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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祝谌予先生，名续，字慎余（意为我很谨慎），后改名为谌予（意为我很诚信），汉族，1914年11月生于北京，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我国著名的中西医结合专家、中医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一代中医泰斗。1999年8月12日因病去世，享年85岁。
祝氏家族原为京中望族。父亲19岁时，因其母罹患重疾，医治艰难，不幸病逝，乃矢志学医。1933年9月，父亲拜师于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门下，侍诊六载，尽得其传。父亲深受施先生革新中医、提倡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秉承师训，于1939年赴日本留学深造，1943年毕业于日本金泽医科大学医学专门部，集中西医学于一身。
父亲毕业即归国报效，怎奈战争期间，政局动荡，百业凋零。1947年，父亲应当时交通部八区公路局长罗英之邀请，举家从北京迁赴边陲昆明，至1956年先后任当时四区公路局医务室主任、第三公路工程医务室主任、昆洛公路随军筑路医院院长等职，始终从事临床医疗工作。
1956年，国务院筹建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需学贯中西医之人选，周恩来总理亲自敦促有关部门调父亲回北京。家父回京后，中央卫生部在中医研究院举办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并任命父亲为专职教师，为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1957年7月，父亲出任北京中医学院教务长，后与上海、广州、成都中医学院教务长共同制定了一套前所未有的中医高等教材，为系统培养中医专业高级人才打下了基础。父亲亲临教学第一线，兼任金匮教研室主任，言传身教，深受学生的欢迎和尊敬。“文革”后期，父亲借调中国医学科学院，主持开办了10期西医学习中医班，继续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1975年调入北京协和医院，后担任中医科主任、教授、研究生导师，从事中医临床和科研工作，更加深入地探索和实践了中西医结合路径，为中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父亲除医疗工作外，还承担着大量的社会工作，多年来，曾先后任中国医学科学院主任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华中医学会理事，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届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第七、八届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尤其在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员会工作期间，本着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提高中医教育水平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扩大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影响。父亲在党的统战工作中做到襟怀坦荡，与党同心同德，为党的统战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父亲尽管终日无暇，但仍不惜疲劳，秉烛达旦，废寝著述，先后撰《祝选施今墨医案》《施今墨临床经验集》，在国内外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50余篇。父亲1991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特殊贡献证书”及全国名老中医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荣获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名医”称号。
父亲投身中医事业60余年，在医疗、教学、科研诸方面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是一位医术精湛的中医临床家、中医教育的开拓者、中医科研的践行者。
在中医学术方面，父亲推崇仲景之学，强调辨证论治，尝云：“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中医必须坚持辨证论治，并不断提高辨证论治的水平。”他临证善用经方、活用经方，已达化境；并善于博采众长，尤精东垣、薛己、景岳、张璐之学，倡言脾、肾论治，有“培土兼治四脏”之说和“证情纷繁，治疗棘手，唯有培补脾肾一途”之论。
父亲在中西医结合方面，继承其恩师施今墨的学术思想，提倡中西医结合，并为之奋斗一生。父亲为施今墨先生首徒，总结出“施氏药对”，深得施老赏识，后又将跟师病例总结及心得整理出版《祝选施今墨医案》，开“西医辨病、中医辨证”之先河。父亲此后留学日本，攻读西医，对中西两大医学，融会贯通。
父亲主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尝谓：“中西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尽管形成的理论体系、诊断方法和病名不同，但可以通过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之途径统一于病人身上，只有相互佐证和补充，才能提高疗效。”这种思想，无论是在临床诊疗上，还是在教学使用的教材上，在课堂上，在科研设计、实施中，以及著书立说时，皆一以贯之，矢志不移。他治学态度严谨，实事求是，思想开明，师古而不泥古，崇经而不拘经，学术上敢于创新，善于在继承中求发展、促发展。他曾说：“对待中医遗产，应有批判、有分析地继承，不能循规蹈矩，古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用，古人没有说我们就不敢用，思想束缚于本本中，中医学术岂不很难继续发展？”因而，父亲能于教学工作中、临床实践中，推陈致新，成绩斐然。
父亲在临床上擅长中医内科和妇科，尤对糖尿病、脾胃病及妇人经、带、不孕等论治颇富经验，甚有建树。如对糖尿病之论治，在继承施师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探索，首创糖尿病中医辨证分型，治疗上开创了应用活血化瘀法治疗糖尿病之先河，现已得到国内同行之公认和证实。又若妇科病，他侧重益气养血和培补脾肾，总结了一套治疗妇科的有效方药，如艾附四物汤治痛经、芩连四物汤加味治围绝经期综合征、种子金丹治不孕症等。临床组方用药方面，他在总结继承施师药对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临床实践又不断总结新的用药经验，增加药对数十个，同时开创了以现代药理学结合中医理法方药理论组方的尝试，如降糖对药方、清肝降酶汤等。因其临床疗效卓著，救治了不少疑难怪病，活人无数，故医名远播，享誉寰宇。
在教学上，父亲强调理论联系实践，重视临床实践。在其任北京中医学院教务长期间，他提出中医学院的学生要早临床、多临床，并要求讲授基础理论课之教师也要具有带学生临床见习和实习的能力，讲授教学内容必须符合临床实际需要。他拥护毛泽东主席“中医也要学习生理、解剖、病理”的指示，在办学中认真执行。他多次指出：“我们的目的是培养既能掌握中医理论，又具有一定西医学知识的中医人才。中医学院学生除了要学习中医专业课程之外，西医理论也一定要学。”这一办学指导思想和办学理念至今仍在发挥着积极作用。父亲提倡和支持西医学习中医，多年以来，先后培养了十数期西医学习中医人才。今天无论是在中医队伍中，还是在中西医结合工作者中，不乏师出于祝氏者，不少人已成为当代治疗、教学、科研战线上之主力和栋梁，堪称桃李满天下，硕果尽人知。
父亲医德高尚，为医一世，一心为患者服务。他秉承周总理“来者不拒”之教诲，利用业余时间设“家庭义诊”数十年，就诊者有国家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军人，一律分文不取，无数次拒绝了病人的礼品、礼金；还经常到工厂、部队、矿区、农村参加各种形式的义诊，就连出差途中、会议间隙，甚至晚年病榻前，只要有人求诊，他都“来者不拒”，将毕生之精力奉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奉献给人民。
父亲是用平凡成就了伟大，用群众的口碑铸就了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