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古希腊陶瓶。”1972年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公报》自豪地宣布了一项新的收购，如今来看，这一行为简直就是自找麻烦。它的兴奋之情或许没有问题，因为本书本质上也支持这种旗帜鲜明的宣言。然而，伟大成就的宣布却加深了它的购买途径带来的阴影。我们的陶瓶是如何被位于纽约的博物馆买走的，后来又是为何被送回了意大利，这个不太光彩的故事如今已经尽人皆知。尽管有些细节仍然扑朔迷离，但我们似乎还是值得做如下梳理。

故事可以从一段小插曲讲起。有个12岁的小男孩第一次参观了柏林雄伟的考古博物馆。那是1930年，华尔街还没有从股市“大崩盘”中恢复；而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正变成一场重要的政治运动。可这位来自图林根的年轻游客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博物馆展柜里的一只古希腊陶瓶上。这是一只巨大的陶瓶，上面绘有雅典体育场所的诸般场景：摆出各种姿势的运动员，还有他们的教练和身份低微的随侍（图1）。陶瓶上没有签名，但博物馆的标签上写着一位艺术家的名字：欧弗洛尼奥斯。男孩当即下定决心，他要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并用一生来研究如此迷人的古物。

曾长期担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文物总监的迪特里希·冯·博思默，是这样描述促使他后来变成古希腊彩陶专家的那一刻的。就像意大利人会说的那样——“即使这不是真的，那也是个好故事”；不过，“三岁看老”，可以想见，对欧弗洛尼奥斯的漂亮陶瓶一见钟情的少年在变成一位仔细认真的学者后，却为了获得同一画家创作的类似陶瓶（外形相似，但装饰甚至更为出色）而放弃了职业谨慎。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关于热爱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萨尔珀冬陶瓶在近代的戏剧性经历。而在这个故事的众多主角中，没有人比迪特里希·冯·博思默更有热情了。

他年轻时雄心勃勃，加上反对纳粹（主义），于是先去了英国，后又去了美国。1938年，博思默获得罗德奖学金（当时德国人仍有资格获此奖项），成了约翰·D.比兹利的学生。比兹利当时是牛津大学林肯学院古典考古学的教授。就这样，他投到了世界公认水平最高的古希腊瓶画专家的门下。据他自己所说，他成了一个虔诚的信徒。他不仅学习掌握了比兹利为匿名画作确定作者的方法，还很快成了比兹利最值得信任的合作者。此外，他还有一个特长：让“孤儿”与“家人”团圆——换言之，某陶瓶的碎片哪怕散落在不同大陆，他也能看得出它们能拼合到一起。战争的爆发导致博思默移民美国，他先在伯克利（师从比兹利的另一个学生，H. R. W·史密斯）继续学业，随后去了芝加哥，后来还志愿去太平洋服了兵役。（以优异的表现）退伍后，博思默又重新成了一名学者和鉴赏家。虽然远隔重洋，但他与老师比兹利始终保持着定期通信，互寄笔记、草图和照片，并形成了一年一会面的惯例。

在比兹利的早期作品中，有一本名为《美国博物馆中的阿提卡红绘陶瓶》（ Attic Red-Figured Vases in American Museums ，1918年）的专著。比兹利将这本书献给了爱德华·沃伦和约翰·马歇尔，以向他们“为美国建立宏伟的陶瓶收藏而做出的不懈努力”致敬。沃伦是一位造纸巨头的儿子，他在学生时代去罗马旅游时，就开始用继承的遗产购买古典时代的文物。他的朋友马歇尔不久也受雇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欧洲代理人”的身份为博物馆在欧洲搜罗古代文物。马歇尔在1906年担任这个职务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只有很少的古希腊陶瓶。但到1928年去世时，马歇尔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1946年，馆长吉塞拉·里希特任命博思默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助理馆长。现在，她可以宣布，经过20多年的努力，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古希腊陶瓶“不仅可以体现雅典红绘陶瓶的主要发展时期，而且已经跻身世界顶级收藏的行列”。

要是有欧弗洛尼奥斯的作品就更好了。但事实是，美国的博物馆几乎没有收藏这位画家的作品。弗兰克·塔贝尔是1888—1889年美国雅典古典研究学院的院长，他曾获得一些陶器残片，后来流转到了芝加哥大学。1910年，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从爱德华·沃伦手中购买了一些文物，其中有几件“凉钵” ，被比兹利认为是欧弗洛尼奥斯的作品。据说这只陶瓶来自奥尔维耶托的伊特鲁里亚遗址，即使是在破碎状态下，也散发着一种艺术野心，要在一个弧形器皿的有限空间内，精心展现出动人的图景（图2）。

获得如此古色古香的高品质文物的机会，似乎不太可能再出现。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初，来自波士顿的古典考古学家艾米丽·韦尔缪勒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她展示了一些被认为是欧弗洛尼奥斯作品的花萼状陶瓶残片，上面描绘了会饮和飨宴的场景（图3）。韦尔缪勒充满感激地指出，这只残缺的器皿先是在罗德岛普罗维登斯做了一次展览，后来又借给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但涉及这些残片拥有者的身份时，她一直保持着谨慎。至于这个陶瓶可能的来源，她没有直接说明，只是提到了她的观察：从陶瓶边缘的破损状况，到古代的修复痕迹，再到幸存至今的手柄。她补充道：“在被送进坟墓之前，这只陶瓶可能作为展示品一直放在伊特鲁里亚人的会饮上。”1969年，这只陶瓶最终被慕尼黑州立考古博物馆收藏，当时它已经被“认证”为属于欧弗洛尼奥斯作品。在此之前，约翰·比兹利爵士（1949年被授予骑士称号，1959年又因其对学术的杰出贡献而被授予名誉勋位）的《阿提卡红绘陶瓶画师》（ Attic Red-Figure Vase-Painters，1963年 ）再版时，也把这只陶瓶添加到了附录中。在该书简明扼要的目录中，比兹利只是说这只陶瓶来自“费城市场”，还补充道：“来自赫克特。”

在该书序言中，比兹利感谢了两个人的帮助。他感谢他们的“善举”，并表示：“感谢他们让我注意到那些极有可能从我眼前溜走的陶瓶。”两者之一便是赫伯特·卡恩，他是巴塞尔一个家族企业的老板，经营古钱币和手工艺品；另一个是罗伯特（鲍勃）·赫克特，和卡恩一样，在20世纪50年代从事文物贸易之前，赫克特也认真研读过古典考古学。作为罗马美国学院的研究员，他定居于罗马，并以此作为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收藏家做生意的大本营。尽管在人们眼中，赫克特是一名“温文尔雅”和“圆滑世故”的商人，但他有时也可能行事鲁莽。例如，他1962年在土耳其收购了一些硬币，乘坐土耳其国内航班时，因为过于兴奋，他忍不住将硬币拿出来把玩。被人看到后，赫克特因为涉嫌携带违禁品出境，在伊斯坦布尔机场遭到了警方的盘问，并被禁止再踏上土耳其的土地。前一年在意大利，他（与赫伯特·卡恩等人一起）也因为涉嫌买卖赃物而受到指控。但在无罪释放后，他就开始发迹了。他不仅成了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这样受人景仰的大机构的文物供应商，还偶尔会造访牛津大学，与比兹利分享新发现的古希腊陶瓶的照片。

这些古希腊陶瓶是从哪里来的呢？通常并非希腊。正如我们接下来将看到的，由于各种历史和考古因素，它们往往是在伊特鲁里亚人的坟墓中被发现的。伊特鲁里亚人是意大利古代一个被称作“伊特鲁里亚”地区的居民。广义地说，伊特鲁里亚的中心地带位于罗马与佛罗伦萨之间，这里据估计约有50万座古墓。许多古墓仍然埋在农田之下；其中不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被洗劫一空，包括伊特鲁里亚人按照习俗为死者准备的陪葬品。古代和中世纪的盗墓者可能一直在寻找珠宝或者贵金属。但从18世纪晚期开始，陶器也开始成为盗墓贼的目标。也正因此，伊特鲁里亚地区的现代居民在探寻墓葬方面展现出了特殊才能。他们不需要复杂的传感设备，只需一根长长的钢棒——一端是尖头，另一端是用来向地下钻探的把手——通常就足以找到潜在的宝藏。盗墓贼一般在夜幕掩护下行动。他们大多都是当地的农场工或苦力，曾在少年时当过半吊子考古学家，并受到不信任国家权威的本地意大利人的庇护，无论是军警还是文保部门都管不了他们，因为后者会迅速吞并具有考古价值的土地，但在对被吞并土地的农民给予补偿时却迁延日久。在南伊特鲁里亚的主要中心，如塔奎尼亚、武尔奇、维爱和切尔韦泰里等地，田野、牧场和火山陡坡都是常见的发掘点。一些盗墓者声称，经过多年的发掘，他们已经掏空了数千座墓穴。

曾经有一段时间，从古墓中挖出的宝物（或经过精心包装的宝物复制品），会被放在罗马的波特塞门旧货市场，或者像巴巴维诺大道上的法拉尼这样的商店橱窗里出售。（现在不是这样了，稍后我们就会知道原因何在。）当赫克特的职业生涯起步时，情况就是这样。20世纪60年代，他如何将欧弗洛尼奥斯创作的陶瓶卖到慕尼黑，我们尚不清楚，但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以前，他还为这家博物馆提供了这只陶瓶的更多残片。

由于需求旺盛，对赫克特来说就有必要研究是否还能从伊特鲁里亚的古墓中找到欧弗洛尼奥斯的其他作品。20世纪60年代中期，赫克特结识了贾科莫·美第奇，与当地盗墓团伙的直接联系问题就此解决。美第奇的父亲是一个小古董商，在罗马的坎波·马齐奥经营一个摊位。父子二人曾被指控买卖赃物，在漫长的审判之后，最终以他们被判处短期缓刑告终。小美第奇于是学会了使他的活动更隐蔽，在选择客户与文物时也更谨慎。与其在博尔盖塞广场向路过的游客兜售各式各样的古物，还不如专门从伊特鲁里亚和其他地方偷盗的赃物中采购高端文物，这样更安全，也更有利可图。美第奇了解盗墓者的工作地点和工作方式。他的客户首先是意大利的私人收藏家。赫克特为这个行业带来了更广阔的空间，使其与国际博物馆、收藏家甚至专业学者都建立了联系。除了比兹利（赫克特称他为Jackie D.），这些学者还有牛津大学的科学家，他们开发了测量陶器（和其他材料）残余热释光的技术，从而确保了文物的真实性。

赫克特与美第奇的合作始于一只雅典红绘陶杯。这只酒杯卖给了瑞士的一位收藏家，价格比赫克特付给美第奇的要高得多，赫克特很满意。反过来，赫克特付给美第奇的钱也比美第奇付给盗墓者的钱多得多，美第奇也很满意。而对盗墓者来说，美第奇付给他们的报酬又比他们通常情况下一个月甚至一年的“日常工作”所得多得多，他们也很满意。为了把一件古代文物运出意大利，一个经济链条就此被建立起来。对赫克特和美第奇来说，这标志着二人此后数十年合作的开始。他们的经营范围涵盖数量庞大、类型多样的工艺品，包括数不胜数的伊特鲁里亚神庙的陶制饰品残片、从伊特鲁里亚古墓揭取的部分壁画、珍贵的金属制品等。瑞士是一个理想的销售地，一些著名的买家和经销商，如赫伯特·卡恩和埃利·博罗夫斯基等，都以瑞士为基地。但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全世界，伊特鲁里亚并不是唯一的文物来源。例如1970年，赫克特向美第奇支付了6.7万美元，购买了从蒙特里布蕾蒂附近一座俯瞰台伯河谷的小山上的古墓里洗劫的各类文物。这些都是一位萨宾王子的陪葬品，包括王室庆典所用的黄金浮雕板和马匹饰物。然后，赫克特又以24万美元的价格将这些文物卖给了哥本哈根的新嘉士伯艺术博物馆。

不过，最受市场青睐的还是古希腊陶瓶。从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2000年6月的销售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美第奇能够提供的东西，不管其中是否经过了赫克特的中介。以埃利·博罗夫斯基的藏品为例，总计157件残片，售出146件，总销售额达到7,053,906美元。即使是残片，也可能是有价值的：只要有足够多的原始装饰留存，可以用来判断作者的归属。有经验和掌握必备专业知识的人，只需要一些判断条件——一些典型的华丽布帘，以及明显的身体局部结构图案，如踝骨——就能利用比兹利溯源法确定作者的身份。只有极少数考古学家才有这种能力，但如前所述，博思默正是其中之一。1959年，他被任命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希腊和罗马艺术部的负责人时，已经认识了赫克特，并会通过购买一些小物件来练习他的鉴定技巧。这些小物件大多是残片，也是他的私人收藏——即使不是需要领养的“孤儿”残片，也可以作教学之用。但代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购买一件重要藏品，并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

对于任何一位博物馆管理者来说，购买来历不明文物的风险在当时都是众所周知的。约翰·马歇尔和吉塞拉·里希特都曾被几尊伪造的伊特鲁里亚陶俑骗过，这件事很有名。这些陶俑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1915—1921年购买的（其中一尊花费了4万美元）。1961年，在博思默的见证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最终承认这些陶俑是赝品（即使从照片上看，这些陶俑的伪造特征也很明显，但或许这只是事后之见）。但一些收购真的值得冒险吗？竞争之风日盛，尤其是在新世界的收藏机构之间（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巨头保罗·盖蒂的私人古董收藏开始转型为公共博物馆时）。1967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迎来了一位敢作敢当的新主管——托马斯·霍文，他自称长于自我营销，喜欢把博物馆里的活动作为头版新闻报道，即使这意味着“让（埃及的）木乃伊们出来跳舞”也在所不惜。他在处理博物馆藏品时俨然一副寡廉鲜耻的商人嘴脸，认为一件文物只要能吸引公众成群结队地前来观看，就值得收藏。

萨尔珀冬陶瓶的发掘及其在1972年被卖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事的真相，很可能已经随着故事的主角一起埋进了古墓。2009年底，迪特里希·冯·博思默和托马斯·霍文相继去世，鲍勃·赫克特也于2012年去世。据猜测，一个由7人组成的盗墓团队（外加两个望风的）参与了寻找陶瓶的过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目前也已去世，而且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可能打破意大利盗墓贼在传统上的缄默法则。

就目前所能还原的真相而言，萨尔珀冬陶瓶似乎发现于1971年12月的一个晚上。当时盗墓者正在伊特鲁里亚人的古城卡埃里（或称切尔韦泰里）一处杂草丛生的悬崖边勘查，这里位于罗马以北，距罗马只有大约半小时车程。这个被称为“圣安杰洛”的地区距离现代城镇的郊区不远，虽然杂草丛生，但仍能清晰地看到瓦齐纳山谷和通往内陆的一条道路（图4）。盗墓贼效仿一些现代考古先例（如拉斯科洞穴壁画）真假难辨的发现过程，老是宣称他们是在捕猎野猪时偶然发现了一座古墓。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一开始就知道该地区是伊特鲁里亚城周边墓地的一部分，是寻找古代宝藏的好地方。

经过多次挖掘，盗墓者才找到了陶瓶所在的墓穴（由一系列墓室相连），并将其洗劫一空。陵墓的整体当时是否已经坍塌，或者坍塌是否由盗墓者的此次进入引起，目前还不清楚。对于盗墓者来说，劫掠就是他们的全部目的。没有人对精微的地层学感兴趣，也没有人做笔记，更没有人收集考古学家想要的信息。从本质上讲，这就是非法的文物交易所造成的科学研究灾难。然而我们有报告说，除了萨尔珀冬陶瓶，同一墓穴中还发现了一个由欧弗洛尼奥斯创作的基利克斯陶杯：这个陶杯上也描绘了搬运萨尔珀冬遗体的场面（见 图37和图38 ）。虽然令人生疑，但这则信息暗示了关于古代伊特鲁里亚古墓墓主身份的一些有趣信息。

至于萨尔珀冬陶瓶，我们尚不确定它的破碎是否由盗墓者强行进入其存放地所致；而且很遗憾，我们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它在墓地中的位置。它是和其他陪葬品一起放在墓室的地板上，还是放在雕花的长榻上，抑或（像赫克特听说的那样）是从墓室的地道入口找到的？虽然没有人愿意承认，但我们不难想象，陶瓶被发现的时候应是完好无损的，然而盗墓者为了方便走私，故意打碎了它。无论如何，陶瓶的50多件碎片被打包，并及时拿给了贾科莫·美第奇，后者毫不犹豫地支付了大约5000万里拉（约合8.8万美元）现金。他给这些碎片拍了几张拍立得照片，将其转移到了位于意大利和瑞士边境的卢加诺的一个保险箱里。然后，他通知了罗伯特·赫克特。这些照片足以立即引发回应。赫克特去了卢加诺，对这些碎片很满意，并与美第奇达成了价值150万瑞士法郎（约合35万美元）的交易。他预付了一笔钱，其余的分期支付，然后立即把碎片带到苏黎世，交给弗里茨·伯基复原。弗里茨·伯基以前是大学里的一名技术员，他的技术和谨慎都值得信赖。然后，赫克特就带着家人去滑雪，顺道欢度圣诞假期了。

“这是一个快乐的假期。” 度假结束后，赫克特四处寻找潜在买家，伯基则忙着修复陶瓶。碰巧的是，他经手的第一只陶瓶是在1950年卖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当时博思默比克里斯汀·亚历山大还要年轻。那只陶瓶是一个漂亮的阿普利亚陶瓶，上面画着一幅罕见的人物立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为其支付了1万美元。据赫克特说，博思默当即宣布，他的任务就是为其“搜罗值得收藏的好东西”。无疑，在切尔韦泰里发现的文物就属此类。赫克特起初为了推销自己，写给博思默的信既戏谑又隐晦，有意引起这位纽约专家的兴趣。如果有这样一只陶瓶，它的尺寸与比兹利说的卢浮宫所藏的那只“赫拉克勒斯和安泰俄斯陶瓶”尺寸相近，而且“保存完好”呢（见 图13 ）？接下来的一封信保持了神秘的风格，除了一点：价格。这可不是寻常的古希腊陶瓶。它的价格应该与莫奈的代表作在一个档次，并据此进行估价（霍文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引发的争议之一，就是花费140万美元买下了莫奈的《圣阿德雷斯的花园》）。

博思默对这只陶瓶很感兴趣，但他很清楚，霍文也同样希望能促成这笔交易。赫克特来到纽约，给他们看了一些照片。随后，博思默、霍文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副馆长西奥多·卢梭乘飞机前往苏黎世当面验了货。那是1972年6月，经过伯基最后几次修复，陶瓶就将彻底恢复原貌。

20年后，霍文公开提到那次会面时说，当他在瑞士郊区的花园中看到那只陶瓶时，便情不自禁地“完全爱上了它”。他说，这只陶瓶满足了他对一件艺术作品的全部期待：完美无瑕的技术、宏大的结构、多层次的英雄主题，每次看都能发现新的东西。霍文说博思默当时“目瞪口呆”；至于他自己，他回忆道：“第一眼看到它时，我就发誓一定要得到它。”

霍文从一开始就怀疑这只陶瓶是“在意大利被非法挖掘出来的”，博思默肯定也有同样的怀疑。但他们谁都没有向赫克特追问陶瓶的来历：显然，他们不想知道太多。博思默在1997年接受采访时说，如果陶瓶上刻有伊特鲁里亚人的文字，那他是不会买下的，因为“那样的话，陶瓶就显然来自伊特鲁里亚人”。 第一次谈到陶瓶的来历时，赫克特开了一句玩笑，说这只陶瓶是其芬兰祖母的财产。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在古典考古学方面经验丰富的人来说，赫克特一本正经编出来的托词都必定会显得苍白无力。按照赫克特的说法，这只陶瓶出现在一个鞋盒中（或者是帽盒，这类细节前后并不一致），是一位常住贝鲁特、名叫迪克兰·萨拉菲安的亚美尼亚古董商的收藏。萨拉菲安向赫克特提供了书面证词，证明这些文物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属于他的家族。后来，萨拉菲安回忆道，他的父亲1920年在伦敦得到了一个装满碎片的盒子，“作为交换，他付给了对方一套从近东地区得来的金币”。

赫克特自称萨拉菲安的代理，并暗示他的客户，如果想要一个好价格，他将从中收取10%的佣金。什么价格合适？不少于100万美元。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应该去哪里筹集这笔钱呢？近来，霍文已经出售了梵高和亨利·卢梭的画作，他在想是否可以把一些希腊雕像也加入交易。据赫克特所说，博思默透露，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已经有了出售数千枚希腊和罗马钱币的计划。赫克特建议使用苏富比拍卖行交易，霍文和博思默接纳了他的建议，并从拍卖行获得了一笔现金预付款（赫克特说是160万美元）。罗马金币在1972年11月售出，希腊银币在1973年4月售出，净赚数百万美元。尽管这一事件随后也引发了一些抗议，但并不严重。因为自1909年以来，古币收藏和研究的专利一直属于美国钱币协会，而非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1972年8月底，赫克特带着修复如初的陶瓶，坐上了从瑞士飞往美国的头等舱，并在纽约成功通过了海关的检查。赫克特为它申报的价值是100万美元，成功避开了关税。博思默完全相信这只陶瓶的真实性，认为没有必要进行热释光检测。霍文宣布他最新的“斩获”时，简直无法抑制自己的喜悦之情（在回忆录中，他坦承当时的自己有“一种近乎从性爱中获得的快感”）。“艺术史即将被改写。”他声称。1972年11月12日，萨尔珀冬陶瓶成了首次登上《纽约时报》杂志封面的艺术作品。展览时，根据蒂凡尼专家的设计，萨尔珀冬陶瓶被放在一个透明的盒子里。陶瓶位于展览馆的中心，因此游客可以从各个角度欣赏它的美。在一张媒体拍摄的照片中，迪特里希·冯·博思默坐在办公桌前，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些陶瓶的照片，这些照片即将刊登在博物馆的季刊上，那是一期关于古希腊陶瓶的特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馆长本性不喜浮夸，但此时他显然也很兴奋，按捺不住地肯定了陶瓶在学术上的重要性（图5）。因此，他首次发文的开场白是：“在古希腊彩陶领域，不夸张地说，这是目前最好的一只陶瓶。”

在提交给博物馆收购委员会的分析报告中，博思默曾预言，这只陶瓶“将为我们带来外界的认可，而这正是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然而，正如他和霍文可能已经有所预料的那样，所有的炫耀都将付出代价。记者和评论家很好奇博物馆是如何得到这样一件非同寻常的文物的，自然还有它究竟花了多少钱。当这些问题得不到答案时，民间的调查就开始了。通过查看美国海关的记录，很容易就能发现这笔费用。陶瓶的来历很神秘，正如一位记者所说，这只陶瓶显然是“凭空变出来的”。起初，为了将来继续和赫克特做生意，霍文坚持要保密，但鉴于有些陶瓶来自意大利非法发掘的谣言已经在流传，他们不得不将迪克兰·萨拉菲安的姓名透露给公众，从而为赫克特捏造出来的黎巴嫩人的故事提供一些证据。

给陶瓶起“火锅”这样的绰号，可能仅仅是霍文自创的一句俏皮话，但它的犯罪阴影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轻。1974年，他收到了芝加哥一位女士的信（他的回忆录中有相应记载），信中证实她和她的丈夫10年前在贝鲁特拜访迪克兰·萨拉菲安时，看到过一个装有古希腊陶瓶残片的盒子。令人困惑的是，霍文说这个女人叫“穆丽尔·希尔伯斯坦”。但确切地说，她的名字应为穆丽尔·斯坦伯格·纽曼，是著名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收藏家（1980年，她曾把自己的大部分藏品捐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更令人困惑的是，霍文后来确信萨拉菲安手里有欧弗洛尼奥斯创作的陶瓶碎片，但由于不完整，它们必然来自另一只陶瓶。在回忆录中，霍文透露了他认为的事情经过。早在1971年，鲍勃·赫克特就从迪克兰·萨拉菲安手里得到了欧弗洛尼奥斯创作的一些陶瓶残片。大约一年后，萨尔珀冬陶瓶才在切尔韦泰里被发现。为了便于出售后者，赫克特就又使用了他与萨拉菲安之前的书面交易材料。事情就这么简单。由于第二件欧弗洛尼奥斯的作品（同样是残品）近来确实流入了市场，所以霍文认为这个谜团已经解开了。

撇开“穆丽尔·希尔伯斯坦”特殊的来信不谈（现在可能也无法核实，因为她早在2008年已经去世），第三只欧弗洛尼奥斯陶瓶的出现，又使霍文凌乱的叙事更加混乱了。这只陶瓶其实并非陶瓶，而是一只用来喝酒的基利克斯陶杯，也是赫克特在兜售，上面还绘有萨尔珀冬的尸体以及睡神和死神。博思默渴望得到它，但到了这时，霍文已不想再与欧弗洛尼奥斯或者任何古希腊陶瓶产生一点儿瓜葛：“火锅”只会越来越烫手。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基利克斯陶杯；至于第二只陶瓶，虽被认为曾属于萨拉菲安，但我们可能也会注意到，它后来又转到了亨特兄弟手里——这两人是得克萨斯的亿万富翁（约在1980年，兄弟二人又得到了基利克斯陶杯）。当然，他们得到的陶瓶可能也是一些残片，可以装进一个中等大小的盒子里。但最终会有证据证明，这只陶瓶也是从切尔韦泰里劫掠而来。

赫克特在回忆录中称，他很高兴能以当时的价格买下那只陶瓶，萨拉菲安也一下子就挣够了养老钱。但是，萨拉菲安究竟得到了多少报酬，我们不得而知。而据霍文所说，1977年，萨拉菲安和妻子在贝鲁特“一场神秘的车祸”中丧生。与此同时，意大利当局正在加紧寻找证据，试图证实有关萨尔珀冬陶瓶来自切尔韦泰里古墓这一流言的真实性。凑巧的是，圣安杰洛遗址的一块地在1972年秋天挂牌出售，后来被贾科莫·美第奇和一位在瑞士经营古董店的同伴买下——二人假装要建一座养猪场。这段时期还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由朱塞佩·普罗耶蒂领导的一个官方考古队展开了对这一遗址的发掘，但参加发掘活动的不仅有宪兵队的人，也有美第奇。那是1974年的夏天。

前一年，美第奇的哥哥罗伯托和一个同伴前往那不勒斯洽谈一桩古董生意时，意外失踪了，警察只找到了他那辆被烧毁的汽车。古希腊陶瓶的价值现在引来了一些心狠手辣的犯罪分子。萨尔珀冬陶瓶创纪录的交易价格还产生了另外的影响。因为这只陶瓶，当地的盗墓者各获得了大约8500美元的报酬，后来得知它竟然卖到了100万美元，不由得捶胸顿足。或许是出于报复，他们中的一名成员决定向宪兵部门提供一封检举自己的匿名信，以协助刑事调查。当警察询问阿尔曼多·切内莱时——他已经和记者们谈过了——他告诉警方，他当时只是负责望风，并没有直接参与圣安杰洛遗址上古墓的挖掘（所以，他或许并没有违反盗贼们的缄默原则）。然而望风时，切内莱瞥见了从古墓里拿出来的彩陶，而且看到陶瓶的照片后，他还声称自己在1971年12月的那天夜里见过“那个正在流血的男人”。作为调查线索，切内莱还将赫克特的名字提供给了办案人员。他的证词足以促使意大利当局启动司法程序，但这个国家的刑事司法系统并不以快速高效著称，因此到1978年秋，此案在奇维塔韦基亚开庭的时候，迪克兰·萨拉菲安已经去世，霍文早已辞去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的职务，而阿尔曼多·切内莱也无法再对自己记忆中的事情做证。法官只好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起诉。

与此同时，罗伯特·赫克特离开罗马前往巴黎，贾科莫·美第奇也搬到了日内瓦，但他们都没有放弃贩卖古董的生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继续收购古代艺术品；而在美国西海岸，还诞生了一个年度预算约达8000万美元的机构，以及一个热衷于购买各种古代文物的馆长。这个人就是伊里·弗雷尔，他在1973年才加入了马里布的保罗·盖蒂博物馆，在此之前，他曾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待过一年。不过这一年，已足以使托马斯·霍文认定他是一个“诡诈、讨厌的家伙”，而且“玷污了……整个博物馆行业”（这让我想起一个成语：半斤八两）。弗雷尔被人熟知，可能主要是因为收购了大量的赝品（包括盖蒂博物馆的青年雕像），以及为富人们设计避税方案：让他们购买估值夸张的古董，然后再把这些古董赠送给盖蒂博物馆，以此抵消本来应该缴纳给美国国税局的那些费用。然而在马里布工作期间，弗雷尔也非常积极地（凭借其个人专业水平）扩充盖蒂博物馆的古希腊陶瓶收藏。到1983年，他已经有自信出版一本名为《保罗·盖蒂博物馆的古希腊陶瓶》（ Greek Vases in the J. Paul Getty Museum ）的书了。国际学者受邀前往盖蒂博物馆发表新成果。毫无疑问，这对学术界是有好处的，但正如愤怒的观察者们可能会说的那样，这些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洗白”那些偷来的文物。而在弗雷尔谈到这些文物的来源时，不是故意打马虎眼（例如来自“欧洲艺术市场”），就是伪造一些具体的信息（例如属于“伊斯特哈齐伯爵”）。

弗雷尔最终因行为不端而受到讯问和降职。1986年，他离开了盖蒂博物馆。但他的收购策略仍在博物馆起着作用。事后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某一组特殊的残片组合加深了人们对其非法来源的怀疑，那就是在一篇发表于1991年的文章中，作者狄弗里·威廉姆斯（当时在大英博物馆工作）曾讨论过的那只巨大的基利克斯陶杯。威廉姆斯恭喜盖蒂博物馆拥有了“奥奈西摩斯最奢华的酒杯之一”。他首先确认，尽管酒杯底部曾经刻有“欧弗洛尼奥斯所制”的铭文，但在这里，欧弗洛尼奥斯是以“陶工”而非“画师”身份签名的。据推测，这幅画的风格应该属于他的学生奥奈西摩斯，一位多产的陶瓶画师。在虔诚的黄金时代，即公元前5世纪早期，他似乎曾为雅典卫城上的雅典娜女神敬献过7个大理石盆。人们相信，作为陶工的欧弗洛尼奥斯发展并完善了独特的“巨型杯”，这种杯的口径很宽，但并不深：可以肯定，这种杯子并不适合作为饮具，但却可以为绘画提供更多空间（参见 此处 ）。正如威廉姆斯所示，奥奈西摩斯巧妙地利用了陶杯外面多出来的空间，描绘了荷马《伊利亚特》中的两个场景：场景之一是阿伽门农掳走阿喀琉斯的侍女布里塞伊斯，这正是“阿喀琉斯之怒”的原因；另一个场景（画面不完整）明显是埃阿斯与赫克托耳决斗的画面，而且，杯子内部更复杂的画面则使人想起《特洛伊的陷落》（ Ilioupersis ）。然而，除了大小和装饰上的宏大场景，这只陶杯也体现出了一个特别之处：它的底座凹槽内刻有伊特鲁里亚人的铭文（图6）。伊特鲁里亚人的语言或许有其隐晦的一面，而且陶杯也只有一半的原始基座保存了下来，但这条铭文的主旨并不难理解：“这只陶杯是由（佚名）献给赫克利的礼物。”

“赫克利”是伊特鲁里亚人对赫拉克勒斯（罗马人称之为赫丘利）的称呼，他既是英雄又是神祇，在整个地中海地区都很受尊敬。拉丁语史料里提到，献给赫拉克勒斯的一口圣泉就位于切尔韦泰里。而在献词中使用的伊特鲁里亚手稿的精确变体，也被认为具有切尔韦泰里的特色。威廉姆斯并未提到这些联系；陶杯的接受史不在他的讨论范围之内，而且雅克·欧尔贡和其他伊特鲁里亚学专家也已经指出了铭文的含义。但是，当威廉姆斯文章的手稿还在印刷时，有人给他看了一些照片。这些照片表明，市场上已经出现了更多的杯子残片，于是他把这一情况记录在了他作品的“附录”和“后记”中。这些残片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基利克斯陶杯曾在古代被破坏又得到修复，它来自切尔韦泰里，出土时，已经有所破损。

1993年，在切尔韦泰里圣安东尼奥区域的格雷佩·圣安杰洛的高地上进行了一场发掘活动。本书作者参加了这场发掘，现在还记得每天傍晚离开现场，等次日早上返回之后却发现有人在夜里秘密来过的那种沮丧感。很难说有多少文物被盗走。不速之客最喜欢玩的把戏是把香烟盒埋起来，让我们找。但至少两座相邻神庙的建筑结构被揭开了。而一种崇拜赫拉克勒斯的狂热仪式痕迹（一根小铜棒）的发现，足以使当地人更加确信盖蒂博物馆的大陶杯曾在附近用于献祭。我们团队中的玛丽亚·安东尼耶塔·里佐，也是当时切尔韦泰里一带的考古负责人。1997年在维泰博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她对基利克斯陶杯的来历提出了置疑，而自1986年以来一直担任盖蒂博物馆文物部门总监的马里昂·特鲁当时恰好也在场。显然，在考古现场理解古代文物的学术理想，强化了收回意大利遗失“文化遗产”的情感压力。值得赞扬的是，马里昂·特鲁当即做出了回应，他提出：如果意大利当局能提供有关基利克斯陶杯的确切来历信息，可以将其归还。后来，意大利政府准备好了证据材料，终于在1999年2月迎回了陶杯。

早在1972年，萨尔珀冬陶瓶就被贴上了“价值百万美元陶瓶”的标签。从价格上看，它的名气后来被不止一个古希腊陶瓶盖过。1990年在苏富比的一场拍卖会上，纽约收藏家谢尔比·怀特和莱昂·列维以176万美元拍得了欧弗洛尼奥斯描绘赫拉克勒斯和基科诺斯的陶瓶残片。这些残片原属于亨特兄弟所有。而在同一场竞拍中，欧弗洛尼奥斯绘有狩猎的萨尔珀冬的基利克斯陶杯也以74.2万美元售出，而买主正是贾科莫·美第奇，他面带灿烂的微笑，战胜竞争对手（罗宾·赛姆斯，当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代表），重新获得了这只陶杯，这是他曾以低得多的价格卖给罗伯特·赫克特的东西。要么是出于对欧弗洛尼奥斯的喜爱，他想收回它，要么（更有可能的是）他预感到这只陶杯还将继续升值。

也许美第奇意识到，非法盗掘的时代即将结束，他在这一行里所扮演的角色也很快就会消失。文化遗产保护局 是宪兵部队的一个特别单位，专门负责逮捕和起诉所有涉及非法贩运艺术品和文物的人，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意大利以外的收藏家和博物馆工作人员也在其关注之列。1995年夏天，美第奇在日内瓦自由港的住所受到搜查，他被迫提供了关于过去发生过的各种交易的新证据（在行动过程中，一名瑞士警察在一个堪比法国著名糊涂大侦探克鲁索经历的场景中，成功找到了基利克斯陶杯）。再加上在突袭赫克特的巴黎公寓时缴获的材料，提起刑事诉讼已经有了充足的证据。美第奇在2003年受审；赫克特和特鲁则在2005年受到起诉。尽管他们可以被单独审判，但是，他们三人却被当作共谋一同起诉了。

托马斯·霍文离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后，菲利佩·德·蒙特贝洛接替了他的职位。罗马的法律程序在进行中出现了各种上诉和拖延。当时，赫克特和美第奇已经分别超过和接近了意大利的限制收监年龄线。而针对在2005年就辞去盖蒂博物馆职务的马里昂·特鲁的起诉，最终也被取消——尽管各种证据都证明，萨尔珀冬陶瓶确实掠自切尔韦泰里大墓地的圣安杰洛墓穴。至于纽约博物馆最近获得的另外一些藏品，如来自西西里摩根蒂纳的一套希腊化时代的银器，意大利当局也搜集到了同样无可辩驳的非法来历证据。蒙特贝洛抓住机会主动出击，于2005年底向意大利政府提出了一项建议。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否有义务放弃这些令人不快的藏品仍未可知，所以蒙特贝洛建议“庭外和解”，这可能对双方都有利。在承认“过去在收购过程中存在不当之处”后——尽管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仍然坚称，他们是“出于善意”才购买的文物——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放弃了欧弗洛尼奥斯创作的陶瓶、来自摩根蒂纳的银器，以及1972—1999年购买的另外5件古希腊彩陶的所有权。而在意大利方面，曾任朱利亚别墅博物馆总监和20世纪80年代切尔韦泰里考古发掘主管的朱塞佩·普罗耶蒂，则代表意大利文化部，同意未来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出借具有同等美学价值和重要性的艺术品，作为对其归还文物行为的补偿。找到“解决复杂问题的合适方法”后，蒙特贝洛扬扬得意地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参观者（和理事）保证，博物馆的藏品实际上并未减少。相反，原本只能在意大利本国展出的文物精品，也将有机会来到纽约，参加一系列展览。

根据这项协议的一项附加条款，萨尔珀冬陶瓶被允许延长其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逗留时间，因为有新的希腊罗马展览馆的落成典礼需要它。2008年1月，这只陶瓶像凯旋的将军一样回到了罗马（图7），并与其他回到意大利的出土文物一起，马上在总统府奎里纳莱宫进行了展出：展览的主题“回家”（Nostoi）源于希腊语。随后，陶瓶被送到位于罗马朱利亚别墅的伊特鲁里亚国家博物馆永久陈列。

起初人们是这么以为的。可在2014年12月，萨尔珀冬陶瓶连同从盖蒂博物馆收回的基利克斯陶杯一起，却被租借给了切尔韦泰里考古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成立于1967年，收藏了一些本地文物，其前身是帕布利卡美术馆，建筑结构令人想起中世纪的地牢。如果朱利亚别墅博物馆的管理者还指望陶瓶会被还回去，那他们就要失望了。2015年11月，意大利文化部部长达里奥·弗兰切斯基尼宣布，按照政府将艺术品分布到原产地并将旅游业扩展到边远城市和地区的战略，萨尔珀冬陶瓶和欧弗洛尼奥斯作为陶工签名的基利克斯陶杯，将会留在切尔韦泰里。因此，这只“价值百万美元的陶瓶”在经历了所有的现代冒险之后，现在被安置到了距离伊特鲁里亚墓地——也就是它的最后一位古代主人曾打算让它永远长眠的那个地方——大约有八百米的一个玻璃柜中。 DpvIXmITGdbPIH4Vlxcysbj1UWfaeHbS6WgiAPlqOnp9jHISYbVsapPAJLo61sJ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