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华夏帝国的地图，在军事的意义上，杭州从来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

它与黄河、长江两个天堑无关，也不处在任何山脉或大平原的关隘之处，并非争夺天下的“咽喉”或“枢纽”。取之不足以威慑四方，失之无关乎全局得失。今天，它与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和安阳并称为“七大古都”，而与其他六城相比，它在地理上的重要性一定是最低的。

这种可有可无的角色，倒给了杭州一个意外的安全性。所以，后来即便筑起了城墙，也不够高不够厚，根本经不起战车和掷石机的猛烈冲击。每一次的改朝换代，杭州都是被“顺便”占领的城池，而大多数的场面是“稍事抵抗、主动投降”。

这听上去一点都不壮烈，挺让人沮丧的。不过，它也意味着，杭州很少出现生灵涂炭的惨烈景象，“百日围攻”“人相食”“屠城”这些词语，从来没有出现在杭州的地方志上。说到这里，西安人、洛阳人和南京人应该都会十分的羡慕。

古代杭州的重要性在于文化和经济上的意义，而后者则全数是京杭大运河带来的。

隋朝是一个极短命的王朝，前后仅仅37年（581年—618年）。而对于杭州，它则做了三件极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589年（开皇九年），隋文帝杨坚进行行政区划改革，把州、郡、县三级更改为州、县两级，全国共有241个州，其中之一为杭州，下辖钱唐、余杭、富阳、盐官、于潜、武康六个县。

这是“杭州”之名的第一次出现。

第二件事：590年，会稽人高智慧起兵造反，大将军杨素东征平叛，他的部队从柳浦这个地方渡过钱塘江。此处是江北最大的渡口，杨素就在这一带建了一个“周长十里”的新城。隋唐的一里是现在的540米，这个新城的面积约1.7平方公里。

当时中原的造城技术已非常发达，早在582年，高颎和宇文恺曾用280天就新建了首都大兴城 。钱塘江边的这座小城费时不足一年而成，它依山而筑，从凤凰山南麓 延伸到柳浦渡，占据了钱塘江南北岸的交通命脉。

它一开始是一个驻扎军队的军事性城堡，建成之后，钱唐县的行政治所就从灵隐山迁到了此处，这便是日后杭州城的雏形。杭州从此进入了漫长的凤凰山时代。

唐代诗人赵嘏曾写有《西江晚泊》，其中描述了柳浦的风貌：

茫茫霭霭失西东，柳浦桑村处处同。

第三件事：610年（大业六年），隋炀帝杨广下令开凿贯穿南北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部起点为涿郡 ，南部终点就在钱塘江边的杭州。

这是一个决定了杭州命运的工程。可以说，没有大运河，就肯定不会有后来的杭州城。

中国的大江大河，均为由西向东，南北之间缺乏水运主干。早在春秋时期，吴国夫差为北伐齐国而开凿邗沟，是为运河之始。在此之后，魏惠王、秦始皇、汉武帝及曹操，都开凿过不同长度的漕渠，不过，它们都是一条条孤立的人工河，互相之间并无勾连。

604年，隋炀帝登基，着手营建东京洛阳。为了解决洛阳的粮食供给，也为了征服南方地区，隋炀帝广征民力，建成了一个以洛阳为中心，东到淮泗，南到吴越，西到关中，北到幽燕 ，连接黄河、渭河、洛河、汾河、沁河、淮河、泗河、长江、钱塘江的四通八达的漕运体系。

隋代的这条大运河，全长5400余里，是一个雄心勃勃、具有顶层设计和前瞻规划的水利工程。自此，秦汉以来只有东西交通的状况被陡然改变，中原文明自东晋渡江之后开始出现南移景象，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北风南渐，终成定势。

隋炀帝因开拓大运河消耗了惊人的国力。《隋书》中说是“举国就役而开御道”，终而激发民变，炀帝被缢弑于南巡途中，李渊在太原起兵，创建唐朝。晚唐诗人皮日休有诗叹曰：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这一巨大的运河工程最南端的一段，被称为“江南运河”，它起于长江南岸的京口 ，途经晋陵 、苏州，到杭州，全长800里（323.8公里），水面阔十余丈，可以行驶皇帝南巡时乘坐的龙舟。

杨广在当晋王的时候，曾经有十年时间出任扬州总管。他对江南的山形地势应该十分了解。大运河以杭州为南部终点，在战略上的考虑便是将长江与钱塘江打通，便于把杭州和宁绍平原的粮食征调北运。

随着这条运河的开通，杭州的战略地位猛然凸显了出来，它一跃而“咽喉吴越，势雄江海”，成为帝国地理上的一个重要枢纽，进而极大地促进了其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增加。

据史载，609年（大业五年）曾进行过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杭州的户数有15380户，以每户4人计算，总人口约6.1万人，已然是一个中型城市。

隋灭唐兴，华夏帝国的声望达到了巅峰。

杭州隶属江南东道管辖（治所在苏州），日常生活自然也平和安详。据吴自牧的《梦粱录》记录：杭州在贞观年间（627年～649年），人口已增加到30571户，到了开元年间（713年～741年）时，又翻一番增至86258户，约34万人口，成了一个东南名郡。

至今我的家仍住在武林门的运河边，每当傍晚，去河畔散步，可见岸石整洁，五步一柳。十多年前，运河的水到了涨潮期还有点臭味，这些年已经完全没有了。今天在河边散步游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眼前的这条河流在当年对于帝国和杭州的意义。

黄仁宇在《明代的漕运》一书中，对大运河有段很精简的论述：

中央政府是否能成功地统治全国，依赖于是否能够有效地利用长江下游的经济资源，是否能够将这一地区的物资迅速通过运河运输到首都通常所在的华北地区。……王朝的兴衰，都反映在运河的实际情况上。……唐宋以来，大多数重要的政治事件和军事行动，都发生在南北大运河的沿线地区。

再形象一点的描述是，中华文明的钟摆原本是东西摇摆，自大运河开通后，改成了南北摇摆。而杭州就成了这个大钟摆的南部节点。

运河对杭州的第一个也是最显著的改造，是城市的功能和格局。城内出现了十多个以桥梁为中心的商埠区，比如拱宸桥、大关、小河、湖墅、观音关和七贤弄等。商埠区是否繁华热闹，只要看桥的高度就可以了，桥越高，说明通过的船只越大，货运量自然越多。迄今还在的拱宸桥是杭州城里最高最长的石拱桥，桥长98米，高16米，两端桥堍宽12.2米，它被认为是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标志。看到它，就意味着杭州到了。

如果没有运河，就没有杭州

在有城墙的年代，杭州有十个城门，其中五个有水门，城内河流纵横交错，是最主要的交通方式，如今的很多主干马路，都是把当年河流填埋之后形成的。大运河把江南各地的物资源源不断地吸引过来，让这座城市成为帝国贸易的一个重要节点。当时的人家有一艘船，如同现在有一辆车，是出行和做生意的必备工具。运河的水常年浑浊不清，到了盛夏更是泛发出难闻的臭味，沿岸人家把排泄物和剩饭残菜任意地倾倒到河里，河边的数百家染坊、酱坊更是严重地污染着水体。尽管如此，在一千多年里，它一直是杭州的生命之河和财富之河，肮脏、繁乱却又生生不息。

有河有桥就会有船。因为货物和功能的不同，就有了运粮船、运木船、运盐船、运沙船，以及烧香船、戏班船、迎亲船、丧葬船和收破烂的敲梆船。

船民在当年是一个很特殊的社群，杭州有谚语，“天下第一苦——摇船、打铁、磨豆腐”。船民有自己的行业组织，叫“排会”，领头的叫“总排头”。还有自己极其封闭而隐秘的宗教信仰，叫“罗教”（明代由一个叫罗梦鸿的人所创立），最盛时，杭州运河两岸有七十多个罗教庵堂。杭州罗教在明清时势力很大，总庵堂就在拱宸桥附近，上海开埠后，很多罗教船民赴沪谋生，就有了那里的青帮。

北宋时期，因为西北被夏占据，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断绝，朝廷就在南方的广州和杭州分别设立了市舶司，从事海外贸易，是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土的丝绸、陶瓷、笔砚和茶叶等货物在杭州集中查检后，通过宁波港发运到日本和朝鲜等国家。而外商则在杭州设立“蕃坊”，进行种种的交易活动。自此，杭州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商业城市。北宋时期的外贸交易量有多大，已经没有数据可考了，但从南宋中央政府的税赋收入来看，最高时居然占到了总收入的15%，可见这笔买卖对帝国经济的重要性。

人货两旺，自然又催生了“运河文化”。今日杭州的很多语言和习俗仍然带有很浓烈的运河特征。比如杭州人盛饭时不说“盛（chéng）”，而说“添”，因为“盛”与“沉”谐音，不吉利。当年运河人家嫁女儿，先上花轿再坐花船，到了河埠头上岸的时候，父亲背新娘子上岸，左邻右舍的孩子们提着水桶上去迎亲，男方就要大发红包，现在老杭州人还把新婚红包叫作“讨水包”。至于每年的端午，运河上就会赛龙舟，中元节则会在运河里放河灯，而到了农历七月三十日的地藏王菩萨生日，人们又会在家门前的河边插上三支香。

当我写到这些陈年细节的时候，心里正飘过一丝淡淡的忧伤。它们都已经成为文字，而不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说西湖很文雅，投影了中国士大夫们与大自然“风烟俱净”的恬静共处，那么，运河就很世俗，世俗到很远就能闻到河床上的鱼腥和船民的汗臭。因而，古来无数人为西湖写下了像湖水那么多的诗赋词文，而对这条喧嚣非凡的大运河则视而不见，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点意思的东西，诗词更是很难找到。这样的不公平，你很难找人去说理，它是中国文化骨子里的“鄙视链”。

杭州因运河而兴，也一度因运河而衰。1900年之后，铁路兴起，传统的漕运迅速衰落，京杭大运河两岸的很多商埠重镇——临清、扬州、镇江等，永远地告别了自己的高光岁月。运河对于杭州的经济意义也渐渐地消淡，它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只存在于记忆、照片、爬着青藤的旧街巷和若干个老杭州词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