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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幸福童年，《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文章中有生动的写照。绍兴是水乡，乌篷船摇来摇去，穿过一座座精致的小桥，荡起鉴湖的碧波。这地方古称越州、山阴，数千年人杰地灵。谢安、谢灵运、王羲之、陆游、周恩来……鲁迅纪念馆的杨春女士告诉我，绍兴的文物数量在全国的地级市中名列前茅，文保单位密集分布，地上地下古物丰富。河南的洛阳、陕西的咸阳也如是。
鲁迅本名周树人，有两个弟弟，周作人和周建人。母亲鲁瑞，先生的笔名取自母亲的姓。家里的保姆曰长妈妈，很亲切的称谓。长妈妈虽不识字，知道的乡俗民风却很多很多，比如人死了，要说人老了；不可从晾衣服的竿子下走过，那是要生病遭灾的；吃稀饭要搅，走滑路要跑……祖母、母亲、长妈妈温柔呵护着小鲁迅的生长。绍兴的乡下有个安桥村，村里有鲁迅的外婆家，他时常跟着母亲和长妈妈去，乌篷船摇啊摇，摇到有闰土哥的安桥，执钢叉的闰土哥月下追野物，矫健的身影跃过草垛，蹚过鱼虾成群的小溪。安桥村的小伙伴比野地的野物还多。
外婆老远看见了蹦蹦跳跳的乖孙子，笑眯了双眼，花白头发迎着田野上的熏风飘。
江南鱼米之乡，富庶而祥和。生活之意蕴温柔地覆盖着。
农耕文明的美丽画卷，持续一亿年不难。
历代大文豪多有早年丧父的经历。家道中落，催生了一颗颗敏感的心，又因为妇人们的呵护，比较仁慈，文豪而兼高官者，大抵正气充足，找不到一个邪恶之辈。我在写《品中国文人》的过程中，捕捉到了这一历史现象，再次求证于方家。
鲁迅十三岁那年，家里出了大事。在北京做官的祖父犯了科场案，锒铛入狱。家里的银子送出去疏通关节，以免老爷子秋后问斩。那一个套一个的关节却是无底洞。银子哗哗往外流，全家人每日惶恐不安。祖父栽了，父亲病了，小鲁迅开始奔药铺，跑当铺，瘦小的身子朝着高高的柜台，收下稀奇古怪的药方，承受当铺老板嘲弄的眼神。患水肿病的父亲终于不起，先生后来写道：“父亲的死，使我想了很多事情。”
鲁迅的旧学功底扎实，家学开列的书单出自祖父的手。家学渊源，源自中国千百年的“耕读传家”，今日已难以为继，一切都快餐化了，文化断裂、生活断层，希望以后会好起来……鲁迅先生启蒙早，既有先天的灵性，又有后天的勤奋。汉语艺术“润物细无声”，层层包裹敏感的心，蓄势待发，伺机破土。
阳光少年遭遇了阴暗而漫长的日子，倔强的性格再三反弹。先生初名樟寿，字豫山（后改字豫才），百草园嬉戏的小伙伴就叫他“雨伞”，三味书屋的学生也这样叫。下雨天一片雨伞，叫绰号的人更多，向空中抛雨伞，一张张小脸笑得不怀好意。豫山同学怒目而视，不大管用，他跟人打架，头发一根根立起来。
周豫山辍学了，自尊心受到同学的刺激，因而自尊更甚，不去三味书屋旁听。脾气也大了，弟弟周作人贪玩风筝，他一脚把风筝踩烂，后来为此歉疚了许多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倔强的性格渐渐成形，意绪曲折反复，赢得了内心纵深。
古今中外的人杰，早年的内心纵深是个重要指标，也许是首要指标。意志力遭遇了障碍才得以强化，感觉的触角因刺激而伸向四面八方——叔本华的一本书《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有论述。而电脑前成长的一代，数以千万计的嗜网成瘾者，惰性滋生，自卑与自傲纠集，意志力的提升和感觉的细化双双被打了折扣，生命质量堪忧。
叶圣陶说：“在同时代人中间，鲁迅先生的确比别人敏感，有许多事，别人才有一丁点儿朦胧的感觉，他已经想到了，并且想得比别人远。”
天才儿童，阳光少年，碰上了生存落差，鲁迅就开始成为鲁迅，恰似曹雪芹失掉荣华富贵之后开始成为曹雪芹。单纯无碍的阳光性格罕见杰出者。破败人家的子弟则通常有两极：要么破罐子破摔沦为泼皮流氓，要么强化意志勇于奋起。
鲁迅先生的十三岁，是个转折点。三味书屋的学业一度中断，母亲隐忍的种种悲哀掩饰不住。生存的落差在无穷的生活细节中显现，敏感的灵魂逐一接纳。有时候，抗拒那些颓败的生活细节，反而能接纳更多。
对中国的文化先贤来说，生存落差是常态。
鲁迅十八岁时离开绍兴去南京，念实用型学校，当时是被人瞧不上的。母亲只能给他八块银圆，沉甸甸揣进衣兜。四十岁的母亲头发已花白，家境困顿五年，母亲操碎了一颗心。鲁迅先生上路，默默记下了母亲的面容和叮嘱。先生的坚韧，覆之以母性的仁慈。此二者，向来是杰出人物不可或缺的特征。“无情未必真豪杰。”
鲁瑞于1943年谢世，享年八十六岁。《鲁迅书信集》中，写给母亲的信占去许多篇幅，叩问金安，恭敬之至，体贴日常生活，无微不至。母亲的长寿，首先是因为鲁迅先生的细心照料。先生至孝，却反感统治者别有用心大肆推广的《二十四孝图》……
鲁迅在南京念的是官费学校，待了四年，先念水师学堂，后转矿业学堂。爬桅杆，下矿井，鲁迅和其他学子一样肯吃苦耐劳，尽管他并不喜欢这两种职业：当水兵或是探矿师。脑子里转的事情多，思考型的青年面色沉静，就连身在二十丈的矿井深处也会凝神思索。周树人同学的各科成绩优秀。“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学校奇特的课程设置倒是利于文理双修。南京的冬天冷，零下十几度。八块银圆他省着用，舍不得多买一件冬衣。冬去冬又来，总是同一件旧棉袄，破了自己补。棉絮板结了，且不管它。父亲卧病的眼神，母亲飘在风中的几缕白头发，两个念书的弟弟，长妈妈，安桥头的外婆……家里的一切都被他搁在心中。鲁迅先生后来很欣赏中唐的李贺，李贺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大丈夫要有担当。这也是中国男人千百年的特色。
为了家，远离家。想想若干年来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吧。
鲁迅先生因为猛吃辣椒御寒，伤了胃，埋下了病根。银圆似乎永远花不完，绝不写信向家里要钱。刻苦学习，八块银圆将来要变成八百块，八千块，甚至更多。鲁迅受钱的压迫持续到东渡日本留学的七年，从十三岁算起，前后约十六年。先生的日记中有不少日常开支的明细账，钱的古字叫泉。然而先生的生命冲动始终弥漫着精神性。这有悖于缺啥想啥的常理。如果“泉”字在生活中放大，膨胀，占位，周树人就不会成为仙台的鲁迅。这个来自绍兴的知识青年，自我超越的能力是惊人的，后来，他又把矛头对准中国的智识阶级，戳穿五花八门的“精神胜利法”，描画“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鲁迅先生从来不小视钱，与戏台上羞羞答答不言利的书生迥异。从先秦到汉晋唐宋的文化先贤们，大抵能够直接面对金钱，然而，钱在生活中的大面积占位是不可思议的，连宋代的改革家王安石都不认可。反传统的鲁迅归属于这个传统，文化基因一目了然。鲁迅的反封建，乃是平衡封建权力运行的极端化。此一层极端重要。
瘦削的青年在南京捂紧银圆狂吃辣椒，目注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思考物竞天择的进化论，面对柔弱的大众，胃火与热血一同燃烧。他在街上走，总是步履匆匆，拖在脑后的黑辫子要翘起来。反封建的大脑却要拖着一根封建“尾巴”，荒诞的感觉日趋强烈。清兵入关有规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救国。这理念渐渐成形，压倒了出人头地的求学初衷，或者说，二者合而为一。在饱受列强欺凌的世纪之交，中国的有志青年都想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黄金白银救国，坚船利炮救国，匕首刺杀救国……鲁迅作为优秀的官费生，被派到了日本东京的弘文会馆，上课不断移前席，总是听得聚精会神。他带头剪辫子，符号性的坚硬短发初亮相，全校哗然。他率先自由恋爱，尽管恋爱以失败告终。鲁迅的挚友许寿裳曾经撰文，说“寄意寒星荃不察”里的那个“荃”，实指某个女性，也许是个日本姑娘。求偶受阻，他精神高扬，升华而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情操。
弗洛伊德有个判断：艺术是欲望的升华。
鲁迅偏爱厨川白村宣扬艺术论的著作：《苦闷的象征》。
精神、身体、物质生活的三重苦闷，锤炼着周树人君。他去了仙台学医，师从博学而和蔼的藤野先生。学医救国也是郭沫若的选择，同时不乏对将来的生计的考虑。鲁迅痛恨庸医，对中医有偏见，后来挖苦医死他父亲的中医。他选择西医，正是由于他亲身经历的中医，可见亲身经历也会导致盲点，如鲁迅这样的视野广大者也未能免。
仙台待了一年半。周树人君的住所距仙台医学专科学校不远，邻近一所监狱。破屋破窗，破床破蚊帐，开头几天他夜夜打蚊子，用煤油灯的火苗烧蚊子；早晨起床，又拍得满手的蚊子血——都是周树人君的血。食物粗糙，难得打一回牙祭。深夜才回到破屋，躺到床上，听一大群蚊子在蚊帐之外的愤怒喧嚣，回忆藤野先生亲切的面容。
“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
1931年的鲁迅先生，回忆世纪之初在日本的留学生涯，调子是明朗的。
众所周知的是，在仙台的鲁迅受到日本人鄙视“支那人”的强刺激。一个“支那”学生，居然在骨学、神经学、血管学、解剖学、细菌学的课程上都取得好成绩，这可能吗？日本学生纷纷怀疑周树人考试作弊，有人写信质问他，要他忏悔。而电影屏幕上的中国人，个个膀大腰圆，一片神情麻木，赶着去看同胞被砍头，争相伸长鸭子般的颈项，挖鼻孔，挤眼睛，互相传递兴奋的表情……鲁迅心都紧了。民族的救亡，首先要救灵魂。满街的行尸走肉，“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他决定弃医从文。
1906年，鲁迅到东京，师从章太炎先生。吃穿住虽简陋，但精气神十足。他“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在精通了日语之后，又如饥似渴地学俄语、德语，狂读西方人文经典。他办起了杂志，挑灯熬夜写文章。
精神界之斗士，全副武装初上阵，真金置入烈火。
鲁迅先生的绍兴五年、南京四年、日本七年，历经国内的困顿到国外的艰辛，却长成现代中国丰碑式的人物，这个现象要反复掂量。这表明了人的精神潜能之无限。鲁迅精神的饱满，大异寻常之辈。八块银圆的精神附加值无限。母亲苍凉的目光赋予了他起点。长达十六年的物质拮据，反而催生蓬勃向上、坚硬如钢的生命体，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物质生活的重要性被大大夸张了。总有人在夸张。主要是西方人，强推资本逻辑、单纯瞄准利润的那些人。曾几何时，符号消费（概念消费）甚嚣尘上，一款坤包几十万元，一个女人恨不得拥有一千条品牌裙子……金钱的恶性占位让精神的轨迹变得虚无缥缈，让生活的完整性、生活之意蕴层受到严重威胁。而比人的贫乏、“生命的阴暗麇集”更可怕的，乃是土地的荒漠化。荒漠化一旦彻底形成，连“可怕”都无从谈起。
鲁迅吃得少想得多，住陋室拍蚊子，不改其志，活得异常充实。按一般逻辑，长达十六年的物质窘境，他应该反弹为追求骄奢淫逸，至少谋求衣食无忧。事实上恰恰相反。
看来，所谓的物质窘迫对人的精神考验是要打问号的。
回溯内部感觉才能够判断日常生活。分秒昂扬，何谈窘迫？物欲汹汹，遮蔽太多。那些一味追求现实的人，终于追到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追到牌桌上去，现实收缩为牌桌酒桌，生命中只剩下几场牌几瓶酒……笔者曾经探究“现实的位移”，即是此意。
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真是令人神往啊。孔子最爱颜回，爱的理由充足。各国的孔子学院，应当把这一点设为重要课题。其中有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人杰之为人杰，先贤之为先贤，不因别的，只因他们比普通人释放了更多的精神潜能，生存少一些板结。鲁迅关注尼采讲的超人，而超人反指末人。
人的全面发展，今日是个难题。
鲁迅先生的八块银圆早用光了，但是母亲期待的眼神始终挥之不去。铜板一个个花出去，买书，买辣椒，买馒头……困顿的感觉一掠而过，迅速转化为精神力量，超越了沮丧，消灭了自怜。生存的向度决定了意识的向度。八块银圆符号化了，却是朝着生存的敞开，朝着本源意义上的自强不息。“心事浩茫连广宇”，与钱多钱少关系不大。毋宁说，活得越朴素，反而有利于感觉的丰富。鲁迅深知这一层。
为何深知？盖因文化的“固有之血脉”。
鲁迅的奋斗目标是成为个体。唯有坚实的个体方能洞察一盘散沙的民族，唯有觉醒的个体才能看见昏睡的庸众。他把中国诊断为“沙聚之邦”，热切希望“沙聚之邦”能“转为人国”。西方资本主义则把人钉死在单一的消费图景上，把人的可能性掏空，先把人变成吃光一切的蝗虫，然后掏空这个星球。思想家鲁迅两面作战。政治家孙中山则瞄准西方的贫富悬殊，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中非常精当地指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
20世纪初，年轻的鲁迅在东京发出追问：“事若尽于物质矣，而物质果足尽人生之本也耶？”这追问，比孙中山的发现更进了一步，返回了庄子：“物物，而不物于物。”
鲁迅亮出了他的战斗口号：“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为此，先生奋斗了一生。
沙聚之邦如何转为人国呢？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给出了答案：“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著名的拿来主义发端于此。
又如何指认物欲的泛滥？鲁迅写道：“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
鲁迅是在旧学的功底中眺望新文化。华夏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向来对物欲高度警惕。神性、诗意、风俗、道德，融合而焕发性灵之光，平衡着物欲巨大的内驱力，抵御它，严防它恶性占位。
有趣的是，专注于精神价值的鲁迅先生，后来大把大把地挣钱，薪水、版税数额大，他半开玩笑地对朋友说：“母亲给我的八块银圆，翻了许多倍，很划算。”
他在厦门、广州当教授，在北京买房子，又迁到上海一住十年，居室明亮，食不厌精，坐小汽车看电影。有钱就花钱，一切自然得像花开水流，云飘云驻，没有一丝暴发户的痕迹。或者说，距离形形色色的暴发户十万八千里。
先生的吃穿住行，止于向好。每天抽四十支左右的劣质香烟，好烟是为朋友们备下的。书桌前没有沙发，因为身子舒适，大脑就趋于迷糊。他有保持体力劳动的习惯，例如砸煤、包书，常累得一身臭汗。夜里吃点饼干，常常一个人喝闷酒，守着伟大的思想家宿命般的孤独。战士的姿态始终不变，依然分秒必争，“要赶紧做”。
鲁迅先生为重建民族之魂耗尽了心血。先生的葬礼，是那一时期最为隆重的民间葬礼。先生的遗体上覆盖着三个大字：民族魂。
鲁迅二十几岁就锤炼为鲁迅，多少人仰之弥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