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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欧洲人把“人与上帝”看作人类必须面对的“元问题”；在邻近生态时代的今天，我们更愿意把“人与自然”的问题看作人类的“元问题”。所谓“人与自然”，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即“人”与“天”，“天人之际”，“天人合一”。其中的“天”既含有“自然”，也含有“神”——中国人自己的“上帝”。由此观之，汉语言表述的“人与自然”，比西方话语中的“人与上帝”或许还要更周全一些。
英语世界中的“元问题”（meta-question），其中的词缀“meta”，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解释，含有“在上、在外、在后”的意思。“meta-question”确切的解释应是在诸多具体问题之上、超越了这些问题之后得出的“本质性问题”，意指“抽象化”“形式化”“逻辑化”之后的最终问题。中国学界将meta-question译为“元问题”，其中“元”的本义其实与meta有较大的差异。在《中国古汉语大词典》中，“元”的本义为人的“头脑”，人的生命之本，进而引申为“首要”“初始”“本源”“重大”，其组合的词汇，如“元气”“元命”“元化”多与自然本体及其运演相关。同时，“元”又通“玄”，“元”因此又附带了许多幽远、玄奥的宇宙精神气场。
我们这里所说的“元问题”，包含更多汉语的意象与情调。“元问题”，即“初始的”“本源的”“宏阔的”的问题，在时间上先于其他所有问题，在空间上笼罩其他所有问题。它是其他所有问题的根本，决定所有问题的性质与得失。它的解决将导致其他问题的迎刃而解，其他问题只要一日存在，它就将继续存在下去。
这样一个“元问题”，就只能是“人与自然”的问题。
或者换一种说法，元问题就是地球人类必须始终面对的“自然问题”。
人类如何对待这一问题，不但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性质，同时也决定了人类在某一时期的精神状况，甚至也决定了人类作为自然中一员的生理状况。遗憾的是尽管时时有一些哲人提醒，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性命攸关的“元问题”，或置若罔闻，或做出片面的、错误的回应，乃至酿成今日世界上毁灭性的生态灾难。
中国古代哲学元典老子的《道德经》中讲：“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讲的其实也是“自然”与“人道”的交融与和谐，是对一种最高社会理想的追求。《道德经》中“道经”多言自然，“德经”多言人事，一部《道德经》，即是古代中国哲人对“自然与人”这一元问题的一次精微妙曼的解析，如今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领域的经典。
1943年，金岳霖先生应邀到美国讲学，面对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面对这样一个热衷于张扬人权、人道的法治社会，面对这样一个崇尚科技进步的学术文化界，金岳霖立足中国古代哲学，选定“自然和人”这一“元问题”，蓄意“输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不能不说用意之切、用心之深。在这次讲演中，金先生把中国哲学的核心概括为“天人合一”，即“自然与人合一”。但他特别强调地指出：汉语中的“自然”不尽是认知的对象，更是“信仰的对象”，是重要的“信念资源”，是人们“情感方面的依托”，是一个“复杂的意念图案”。
“天人合一”，就是“自然与人”的和谐，这一问题不但涉及个体所操持的价值取向与生存方式，也涉及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从人类社会的理念与秩序，到时代的精神气度、审美风范。在西方人面前，可以说金岳霖先生已经把“人与自然”这一元问题的中国式解析发挥到极致。
早年的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曾把“人与自然”的问题看作“历史之谜”，而对这一谜底的最终解答就是自然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那也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早在19世纪，正当工业时代仍在蒸蒸日上的时候，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1820—1895）就曾经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取消了。”
马克思则更尖锐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日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恩格斯与马克思分别从“自然的有机完整”与“人性的健康发展”这两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权衡工业时代的利弊，也正是围绕着“人与自然”这一“元问题”向现代人提出警告。
反之，从现代性反思的角度看，现代社会的最大危机，也正是因为在“人与自然”这一问题上陷入了盲目性与片面性；从生态运动的意义上看，人类有史以来犯下的最大错误，正在于对自然采取了对立的乃至敌视的态度。
在西方学者的论著中，“工业化”“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往往是处于同一知识平面之上的。在现代化三百年来的发展历史中，对于现代化的审视，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从来就没有间断。最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总是来自这一时代精神与社会体制的内部，而且批判始终涉及这个时代、这个体制的各个方面，从政治经济制度，到文化心理、哲学观念、生活风格、审美想象各个领域。回顾人们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尽管思绪万千，但归根结底则是由于这个时代错置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损伤了作为人的生存环境的自然界，扭曲了作为人的内在自然的天性。
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在论证启蒙运动已经走向反面时，曾谈到现代化进程中人对自然的控制如何演化成人对人的控制：“自然界作为人类操纵和控制的一个领域这一新概念，是与人自身作为统治对象的观念相似的”，“人对自然工具性的操纵不可避免地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工业时代，控制与统治大自然的那种力量实际上也在控制统治着广大人民群众，“启蒙在这里是和资产阶级思想同一的”，
工具理性已经化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然、人、国家全都成了为了实现一个既定的目的机械运转着的机器，想象力、创造力因此日趋干涸。在这样的社会里，就连文学艺术也已经纳入一体化的“文化工业”的生产营销流水线，“独特的个性”“细腻的感情”“自由的精神”如果不能被制作、包装成时髦的商品投放市场，就要被视作“无用的东西”被众人嘲笑、遗弃。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早已经侵入人的精神领域，污染了人类的精神空间。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98—1976）曾把审视的目光对准现代社会中“技术的本质”，在他看来，技术不仅仅是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技术还体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真实存在着的一种“关系法则”。技术时代的真正危险还不是由某些技术引出的那些对人类不利的后果，比如原子弹、核武器；真正的危险在于现代技术在人与自然及世界的关系上“砍进深深的一刀”，从而对人、对自然的自身性存在都造成了扭曲与伤害。他举例说：早先的时候，新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在春耕时拒绝使用钢犁并且要从马蹄上摘下铁制的马掌，为的是害怕划伤正在孕育万物的大地。大地，对这些印第安的土著居民来说是至亲至爱的母亲。而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一百马力的拖拉机带着六道双向锋利的钢制犁铧”在大地上隆隆开过，继而是施入化肥、喷进农药，勒逼大地交出更多的食品。大地由受人崇拜的万物之母沦为受人宰割的案上鱼肉。而此时的人，也已经变成工业机器上的附属物。“由于这个技术的意志，一切东西在事先因此也在事后都不可阻挡地变成贯彻着的生产的物质。地球及其环境变成原料，人变成人力物质，被用于预先规定的目的。”
在强大的技术力量统治下，社会的精神生活与情感生活被大大简化了，日渐富裕的时代却又成了一个日趋贫乏的时代。海德格尔关于“人与自然”的论述充满浓郁的生态学意味，启迪了生态学的人文转向，甚至昭示了生态时代的到来。
20世纪60年代之后，生态运动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蓬勃兴起，人与自然的问题，或曰人类的“自然问题”，日益显突地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塞尔日·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1925— ），这位数十年来一直投身于生态运动并撰著了《论自然的人类历史》《反自然的社会》《驯化人与野性人》“自然三部曲”的法国学者，在其不久前出版的《还自然之魅》一书中再三强调：“自然问题”将是21世纪的“世纪问题”，“在当今时代，自然问题处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核心”，“自然已经成为决策的依据”，
他借助歌德之口声称“自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唯一的问题”；
他又借助哲学界伽达默尔之口宣布：自然问题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或许这是世界局势危急时刻出现的第一个希望。”
他还接过马克思的命题告诫世人：“今天，我们只能建议另一种人文主义，即自然人文主义”。
面对工业社会的沉沦，莫斯科维奇再次向人类社会发出“回归自然”的呼吁，他说：“这是发自心底、亟待得到聆听和理解的一声呼唤，呼吁复兴人类与自然、与周围新生的一切之间的统一……应当像对待母亲一样关心自然，以及自然为所有容身其中的人们所保藏的一切。”
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位有责任感的学者在论及社会政治、人类前途时都已经不能避开“生态”——或曰“人与自然”这一根本问题。
在“人与自然”这一问题上，并非没有不同的意见。那些从自身利益出发对自然继续持顽固敌对态度的企业家、技术官僚、无良政客们姑且不论；一些严肃认真的学者也会作出不同的解答。
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 ），曾先后担任英国首相布莱尔、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顾问，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唯物论者，一位谨慎的社会进步论者，一位较为克制的乐观主义者，同时他也是一位对生态运动持保留态度的社会活动家。在他1998年出版的《超越左与右》一书中，他曾开辟专章论述了“现代性的负面：生态问题和生活政治”。书中提出一个古老的问题：“我们将怎样生活？”他说，要回答这个问题，现代人就不能不首先关注到“科学技术的进步连同经济发展机制迫使我们面对一度隐藏在自然和传统的自然性之中的道德问题。”
那就是说，人类生活的去向和质量还有待于“人与自然”这一元问题的适度解决。作为一位务实的政治理论家，吉登斯希望人类在已经建成的现代化大道上继续前进，希望依靠经济发展，全球合作以及人对自然控制能力的进一步加强而克服风险，走出困境。对于生态主义者提出的“回归自然”“回归传统”的导向，吉登斯是不予赞同的。他在该章的“结论”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无法回归自然或传统。
从当下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看，吉登斯的这一判断倒是更容易坐实。然而，我们仍然可以就此发出疑问：未来的生活就一定比现在、比过去更好？对于无法做到、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我们能不能思考与想象？如果务实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不能够，那么文学家、诗人能不能够？
吉登斯或许不知道，在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的诗句里，“自然”与“传统”已经返回诗人的身边与心中。比起现代学者的“现代性反思”“自然法审视”“生态学转向”以及“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博弈”，诗人陶渊明关于“人与自然”这一元问题的回答或许是简单质朴的；然而，唯此则又更接近这一问题的本源。还由于他的解答是诗意的，因此就更蕴藉隽永，绵延悠长，无所不包而回味无穷。
梁启超晚年写下的《陶渊明》一书中，把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视为“自然之美”与“人生之妙”和谐共处的典范，
那么，关于陶渊明的当下解读，或许会为“人与自然”这一元问题提供一份东方式的解答，从而为当代人走出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寻求一线生路。在人类的精神文化版图上，陶渊明并非一个孤立的存在。尤其当人们再度面对“人与自然”这一元问题时，陶渊明，这位中国古代的先知先行者应当走进当今世界，或者说当今世界无论如何都应当回望一眼东方诗人陶渊明。