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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如其人”，或曰“风格就是人”，已经受到科学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反复拆解，差不多就要被彻底颠覆。但对于诚实的文学理论来说，它依然是一个简洁质朴的命题。陶诗自然，陶渊明的诗风因其本人天性中的自然而自然，早已是文论界的定评。
首先，陶诗是以天地自然、田园风物为题材，即诗中的描摹对象多属自然。粗略查阅一下陶渊明诗文集的用语，出现频率最高的景物为林野、山泽、白日、素月、风霜、雨露、松柏、榆柳、桑麻、菊桃、兰蕙、鸟雀以及稼禾、鸡犬、柴门、茅檐、井灶、邻曲，当然也还少不了藜羹与春醪。即使其中某些物什已不纯粹自然，而人工的因素也总在最低限度之内，就如柴门、茅檐终不能与楼阁台榭相比一样。
其次是陶诗风格的自然。历代诗话、文论中对于陶渊明诗歌风格的评价多为“素朴”“真率”“清净”“恬淡”，这些评语仍然可以归结到“自然”中，应视作“返朴归真”的美学境界。木不雕为朴，丝不染为素，朴与素，也就是自然所拥有的原质与本色。
有趣的是，在古人对于陶诗的评述中，更乐于以自然界的种种风物与情景来比喻陶诗的风格。如：“渊明之诗，春之兰，秋之菊，松上之风，涧下之水也。” （杨万里：《诚斋集》卷八十《西溪先生和陶诗序》） “陶潜之作，如清澜白鸟，长林麋鹿，虽弗婴笼络，可与其洁。” （朱奠培《松石轩诗评》） “陶靖节诗，如巫峡高秋，白云舒卷，木落水清，日寒山皎之中，长空曳练，萦郁纾迴。望者但见素色澄明，以为一目可了，不知封岩蔽壑，参差断续，中多灵境。又如终南山色，远睹苍苍；若寻幽探秘，则分野殊峰，阴晴异壑，往辄无尽。”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类似的比喻还有“寒泉出石，青兰伴谷”“孤鹤翔云，疏桐倚月”“新雨天霁，汀草怒长”“绛云在霄，舒卷自如”“苍波白石，竹蓧交阴”“闲情邈云汉，清水出芙蓉”等。
陶诗描述的对象为自然，陶诗的风格亦为自然，似乎没有太多的争议。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陶渊明何以写出如此“自然”的诗篇，如此“尽写自然”对其人生、对后世的意义何在。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发出疑问：“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可见他时常在琢磨陶诗的奥秘。他说有一天当他登上浔阳楼，望见陶渊明家乡的山川形胜时，方才有所解悟：“今朝登此楼，有以知其然。大江寒见底，匡山青倚天。深夜湓浦月，平旦炉峰烟。清辉与灵气，日夕供文篇。” （白居易《题浔阳楼》） 他的意思是说匡庐一带的天地精华与山川清辉为陶渊明的诗文灌注了自然的生机与灵气。用现代生态文艺学的话语讲，就是一个生命主体所处的生态序位，对其生命的色彩与属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外部的自然环境对于诗人的创作的确可以产生重大作用，但似乎并不总是产生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同时代而又同样喜欢贴近大自然的诗人谢灵运，一生写下许多吟诵自然风光的诗篇，其中不乏精彩美妙的篇章，乃至被文学史上尊奉为“山水诗”的始创者。然而，以中国传统诗论中“自然”的尺度衡量他的诗歌创作，便常常受到“刻意追新”“雕琢太过”的指责，违背了自然的真义。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指出“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遂得出“谢所以不及陶”的结论。在以“自然放任”为时代流行风气的魏晋南北朝，以率真自然为目标的诗人作家层出不穷，而惟独陶渊明抵达至境，终为后世认可，原因何在，这不能不归结到陶渊明的人格内涵，即其“任真率性”“放旷散淡”“委运任化”的自然哲学与“返乡归田”“清贫自守”“见素抱朴”的人生选择上。
对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潮及士人心态深有研究的当代学者罗宗强教授，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自然属性”曾做出精辟论述。他指出，从表面上看，魏晋士人无不以亲近自然、寄情山水相标榜，但各自用心及达到的境界却又很不相同，大抵可分为三类：
一是以“金谷名士”为代表的达官贵人，在锦衣玉食之后还要追求更高雅一等的精神愉悦，于是便把“怡情山水嵌入纵欲享乐的人生乐趣之中”，以图“身名俱泰”之快感。其典型便是石崇及其朋党的“金谷涧宴游”。金谷涧是洛阳城郊一处山清水秀的风景名胜，石崇凭着他显赫的政治地位与财力，在此大兴土木、营造园林。占地广阔的林苑内，前有清渠、后有岗峦，碧水绕舍、茂林成阴，馆阁楼台散布苑中；园内广植药草果蔬，多养鸟兽虫鱼，更设水碓、窑洞以添农家情调。主人与贵宾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出则游弋垂钓为事，入则美女琴瑟助兴。如此豪华地亲近自然，必须有爵位、金钱的支撑，“自然”仅仅是他们用以享乐的又一对象，是其啖腥饫肥之后的一道清汤。
二是以王谢族人为核心的“兰亭名士”，这是一些有文学才情、有审美情趣，且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雅士。偏安江南后，为追求宁静的精神生活与优雅的仪容风度，于是到自然中寻求精神寄托，在山水间安顿自己的心灵，公务之余便有了“兰亭雅集”之类的佳话。这在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已经留下生动描述：“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罗宗强教授对王羲之的这段文字给予了高度评价：“轻轻写来，毫无人间痕迹，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加上明净的天空，轻轻的春风，把暮春三月会稽山水的神韵全点染出来了……正是从这种感受出发，才从山水审美通向了生命的体认。”
兰亭名士对于自然的态度较之金谷名士，显然已上升到更高的审美层次，然而罗教授还是对其做出了有保留的评价：“他们仍然是欣赏者，他们站在自然面前，赏心悦目，从中得到美的享受，得到感情的满足。大自然的美，在他们的生活中虽然占有重要位置，但是，他们与自然之间，究竟还是有距离。”
也就是说，在他们对大自然的审美过程中还存在着“主客关系的心态”，尚未进入化境。
在诗与自然、诗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罗宗强把最高、最美的评价诚心诚意地给予了一个穷苦落寞、寒素度日的士人陶渊明。他指出：与上述两类名士全然不同的是，陶渊明与大自然之间没有距离，“在中国文化史上，他是第一位心境与物境泯一的人。他成了自然间的一员，不是旁观者，不是欣赏者，更不是占有者。自然与他是如此亲近，他完全活在大自然之中。”“陶渊明所写的山川，却全是田家景色，是淳朴的村民活动于其中的山川，或者说，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个整体的环境……那是他的山水，他的天地，和他同生命同脉搏，和他的身心原是一体。”“物我一体，心与大自然泯一，这正是老庄的最高境界，也是玄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这种境界，自玄风煽起以来，还没有达到过。陶渊明是第一位达到这一境界的人。”他甚至认为，这种境界，就连卓越的嵇康、阮籍也不曾全部达到，老庄之后、渊明是唯一在诗中“得道”之人。而陶渊明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一境界，“就在于他真正持有一种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并且真正做到了委运任化。”
按照荣格精神分析心理学的说法，在陶渊明这里或许更多地承袭了中华民族的某些集体无意识，这在中国古代的文论话语中则被称作“一片氤氲”“一团混沦”。这些集体无意识通过诗人的创作在现世显身，应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前人所论：“陶诗混然元古”“陶诗天然入妙”，究其原因，盖在于此。陶渊明的诗歌“自然天成”，既有“才质”，又有“根器”，这样的作品要想让它不流传都是不可能的。
在荣格的心理学中，“集体无意识”还常常被他描绘成一位“积淀了种族千万年生存之道的智慧老人”。陶渊明的无意识中就存在着这样一位老人，正如贺贻孙所说：“彭泽乃见道者，其诗则无意于传而自然不朽者。”
（《诗筏》）
至于诗人如何才能“见道”或“闻道”，《庄子·大宗师》借助“女偊”说出的一段话颇值得回味，现录于下：
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瞻明闻之聂许，聂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于讴，于讴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参寥闻之疑始。
看来，“闻道”依然是一个由显到隐、由隐到显、上天入地、下流上达、身体力行的过程。那居于中间环节的“于讴”几类于歌谣诗行。诗歌语言之上显在的意识层面是感觉（聂许）、知识（瞻明）、诵读（洛诵）、文字（副墨）以及作者的践行（需役），这应是一般人都能看得到的。而在“于讴”（诗歌）之下，是潜隐的无意识的深渊，是沉思默想（玄冥），是散淡放旷（参寥），最最本源处则是一团不可知解、不可化约的氤氲混沦的元气（疑始）。
郭庆藩的《庄子集释》中更把“疑始”，即这一团氤氲混沦的元气解作“道之根本”即“重玄之域”“众妙之门”。由此看来，陶渊明的不多诗文却能够传流千秋、影响百世、并焕发出无限生机，就是因为化生于这团氤氲混沦的元气之中、植根于这一近乎神秘的“道”的本源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