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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赧王发债券的事，我说说，你们也就姑妄听之，他这如果也叫债券，恐怕就是人类史上最搞笑的债券了。
其实这叫“别券”，是古代的借款协议，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傅别”，形状可能和古代调兵用的“虎符”差不多。一块竹片，上面刻有借贷双方姓名、借款数额、还款日期，然后一分为二，各执一半。还款时双方要拿出来“合券”，还完了钱，要销毁，整个程序是很讲信用的。
估计那时候的古人，还很淳朴，故意欠账不还的不多，所以借钱都是信用借贷，几乎没有抵押借贷。
有能力放债的人，当然是权贵、商人和地主。
可怜巴巴借钱的人，当然是穷苦农民、渔民和猎户。
那时候，据说借粮食的比借钱的多，这也不奇怪，吃不饱肚子才是天大的事。
我们现代人，一辈子没借过钱的大概不多，谁都有三灾八难、一时不凑手的时候。要是连盒饭都吃不上了，不借怎么办？
所有的人格、尊严、体面，遇到钱紧的问题，那都是一堆泡沫！别看有些人平时闹得欢，要是饿他三天肚子，他还是要自己去找饭吃。
春秋战国那会儿，没准儿也有“金融风暴”、失业潮之类的，别的行业不景气，放债却是好时机。
所以，那时的大款们，都看好放债有利可图，差不多都在干这事，有的还专门把放债作为一个主要的生财之道。
那时候借款的利息也很惊人，有的是二分利，有的是五分利。据《管子》一书说，最高的是十分利，也就是“倍贷”，年利息100％。也就是说，借出去1000枚刀币，一年里要收回来2000枚刀币。这就是高利贷了。
齐国有名的孟尝君，放债的年息收入就有十万钱，靠着放债成了大富豪，白养了三千门客。过去我不知道这个，以为他是生性豪侠、出手大方，后来才知道他的钱来得这么容易，换了谁，谁也小气不了。
那时候高官也公开放债，法律不限制。晋国大夫栾桓子，就是放高利贷的好手，名义上是借款给人家，实际等于受贿。有人不缺钱花，为了向他行贿，就故意跟他借高利贷，“上贡”的钱就以利息的名义，名正言顺地送给他了。
这招数不可谓不高明。可是，瞒得过老天，瞒不过众人。他的名声因此很不好，官场和民间都认为他是“失德”。
不过，春秋战国时的政治家，也不都是财迷。
有的人眼光就看得比较远。有一次宋国发生饥荒，大夫司城子罕就建议，国君应该“出公粟以贷”，也就是把国库的公粮借给饥民。他还建议，要命令高官们自己也要出血，把自家的粮食也贡献出来。司城子罕不光叫别人这么做，自己也带头，借给穷人粮食不记账——还不还随便，他根本就不打算收回。
这一来，饥民可算见到了大救星。《左传》上说，粮食放出来后，“宋无饥人”。
在宋国的另一次灾荒中（这宋国真够倒霉的），公子鲍还把自家粮食全部拿出来，借给贫民。
《国语》里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就曾多次下指示“弃责”。楚共王、晋景公、齐景公，都实行过“已责”措施。“已责”，就是终止债权债务，跟“弃责”是一样的。
这些政治家们，脑子并没有进水，他们知道老百姓最需要什么。他们也知道，有一种财富是无可估量的，那就是民心。他们不过是豁出一点钱来，“收买民心”。
老百姓是知恩图报的，贤明的政治家们这么干并不白干，公子鲍就因为舍小家、帮大家，后来当上了宋国的国君，是为宋文公。
要是你光跟人家握握手、摸摸人家小孩脑袋，就指望百姓对你感恩戴德，那不是太幼稚了？
齐国有个田桓子，准备夺取政权，在借给贫民粮食时，大斗借出，小斗收回，不仅不考虑利息，连本钱也没打算全部收回。
孟尝君的门客冯谖，主动要求去替孟尝君收债。他到了薛城，让官吏把欠债的人都召来，逐个核对了“别券”，而后一把火烧掉。欠债人喜极而泣，“民称万岁”——这该给孟尝君争取到了多少民心！
如果“口惠而实不至”，光是嘴上说要富民，却一门心思要把老百姓兜里的闲钱给挖走，那怎么能坐得稳？
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君和高官，就是这样，有笨的、也有聪明的。那时的老百姓，生活得是好是坏，就看碰到什么样的主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