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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寻找“活的中国园林”

“活的中国园林”这个名字,来自我2008年于德国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策划的一个展览。 (1) 在中德两国扩大友好往来的背景下,展览的本意是向德国人民介绍中国历史悠久的园林文化,按官方说法,是递上一张中国的“名片”——此中颇为知名的是江南地区,尤其是自古富庶的苏州、杭州、扬州等城市。

说起来,这里也是我生长的故乡。然而在2007年,正需为这个展览做大量研究和准备的时候,我却不合时宜地迁居到了中国南端的珠江三角洲,那个时候,这里作为“世界工厂”的声誉已经登峰造极了。

一边在白天投身于城市建设的实际工作,一边在工作之余“神与物游”,追寻着“活的中国园林”的起点。说来也怪,如今回想这段时光,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后来展览中大放异彩的某位艺术家,而是广深铁路沿线一个小城镇的样子,它叫“茶山” (2) 。你可以想象,这个名字一旦翻译为外文,意义会更加引人遐想。可是事实上,在中国最大的制造产业基地里,它也不过是个平凡的小镇罢了。

从广州东站出发,大约只需一个小时,你下了火车,首先就会看到熟悉得让人心慌的“人”的风景,或者说,被经济活动一次次重塑的人类世界的模样。在火车站出口,你会看到乌泱泱、汗津津的人群,体现着直白的供与求。那个时候还很时兴“摩的”,它们和稍好一点儿的出租车一起,招徕着不同的客人,将他们送往各自的目的地,无论他们是打工妹、打工仔、产品经理,还是投资人和客户,也不管他们是初次前来投靠,还是长居于此,抑或是定期的造访。由于这些人的存在,小镇本来的意义早被颠覆了。

在潮湿闷热的中国南方,没人奢求这里有预期外的诗情画意。至于我,从来也没有想过策划一个远在德国的中国园林展与茶山这个小镇会有什么关联。在那个放松的周末,我从广州跑到那里,是去喝潮汕虾粥的,中学时代的同学老孙正在那里做一家台资工厂的质量控制员。其实,虾粥算不上当地独有的美食,但除此之外,这里似乎也没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土特产了。2018年,这个小镇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可观的137亿元,若按人均计算,则是中国平均指数的数倍。理解了这一点,你也许会宽宥几分这里枯燥的产业“园”面貌,它的意义远胜地名所指的茶“园”,也正因此,通常欧美国家超大城市才有的大马路,理直气壮地穿过了这个处于行政区划底层的“城市”。几幢门面稍微像样的建筑,街面那层是各种平价的消费:烧烤、发廊、KTV、小饭馆……一堆堆工余的青壮年男女,就在人行道上喧笑、打闹,发泄着他们旺盛的精力。这就算茶山最常见的风景了,在城市与自然的交界,也嗅不到一丝一毫“茶树山丘”的美好气息。这个地名最原始的语境已经失去了。

在当代中国,这样的情形并不罕见。相比城市本身发生的巨变,仅存的小桥流水算不得什么。现在提起“中国园林”,聚焦的是一种已经发生改变的语境,大部分像我这个年纪的研究者都生长在这种业已改变的语境之中,再也不能汲取自然的生活经验,而只能把“中国园林”当作一种古老文化的标本来观察和探究。

“中国园林”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样式,原本需要依存太多因素成活,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特定的土地制度、气候、物质出产和流通方式、工艺传统、空间营造体系、社会关系、历史观念、不同的文学和视觉艺术样式……甚至是与今天截然不同的“从前慢”的时间观念。可近代以来,西方意义上的城市化迅猛地改变了这一切,即使是在20世纪某个发展缓慢的时期也不曾真正停下脚步。大部分人的生活早已疏远了自然,构成他们世界的质料,恐怕是一点儿都不同于从前了。眼前,就在珠三角落脚的全球化大工业生产,只不过是这种场面过于戏剧化的表达。

更为根本的改变是结构性的、看不见的、作用于传统园林赖以存在的外部空间:以各种形式物化了的社会结构,包括建筑本身,如今都屈从于另一种更强大的逻辑。它们不是靠神话和寓言,而是经由5G网络精确同步的金融支付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虽然仍有它尚未征服的角落,但那些昏暗的街头巷尾,或是幽晦未知深浅的大山,不太可能像过去那样,仅仅成为浪漫的审美对象。

最重要的还是园林文化的主体——人。不仅园居已是一种都市里的奢侈,就连习惯和园居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人”,连同他们“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习惯,也都不再是社会生活中必要的一环。新的世界在各方面都貌似平等、平均,讲究效率、舒适和安全,就连珠三角仿造迪士尼建起的本土主题公园,也知道要把它的顾客安顿在精心设计的空调大厅里,路都不用多走,汗也无须多流。

读者或许猜到了,我在这里提到茶山,绝不因为它是一个如此完美的可以被拿来批判的对象。当我喝饱了飘着诱人芫荽香味的鲜美虾粥,沿着喧嚣的大街走上几步,很快就在小镇中心看到了茶山的“中国园林”——一个水泥做成的亭子。我判断它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西方式的“景观建筑”兴起之前,由中国地方习称的“园林局”牵头,再由某个无名的设计师设计和建造的。

中国建筑中很难再有这样非功利性的空间概念。“亭”在起初只是指一种能够使人“停”下来的建筑,可以是旅店、餐馆,但不一定有实际的居住功能。 (3) 从古文字的字形上看,“亭”是一种四面敞开的建筑。1634年刊行的中国古典造园经典《园冶》中说“花间隐榭,水际安亭”,甭管这里是否有这样的条件,眼下在茶山,即使是用如此现代和粗鄙的材料,能赋予一座建筑不那么功利的目的,也很难能可贵了。

提到以“亭”命名,很少有中国人不知道明代的戏剧作品《牡丹亭》。该剧核心故事中的“云雨之欢”,就发生在一座似真还幻的花园的亭子里。女主人公杜丽娘春睡时,和意中人柳梦梅在梦中邂逅于此。这个今天看来荒诞不经的故事,和特殊空间的特定含义有着必然的联系。研究表明,从唐代诗人白居易诗句中撷取的“亭”这个意象,最初也和“悼亡”这种特殊的情感有关。 (4) 从怅惘离别的“死”转入和合爱欲的“生”,逻辑顺承。

杨勋,游园惊梦No.1,200cm×305cm,2008年

在珠三角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周末傍晚,我无法向你准确地描述看到这个亭子时是什么感受。称其为“杰作”固然有些夸大,但在朴素的外表下,它显然经过一番精心设计,搭配着一条小径、花圃以及小小的池塘,周围还环绕着浓密的绿荫,不至于完全暴露在灰尘四起的大路上。《园冶》中又提到,亭子通常“造式无定”,这个仿造中国古代木结构的水泥凉亭几乎没有任何装饰,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反而使它和周遭环境融合得更好了。园林小品谈不上什么精心的布局,在已经被条条框框拘死了的现代产业园的大背景下,它是一个剩下来的有点儿尴尬的孤岛。

在中国北方的城市中,你也经常会看到一些仿古式样的园林建筑小品,同样也是钢筋水泥结构,却尽可能地模仿着古代建筑繁复的样子,通常还有比较浓烈的“宫廷建筑”特有的彩绘,这些事后追加的古典特色,往往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着意夸耀的东西。不过,在嘈杂的现代环境中,它们多少显得有些尴尬,也容易成为施工质量不佳的受害者,年久失修之后,这些装饰性的部分往往最先龟裂脱落,露出马脚。

在东莞茶山,当代简易的“中国园林”很难和真正的古典中国园林媲美,但是两者的意义和感受相去不远,都和生活的质地融为一体,同时又对它们抵抗着的世界有所保留。或许是囿于有限的预算,无名的设计师没有那么高调,他最后一次来到这里时,可能也想不到日后野草疯长的样子。实际上,这是一个因为“低维护”反而变得有些味道的设计。设计师无法预期他的园林未来的命运,更有甚者,在万物怒长的南方,一切人工的东西也都面临着自然的威胁。亭子周围合抱的大榕树分明已经长了好多年,它的诞生应该早于周遭的这一切,而旁边身姿婀娜的玉兰树,倒有可能是人工种植的——但更多的东西应该就是“不请自来”了。由于那些浓密的绿色,这个亭子现在成了一座隔绝尘嚣的孤岛。

通过浏览本地官方网站,对其风土人情有更深的了解之后,你会惊讶地发现,茶山不无与园林相关的元素,先不说那些街头巷尾无处不在的“口袋公园”,从新开发的城市中心往外走不远,就是真正的茶山古镇。盆景,也就是园林文化衍生出的一种“案头山水”,居然是茶山的另一张“文化名片”!甚至还有一个叫“盆景协会”的官方组织。在这里,尤其是在按照原有村落布局建起来的古镇,水泥丛林里就时常当街放置着这么一盆盆景,因应着起伏的地形和多变的建筑布局,点缀着一两种植物以及几块观赏石营就的小品。在被现代化发展遗忘的楼宇间的火巷和远离平直大道的曲巷中,此类小小的园林比比皆是,它们和中国南方旺盛的植被连成一片。要么是真实的“自然”,要么是微缩的“自然”,两种“自然”以自然的方式,在这里发生着这样那样的碰撞。

然而,茶山人好像对这一切都熟视无睹。他们坐在高速运转的“世界工厂”枯燥的街道旁,喝着他们引以为豪的茶水,却不大留心近在咫尺的茶园。

“活的中国园林”首先需要参照的是真正的古典,很少有人会期待在中原文化外围的岭南能有多少符合这种定义的实例。可是,你又不能总抱着一种膜拜“经典”“大师”“名作”的心态,否则,今天过于人工化的生活就会失去意义,难以为继。毕竟,像一句老话所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现代人对于古典园林文化的讨论里,隐藏着一种不全是坏事的矛盾,或者说,隐藏着一条让这种文化变得可以理解的必经之路:既要像考古者一样挖掘那些已经失去的自然胜境,追怀江湖之远,也要从面目全非的当代生活里,辨认出模糊地契合古典气韵,同时还能在当下存活的新的空间样本。

东莞茶山街头一景,作者摄于2019年

在这方面,岭南人未必毫无作为。历史上,中原地区的汉族先民前后数次迁徙来此,怀着无比实际和急迫的求生意念,在一度被认为不适合北方人落脚的热带气候中,重新创造了不同于中原传统的人居文化。而自民国以来,岭南人在园林创新方面也屡屡跑在全国的前列。比如,广州地铁有一站名叫“公园前”,自1918年始建以来,这里的人民公园都是广州市民的室外会客厅。远在其他城市被“西风美雨”浇灌的“景观广场”风行之前,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而不是在空荡荡的广场上。 (5)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广州建筑师佘畯南和莫伯治设计的白天鹅宾馆,把这种广州人熟悉的葱茏景观,用假山叠石人工水景的方式引入了室内,这种室内中庭虽由美国建筑师约翰·波特曼发明,但是白天鹅宾馆“移天缩地在君怀”的做法又极具中国特色。 (6) 无独有偶,美国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同时期在北京设计建造的香山饭店,也有着现代式样的中国庭园。它们都是“中国园林”融入现代生活的例子。只不过,相较于一年四季植被都能疯长的茶山而言,靠空调小心翼翼维护着的酒店大堂未免太奢侈了。

更重要的革新是园林为生活戏剧提供了一个自然的舞台。这方面,甚至也只有茶山这样的地方,才能提供更鲜活、更有说服力的样本。不像背负园林城市盛名的苏州那样,着力于经济发展的珠江三角洲,从来没有孤立地讨论造园艺术的机会:一方面得和不需要浇灌也能生机勃勃的自然赛跑,另一方面又平行于同样蓬勃发展的社会生活以及蔚为大观的物质生产。这里的“中国园林”提供了不能完全被现有的中国园林研究和概括的例子,它不一定十分精彩,不必视作“高等文化”,但却是真实的。也许,还会是中国山水城市下一轮黄金时代的前奏。

作为得近代化风气之先的地区,广东重塑中国园林文化史的年头已经不短。比如中国园林中的太湖石,它既能构成建筑性的景观,又可以成为富于心理魅惑的玩物,以一种自然的微缩模型安放在文人的案头。按照传统四大名石的说法,产于苏州地区的太湖石曾是当然的主角,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广东英德大量出产的英石已经逐渐成为太湖石的替代品,白天鹅宾馆的中庭用的正是英石叠山。与其说广东是在模仿江南地区的园林,不如说受近代发展之惠,这个地区慢慢引领了全国新的园林文化。“凉风起天末”,一个地区物候的变化,最终可能是在另一个地区才感受到的,就像旧日,关中和洛下来的诗人白居易客居江南,一个外地人反而提升了南方风景的令名。又如江南园林之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做法复杂精美的硬木家具,事实上,这种风尚也是在明代才蔚然流传的,它所获得的特殊木材,却和经由广东、福建转口的南洋贸易有关。正是遥远南方的风,吹动了内地风景里的树林。

由此可见,“活的中国园林”必然与发展中的社会史和文化史有关,它真正持久的生命力来自看不见但一定存在的源源不断的营养,而不只是某时某地、某种一成不变的基因。

董文胜,一拳五岳,100cm×120cm,哈内姆勒硫化钡纸基,2007年

因为生长,它才活着。

这种活的文化同时意味着遗忘和更新,为我们带来了大家今天所认识的“中国园林”。我们在欣赏一样事物时,往往容易忽略由此形成认识的复杂机制。英国建筑史家罗宾·埃文斯在解释人们观察建筑的过程时,将这种机制称为“出神”。一位美丽的姑娘会让你沉浸于她美貌的同时,忘记了她个别的生理特征。你也不大会在感到愉悦的同时分析这种愉悦的具体来源。 (7) 同理,我们甚至不会在乎她的父母是谁,还会宽宥她智力超群但相貌不算出众的子嗣。但是,假如她真是绝代美人,为了使这瞬间的美丽永存,我们难免需要熟悉她的整个家族史,了解她全部的人生和真切的过往,包括那些不太有趣的方面。在部分传统被无情撕裂的当代中国,园林或者慢慢变得只有在博物馆中才可以感知,或者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失去原有的光彩,于是,这种深度理解、跨时空感受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

广东英德是著名的英石产地,这种园林石已在当地形成一个重要的产业。作者摄于2018年

这样“活的中国园林”的故事绝不限于我们时下所听到的,或是坊间所滥泛的。我们将在本书中寻访那些已经趋于消失的风景,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土地上追索更久远的中国园林的痕迹(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些湮灭的风景的幽灵以及与此相系的汪洋恣肆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最重要的是古典文学和民俗,才是我们今天了解中国园林的更大基础。

我们会看到中国经济格局曲折的变迁,包括广东在内的全国其他地区的近代化浪潮,因缘际会,将一个狭小区域内园林艺术的声誉推上了高峰,直至它幸运地成为庞大的园林遗产的代表(第三章)。

但是这种园林艺术并不能自述其意义。时至20世纪,向西方学习和整理国故一道,使中国建筑师对园林这一文化遗产产生兴趣,并在反观营造传统的中西差异中,发现了这种文化遗产的智性因子;而除了文人士大夫的自我审视,令当代人咋舌的城市化发展也催生了前所未有的营造热潮。具有无可置疑的现代性的“空间”之问,彻底打破了人工、自然的混沌,使风景有了价值,把土地和人的关系、城市和人的关系,变成了生民立命的重大话题(第四章)。

把这些更具体、更底面的东西讲完,最后才是富于表现色彩的内容,也就是类似于当代“园林艺术家”所致力的东西。园林不仅在苏州,也在人们的无尽想象中(第五章)。仅仅就艺术的感染力而言,这些想象可以和旧的园林文化媲美,它们也构成了我后来在德国筹备的展览的主要内容。展览轰动一时,因为它把一种古老的中国艺术用现代方式带到了一座同样古老的德国城市中,出人意料的是,那个展场甚至还和这个主题有点儿说不清的关系。但我心里清楚,艺术博物馆中开始的这些实验毕竟有限,并不能涵盖广袤的中国国土上“活的中国园林”的全部(第六章)。

想要了解“活的中国园林”,最好的办法还是回到茶山。为了写这本书,我在12年后的一个周末又来到了这里。

不出所料,那个打动我的亭子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亭子,主政者或许认为眼前这个升级版才更合适,而周遭也扩建成了一个更正式的城市公园。新亭子的设计令人不敢恭维,好像做得有点儿过头,又成了我不太喜欢的北方城市园林建筑的风格。不过,当地居民显然获得了更好的休憩条件,而熟悉的大榕树和玉兰树也还在那里。看上去这里的生活依然如故,并未受到制造业经济起伏的影响。相比过去那个不大有人问津的野园子,现在的亭子里外有了更多的游客,骑着滑板车的儿童追逐其间。我很喜欢这种其乐融融又生活化的感觉。

无论如何,我都不太确定自己来过这里。是这里最新的发展确实不尽如人意,还是我的记忆无端美化了我曾看到的一切?就连当初带我来这里的朋友老孙,也产生了同样的困惑。

我在这不算出名的小城中久久地漫步、沉思,同时追寻着一种古老的物质文化样式变迁的踪迹。我意识到,即使在一个并不算长的时间跨度内,它也已经有了一部不一样的历史。

南京愚园新构,当时尚未注水。作者摄于重建项目2016年开放前 VyTHwW4yidH7DtP9ZYCrtXYn+Hcdw6CJIc6pVWYyMyFOTDEfYn/nCDiNlVakYp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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