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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东晋大贤，古代真性情的总代表，几乎影响了后世所有的读书人。
陶渊明是晋初大将军陶侃的重孙，其父不见于史，名爵无考，不过应当有过一段仕宦经历。乱世家道中落，陶渊明一生四次求官，“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最后一次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今属江西）县令。他是庄子般逍遥的人，“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性嗜酒，家贫不能恒得”。
逍遥归逍遥，却要养家糊口。陶潜的妻子翟氏生了四个儿子，加上前妻生的长子陶俨。五个吃长饭的，刚吃过饭又想吃，总是嚷嚷肚子饿，半夜饥叫。幼子还在地上爬，嗷嗷待哺，长子、次子挑水、劈柴、煮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老三不念书，大白天歪靠土墙睡觉，“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论语》）。这个老三，醒来就要吃梨吞枣……
五柳先生当县令，把官帽挂在官厅的青砖墙上，裹一个滤酒的葛布头巾，赤脚走田埂，格外关心农事，与臭汗淋漓的劳动者打成一片，像我熟悉的20世纪70年代的干部们。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苏东坡对此二句崇拜得五体投地：“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陶诗一百零九首，苏轼篇篇唱和……
五月麦田里刮着熏风，陶渊明的大脚板丈量着大大小小的村落，访贫问苦，吃糙米饭狼吞虎咽，喝农家的浊酒脸蛋儿通红。州官来找他，常苦于费周折，找到他又担心他身上的虱子跳过来。上级想吃下级的酒肉饭，听下级的奉承话，别处行，彭泽县可行不通。大官和小官议论陶渊明，没几句好话。
东晋百余年，官场风气大坏，老爷派头的官和孙子模样的官十有八九，陶渊明叹曰：“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
有一天，刺史派来了一个邮督，专门督察陶县令，架子扯得大。人未到命令先至：陶渊明必须官衣官帽穿戴整齐，必须迎接到遥远的官道口，必须躬身引路，亦步亦趋（周礼之万一）碎步小跑，必须早陪、午陪、晩陪，必须说一箩筐的废话、假话、肉麻话……总之，“必须”就像一条拴狗的绳子抛过来，直把九江的七尺男儿捆绑起来，动弹不得。
陶渊明站在县衙外发了一会儿呆。县令的官帽来之不易啊。公田酿酒的粳稻眼看要成熟了。家里的五个儿子巴望父亲带回好吃的东西。
翟氏一日三眺望，折断门前柳。
陶渊明有“金刚怒目”（鲁迅）的一面，当了八十多天的县官，估计他已经“忍得水滴”（眉山俗语）了，形形色色的上级脸太难看，太难看，于是，他扔了官帽回家。个性本如此，没办法。毫无办法。扔就扔吧。
《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他天没亮就急于逃离官衙，“敛裳宵逝”，可见逃离官场的冲动非一朝一夕，一路上“载欣载奔”。
此间的陶渊明四十出头，奔官场已经奔了四次，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自己禀性难移。中年时，他家境尚好，“僮仆欢迎，稚子候门……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予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巾车：有帘子的轻便马车。
我一直觉得陶渊明很有几分摩登相，“既窈窕以寻壑”这句子，王维李白写不出来。“登高赋新诗……有酒斟酌之。”诗人为什么如此兴奋？因为他找到了自由。自由与自然息息相通。自然：是它本来所是的那个样子。是河流的天然弯曲使河流成为河流，而不是一门心思把河流拉直，把水流变成数据处理的对象。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庄子巴望化为蝴蝶，陶潜羡慕欣欣向荣之木、涓涓流淌之泉、挣脱尘网之鸟、洄游故渊之鱼。中国古代大贤，深深懂得植物“朦胧的欣悦”（海氏），绝不会轻易以技术手段去算计它、催逼它、贪婪索取它，因为“技术本身朝着更高的技术”（海氏），极易受贪欲之助推，落入恶性循环。尊崇自然，符合天道。
如今，纳入国家战略的生态文明建设，符合天道。
受制于西方资本-技术逻辑的人，命中注定不自由。（参见美国哲学家弗洛姆《逃避自由》《占有还是生存》，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诸多著述，以及莎士比亚描写犹太商人的剧作。）
“学而优则仕。”中国的文化先贤都要奔官场，外星人般的老子也不例外，做了国家图书馆的管理员。走向官场又背向官场，几乎是所有文化先贤的宿命。其间生风生雨生雷电，强对流催生强悍的生命个体，化入语言、音乐、书画、建筑、衣饰、美器……几千年笼罩数百亿人的生活方式。朴素的欣悦，低消耗的快乐，轻松持续一万年，夭夭如也。
陶渊明扔官帽的符号化动作，后世仰望了一千六百多年。这是利益趋奔与个性自由永不停息的拉锯战。名缰利锁，退一步海阔天空。对中国的文化先贤而言，这叫以退为进，进入自然与审美。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陶渊明的辐射力怎么形容都不为过。房前屋后皆风景，一草一木亦关情。道德醇，风俗厚，人情暖，维系着短暂者（人）的生存，流连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一杯酒一支歌一首诗，或是两三句亲朋问候，人就乐起来了，这样的人，何往而不乐？
中国民间有一种“生活信仰”，绝不亚于这个星球上的任何宗教信仰。农耕文明七八千年，这种生活信仰贯穿始终，温柔覆盖了南北城乡。林语堂的《吾国吾民》一书，列举中国民间近乎无限的戏耍、节庆、风俗。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庄周、陶潜居穷巷，一个编织草鞋，一个扛起锄头，哲思与佳作犹如喷泉。身在万物之间，在操心操劳的过程中细腻感受万物的涌来，享受持久的微醺、沉醉、癫狂，永远感激造物主的赐予。
是的，艺术让人癫狂。“艺术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尼采）
陶渊明居住的柴桑县（今江西九江）上京里，山环水抱，民风朴拙。远眺庐山的香庐峰，夜观繁星大如斗，钓鱼弹鸟捉泥鳅，走乡串户话桑麻……中年乃至晚年的陶潜乐得像个孩子，始终对生命保持着孩子般的新鲜感。至朴者，树立了千百年的好榜样。
缺了陶渊明，我们对中国乡野田园美的感知程度会大打折扣。诗人升华了普通人的感受，将丘山与村落符号化了。陶渊明是中国低碳生活的老祖宗。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邻曲：乡邻的房子弯弯曲曲随意布局。也许是渊明造的美词。抗言：直言。上京里的老儒生，老军人，曾经混迹于官府的戴主簿、庞参军、刘遗民、丁柴桑……这些素心人常与陶渊明讨论诗歌艺术，争得耳红脖子粗，摔酒碗砸酒坛也不伤和气。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近局：乡邻应声而来享受的饭局，不必为了一顿饭赴“远局”，尽管素心人赴远局也欣然，或许又是陶渊明的生造词。生活的意蕴是需要不断创造的，陶渊明是农耕文明的生活大师。他的身后排着长长的队伍……
感觉的丰富性乃是一切生活质量的前提。这句话，我不怕重复一万遍。
感觉的丰富性严格对应自然与人事的丰富性。比如我们这代人小的时候，“天上都是脚板印”（四川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流行语），天天玩到黑摸门，屈指十余年，每一秒钟都晶莹剔透，就像早晨闪闪发光的露珠。何以如此？生活的燃点低，连一棵草都玩得起劲。成群结队的小孩儿小狗般活蹦乱跳。吃穿简单，居住温馨，一个家随意通向几十个家。浑身上下的体细胞和草木鱼虫裹成团，人与人、人与自然深度交流，亲切相处，却有可能变成今日之天方夜谭。
写到这个，我的心里一阵阵地疼痛。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五首（也有六首之说），《移居》二首，字字珠玑，古代读书人视同圣经，万两黄金买不来。李白、杜甫、苏东坡可以买来吗？莎士比亚、荷尔德林可以买来吗？“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人类的顶级艺术，乃是巨大的生命冲动之产物，生命冲动咋买？“艺术是苦闷的象征”，苦闷咋买？
这若干年来的文化产业化，过度追求利润，催生无数的市场奴隶，歌坛、影视界、美术界均是重灾区，一拨又一拨的速成品消耗着民族的精气神。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披星戴月的劳动者关心劳动成果，古今皆然。
而今之麻烦在于，勤勤恳恳的劳动者常常面临“草盛豆苗稀”，而那些个形形色色的投机者倒是赚得盆满钵满。且不谈花样百出、防不胜防的坑蒙拐骗。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古人以此作画无数。
陶渊明的佳作大都作于四十岁以后，官帽一扔，艺术创作如井喷。
陶渊明大约四十五岁时，上京里的园田居失火，八九间草屋化为灰烬，诗人移居南村。《移居》之一：“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素心人反衬杂心人——贪官奸商，类似流氓泼皮瘪三。素心人要住到一起，生活才有滋有味，学与问才相得益彰。钱锺书云：“大抵学问是在荒江野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
南村的邻居也有杂心人，素心人绕道避开他，躲不开就点头过。“素心人”一词，应该是陶潜首创。弊庐何必广，精神强大者住小房子欣欣然，精神弱小者居豪宅戚戚然，古今例子太多。为何戚戚然？花花肠子算计太甚。
《移居》之二：“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生活的景象一派祥和。人人举止朴拙，目光清澈，令人联想到法国画家高更画的塔西提岛上的男女土著，只少了宗教神秘感。陶诗如同田家语，明明白白而韵味悠长。当时有批评家指责他用“田家语”写诗，不够华丽，不见追随汉赋语言之排场。而在唐宋文化大师们的虔诚眺望中，陶渊明成为陶渊明。
苏轼认为，陶诗高于李杜诗篇。
五柳先生醇酒般的寻常日子，能否持久？晋末军阀混战，百姓赋税极高，单靠种田难以养活一家人。渊明弃官后一度乞讨，“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何之：到哪里去。行行：走了又走。早年他有过乞讨的经历，心里百味杂陈。五十岁的金刚硬汉，那乞讨的手如何伸得出去？扔官帽的手转为躬耕手，再转乞讨的手，其间的酸楚可想而知。他走了又走，到陌生的村落去乞食，远离家人和南村的乡邻。这类事，男人通常是不会讲的，羞于启齿。做过县令的陶渊明把乞讨事写进了诗篇，一句“叩门拙言辞”，大丈夫为五斗米折腰的情与貌，如在目前。
笔者再三逼近他的生存细节，欣悦与悲哀俱收。乞食的画面浮于面前：大师敲开了陌生人家的门，吞吞吐吐说明来意，结结巴巴提及家里的窘困。讨来的食物他舍不得吃，回家分给几双小手。老大陶俨又把食物悄悄递给小弟陶佟，翟氏背过脸去抹泪……
“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这句短语，道出耿介之士共同的心声。
陶渊明宁愿辗转乞讨，也不去找那些人五人六的官员。他在写给儿子们的信中说：“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八个字，透露多少隐忍的辛酸。“性刚才拙，与物多忤。”
大师多傲骨，否则难成大师，逆境中撑不住，垮掉了。
信中又云：“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渊明的五个儿子在乱世存活下来，妻子翟氏得享天年，萧统夸她：“能安勤苦，与其同志。”
据国学泰斗袁行霈先生近年考证，陶渊明活了七十六岁。
陶渊明五十八岁作《桃花源记》，这是中国人千百年不变的精神家园。他的精神伟力牢牢扎根于日常生活，举止天真，和蔼可亲，就像我们的亲人。他说：“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生活之信仰，陶渊明承先启后。上京里和南村，先生有酒盈樽的日子居多，美感横呈，俯拾皆是。辗转乞讨的那双颤抖的手，破天荒被写进传世诗篇。
“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在古代最黑暗的时期，仍然有一些人过得赏心悦目。其中的佼佼者，就是江西九江的五柳先生。
当代德国的大学生、中学生普遍熟悉荷尔德林，追慕那位“诗人中的诗人”。中国的学子如何呢？伟大的陶渊明，是否寂寞少知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