的“原貌”和“效果”：

池内南北竖起两列大石板和两根八棱石柱，表明其上应建有水榭类建筑，可惜已毁！

石渠当中筑有呈水坝状的渠陂，当水流涌过渠陂，冲刷卵石，会产生粼粼碧波和潺潺水声…… ⁽³⁾

博物馆室外的园林遗址想必并未全部消失，只是已经不再露出地面。为古代园林遗址服务的绿化景观，也就是现代的园林，并不敢轻易争抢地表的风头，而是周身都努力透出一个“古”字，它们构成了第二类“历史园林”，或者字面意义上显形的“历史园林”。它们大致勾勒出旧日遗存的轮廓，却比旧日更简约，机械作业造就的景观就像新剪的头，没有什么时间留下的痕迹。我们不大能想象，没有眼前这些现代营建的时候，南越国宫署的园林该如何与它周遭的城市对话。

中国古代园林史的起点应该比这更早。据说，商周时就已经有了沙丘宫、灵囿、章华台…… ⁽⁴⁾ 这些隐约出现在古诗文中“狩猎公园”式的风景也许并不都是设计的产物，但它们表征的核心无疑是人征服一切的意志。到了南越国宫署兴盛的时代，这样的园林在北方已经发展至巅峰。在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学经典《上林赋》中，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就对帝王在园林方面的想象力发出了如此的惊呼：“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

司马相如以华丽辞采虚拟的对话，勾勒出一座宏大惊人的苑囿。按照他的描述，这种苑囿几乎就是自然本身，只是因为规模稍小，出产运营受制于人，才成为“第二自然” ⁽⁵⁾ 。峨峨矗矗的崇山、浩浩茫茫的大水等天地间诸般景象一应俱全，翔集奔走凫游其间的禽鸟兽畜鱼虫无不尽有。晨昏往复的四季景象，象征着天子奄有四海、富足天下，而其中还有后起的弥山跨谷的离宫别馆和高廊曲阁。“扪天奔星”，建筑不仅仅是人的意志和造化交通的一种媒介，就像早期的神话和风俗所反映的那样，慢慢地，它们还成了一种改造自然为人所有的工具，“醴泉涌于清室，通川过于中庭”，人在这里尽享人间物产和芳卉，逐渐把这个打了折的世界当作了唯一的世界，它们现在弄假成真，变成了“第三自然” ⁽⁶⁾ ，这才是中国园林在接下来两千年内的真意：

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罗乎后宫，列乎北园。

不像后世的园林是在人境里，这里描述的一切仿佛就在天地之中。虽然看上去还是未经改造的世界，但人的意志已经无孔不入，织成网罗：“若此者数百千处。娱游往来，宫宿馆舍，庖厨不徙，后宫不移，百官备具。”于是乎，任性天子可以把他的百里上林变成一台盛大的演出：

乘镂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

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

游戏之余，最初的园林显露了它的本色：它是靠人力运转的一部自然机器，人同时也仰赖其生存。司马相如并非一味歌咏，而是在称颂之余批判了全国范围内兴起的奢靡之风，他在文末指出，不加节制地扩张游苑，可能给帝国的统治带来重大危机：“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民无所食也……”于是皇帝下令停止在山水间的游乐，让庄园回归生产性的角色。这样一来，皆大欢喜，“四海之内，靡不受获”。

即使距离汉帝国的统治中心将近两千公里，在广州的考古发掘现场，你也可以再次感知上古园林的豪放尺度。但现存的一切，依然不足以说明那些超大型古代园林给人的感受。同时期的汉代文物即使在南方也并不罕见，但是和其他古代文明的遗址——比如至今尚存的罗马帝国废墟，或是“生前”物理情状更加明晰的建筑类遗址相比，汉代那小半夺天工大半靠想象的园林空间，就像广州这个被意外发掘出的园池一角，已经很难复原出它当年的景象。在广州的历史遗址，今天已然是闹市中的一角，比起附近勃兴的现代建设，即使当年的苑囿复生，恐怕也相形见绌。在南越王宫博物馆的另外一处空间——既非发掘古代的现场，也不是现代绿化衬景，按照学者们构想中的园林原貌特意恢复出来供游人实景体验的，还有一般游客容易忽略的第三种“历史园林”，它在概念上属于过去，却没什么古代的气息。

有趣的是，这个重构出来的古代园林的片段，居然像正投影一般摞在了考古遗址的头顶。它其实是一座“屋顶花园”，覆土不可能太深，而且只有凭借现代高层建筑才有的人造地形，方成为匪夷所思的现实。虽然平面构图严格遵照楼下的遗址陈列，它却俨然是现代公园的模样，还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小公园。

“两处茫茫皆不见”，要么有事实却缺乏感性，要么仅有直觉却无所依凭，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只有回到完整的文本结构自身，才可以确证汉代人宏大的宇宙观不只是白日梦呓，连带这些文字，也是人类征服自然野心的一部分：“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对比古今，我们会幡然醒悟，不管创作初衷是什么，司马相如的辞赋都比园林自身的生命力更长久。你不必介意那些模糊的细节，无须背诵那些艰涩的词句——现代人已经很难知晓它们的确切含义。在想象的世界里，表象和实在的同构，小大形式的关联，赋予了所有自然现象人的色彩，渺小的人在想象中践履山水之间，于是人征服自然的行为有了与物同游的意义。

只有带着这种眼光，怀抱这样的胸襟，你才可以辨认出一座更阔大的文化“遗址”的存在，当年它不只对大地景观有所增削，更成为表现人们世界观的一座缩微模型。

也许在文化史中，后者的痕迹会比博物馆里的园林遗址保存得更加完好。

尽管物事纷繁，但在中国，正是三个不同层面的竞争与发展，才让这样的文化—自然协奏显示出清晰的脉络，中国园林由此变得举世无双：首先，多样的文化地理格局让泛泛的“山水比德”变得具体和生动。上古先民已经注意到域外方国并与之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带来了不同地域间的想象和欣赏，《诗经》歌咏的景观已经延及北到滹沱河，南到汉江流域，东到渤海，西到六盘山的广大区域， ⁽⁷⁾ 这以后，无论是南—北、胡—越的天然分立，还是关中、江南、幽燕、东北、岭南的次第兴盛，都使得不同的园林文化可以相互参照，共同创新，络绎不绝带进新的“意匠”。其次，至少在书面上趋于一统的中国文化为“中国园林”提供了共同的文化背景，共享的诗情、各具特色的地方风景，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又构成张力。最终，“中国园林史”也最典型地体现了“园林”的价值，它不仅仅是正向的累加，也是特殊的时间的建筑学，体现了中国人更惯于使用的那个有关风景的词语：“沧桑”。

如同两个层面的上林苑一样，中国园林不仅有可见的风景，也由无形的思想建构所丰富。在这里，丧失反而也成就了一种价值，时间所体现的价值。

像上林苑那样野心勃勃以文化改造自然，成了后世园林一种实在的传统，带头这样做或许成了每个统治者证明自己正当法统的手段，于是两千年来，经济能力宽裕的帝王无不执着地践行着汉武帝的梦想。你现在去北京时，可能不再觉得故宫御花园中巨大的石山有什么特别，而托号“三海”、象征着海上阆苑的城市人工湖和尺度更惊人的现代景观相比也可能平淡无奇。但在明清之前，帝国都城中的人烟没有那么稠密，几乎每个皇帝都会把宫苑可观的部分托付给一个和原始莽荒保持着联系的神话世界，对于那些有幸目睹它们的人而言，这种做法本身便着实有些“可观”。

与此同时，另一座不易察觉的文化园林，也像影子一样伴随着这些历史上的名园出现了，当这些神话般的名园绝大多数都不见踪影，这座特殊的“园林”还长存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这样的“园林”兼有虚实两种特征。例如，同样是汉武帝的建章宫中，已经出现了一池三山的模式，象征着海上的三座仙山：蓬莱、方丈、瀛洲。 ⁽⁸⁾ 它们出现在广阔的水面上，可望而不可即；而恰恰是这种内含的虚幻，让这种特色景观成为千百年来中国园林中主要的悖反主题。偶然留存的终点，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起点。

园林存在，因为它永远诉说着不可触及、无法证明的东西。 9b+fYpDvm0FMj0g0ISz91dPOd41j1r2k8Urh43C0Z9/R0EwPCySzGJuNY4VZEo3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