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但生平只住过一次医院,那是真病。这次又无端住进了病房,堂而皇之地穿上病号衣服。实际上我没有真病,只不过是为白内障做手术做好准备而已。我自己感觉是病房中的假病号,应该归入“假冒伪劣”之列。心里觉得颇为滑稽可笑。
第一次住进医院时,我被北大那一位臭名昭著的“老佛爷”戴上那许多顶莫须有的政治帽子,一顶也没有摘掉。说它们有,它们没有;说它们没有,它们又似乎真有,都在虚无缥缈间,我作为人的定位,也在虚无缥缈间。到了医院,几乎到处遭到白眼。虽然托了人,仍然被放在一间有十几个人住的大病房中。同房的人看来都是“必须领导一切”的人,这一点从谈话中就可以知道。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他们确实表现出了“领导一切”的气概,可是我总怀疑其中不乏泡病号者。他们谈笑风生,睥睨一切,身体强壮,逸兴遄飞。几乎每一个人床头抽屉中都有一个小厨房,油盐酱醋,外加黄瓜和西红柿等,用以济医院厨房之穷。看样子,他们有些人似乎想以此为家,久居不迁。在他们眼中,我无疑是一“异类”,没有几个人愿意或者敢或肯搭理我。我的病因是六天水米没有进口,我的一个学生冒着点风险,把我用救护车送进了医院。“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我对这一位真正经过了考验的忠诚不贰的学生,永世感激。经过了两天一夜的点滴,我总算是从死亡的边界上又被抢了回来。我一能自己吃饭,立即请求大夫,放我回家,还我以自由自在身。
焉知二十六七年以后,现在我又以冒牌病号的身份住进了病房。沧海桑田,此时已换了人间,阴霾已过,天日重明。我头顶上那许多顶帽子早已无影无踪。现在换上了一摞另一种性质的帽子,有的大得、辉煌得令人害怕。我如果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多少还有点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常人都知道,骂煞难而捧煞易。骂煞一关,我已经渡过。对捧煞一关,我头脑还是清楚的。在进入病房之前,捧风尚未飘入医院,曾碰过一些小小的钉子。进入病房以后,碰巧供病人翻阅的报纸杂志中,有《中华英才》,又碰巧里面有介绍我的文章,附有大幅照片。又碰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赶到医院中来采访,是经院长特别批准的,情况特殊,惊师动众,于是我就露了“峥嵘”,大夫、护士,人人笑脸相迎。同“前度刘郎”的心情,有点“天上,人间”的味道了。
但是,是不是一切都这样顺利呢?我的内心是不是都和谐平衡呢?也不是的。大家大概知道,白内障手术是一个小手术。但是,也有忌讳。患糖尿病者绝对不能做。其次是心脏病,我正属于后者,三十五年前,已经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当时,大夫千劝告,万嘱咐,要我一定随身带上硝酸甘油。我遵命带了若干年。但是我在这期间曾乘十八个小时飞机,飞赴法兰克福,曾四飞日本,三飞印度,一飞泰国,也曾攀登几千米高的黄山,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于是我下定决心,丢开硝酸甘油。但是有冠心病,毕竟是事实,屡次查体,都得到同样结论,这一次进医院前,也查过一次。进病房后,心脏科大夫又专门仔仔细细检查过一次,事实俱在,无可抵赖。这就给主刀大夫和病房主治大夫增加了思想负担。后者偷偷地告诉了陪伴我的人,要我们做好思想准备。虽然我三十多年没有发病,如果万一,十万一,百万一在手术台上发生了房颤(心房颤动),则后果就不堪设想,重则去见马克思,轻则丢掉一只眼睛。她劝说:能够不做,就不做了吧。可是,我既然来了,焉有空手而归之理!于是终于还是坐着轮椅,后面跟着一排朋友、同事和学生,气势轩昂地走进了手术室。在坐着等候上台的时候,我又被从十五楼特意调来的心脏科大夫推着巨大心脏监护仪器问了一遍。这当然会给我增加心理负担。眼部扎麻醉针是并不愉快的,我已经扎过了针,心里虽颇坦然;但是,脑袋忽然一闪念:如果我戴着眼罩,带着半边麻醉过的脸,从手术台上一个箭步蹿了下来,推门逃之夭夭,那岂不会成为空前的笑话吗?如果有《新儒林外史》,也会写上一笔的。说我一点都不紧张,那不是真话,但我还是坐着没有动。我也有我的“诚则灵”。主刀大夫是有名的“天下第一刀”,手术台旁又坐着心脏科大夫,操纵着心脏监测器。我感觉到安全,增强了信心,静静地躺在台上。大夫又叮嘱说:如果有哪怕是一点点不舒服,请马上说话。这一句轻轻的话,有如甘露,有如醍醐。我心里异常平静,静候着“第一刀”。
我临离开家的时候,除了带上一些稿纸和没有写完的稿子之外,我不知为什么顺手拿了一册《苏轼词》。坐在汽车上,心里莫名其妙地颇有一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滋味。又忽然莫名其妙地在心里背诵起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一首有名的词来。从头背到底,又反回来重背。我同陪我去医院的人基本上没有说话。到了医院,下车进入病房,我忽然又是一闪念:难道背诵这一首生平曾背诵千百遍的名作还会预示着什么征兆吗?
现在我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只有脸的右半是麻木的,脑筋却是异常清醒的。我心平气和地躺着,静听主刀大夫和那一位心脏科男大夫轻声细语地商量着什么,又听女大夫要什么晶体。一会儿是柔和的女低音,一会儿是低沉的男低音,汇合成一段绝美的极有感染力的动人心魄的音乐。我当然什么都看不到,有时感到右眼中流过一股细流,微有凉意。我能想象,不,我似乎能够看到那女大夫纤巧无与伦比的双手在我眼上舞动着。这时又蓦然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了苏轼的词。这次不是“明月几时有”,而是《浣溪沙》:“缥缈红妆照浅溪,薄云疏雨不成泥。送君何处古台西。废沼夜来秋水满,茂林深处晚莺啼。行人肠断草凄迷。”我一遍一遍地背诵。胡为乎来哉!我说不出。难道这也会预示着什么征兆吗?
手术顺利完成。我既没有去见马克思,也没有丢掉一只眼睛,我真正虔诚地向几位大夫致谢,“整个地”走出了手术室。大家群情欢悦,又浩浩荡荡地护送我回到病房。此时又有学生来探视。我们大家去手术室时和回来时的心情,有天渊之别,这自不待说。此时我们各自心中的喜悦在病房中汇成了共同的一点灵犀。
1997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