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史站在西湖边的一棵大松树下，抬头仰视，只见茂盛的针枝之间，有一个茅草窝，一个大和尚盘坐其上，冥想不语，摇摇欲坠。

刺史喊道：“树高枝危，大和尚还是下来吧。”

树上的和尚闻言哼哼一笑：“刺史大人，你现在的处境比我不知道要危险多少。”

刺史不解。大和尚说：“朝堂上的钩心斗角，大人有哪一场是安然度过的？”

刺史辩解说：“我可以读书修炼，让自己的心安宁。”

大和尚冷笑道：“薪火不停，识性交攻，安得不危？”

树下的人悚然一惊，若有所悟。

这番对话的时间是822年（唐长庆二年），地点在西湖东北的葛岭山麓下，即现在的香格里拉酒店附近。对话的两人，松树上的是鸟窠禅师，他已在那个草窝里打坐了40年，现在看来，很像一位行为艺术家。

树下的人，是新任杭州刺史白居易。

755年（天宝十四年），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安史之乱爆发，盛唐中断，狼藉遍地，美景不再。这场历时八年的战乱给中国北方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在汹汹铁蹄之下，“数百里州县，皆为废墟”。

幸运的是，杭州居然侥幸地躲过了战事，原因还是它在军事上太不重要了。反正谁当皇帝，它都是一个乖乖的钱袋子。

有唐一代，当过杭州刺史的共有99个人，其中大多数籍籍无名。有两位刺史则在建城史上无法绕过去，一是李泌，一是白居易，而他们的治杭时间都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中晚唐。

在当年，李泌的名望比白居易大出很多。他出身世家，唐德宗时入朝拜相，与北方诸族达成“贞元之盟”，保证了帝国政局的稳定，康熙帝曾选评历代41位功臣配祠帝王庙，李泌即为其中之一。李泌来杭州当了两年刺史，是他入朝为相前最后一次出任地方长官。

李泌到任后发现，杭州户数已经将近十万，但是，饮用水成了一个极大的城市公共难题。与济南、苏州等城市不同，杭州地下并无丰富的泉源，尤其是江滩冲击而成的平原地域，水质盐卤化，“水泉咸苦”，日常取水成了百姓最头痛的事情。

于是，李泌决定在城内开井引水。

李泌开井用的是“暗渠引水法”，类似今天的自来水管道系统。它由入水口、地下沟管、出水口三部分组成，其实是建一个大的蓄水池。施工者先在西湖东湖底疏浚开挖入水口，有的还装上水闸，然后，在城内百姓聚集处开挖蓄水池，两头之间开挖深沟，埋设竹制筒管作为涵洞，联通入水与出水口。

依照这个办法，李泌在城内各处开井六个，建成了一个极富创意的城市给水系统，杭州城从此解决了饮水问题。后来，另一位著名的杭州治理者苏轼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评价说：

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咸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井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

李泌所开六井，分别被定名为方井、小方井、白龟井、金牛池、西井和相国井。近代之后，它们完成使命，或废或填。为了纪念李泌，人们将井亭桥的相国井原址保留，迄今仍可观瞻。

在李泌离任的三十多年后，822年，白居易来了。

此时的白居易已经50岁了，他因一曲《长恨歌》名满天下，不过在宦场却好像已走到了尽头。他的官职是知制诰和主客郎中，替皇帝起草诏书和接待一些外藩使者，官级只有六品。外放杭州，很像是退休前的一次“放假式安排”，他自己的心里恐怕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在那首临别长安好友的诗里这样写的：

杭州五千里，往若投渊鱼。

虽未脱簪组，且来泛江湖。

杭州的江湖风景，似乎大大地治愈了这颗不得志的中年人的心。白居易在杭州为官两年多，到824年，长庆四年三月离去，此生再未复归。他一生作诗约3000首，其中与杭州山水有关的多达200首，其中的吟咏杰作，奠定了西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坐标性地位。

当时杭州城外西面的那片湖水，官方文牒中的名称为钱塘湖，是白居易第一次在诗歌中以“西湖”称之。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西湖”的定名人和重新发现者。

一千多年后的今日，驻足西湖之畔的人们，仍然会情不自禁地吟起这些在小时候就会背诵的诗歌，而眼前的所见景致，大抵可以一一对应。

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春题湖上

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

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

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

柳湖松岛莲花寺，晚动归桡出道场。

卢橘子低山雨重，榈叶战水风凉。

烟波澹荡摇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

到岸请君回首望，蓬莱宫在海中央。

除了流连西湖，痴迷佛学的白居易拜鸟窠禅师为业师，经常随之参禅。他还对灵隐情有独钟，曾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十二次到天竺山中游玩。在《留题天竺灵隐两寺》中，他写道：

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

宿因月桂落，醉为海榴开。

灵隐寺与飞来峰之间有一条溪流，常年冷澈如玉，白居易把它称为冷泉，并在其上筑一凉亭，专题“冷泉”两字。两百多年后，苏东坡至此，再添了一个“亭”。白苏合璧，仅此一处。

所谓“景由情催，情由心生”，任何一派自然美景，若没有文化元素的点化，也许并不能引发人们由衷的情感响应。杭州城外的这片湖水，放置在广袤的长江及珠江中下游一线，其自然风貌并未到达独绝卓然的地步。然而，正是有了白居易以及日后的苏东坡等人的文学描述，才让它散发出源于自然，却又超越自然的人文之美，从而成为天下第一名湖。

白居易写诗才华横溢，为人天真正直，那两年的刺史岁月，他并不总是在游山玩水。在行政州务上，他也是殚精竭虑，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疏浚西湖，构筑新堤。

当时的西湖，堤浅水滥，漫延无度。每逢大旱，水浅无法灌溉农田，湖畔之苗尽皆旱死，逢到大雨，又水涨汹涌，湖畔之苗尽皆淹死。诗人笔下的美景，却是百姓口中的“水害”。白居易计划修一条堤防，平日蓄水，以备旱时，暴雨之日，则开闸放水，以减灾害。

不料，这个动议居然遭到同僚们的集体抵触，理由是：修堤蓄水会影响湖中的茭菱生长，更会惊动“鱼龙水脉”，将大大地不利于官员的前途。

白居易的回答很坚决：“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茭菱与稻粱之利孰多？断可知矣。”意思就是：龙王的喜怒和官员的前途要紧，还是百姓的生计要紧？湖里的茭菱与田里的粮食相比，哪个更有价值？

我记得少时读唐诗，李、杜、白三人的性格就在他们各自的文字里。李白浪漫飘逸，寻常一块大石头可以被他写成仙境之物；杜甫多情深沉，整天皱着眉头，心里灌满了悲凉的风；而白居易则明快细致，懂得将心比心，更像一个正常人。从他在杭州办政务就可以发现，他的确有板有眼、算账清晰。

白居易主持修筑的长堤，把西湖一分为二，堤内是上湖，堤外为下湖。上湖蓄水，并建水闸。如此一来，既可防洪水淹没湖下农田，又可以蓄水，酌情泄流，灌溉农田。他还立下规定，大旱之日，百姓可以越过县乡两级，直接到州衙要求放水，以免被烦琐的文牒往来耽误大事。

长堤既成，白居易写了一篇《钱塘湖石记》，刻石立于湖边。据考证，白公所筑之堤，在钱塘门外，自东往西，经昭庆寺（今天的少年宫）前，直至宝石山麓。后世，此堤与内陆相连，不复存在。人们便把附近的白沙堤定名为白堤。

《唐语林》还记载了一则让杭州人十分感怀的细节：

白居易结束任期离开杭州的时候，拿出俸钱的大部分留给官库，后来继任者治湖如果经费不足，可以随时调用。这个传统居然被他的后任者们继承，一直延续了五十多年，直到黄巢攻陷杭州，这个“刺史治湖基金”才被迫中止了。

白居易离杭后，一直对兹念念不忘，那两年应该是他一生最为惬意和有成就感的日子。他曾写《杭州回舫》，说自己从此之后不爱喝酒，懒得写诗，人生了无情趣，而这样的相思之情，一定要让西湖知道—

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

欲将此意凭回棹，报与西湖风月知。

838年（开成三年），66岁的白居易闲居洛阳。突一日，又开始思念千里外的那片山水和那座城池。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更重游？

读到这两首诗的人很少有知道的，此时的老诗人眼疾严重，已经近乎半盲，不过在他悠远的记忆中，江南却是那么的色彩流溢。八年后，白居易去世。“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回响已不在今世，而在千秋万载之后的人间民心和西湖山水的风月之中。 hW8KkDM1LuQqJ6VBUsp81nzSHhWkrCLJbM+WRApKfCWkC9lN3huBUF5uDC7t1kZ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