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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乾隆中晚期《四庫全書》編訂完成、《四庫全書總目》刊行以還，《四庫全書》成爲中國古代文獻之淵藪，而《總目》也成爲學者研習文史之“良師”。晚清以降，在余嘉錫、胡玉縉等先賢篳路藍縷的開拓下，“四庫學”正式成爲文獻學的重要分支領域。而隨著新史料的不斷發現，也得以不斷拓展“四庫學”研究的深度與廣度。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湖南大學嶽麓書院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自2016年始共同主辦“中國四庫學高層論壇”，定期舉行學術研討，爲“四庫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寶貴的平臺。
2019年11月2至3日，由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全國高校古委會《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湖南圖書館主辦，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歷史系、湖南大學古籍研究所、湖南省中國四庫學研究基地、湖南大學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承辦的“第四届中國四庫學高層論壇”在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召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臺灣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韓國順天鄉大學、湖南大學、西南大學、南京師範大學、湖南師範大學、湖北大學、河北大學、西安外國語大學、河南財經政法大學以及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上海博物館、湖南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天一閣博物館等國内外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四十餘位專家、學者圍繞四庫學、文獻學展開了熱烈而深入的學術研討。
大會開幕式上，周文傑先生代爲宣讀嶽麓書院名譽院長李鐵映同志賀信。李鐵映先生一直以來對嶽麓書院的四庫學研究工作頗爲關心，其開幕式賀辭對四庫學研究作了總體的指導與展望，也對嶽麓書院的四庫學、古籍整理研究予以肯定，並期待能有進一步的發展。嶽麓書院陳宇翔教授對李鐵映同志的致辭表示感謝，同時也向與會專家、學者介紹了嶽麓書院在四庫學、古籍整理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績，並期待與國内外高校、科研機構以及各位專家、學者有進一步的聯系與合作。吴國武先生代表高校古委會對嶽麓書院近年來在古籍研究、四庫學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成績予以肯定，並對湖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四庫學中心的未來發展提出指導意見。湖南圖書館雷樹德館長作爲主辦方之一發言，對圖書館與高校科研合作提出自己的看法，並爲此次會議籌辦了湖南圖書館藏《四庫》底本展，使與會專家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四庫》底本。簡單的開幕式之後，正式進入會議研討。
新時期“四庫學”研究的特色是“四庫學”新史料的不斷發掘與傳統史料的深度解讀，是以，對於新史料的關注、發掘與傳統史料的深度研究，也成爲本届論壇的一大特色。臺灣大學夏長樸教授近些年在發掘《四庫全書總目》相關史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其爲本次會議提交《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卷編纂時間及其相關問題》一文，對中國國家博物館藏三册十六卷《總目》殘稿的編纂時間予以考察，提出其中十五卷當編纂於乾隆四十四年四月至四十六年五月之間，而卷四十九則可能遲至乾隆四十七年。夏先生的考訂爲我們利用國博殘本提供了重要的時間坐標，也有利於促進我們對《總目》編纂過程的了解。同樣是出於深化《總目》編纂過程研究的目的，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張升教授《〈于文襄手札〉的史料價值與整理説明》一文則對于敏中《手札》整理與價值作了深入的介紹。《于文襄手札》是于敏中寫給《四庫全書》總纂官陸錫熊的56封信札，涉及《四庫全書》編纂體例訂定、部居分别、去取標准、立言法則等内容，對於《四庫全書》編纂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由於原稿爲草書撰寫，且未標年份，故利用過程中多有不便。張升教授在介紹《手札》内容、價值的基礎上，提出《手札》整理當注意的問題，爲進一步整理《手札》提供了理論指導。河北大學文學院張春國老師則是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四庫全書考證〉考略》爲題，對文淵閣本《四庫全書考證》作出了深入研究，其提出文淵閣本《考證》對清抄本作了諸多調整，《考證》的編纂是一個動態發展的歷史過程。這讓我們對《四庫全書》編纂的過程性有了更爲直觀、具體的了解。正是因爲《四庫全書總目》相關傳世、稀見文獻的不斷整理、發現，深入研究《總目》編纂及其修訂史成爲可能。湖南大學嶽麓書院許超傑老師《〈四庫全書〉提要文本系統例説》一文在綜合比讀《四庫》提要階段性文本的基礎上，指出提要具有不同的文本系統，從而有利於進一步推進《四庫》提要研究的立體化與精細化。
正是由於《總目》編纂的複雜性與歷時性，館臣對《總目》的不斷修訂一定程度上改正了許多錯誤，但在修訂過程中難免又産生了不少新的錯誤。是以，自晚清以降，學者對《總目》的考辯成爲四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所顧宏義教授《〈四庫全書總目〉訂正三則》以“朱申”、“朱熹《八朝名臣言行録》取吕惠卿、不取劉安世”及“宋史·道學傳”爲中心，對《總目》作了具體的考辯。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楊新勛教授《四庫提要易類辯證五則》以《厚齋易學》《童溪易傳》《周易總義》《西溪易説》《丙子易學編》爲中心，對《總目》相關條目作了深入考證。而西南大學何素婷老師《〈四庫全書總目〉元别集版本敘録辨證》則以《總目》著録元别集爲中心，通過具體例證證明《總目》著録的元别集版本存在非足本、私編版本、混淆版本、著録版本與所述本不同等問題，進一步由《總目》提要而及於《四庫全書》。
何素婷老師的文章談及了提要與庫本之間存在差異的問題，而本次會議有4篇文章專門談了庫本問題。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羅琳研究員在《四庫》底本方面作過精深的研究，其提交的《無四庫館臣删改之“四庫底本”的認定》一文提出，在没有四庫館臣删改痕跡的情況下，如何通過比讀《總目》與庫本，從而確定所見版本是否爲四庫底本，對四庫底本的判定提出了方法性指導。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羅琴老師《撤出本之爲閣本：三部〈書影〉挖改考述》一文對存世的三種《四庫》撤出本周亮工《書影》作了深入研究，指出南甲本、南乙本屬南三閣系統，删改尺度嚴，且總體保持一致；文津閣本則相對較爲寬松。進而提出《四庫全書》是一個多層次的文本系統、經過多次校改，我們研究《四庫全書》當注意其歷史性與層次性。復旦大學楊明教授《論〈陸士衡文集〉之〈宛委别藏〉本》對作爲《四庫全書》未收書進呈的《宛委别藏》之《陸士衡文集》版本作了考訂，指出《宛委别藏》本《陸士衡文集》當據影宋抄本影抄，並對其價值作了分判。河南財經政法大學鍾彦飛老師《四庫本〈牧庵集〉所收〈唐詩鼓吹注序〉考讞：兼談集部序跋輯録考辨工作》以四庫本《牧庵集》所收《唐詩鼓吹注序》爲例，提出四庫本文字考訂的複雜性，並進而提出集部序跋輯録考訂工作需要注意的幾個方面的問題，爲我們全面整理集部序跋提供了方法性思考。
我們研究《四庫全書》及《總目》，不但需要對《四庫全書》所收書籍、《總目》條目的個案研究，也需要在研讀《四庫全書》《總目》的基礎上，對其作綜合研究。湖北大學文學院柳燕老師《從〈四庫全書總目〉集部看元代文學發展史》一文綜合《總目》對元代文學的評論，從而勾勒出館臣理解的元代文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胡春麗老師《從〈四庫全書〉看毛奇齡》一文以見於《總目》的65種書爲中心，將四庫館臣對毛奇齡的評價作了全面的梳理，從而對以館臣爲中心的清中期學界對毛奇齡的學術史接受與批判作了深入的研究。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邱亞老師《試論葉啓勳的四庫學研究成就》則對近代學者葉啓勳的四庫學成就作了梳理。
四庫學是文獻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爲四庫學研究重要方法的版本、目録、校勘等内容，同時也是文獻學的核心組成部分。我們研究四庫學，不能僅僅局限在《四庫全書》，而應將四庫學研究與更爲寬廣的文獻學研究結合起來。是以，本次會議雖然以四庫學爲題，但内容實涉及文獻學的各個領域。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魏崇武教授《“百衲本”四題》一文對“百衲本”的定義重新作了探討，提出百衲本應是由三種或三種以上珍本之殘本拼配而成的一種次生性版本，並對百衲本作了溯源。同時，從古籍整理的角度提出百衲本是多底本整理成果，與無底本整理不同。魏教授對“百衲本”的研究，無疑提醒我們要注意文獻學研究中的概念界定問題。西安外國語大學文學院楊志飛老師《德國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藏宋元版藏經敘録》一文對德國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所藏宋元版藏經《崇寧藏》《資福藏》《磧砂藏》《普寧藏》《趙城金藏》等12種零本予以考察，對其裝幀、紙張、刻工、題記等信息作了全面梳理，爲我們利用德國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所藏宋元版藏經提供了重要學術信息。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張麗娟研究員《董康影印八行本〈周禮疏〉及其利用》一文對民國年間董康以珂羅版影印的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八行本《周禮疏》作了深入的研究。張老師在細致比勘北大本、臺北本和董康影印八行本的基礎上，提出董康影印本來源複雜，尤其是卷四十八等，當爲虚造底本，不宜盡信。而湖南大學嶽麓書院蔣鵬翔老師則從底本走到版片，其《〈古逸叢書〉版片考述》一文通過對揚州中國雕版印刷博物館所藏1475塊《古逸叢書》版片的研究，對版片的材質、形狀、尺寸、雕刻工藝等方面作了全面梳理，進而通過版片指出剜改、抽换、磨損等問題。寧波天一閣博物館李開升副研究館員也關注到版本與版片問題，其《明代科舉録版本填補、拼版初探》一文通過對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録的研究，探討了明代科舉録的填補、拼版問題。本次會議集中發表的數篇實物版本論文不但爲我們展現了版本學研究的新問題，同時也爲開拓版本學研究的新領域提供了思路。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鄧洪波教授《明刊本〈明山書院私志〉小考》一文則是以實物版本爲基礎，通過對上海圖書館藏明刊本《明山書院私志》的考察，對明山書院創建歷史、《明山書院私志》纂修者及其流傳情況作了考證。嶽麓書院毛海明老師《〈中州啓札〉兩種清抄本源流考》一文對元人吴弘道編纂的《中州啓札》這部書信集的兩種清抄本作了考訂，提出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應是影抄日本静嘉堂藏元刊本；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亦與元刊本行款一致，當源出元刊本，但並非影抄。同時，論文對若干信札的收發歸屬問題作了考訂。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董婧宸老師《汪啓淑刻本〈説文解字繫傳〉刊刻考》一文對汪刻本《説文解字繫傳》的刊刻作了深入的考察，將汪刻本與四庫館臣翁方綱、吴克元、沈心醇、丁傑、桂馥等人聯系起來，從而對汪刻本的底本、刊刻源流等作了全面的梳理。這三篇文章都是由具體的實物版本而論及相關版本源流、史學考訂，將版本學研究與史學研究很好地結合起來。
目録學作爲文獻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文獻學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李立民老師《〈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類目設置考論》一文通過對《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與《文獻通考·經籍考》《清朝文獻通考·經籍考》《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四庫全書總目》相關類目分類的考察，指出劉錦藻繼承了傳統學術分類體系，但在固守傳統學術體系的情況下，卻出現了圖書配隸失當的問題。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沙志利老師則對章太炎的目録之學作了考察，其《略論章太炎的流略之學》一文指出，章太炎是將目録學作爲研究工具來使用的，並完全遵循目録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傳統，將目録學與學術史結合起來研究，對我們學習目録學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林存陽教授《朱筠、朱錫庚父子與椒花吟舫藏書》通過對朱筠、朱錫庚藏書目《椒花吟舫書目》的考察，對朱氏父子之藏書、讀書與獻書作了研究，並對其藏書之流傳與散失作了探討。上海博物館魏小虎副研究館員則是對端方的藏書作了梳理，其《端方藏書考略》一文對端方藏書作了全面的考察，並列出所有可以考定的端方藏書版本。韓國順天鄉大學朴現圭教授《清游智開與朝鮮使臣的交遊作品考》一文通過對清末湖南學人游智開《天愚生詩鈔》和《藏園詩鈔》的研究，對游智開與朝鮮使臣的交往作了全面梳理，爲我們展現了清末中朝學者交往的一個頗有意思的個案研究。無論是藏書，還是交游考，都是文獻學研究的重要内容，這三篇文章爲我們展現了藏書、交游之於學術史研究的重要意義。
我們研究文獻，但不應止於文獻。本次會議還有數篇關於文史研究的論文，即從文獻出發，並進一步開拓文史研究的力作。嶽麓書院周金泰老師《九荒與五行：〈神異經〉文本結構新研》一文對《神異經》成書年代及文本形成問題、《神異經》與《山海經》之結構異同、《神異經》九荒敘事中的五行結構以及五行結構的文體意義等問題作了深入研究。嶽麓書院于月老師《元代樞密院改革軍官銓選制度研究》一文則是在深入考索元代史料的基礎上，對元代樞密院制度作了新的考察。而嶽麓書院龔抗雲教授《王先謙的經學成就》一文則是在全面梳理王先謙經學著作的基礎上，以五萬餘字的篇幅，深入梳理王先謙的經學成就，頗見功力。
在11月3日的閉幕式上，湖南大學嶽麓書院鄧洪波教授就當前四庫學研究的現狀作了全面地梳理與總結，指出文史學界應當重視以四庫系列叢書爲對象、以《四庫全書總目》爲核心的“四庫學”研究。尤其是在《文淵閣四庫全書》《文瀾閣四庫全書》《文津閣四庫全書》影印出版，《紀曉嵐删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等新史料不斷發現、刊行的新形勢下，我們一定要全面、深入推進“四庫學”研究的精細化與立體化，使“四庫學”從單純的文獻學走向以“四庫”文獻爲中心的交叉綜合研究。在當前新資料不斷發現、出版，傳統史料日益便利的情況下，四庫學、文獻學研究必將越來越受到重視，也會得到更爲良性、全面、深入的發展。我們也有信心將每年定期召開的四庫學高層論壇打造成集中展示四庫學前沿成果的高端平臺，爲四庫學、文獻學發展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