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个旅人第一次到杭州，他首先想到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呢？

答案是西湖或灵隐寺。这是两个必达之地，无非先去哪一处而已。

如果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一种文化存在，那么，它的核心内涵，就不应该是物质而是精神。精神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可以是宗教、绘画、音乐、文字、传说，或者是承载了这些元素的建筑物、风景、器皿或街道。

在唐代之前，西湖还没有被白居易和苏东坡们点化，并不出名，甚至连西湖这个名词都没有出现。而灵隐寺则已经声名远播了，它可以说是杭州的第一个文化核心。甚至在我看来，先有灵隐寺，再有精神意义上的杭州。

种下灵隐这颗文化种子的，是一位叫慧理的和尚，他居然是西印度人。

慧理的生卒年已经不详，史载，他是在东晋咸和初年（326年）来到东土，由中原云游南下，328年，到了钱唐的武林山。他望着一座奇石独秀的山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

在慧理和尚讲出这句话之前，我们先来简单梳理一下过去几百年的中国和杭州。

自大禹建夏朝以来，华夏文明的钟摆长期摇摆于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一带则以东夷的身份存在，在文明的意义上，要么是沉默的，要么是对北方的呼应。

汉朝代秦之后，钱唐县仍然隶属会稽郡，之后又被改为泉亭、余杭等名。

东汉时期，时人兴修水利，从宝石山至万松岭修筑了一条海塘，从此出现了一片与江海隔断的泻湖。这便是日后滋润杭州千年的西湖。因为它是从钱塘江隔绝出来的，就被叫作钱塘湖。很长的时间里，农民在湖里种植茭莲，在水浅的地方围湖造田，湖水用来饮用和酿酒。“西湖十景”之一的曲院风荷，“曲”字原为“麯”，便是酿米酒的地方。

到了天下纷乱的三国，东吴割据江南约半个世纪，国主孙权一族出身钱唐附近的富春县 。今天富阳龙门古镇的居民，仍以孙氏后裔自居。

3世纪末至4世纪初，统一了三国的晋朝爆发“八王之乱”，匈奴趁机内侵，北方陷入空前的兵祸。317年，士人大族“衣冠南渡”，在金陵 另建汉人政权，是为东晋。在中华史上，这一事件是中国文化重心由北南迁的转折性时刻。

从东晋到之后的南朝四代——宋、齐、梁、陈，270余年，钱塘江北岸的人口渐渐增加。549年，梁武帝升钱唐县为临江郡——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这是钱唐升级郡治之始。587年，取代梁朝的陈朝又将这里改为钱唐郡，郡治就在钱唐县。

东晋之后，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佛学的普及和汉化。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约于西汉末年东传到西域。唐太宗时期，玄奘万里取经，普法中原。在后来的数百年里，佛教日渐汉化和文人化，诞生了极具中华特征的禅宗。“衣冠南渡”之后，佛教在江南一带迅速传播。因政治的黑暗和压抑，东晋文人避世情结严重，佛学教义正合其意，终成主流思想。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论及：“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后，相当多的佛教僧侣活跃在南北各地，使得佛教思想渐渐进入中国思想世界的主流，佛教思辨渐渐成为中国知识阶层思想兴趣的中心。”

慧理和尚误打误撞地站在武林山下的那一刻，正是在葛兆光所概括的这一转折时期。

此时，展现在慧理眼前是一座突兀奇秀的山峰，“林木皆自岩骨拔起，不土而生”。他叹了一口气，然后说：

此乃中天竺国灵鹫山一小岭，不知何时飞来？

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

可惜那个时候没有地图，慧理所说的“中天竺国灵鹫山”到底是否存在，大概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而佛祖在世的时候，有很多仙灵隐居在这里，则更只有靠想象力了。

不过，这一套既玄妙又新奇的说法，在当时却一定是颇能打动人心的。

在构筑了“神话起源”之后，慧理同时进行了地理名词的创建，他把那一片山峦命名为“天竺”，峰命名为“飞来”，地名则是“灵隐”。

就在328年，慧理在飞来峰下的龙泓洞一侧建了一座灵鹫寺，两年后，在北高峰下建成灵隐寺，接着在下天竺建了一座翻译经卷的翻经院，后来又相继建成灵峰、灵顺两座寺庙，史称慧理“连建五刹”。

在读到这些语焉不详的史料的时候，我是深深地被慧理大师折服了。

一个从西印度来的和尚，能够在短短几年内一口气建成五座寺庙，让人真正惊叹他的经营能力，慧理算得上是一等一的“募款大师”。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在当时，佛教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尤其是那些有财力的知识阶层。

另外还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细节：当时钱唐县的治所，就在灵隐山一带。

因此，慧理所造的这些寺庙其实并不偏远，甚至可以说，就在最毗邻的城郊。当年的钱唐县应该非常的粗陋和狭小，到今天，考古人员还没有发掘出县治的具体方位和格局。而慧理五刹的修建，则打造出一个至高无上的文化地标，从此，这座城市有了灵魂，古杭州正式进入中国文化地理史的叙述范畴。

古今中外，信仰是人类亲近神性的重要寄托。在西方有个说法，教堂塔尖的高度就是一座城市的高度，它既是建筑性的，更是心灵性的。而在很多年前的中国，寺庙——除了宗教性的，还包括家庙、城隍庙或土地庙——往往是城镇的心脏所在。一个显赫的宗教场所如同无声的召唤，让尘世中的人们向之聚拢，并营造出独特的城市气质和文化氛围。

随着灵鹫、灵隐等寺庙的出现，在后来的五六百年里，天竺山区附近先后又建成了法喜、法净、法镜、韬光等数十个大大小小的佛寺，形成江南一带最为密集的寺庙群，时称“天竺佛国”。

据传，慧理当年经常晏坐在龙泓洞口的一块岩石上冥思，后人称之为理公岩。人们又在岩上建了一座高约八米、六面七层的理公塔。

在写这本小书的时候，我一直试图着捕捉杭州的“城市性格”——它最底层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又是如何在历史的层叠历练下形成为今日的面貌。这是一个既具体又抽象的过程，如同人生的灵肉一体，在种种偶遇及宿命的安排下，呈现为各自独特的内涵和表征。

这座城市从来没有出过深刻的哲学家、苦难的诗人抑或悲剧性的小说家，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人用“浮诞”来形容它。但它不够废墟化，没有悲壮的屠城史。“偏安”是它的宿命，也戏剧性地构成为这座城市的个性。这里出忠臣不出猛将，出文士不出哲人，出商贾不出赌徒，出谈禅者不出苦行僧，甚至偶尔出了一个国王，也缺一颗逐鹿中原的雄心。

这是一座没有拒绝型人格的城市，它被美景包围，并一直沦陷于此。这里的人们做任何事情都不够激进，喜欢给自己留后路。

现在想来，原因也很简单。他们家的后路里有着一个灵隐和西湖，前者可以寄托灵魂，后者足以安顿肉身。如果对于杭州人而言，有唯一的一个哲学意义上的问题，它就是——如何好好地活着？

而这正是慧理建寺修塔的全部理由。

如果城市的本质是生活，而生活的本质是“好好地活着”。在这一点上，也许没有一座中国都市，比杭州做得更好。

在后面的叙述中，你会发现，如果杭州有所谓的“城市性格”，它是由“人间佛风”“人文西湖”“偏安岁月”和“运河商流”这四个元素构成的。佛禅是灵魂，西湖是筋骨，偏安是个性，商流是皮肉，它们在不同的时代以各自戏剧性的方式生成，从而塑造了每一个生活在这个世俗空间里的人。

东晋之后的南朝时期，佛学极度昌盛，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杭州与金陵正是当时香火最为旺盛的城市。

745年（唐天宝四载），法钦禅师在距离灵隐不足百里的径山结庵，建径山寺。到了南宋时期，杭州城内的寺庙多达486座，其中以径山寺的僧人为最多，仅僧房就超过千间，为江南五大禅院之首。

当时，圆尔辨圆、南浦昭明等日本僧人远渡来径山学禅。归国后，他们带回的中国茶经典籍及径山茶具，日后演化为“日本茶道”，他们创建的临济宗成为日本信众最多的禅宗一脉，径山因此成为临济宗的祖庭道场。

近代史上最后一位传奇的杭州僧人是李叔同。这位风流绝代的津门才子，在33岁的时候到杭州当音乐和绘画教师，38岁时（1918年）在虎跑寺剃度出家，法号弘一法师。1942年，弘一圆寂于泉州，骨灰迁回虎跑寺修建舍利塔。有一次，我去虎跑途经弘一塔，见塔角支着一捧野花，花已枯萎，上面插着一张粉色的笺纸，展开是弘一出家前写过的那首最出名的歌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自慧理到弘一，杭州佛缘，绵延千年不绝。对于杭州人来说，每年有数不清的日子和理由去烧香拜佛，这是一个宗教行为，但更像是一次次的郊游。

从南宋到民国，西湖香市是全城一年一度最重要的宗教和商业活动，也是江南一带最负盛名的大型市集。它开始于花朝（农历二月十二日），结束于五月端午，时间长达三个月，几乎是春季的全部。香市的范围则包括灵隐诸寺、西湖北山路全线及吴山周遭。开市的那段日子里，除了杭州市民，北面的苏锡常和嘉湖，东面的绍宁温，人们纷纷挎着香袋、坐着香船蜂拥而至。一直到今天的春季，杭州街头仍然可见挎着黄色香袋来杭州上香拜佛的农村老妇人。

张岱在《西湖梦寻》中专有“西湖香市”一节描述当时景象：

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篷，篷外又摊……

此时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无留船，寓无留客，肆无留酿。

杭州人善于把所有的事情都做成生意，把生意过成日子，把日子浸泡在一个又一个花枝招展的理由里。 dwONguTgK47p0zSqFnGW8ZHTJAV3SLSiEzIkGLYrlEsM0A8mVW1M1bLiTja4mh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